寻找诺贝尔文学奖之外的价值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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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博客  2010-10-10
时间的流逝,让文学在很多人的内心,都变成曾经心动的久远恋人。也似乎只有每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揭晓,才能唤醒内心的记忆,带着美好,以及怅然。
这一次秘鲁作家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断然不会像前些年诺奖作家那样,让中国读者感觉很陌生。说到底,今年诺奖不过是给这个早就非常著名的作家头上再罩上一道荣誉光环罢了。作品是一个作家的全部。对于欣赏略萨才华与学识的中国读者来说,诺奖算是对略萨的文学价值再次确认。
“对权力结构制图学般的细腻描述和他对个人的抵制、反抗和挫败形象的尖锐刻画”,瑞典科学院给略萨的评价,也诠释了那种已近于恒定的文学价值。事实上,在今年诺奖揭晓以后,有关略萨的文学抱负,也通过公共平台得到充分的展示。反独裁、反专制、反极权的标签,让人们看到略萨主张“小说需要介入政治”的勇气与担当。
这是极其可贵的文学品质。事实上,这样的文学价值在去年获得诺奖的德国作家赫塔.米勒身上,也有着清晰印记。米勒对集权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时代给予的深刻批判,其实与略萨对秘鲁专制独裁的政治黑暗年代抨击,是何其相似。而在略萨、米勒之前,还有很多类似的诺奖作家身影,比如,众所周知的索尔仁尼琴。
不必讳言,与略萨、米勒、索尔仁尼琴这类作家的才华与勇气相比,当前中国作家实在太过暗淡了。略萨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说道,“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而中国作家缺乏对现实批判与反思,过度沦陷于权力媚语与盛世颂歌,早就是不争事实。在这样语境下,想让中国作家捧回诺贝尔文学奖,当然就是奢侈的事。
尽管我们知道诺贝尔文学奖笃定的价值来处,但受囿于客观的现实环境,简单指责中国作家不去做堂.吉诃德,也多少难以摆脱道德捆绑的嫌疑。更何况,以略萨的“文学介入政治”来过度强调文学的社会立场,很多时候也容易让人产生偏离文学立场的错觉。对文学来说,永远也不能偏离的,其实也就是人性的大道。强调文学介入政治,不与权力苟且,诉求的则是大人性与大文明。
不过,中国作家在介入政治方面的立场尴尬,也并不能意味着他们在文学的人性与文明路径上,就完全失去了探寻的勇气。事实上,一些作家错开充满野性与狂放的直接批判现实,也在以水滴石穿一样的温情力量,展现人们内心中最隐秘和最柔软的地方。迟子建就是这样的作家。她通过纯粹的文学立场,挖掘深藏于文学内部的另一种潜性力量,来为读者提供一个可以通过文明与人性的悠长路径,这也是很值得激赏的事。
盛大文学的侯小强在微博上就说,中国最好的作家是迟子建,如果说中国有一个人能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赌她。的确,当今中国似乎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像迟子建那样始终保持着安静的创作状态,几十年容颜不改。迟子建把在小人物身上注入温暖当成写作信仰,像擦拭瓷器一样守护着人类朴素的文明,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价值。她把个人的“伤怀之美”变成一种共同的情感体验,不让笔下苍凉变成彻底的绝望,而是诉求于人性的力量来对正在遭受侵蚀文明的进行挽救。
比如,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就表现出巨大的人性救赎力量;《额尔古纳河右岸》让人们看到那些被遗忘的地方对于当代文明的价值;不久前推出的《白雪乌鸦》则把人们带进百年前哈尔滨大鼠疫这个死亡笼罩的极端情境中。这部新作也让我想到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小说《鼠疫》。迟子建就是希望通过对人性的恶与贪欲展现,来让人们懂得,复苏善良与温暖,是多么重要的事。
“这个世界其实挺寒冷的,所以要寻找一团火”,这是迟子建说的话。不管是面对寒冷,还是遭遇黑暗,所有的人都希望有一个明亮与温暖的去处。这样的去处,在文学介入政治陷于尴尬,文艺批判现实成为奢侈的今天,如果不能一下子通过略萨提供的那种大道,至少还要记住有迟子建的那种路径,尽管,它可能会比较幽远与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