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白刃战:国军与八路军不如日军

本文原载于《兵器》2007年第7期，平面媒体版本在部份段落上与本文略有差异。

随着自动武器的广泛出现及战场火力的不断增强，在二战中的大多数战场，刺刀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但是中国战场却是一个例外，这是由交战双方的装备水平、战术思想和军队传统等决定的。到“七七事变”爆发前，尽管日本陆军常备军只有17个师团共45万人，但他们大多是经过长期训练的精兵，在拼刺技术和士气方面占据优势。拼刺训练是日军新兵的基本训练之一，通常每个中队都会配备拼刺训练教官，而陆军部队的联队长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白刃战训练计划。据说在抗战爆发初期，在白刃战中我方需要三到五名战士才能对付一名日军士兵，日军拼刺技术之强可见一斑。

说到日军拼刺技术的渊源，尽管有中古时期开始发展的被称为“剑道”的独具特色的器械搏击术，但它与刺枪术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与中国不同的是，战国时期“足轻”们所使用的竹枪是被武士阶级所不齿的，因此枪术的发展也无从谈起。实际上，对于日本而言，大规模的刺刀技战术训练仍然始于19世纪末期。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陆军中，受法国陆军重视白刃战传统的影响（1873年颁布的第一版《步兵操典》就是译自法文），刺刀训练被提到了很高的地位。特别是在1877年的西南战争期间，精于近战格斗、以中下级武士为主体的西乡军在白刃战中曾给予政府军以重大杀伤，战后，日本陆军开始进一步加强对普通士兵的白刃战训练，同时，针对日军士兵特点的“銃剣術”技战术动作的研究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04年在上海，日本军事剑术队与英国皇家海军刺枪团的对抗性表演中，日本方面经过精心设计的无懈可击的单兵刺枪术曾给予在场的各国观察员以深刻的印象。

与西方列强相比，日军将所谓的“精神力”和意志的作用被提高到了一个不切实际的高度：强调进攻精神，把精神力作为战斗力的主体；认为以刺刀突击才能取得最后的决胜，因此“以肉搏战制胜”的观点在当时的日军高层中大行其道。这固然是因为日本与当时的西方列强相比，工业和经济实力仍然相对落后；但军部高层对陆军火力的进步对作战的影响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905年日俄战争的惨胜，使日军片面的依靠所谓的“白兵突击”，对于速射火力可以改变战场形态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此外，一战中欧洲战场残酷的堑壕攻防战，对于日军来说并没有直观的认识；欧洲人眼中的“大战”，对于日本人来说只不过是在亚太地区几场“轻松的胜利”而已。因此在昭和7年（1932年）的步兵操典中，仍然强调“充溢的攻击精神可以凌驾与物质的威力之上”。

残酷的白刃战

白刃战的残酷性，主要表现在战斗中，阵亡者的比例通常要远大于伤者的比例。早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就有人曾以军医在临床时，“很少看到刺刀伤，除了偶然的情形以外”为理由，论证“在未来战争中刺刀的地位会完全被推翻”；我认为上述论据有失片面。与一般的火力战不同的是，白刃格斗阶段时，敌我双方的交战距离极近。在面对面的交锋中，刺刀等冷兵器所造成的伤害，更多的集中于胸腹部和喉咙等人体要害部位。在这种情况下，被刺中的战士即使未当场死亡，也会由于流血过多而性命堪忧，很多伤者实际上在撤到后方之前就已死亡；此外，在近距离作战中，只有控制战场的一方，才能有效的收治和救助伤员；这些可能就是为什么军队的医疗部门很少有刺刀伤案例的原因吧。

对于中国国民党军队来说，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员的日本军校教育的背景，似乎并未对部队拼刺训练产生什么积极的影响。而黄埔军校自建立之初，就将所谓的“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培养的军官在战术素养方面似乎还不如北洋系的保定军官学校；这么说来，苏式刺枪术对他们的影响也是极为有限的。而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德军事合作中，国民党军队特别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受德国军事思想的影响颇深。由于德国陆军在传统上更重视步兵射击的速度及战场上持续性的火力，只有在巷战或者堑壕突击战等个别情况下，德军步兵才使用手榴弹、匕首和工兵铲等装备进行白刃战。这一点并不符合当时中国军队和以日本为假想敌作战的实际情况。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军队实际上就是由新旧军阀拼凑而成的混合体，不但政令和军令无从统一，步兵训练水平方面也是参差不齐的。“不擅长白刃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抗战爆发初期，进入白刃战阶段后，国民党军的部队普遍缺乏组织，火力点的配置也无法对士兵起到掩护作用，即使在士气较为高涨的情况之下，广大官兵们也只能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与敌人死拼，由于拼刺训练的不足，一般来说伤亡比普遍较大。

当然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李宗仁的所谓“广西军”，由于在省内普遍采取了义务兵役制，并在部队中保留了大量的有经验的中下级军官，尤其是班长，因此在突击作战和白刃战的组织中颇有其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