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帮助日军打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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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1-15 10:41 作者:杜君立 字号:大中小 点击:966次
电影从来就是一种政治文化。在被官方严厉控制的中国电影江湖上,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是仅存的3个老大。在折腾完武侠、恶搞完古代、钻研了爱情之后,冯小刚用《集结号》和《唐山大地震》向政治正确献礼——只为领取官方硕大的红包。近30万悲惨殒命的亡魂,无数人洒在影院的泪水,只为了使官方的虚荣和官员的花翎更加鲜艳,使唯利是图的中国电影和垄断暴利的票房更加疯狂——70元的票价和5亿元票房。
与此同时,无数人在席卷全国的洪水中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无数优秀的孩子和他可怜的父母正为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而愁肠百结——如何买得起大学的门票。
冯小刚在《唐山大地震》首映式上很乖巧地说,在中国,天灾可以拍,人祸不能拍。其实,天灾与人祸谁能分得清,导致数千万生产粮食的农民活活饿死的1960年大饥荒不是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么?从2008年的冰灾到当下遍及中国的水灾,这背后有多少人祸的罪恶。每一次矿难的悲剧总被演绎为“领导英明”的喜剧,天灾在中国就这样变成人祸,人祸就这样变成天灾。
24年后的唐山,冯小刚为官方演出了一出精彩的主旋律堂戏。以此看来,人祸是中国的特色,在这里永不落幕。天灾就如同一场白癜风,正好成为丑陋的借口:冯小刚之所以不够帅,是因为最近得了白癜风。
冯小刚曾说,他最想拍的电影是《温故1942》。当然,中国政府不会让他拍的——谁拍也不行。
35年前的75.8溃坝至今仍被官方严密封锁消息。汶川地震中无数不可告人的丑闻至今仍是禁忌话题。《唐山大地震》拍出来了,拍成了《妈妈再爱我一次》。但愿这不是冯小刚的无能,而是他的无奈。
《温故1942》原作是刘震云写的一部纪实小说。其中记载了作者的大量调查记录和许多原始历史资料。
在中国当下意识形态严厉控制之下,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基本都是官方想让你知道的伪史和秽史,其真实性绝对是可疑的。真正的历史在民间。《温故1942》因为其真实性,读来很有野史的味道。在真实的历史中,人的悲惨命运实在令人扼腕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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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三年(即公元1944年,以下按公元纪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频频失利,从日本本土到东南亚一带的海上运输线随时有被盟军切断的可能。为此,日军于1944年1月24日发动了“1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以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同年4月中旬,日军集结六个师团、4个旅团、共6万兵力分三路进攻豫中。
此时,豫中中国守军为第一战区副司令汤恩伯部,共有8个集团军40多万人。没想到这些看似强壮的国军在日军面前竟不堪一击,一溃千里。于是,“豫中战役”历时38天便结束了。国军损兵折将达20万之多,失城38座,河南省几乎全部陷落日军手里。
这么不经打?40万国军居然损失过半,难道全是吃白饭的?
说出来可能不信,在国军损失的20万人数中,大约有5万名军人是被当地的河南百姓缴械而失去战斗力的。在国军与日军交战时,老百姓个个忙个不停。国军的伤员撤下阵来没人抬,日军的伤员撤下阵来老百姓却抢着抬担架。这还不算,老百姓还亲自带路,帮着日军四处去追击那些走投无路的国军散兵。
这是真实的历史吗?是的!一点不假!确实有为数不少的河南百姓在帮着日军打国军。他们为何要这么做,不怕背上“汉奸”与“卖国”的罪名?理由只有一个:国军没法让他们活下去,日军想法让他们活下去。
要说这段历史应该再往前推二年。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灾民500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汤,袭击全省110个县。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辽阔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300万人之多。
老百姓痛恨国军,水旱蝗汤,“汤”就是指汤恩伯的部队。这些部队还要以抗日名义强行征用农民的耕牛以补充运输工具。对于种田的农民来说,耕牛就是他们的主要生产资料。他们忍无可忍,开始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还只是缴单个国军士兵的武器,后来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国军的武装。
这时,日军打过来了!日军过来第一件事就是向百姓发放军粮,以收拢民心。国军不管百姓死活,日军为百姓打开生存之路,他们不听日军的话还会听谁的话?在“国家如此积贫积弱,军队如此杂色林立,社会如此危如悬卵”之刻,为了生存,老百姓在宁可饿死当中国鬼,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这两条路上选择了后者。
河南灾情严重,《大公报》派遣张高峰记者到中原地区去采访。1943年1月17日,张高峰寄回了一篇题为《饥饿的河南》的通讯。通讯中说:“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报道还详尽记述了河南水、旱、蝗、风、雹等天灾,并揭露当局向灾民执行征兵、征粮等不管百姓死活的政策。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看到这篇通讯后深感事关重大,改题为《豫灾实录》,发表在2月1日《大公报》重庆版上。2日,《大公报》王芸生又写了新闻述评:《看重庆,念中原》。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即刻派人送来人(信),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勒令《大公报》停刊3天(3、4、5日),以示惩戒。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得知此事挺身而出。1943年2月,他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自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到西安,过潼关进入河南。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
白修德在后来出版的《风暴遍中国》一书中这样描述着河南的灾荒:
“1942年,冬小麦因为缺少雨水而歉收,但政府还是照常征收实物税。这就意味着,在整个歉收季节里,冬小麦几乎全部被政府征收掉了,省政府当局向农民保证,雨是肯定会下的,农民会有足够的小麦和玉米来填充他们饥饿的肚子。但是,雨没有下,1942年的整个夏天都没有下雨,谷物的秸秆全都枯萎了。到了秋天,河南省饥荒开始蔓延。
尽管重庆作出了很好听的减税决定,但每个军事机关和地方当局还是要求千方百计地勒索赋税。各县政府要求农民交纳的粮食比农民田里实际生产的粮食还要多,而且毫无宽容可言,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农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那些无力交税纳赋的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得卖掉他们的牲畜、家具甚至土地,换钱来购买粮食,交纳赋税。”
1943年10月,河南灾情报告送到了重庆,国民政府派出两名官员去河南实查。当确知此事为真时,蒋介石这才同意拨2亿元纸币作为灾荒救济款,同时令河南省政府下达减轻赋税的命令。
救济款送到河南是次年3月,2亿元纸币实际到帐只有8000万。当地政府官员又为如何分配这笔巨款吵个没完,最后干脆将这笔钱的大部分存入银行,让它养息增值。小部分发放下去,发放时还要扣除农民往年的欠税款。
对于国军在战争中的大败,白修德采访了一位国民党军官,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军的横征暴敛。可这位军官却认真地回答说:“百姓可以饿死,士兵不能饿死。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那么日本人就会来接管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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