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散文师承

我真正喜欢上散文，是在读了鲁迅先生的《野草》、周作人先生的《苦茶随笔》、梁遇春先生的《春醪集·泪与笑》以后。在这之前，我也看过一些所谓的散文，或闲赋或游记，或唱歌或感怀，文字成一套路，犹如八股之文也，只需填词而已。不能说其中没有一篇好文章，但整体实在糟糕。而我喜爱的这三家，其文字皆能特立独行，把某种风格发挥到极至，形成不可思议的美，令人心魂摇曳，他们才是散文的精魂所在。抛开这三家而谈论现代散文，简直就是盲人摸象，未得根本。
譬如《野草》，虽薄薄一册，但内容与形式却耳目一新。《野草》的诞生，标志作者鲁迅第一次将目光投向自身的存在本身，从意义的搜寻不可得进而转变成对意义的反抗。《野草》是不可复制的，故后来数十年未再见此类文字也。所以有学者称：假使鲁迅仅有一册《野草》，也足以传世。“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这是一个孤独者的内心独白，面对的是荒原与废墟。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
周作人的笔墨以枯淡为主，其中也夹杂着隐隐约约的热情。完全心如止水的人是不会一篇篇文章写下去的。周作人早期的散文平和冲淡，清隽幽雅，譬如《乌篷船》、《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等名篇。后期在故纸堆中发言，“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语）。舒芜先生对周作人的后期散文有极高的评价：“周作人的小品文的真正大成就，还是在他的后期，甚至包括他附敌以后的部分作品，这是今天应该冷静地承认的。”一个背叛者对另一个背叛者的惺惺相惜，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梁遇春27岁就因病去世，所写散文仅三十余篇。他酷嗜英国文学，特別是十八、十九世纪的小品文，对兰姆(Charles Lamb)尤其倾倒。他自己的创作也是清一色小品文，充滿英国风味。《春醪集·泪与笑》可以称得上是现代中国散文的奇异之作，深得英国小品文神髓，那种闲淡有味的随笔真可谓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梁遇春的作品依然无出其右，他的写作风格在当代并无传人，坊间许多的所谓的随笔基本上是形似而神不似。也许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三家散文是我心向往之的，但学这三家的风格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正如周作人自己事先声明的那样：“学我者病，来者方多”。然而读多了这三家的散文，我自己居然也写起了散文，一些文字又居然被收录到各种散文随笔选本。散文是最常见最自由的文体，惟其如此，真正的散文又是最难写的。广州的林贤治先生在《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书屋》杂志2000年第3期）一文里对散文作了这样的定义：“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超过所有文体。”
现代散文作家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说过：“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 个性即生命，个性即自由，以此标准来衡量当下的散文写作，无疑所得甚少。就我个人比较偏爱的几位当下散文家则是林贤治、刘小枫（喜爱的是他那本《走向十字架上的真》，文字与内容浑然无间）、王怡、黄裳、止庵，还有两位是去世数年的胡河清与王小波，胡河清的《洪峰论》、《马原论》、《史铁生论》等篇章百读不厌。
在一个文体泛滥混杂的时代，散文的优势何在？以自己的写作经验视之，散文应该时时质疑主流意识，关注边缘缝隙，关注被历史理性所忽视所压抑的无意识、情趣和兴味，从而可能比小说、诗、戏剧等文体更贴近历史文化主体及其精神世界的真实。周作人曾认为：“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然而当下散文的发达却与王纲解纽毫无关系，压迫更见深度，手段愈加高明。或许，这是一个号召全民狂欢的时代，散文成为一种盛世的涂抹。
散文是极容易写的。很像围棋，易学难精。有的人一辈子以散文家知名，但其文章仅仅是粉饰现实的社论而已，譬如杨朔、刘白羽那一代的作家。有的人一辈子没写什么正经的散文，却能以其说真话使得中国人重温语言的初始意义，那就是言为心声的人生见证，说话，而且是说真话，而且是说出真相。散文必须介入生活，但我所说的“介入”与萨特所说的“介入”还有所不同，萨特认为小说更适合“介入”而诗歌不便“介入”，而且萨特的“介入”说明显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我所说的“介入”是对生活有一种批判性，有所爱，也有所恨；有所宽容，也有所憎恶。散文家不是纸人，他必须对生活有所发现，以散文的方式对生活发言。
现在已经是散文时代了，看看坊间，确实有不少的散文随笔之类的东西。什么阿猫阿狗、什么风花雪月、什么文化大散文，一切无聊与空洞的文字全部汇聚到散文的旗下来，真正的散文却被遮蔽与掩盖了。自由是自由了，然而精神没有了。当许多某某家们将散文写成休闲小品、谈文论艺时，如投枪如匕首般的锋芒渐渐隐去，可能投枪、匕首般的锋芒不合时宜，但真正的写作便是不合时宜的写作，散文最终应体现出人性的亮度与人心的光泽。散文是偏激思想的美的呈现，拒绝平庸，拒绝一切无关痛痒的文字鼓噪。
与朴素兄同好。我也喜欢这三人。我的散文师承只有两个人了：周作人、王小波。借兄宝地，贴篇我写梁遇春的文字吧。
《倩谁唤流莺声住》
○子非鱼兮
梁遇春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一颗流星，虽然只是霎那的一闪，然光芒足以照耀后人，给中国的散文另辟了一条道路，只是他走得太快太急了，没人能跟得上他的轨迹，不能不引以为憾事。五四新文学运动最大的贡献是开一代之风气，解放了文体，产生了一些耀眼的巨星，中国文学之繁荣——说是“空前绝后”未免妄下断语，然“空前”当是事实。光阴荏苒，大师已矣，然似都可告慰于泉下，胡适、鲁迅、周作人、徐志摩等诸公，都有许多追随的徒子徒孙，惟独梁遇春后继乏人，“广陵散”从今绝矣。废名在给梁遇春遗著《泪与笑》所作之序中，引用了辛稼轩的一句词“倩谁唤流莺声住”，叹息英才的早逝，他说自己“说不出所以然来暗地叹息”，在我看来，乃是哀叹梁遇春这种小品文体的转瞬即逝，“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故怆然而泣下也。
梁遇春是个少有的天才，废名曾一再在文中称颂过他，说秋心（梁遇春笔名）作文有六朝文的气象，玲珑多态，“酝酿了一个好气势”，有次他和废名在市场各订购了一双鞋子，取来后，他写信告诉废名：“鞋子已拿来，专等足下穿到足上去。”真有六朝人的文采。可惜天不假年，梁遇春27岁即因染猩红热去世，“无可奈何花落去”，他告别了“触目都是贫乏同困痛”的世界，风度翩翩，永不回头，留下了一帮朋友在那暗地里叹息。
梁遇春留下的文章不多，辑定成集的只有两种，曰《春醪集》，《泪与笑》。前者名之于北魏刘白堕善酿酒，饮之则经月不醒的故事，典出于《洛阳伽蓝记》，梁遇春好酒，但不善饮，这没什么，只要有醉后的飘逸、神思也就够了，其绮丽繁华也大都是“醉中梦话”，“每每是喝了酒午夜文思如涌”（废名语）：“生平不大喝酒，从来没有醉过，并非自夸量大，实在因为胆小，哪敢多灌黄汤。”坦率、性情得可爱，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散文到了梁遇春那里开始花样出新，变得比抒情诗“更洒脱，更胡闹”，散淡、从容、飘逸、隽永。他懂得虚拟，自说自话，札记、书信、对话，按语，无不运用自如，即使再枯燥无味的题目在他笔下也会飞动起来。梁遇春曾经将小品文分为两类，“一种是体物浏亮，一种是精微朗畅。前者偏于情调，多半是描写叙事的笔墨；后者偏于思想，多半是高谈阔论的文字”，显然他属于后者，虽然他自己也坦承实际上这两者难分泾渭，他也当不起思想家的称号，然而毕竟他的文字以理趣为主，并在“高谈阔论”中羼入了不少迤俪的情思，故而摇曳多姿，妖娆斑斓，《泪与笑》中的很多篇什都可作如是观。

说及梁遇春总不免要提起兰姆,十九世纪的英国小品文作家，可谓之曰梁氏之私淑老师。梁遇春毕业于北大英文系，熟谙英文典籍，尤为心仪兰姆的为文、为人，尝作《查理斯·兰姆评传》，高赞他的通达宽容，虽历经生活磨难而仁慈依然，美妙绝伦。梁遇春深得兰姆小品文之菁华，文笔具有地道的英国风味，优雅蕴籍，飞动性灵，风韵卓绝，被郁达夫称为“中国的爱利亚”，爱利亚，今通译伊利亚，兰姆之笔名也。平心而论，梁氏当得起这个赞语，然而天妒英才，本来他将有“一树好花要开”（废名语），却不幸“赍志以殁”，至可哀矣。
梁遇春个性内省，耽于书卷，具有浓厚的悲观主义气质，废名说他是个少年诗人，大约是正确的，六朝人的气质在他身上表露无疑，率真、脱俗、风趣，真性情也，然而我以为悲观应该是他生命气质的基调，他的不少文章中都流露出失意、忧伤、悲悯的意识，有的干脆就以悲哀为题——如《“失掉了悲哀”的悲哀》，有的干脆探讨的是“人死观”，他觉得“人生观这把戏，我们玩得可厌了，换个花头吧，大家来建设个好好的人死观”，这仿佛真的和他死前不久见到的那个对子的下半句一样（梁氏死前两个月前曾去清华园走访叶公超先生，返途中见某巷中一对联，下句是“孤坟多是少年人”，后见废名，以此为话题，天花乱坠），竟成了谶语。他果然“换个花头”了。

All ecstasies,
of love and anger , joys and agonies,
And all the passions that plague man from birth,
Are lapped at last in unimpassioned earth.

以Wilfred Wilson Gibson 这句诗作结未免凄然，然而却颇适合他，但被尘土所掩埋的只能是ecstasies, love and anger , joys and agonies，passions，不能掩埋的是他的散文，《春醪集》和《泪与笑》的成就，至今仍鲜有人匹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