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散文《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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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派散文】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而朴实的女人,生长在六十年代,出生时姥爷就去世了,家里穷,为了给舅舅娶媳妇,母亲便缀了学。母亲这一生不认识多少字,至小就缺少关怀,靠自己,一个人走南闯北,最终嫁入了王家。
父亲有时谈起母亲,都笑说:“你母亲是天底下最勇敢的女人。”母亲与父亲的婚事是遭到所有人的反对的,而母亲执意要嫁给父亲,就与娘家人断绝了所有关系。八十年代的生活,在我们那个山村里还算很落后,母亲跟着父亲并没享多少福,连父亲都说,母亲这一辈子够苦的,也够坚强的。
母亲在自己的印象中吧,永远都是最疼爱自己的人,记得小时候父亲外出求财,一个人在大山大水里穿梭,母亲就在家里种地带我和弟弟,家里那么多地,就靠母亲一个人做完,山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母亲每天早早就去井里担水,晚上做完农活还要教我读书认字。
我很小就识字,这一大部分都来源于母亲的功劳,母亲虽然认字不多,但很小就教我一些简单的字,教我如何给父亲写信,这辈子,生平的第一封信就是在母亲的教导下写给远方的父亲的,还记得那个时候,母亲告诉我,亲爱的是用在平辈之间,对父亲,要用敬爱的。这一辈子,都不曾忘却这两个称呼之间的区别,这也来自于母亲的深刻教导。
五岁那年开始读书,从家里走到学校,要翻很多座山,记得去报名时,因为自己年龄太小,一年级的老师不肯收我,但见我聪明,又舍不得放弃,而同村有一个与我一般大的女子,她见我不读幼儿就能上一年级,她的母亲也要求她的孩子不上幼儿直接进入一年级。而老师就考我和那个女子数数,谁数到五十,谁就进一年级。第二天再去报名的时候,母亲在路上背着我,一路上教我数数,不停地说,我的大儿子最聪明了,一定能数到五十,一定能上到一年级。还好,我没辜负母亲的希望,老师考试时,我数到了五十,而那个女子因为数不到,就没能上。她的母亲就天天闹,老师最终无奈,只好不收我。小时候的我很喜欢读书吧。母亲说,那个时候老师不收我,我就天天守在一年级的教师门外,在那里偷听别人上课,就是不肯进幼儿班。母亲说的时候总是很骄傲。其实我知道,我的小时候的聪明都来自于母亲的教导,母亲用心良苦地教导,我才能有此小小的聪明。
小时候读书,母亲每天都送我去上学,而我们要走的全是山路,我小的时候个子很矮,人又很胖,走路往往最慢,经常赶不上同龄的伙伴,母亲就天天背我,直把我送到教室,看我在安心上课,才离开,下午放学又早早地来接我,晚上就点着灯陪我写作业,读书。现在回去走那山路,才知母亲那时有多么辛苦,而耳边经常响起的却是母亲对我说的,好好读书,等你长大了,开车来接母亲,母亲就开心了。
上小学二年级,母亲就随父亲一起南下,外出求财,一别就是很多年,我与弟弟被爷爷奶奶养着,但少了母亲的教导,我也开始变得叛逆与调皮,经常打架斗殴,但成绩却从没落下过。现在想来,还是母亲小时候的教导有关,虽然自己那样叛逆,但心里仍然热爱读书,从不落下成绩。
再见母亲是在小学六年级,永远都无法忘却的是那个冬天,快过年的时候,母亲和父亲一起回家,回到镇上,就到学校来看我,我下课时,看见母亲站在教室门外,不知怎的,就一下扑了上去,抱着母亲一直哭。现在都想不明白,那时那么大了,为何还会哭?还会那般像个孩子,但心里知道,是因为见着母亲,那种亲切无法取代。
母亲回家后,天天送我读书,性格的反叛,经常惹母亲生气,记忆最深的就是读六年级时,母亲回家,快过年了,我读书要从山里走到镇上,早上五点钟就要起来赶山路,通常天没亮。而我见母亲回了家,就不想去读书,每天早上都拖在家里,母亲见了,就亲自送我,天很早,天又很冷,母亲就早早爬起来,陪我去读书,那个时候仿佛又回到了幼年时代,可母亲把我送到公路上要回转的时候,我却又站住不走了,母亲就生气,恼怒了,从路边拣起枝条,追上来赶我,我见母亲追,就拼命地跑,母亲见我跑,又停住了,她停住,我又停住,她见我停住,又来追我。一直追了很久,我知道母亲生气了,吓住了,就躲在路边的树林里。母亲见我突然消失不见了,心里又不放心,就在那条路上不停地找,努力喊我的名字,可我害怕母亲责骂我,就一直不应声。等天大亮了,我赶到学校的时候,母亲已经等在教室门外,见到我拖着书包来到学校,心里又是疼又是气,一把抱住我。
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真不体谅母亲,觉得自己真对不起她,可是心里也知道,那个时候,不愿意去读书,就是希望母亲陪在自己身边,怕她再离开自己。
也许,是因为我太不听话,太不懂事,老天才带走了我最慈爱的母亲,就那样无情地带走了,母亲躺在我面前那一刻,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感觉,看着她苍白的脸,我以为她在沉睡,以为她只是给我开了一场玩笑,睡了就会醒过来,可是她却永远离开了我,再也不曾醒来。
母亲去世后,我一直不曾相信她就死去了,就那样离开了我,我以为她还会像小时候那样离开了我,在多年后的一个早晨,突然出现在我的身边,出现在我的眼前,可是等到桃花开了又谢了,她都没再回来。
●文/松涛

随着母亲节的到来,我疼痛的心将要破碎。因为,我的母亲已经离开了我们。
岁月如流。在我失去母亲的六年中,每年的母亲节如一把利剑,深深地刺痛我的心。每逢看到别人在母亲节这天,甜甜地喊一声:妈妈。我除了泪流满面,还有一种寒冷袭上心头。
母爱是永远的幸福和温暖。我多想,在母亲节这天叫一声:妈妈。
在我的散文集中,有几篇文章是写母亲的。然而,那些深深地母爱,是我借用别人的情感刻画出来的。我不敢写出我的母亲。不仅仅是母亲太平凡,而是母亲的一生太悲伤。
有几次的母亲节,我也想用笔试着写一写母亲,想把母亲的爱,用笔墨勾画出来。然而,我办不到。因为,夺眶而出的泪水,淹没了我的记忆。让我失声大哭。
我苦难的母亲,是我永久的痛。
记得在我八岁时,母亲的一场大病差一点让我成了孤儿。那是一场灾难,是刻在我记忆深处的疼。
就在我三弟刚出生没几个月,因为母亲极度缺乏营养,三弟饿得骨瘦如柴。望着饥饿的弟弟,没有办法的母亲,只好拖着虚弱的身体,抱着弟弟去姥姥家求助。也不知道是上苍不可怜母亲,还是因为母亲经不起风雨的袭击。在从姥姥家回来的路中,一场罕见的暴风雨,把母亲击倒了。
我虚弱的母亲,因为惊吓过度,疯了......(写到这里,我失声痛哭)。带病的母亲,时常散乱着头发,在大街上呼喊:天塌了,快跑呀........
小小的我,不知道怎样面对精神失常的母亲。每每放学回家,看到母亲那双惊恐的眼神,我茫然失措,脑子一片空白。
眼看母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奶奶怕出了人命,不得不给母亲看病。离我们村子不远处,是解放军的驻地。听人说:军医给老百姓看病不要钱,奶奶就领着母亲去过电(过电:就是用不伤害的电流,电击病人)扎针。
在一次偶然的事情,我感受到了母爱的力量。那是一个黄昏,天空飘着雨的黄昏。我在放学的泥泞路上不慎滑倒,头部鲜血直流,我痛得哭起来。谁料,我的母亲,在风雨中披头散发朝我奔来。母亲紧紧地抱着我,用她那脏习习的身体,为我挡风遮雨......
那一次,我忘掉了母亲是疯子,感到很暖,很暖。
在解放军那里治了两个多月,母亲的病仍没有好这转。军医告诉奶奶说:最好去大医院治疗。
奶奶一看治疗无望,就放弃了为母亲治病的想法。我可怜的母亲呀!已经是瘦弱无望了。谁来挽救我的母亲?
也许是真的有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母亲在一次疯癫中,碰上了一个小孩,小孩手中拿着一个甜瓜。他对母亲说:你的病好治,你用猪腰子(猪肾)煮黑豆,不要放盐,吃了就会好的。说完小孩不见了。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疯癫的母亲,是怎样记住这个偏方的。但是,有一点却是真的。自从在姥姥家服用后,母亲奇迹般的好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次母亲念而道此事时,就恳定地说:天上有神灵。
有一首我写给母亲的诗,让我记得很深。

被遗忘的岁月
永远刻着
一道深深的伤痕
那种疼痛
像母亲蜡黄的脸
望着高高的天空
一片空白
我不想低声哭泣
我想奔跑、呐喊
在岁月中重新寻回
已经失去的母爱

母亲节,是世上最温暖幸福的节日。可我却感到悲伤和寒冷,因为,我的呼喊,母亲再也听不到
放下母亲的电话,我心情突然沉重起来,沉重的再没有心思回到电脑前继续手头可有可无的工作。
母亲是晚上十点打来电话的。母亲说清儿啊病好了没有?要记住去看医生,我和你爸就靠你了。放下电话,我呆座在客厅的沙发上就象有千斤重担压在我的心头喘不气来。母亲老了,老的没有自信没有从容了,就连声音都没有以前响亮了。
母亲说就要过年了,一家人都回来吧,好多年都没看到佳睿(母亲的孙女)了。如果实在走不开就算了。我是母亲,你爱人的母亲也是母亲,别忘了一定要看看他们,他们好,你们好,我也就好了。听到妈妈的劝慰我鼻子酸酸的,眼泪浸出了眼眶。
其实母亲一直都在念叨要看看她的孙女。就是一直没能如愿,说好假期回去的,可学校又要补习,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双休再仔细一算,要座火车,要乘汽车,还要走一段山路就这样推来推去一直推到现在。
我的家在城里,我和我的爱人每年轮流回家过年。母亲猜想今年应该回老家过年了吧,所以提前盼望我们回去。那种盼望是一种心情的牵挂,一种付出的盼望,是在大年三十晚上母亲把最好吃的夹到你的碗里,看到你吃的津津有味,而自己却高兴的泪光盈盈最无私的爱的表达。因此在母亲的心里我回不回去就成了母亲过不过年的象征。
我心里清楚地记得我去年回家的情形。母亲老早就按照农村的习俗准备好了过年才吃的猪头、猪脚,礳好了汤圆,还有一些连自己平时都舍不得吃的零碎小吃。母亲也知道这对我们身在城里的人来说那都是很普通的东西。但母亲说那是一份心意。
和母亲一起过年的日子母亲是劳累的也是幸福的。一日三餐忙前忙后,总不让我们为她分担一点活儿,就连洗碗抹桌的事情母亲都不让帮忙,说那太油了会弄脏衣服。母亲就是这样默默地把无私的母爱奉献给了我们。那几天母亲爬满了皱纹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一直是开心的幸福的。
假期就要到了我们又要回自己的家了。临走的那天晚上,母亲和父亲拿了腊肉、酒米连带一颗父母的心一起装进了口袋。等待第二天一同怀揣回家。那晚,父亲和母亲就静静的陪着我们座了大半个晚上,却很少说话,我知道他们那种难舍而复杂的心情。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要走了,兄弟姐妹把我们送上车,一再要求我们今年一定要回去过年。此刻唯独没看到父亲和母亲。这时我赶忙下车去和母亲告别,走到楼下我看到父亲静静地座在灶台前有点发呆的样子,母亲倚在灶台的门上不停地抹泪。看到我下来父亲就站起来说:这就走啊?我说明天要上班,走了。
母亲一边抹泪一边跟在我的后面,一直唠唠叨叨的听不清楚在说什么,到了门口母亲在腰里摸索出20块钱说:佳睿没有回来,这是奶奶的一点心意。
车启动了。母亲挥着双手一直跟着车子往前跑动,我突然看到母亲老泪众横,泪流满面。一双形同枯枝的手在风中摇晃。我再也忍不住了:妈妈,我明年一定把你的孙女给你带回来!
谨以此文,纪念我去世的母亲。
一直以来,从未写过关于母亲的文字,惭愧。日前,读了梁晓声的一篇《母亲和我的书》之后,深受感动,不由想念起我的母亲来。
低头一算,母亲走了已有四年。奇怪的是,这四年来,母亲却很少入我的梦里。由于从小不在身边的缘故,对母亲的眷恋远不如同龄的伙伴。然而,那些丝丝缕缕的片段,偶然忆起,仍有一种莫名的伤怀。
母亲是上海知青,我在浦东降生后不久,她便随父亲去了山东。据外婆说,我初遇母亲时,脱口而出的竟是:阿姨!五岁时,我去了山东,在母亲身边住了整整三年。不知为何,我自小便不怕她,与她顶嘴也是常事。可我毕竟还是孩子,离不开母亲悉心的照料和关怀。
小学一、二年级时,父亲由于公务繁忙,晚上回来很晚,母亲便担负起了指导我学习的责任。晚上,客厅里的小圆桌上摆满了书籍和本子,母亲安详地坐在一旁,帮我削着铅笔。
一个冬天的晚上,家里突然停电。母亲对我说,要去附近的小店买几支蜡烛,我点头同意了。但母亲走后不久,置身于黑暗中的我突然惊悚起来,爬到窗台上,对着黑漆漆的夜大哭,拼命地叫着“妈妈,妈妈!”直到门响,我才停止了哭喊,一头扎进母亲的怀中。蜡烛亮起来了,发出微弱的火花,却把我的心照得暖暖堂堂。现在回忆起点亮蜡烛的一瞬,仍有一股暖流在我心田缓缓流动。
小学二年级,我离开山东,寄养在外婆家里。每逢寒、暑假便回山东探亲。在母亲身边的日子,屈指可数。九二年,我中学毕业考进了一所中专,开始了住读生涯。
九三年冬的一个周日的傍晚,黄浦江畔,寒风凛冽。来沪看病的母亲,执意要送我过江。渡轮上,母亲的短发被江风吹得有些凌乱,在码头的灯光下,苍黄的面容显得愈加憔悴。看着矮我半头的母亲,我暗自叹喟:母亲老了!心里极想和她说些什么,却不知从何谈起。过江后,母亲和我默默地走在路上。她忽然停住了脚步,拉着我的手,往一家卖服装的摊头走去。“阿姨,帮侬儿子买衣裳啊”胖胖的女店主问,母亲点点头,端详着一件黑白条纹的羊毛衫,说:“这件蛮好,拿一件看看。”母亲极为细致地“审核”手里的羊毛杉,哪怕一点细微的地方也不放过。女店主说:“侬各阿姨,真是细心,老会挑衣各!”而我等在旁边,早已不太耐烦,满脸的不高兴,埋怨她太罗嗦。母亲对于我的愠怒,并不在意,拿着羊毛衫,比着我的肩膀,感到满意后,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才掏钱买了下来。当时的我,对母亲的行为很鄙夷,买一件羊毛衫,要花这么多工夫!却丝毫体恤不到母亲的一片爱子之心!
母亲的病直到九九年才查出来,得的是肾炎,且已到了晚期。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她已经疼得无力说话,原本苍黄的面容已变成暗灰色。然而,母亲对死神竟然毫无惧色,并拒绝“血透”的治疗,为的是给儿子多留一点钱,以后好结婚用。
母亲小时候便体弱多病。青年时代上山下乡,在贵州插队落户,尝尽了人生的艰辛。不料,中年又得绝症!
母亲走的时候很安详,因为她受够了病痛的折磨,只求能够得以解脱。她曾告诉父亲,说是喜欢贵州的青山绿水、风土人情;怀念当年与父亲初遇的情景;缅怀那批同甘共苦的知青朋友……希望死后把她安葬在那里,紧靠着爷爷奶奶的坟。
母亲去世后的一个春节,我去了贵州老家,看见了母亲的坟,坟前立着一块碑,但没有刻字。叔叔们说,要等我娶媳妇后,把她儿媳的名字一同刻上去才行。我伫立在母亲的坟前,早已泣不成声,脑海里浮现起母亲的面容,感慨和她一起的日子。
望着荒烟蔓草的山坡,我想,母亲安睡在地下,当不会寂寥。因为这里有她的公公婆婆;有她熟悉的山山水水;还有她刻骨铭心的一段难忘时光……
我的母亲
文/ 胡适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麇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麇先生了。即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麇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 ,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他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亲.
老舍的散文:我的母亲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做木匠的,做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做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爲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工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爲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爲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爲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出了阁〕出嫁了。。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做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克〕古代“五行”中与“生”相对的一个术语。据五行之说,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即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后来迷信者以此推测人与人之间的命运关系。但老舍在这里并不是迷信,而是借此表达一种难言的复杂感情。”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爲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爲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做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地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爲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洗三〕旧俗在婴儿出生后的第三天给他洗澡,有洗去身上污垢,以保平安健康之意。──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刮痧(shā)〕民间流传的简易治疗方法。适用于夏秋间因中暑或感受秽浊而见头眩、胸闷、恶心、肢麻、吐泻等症。用光边瓷器或铜钱、牛角板等蘸香油或十滴水等刮颈项、胸背、肋间等处,至皮肤呈红赤色爲度。,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爲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爲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爲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竈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愣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二十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爲逆子。二十七岁,我上了英国。爲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了。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爲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关仁山散文:我的母亲
别人说我是个孝子,我的父母从没这样夸奖过我。是父母对我的要求太严格吗?不是。原因是我的家庭,从不把表扬放在桌面,孝心与关爱,都要默默装在心底。
我的母亲是农民,我的爸爸是干部,我的出身怎么会不好呢?“成分”怎么会高呢?这源于我的爷爷,我爷爷在天津的一家织袜厂当过老板,家里的一点土地雇佣了
几次民工。这就被划定了富农的成分。我出生的那些天,母亲抱着我,伤感地泪流:“这个孩子,怎么降生在这个家庭?长大了还有什么出息?”我朝着母亲哭闹着。我上学后,这个噩梦就一直困扰着我。别的小朋友都戴上红领巾了,唯独我没有,我看着别的小朋友戴上红领巾,欢快地奔跑着,我心里埋藏着委屈,又生出对别人的羡慕。“我生下来就比别人低一等啊!我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出身让我丢掉了欢乐,丢掉了前途!”我心里诉说着,祈祷着,躲进冰冷的小屋祈盼春天的温情。
母亲看出我想戴红领巾,就偷偷用红布给我缝制了一个,到家时,看着没有串门的村人,母亲就偷偷给我戴上。我戴上红领巾,对着镜子照着瞧着,那份高兴啊!母亲却偷偷抹眼泪,我看见母亲哭了,也一头扑进母亲的怀里,“哇”地一声哭出声来。母亲鼓励我说:“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好好学习。往后在家里种田,也用知识啊!”无论母亲怎么劝说,我幼小的心灵,还是被这个看不见的噩梦纠缠着,直到初中毕业那年,上级给我家落实了政策,我家被定为“下中农”,我可以和其他小伙伴一样面对生活了。到了三中全会以后,“成份”这个栏目彻底消失了,见鬼去了。
父亲在外地工作,我很少见面,直到搬到唐坊小镇,与父亲见面的机会才渐渐多起来。在我小时候,影响我最大的还是母亲。母亲在镇上当着妇女干部,耕种着母亲和我的口粮田,还要干一种副业,用浆糊粘合一种水泥袋,然后卖到工厂里去。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是非常勤劳的女人,人缘很好。母亲当过劳动模范。我时常听见邻居或镇上人夸奖母亲,这是我心里值得安慰的。每年过生日,母亲都要煮几个鸡蛋,让我在桌子上滚那么几下,然后才剥开吃。母亲说,这样就去祸免灾。母亲说话的时候脸上总是挂着欣慰的笑。
一天晚上,我放学回家,看见母亲把饭做好了,碗扣着饭菜,可她的人却不在,我满院子找一遍,也没有找到。我自己慢慢地吃完了,听见院子里有响动,出去一看,母亲正背着高高的一垛柴草,吃力地走进院子,头发都被柴草缠住了。我跑过去,帮母亲卸下柴草,还帮母亲分开一丝丝头发。母亲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拼命干活。我很感动,劝说母亲不要太劳累了。母亲好像没听见我的话。
在上初中之前,我没穿过一件商店买来的衣裳,我穿的所有衣裳都是母亲亲手做的。有一次,我们学校要我上台演出,要穿一件绿色的上衣,母亲就连夜把父亲的旧衣裳改造过来。天亮的时候,我一睁眼,看见母亲刚刚缝制完衣裳。母亲让我快点起来,试穿一下她新缝的衣裳,看合不合身。我穿上母亲为我做了一夜的新衣裳,感觉非常合身,美观舒适。
母亲对我很严格。她不允许我犯错误,特别是人格上的错误。母亲总是叮嘱我说,你先要做一个好人,然后才能干好事业。我问母亲什么是好人?母亲说,起码的善良、诚实和勤劳。
母亲上工之前常叮嘱我,让我放学回家把鸡蛋收起来,鸡蛋换的钱可供我上学买笔和本子。这天,我发现里面有三个鸡蛋。我就偷偷留了一个,跑到街上,跟卖糖果的人换糖吃。母亲回来问我:“今天下了几个鸡蛋?”我迟疑了一下,不敢看母亲的眼睛,回答说:“两个。”母亲没有怀疑我。午休的时候,母亲发现了我书包里的糖,审问我是哪来的?我心里一紧,赶紧撒谎说:“是我给学校割草,学校发了五毛钱,买的。”母亲没有再审问下去,后来是学校老师家访,把话给说漏了。我知道露馅了,低头不说话。母亲用笤帚疙瘩狠狠打我的屁股,我哭闹着,最后还是奶奶进来帮我解围。吃晚饭的时候,母亲慢慢地说:“明山,你要诚实。”当时我的小名叫明山。母亲还说,一个鸡蛋算不了什么,关键是你犯了不诚实的错误。一个不诚实的孩子,还怎么堂堂正正地做人呢?
一年冬天,我和伙伴偷偷去溜冰。又到对岸去砍一棵槐树做冰排。回来时,我们掉进冰窟窿里,险些丧命。我自己爬上来,不敢回家,冻得打哆嗦。母亲到冰上找我,把我带回家,让我脱掉衣裳,在炉火中烘烤着。我钻进被窝,感觉身上暖和起来了。母亲审问我,我胆怯地交待出砍树的“罪行”,母亲当即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用笤帚狠狠打我的屁股,边打边骂着,砍公家的树是犯法的!第二天,母亲带着我找到镇委会,把我砍树的钱交给了镇上。
1976年唐山大地震,隆隆的声响,把我和母亲惊醒。母亲拽着我就要往外跳,这时母亲拽住我的胳膊,护着我的头,房顶的檩木和砖块就砸了下来。母亲被砸坏了眼窝。我们都被震倒了,多亏有一只箱子放在炕上的东头,房顶直接砸在箱子上,我们被埋住了,但有一个小小的空间。母亲颤抖着抚摸着我的头。我能活吗?母亲在里面鼓励我,坚持,然后自己喊着:“救人啊!”我也想喊,母亲不让我喊,怕我消耗精力。我喘息着,想哭了,母亲不让我哭,哭也会伤神的。母亲大声喊着,呼救着。邻居纷纷赶来了,很快就扒出了我们。我没有受伤,可母亲的腿和眼窝在流血。后来母亲一直闹眼病,2002年的时候母亲的一只眼睛被摘除了。我父亲去世后,74岁的母亲很孤独,我让母亲搬到唐山的新房子里住。看着她鬓间的白发,脸上的皱纹,才感觉到我的母亲已经老了。
邹韬奋散文 我的母亲
说起我的母亲,我只知道她是“浙江海宁查氏”,至今不知道她有什么名字!这件小
事也可表示今昔时代的不同。现在的女子未出嫁的固然很“勇敢”地公开着她的名字,就是
出嫁了的,也一样地公开着她的名字。不久以前,出嫁后的女子还大多数要在
自己的姓上面加上丈夫的姓;通常人们的姓名只有三个字,嫁后女子的姓名往往有四个字。
在我年幼的时候,知道担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笔政的朱胡彬夏,在当时算是有
革 命 性的“前进的”女子了,她反抗了家里替她订的旧式婚姻,以致她的顽固的叔父宣言
要用手枪打死她,但是她却仍在“胡”字上面加着一个“朱”字!近来的女子就有很多在嫁
后仍只由自己的姓名,不加不减。这意义表示女子渐渐地有着她们自己的独立的地位,不是
属于任何人所有的了。但是在我的母亲的时代,不但不能学“朱胡彬夏”的用法,简直根本
就好像没有名字!我说“好像”,因为那时的女子也未尝没有名字,但在实际上似乎就用不着。
像我的母亲,我听见她的娘家的人们叫她做“十六小姐”男家大家族里的人们叫她做“十四
少奶”,后来我的父亲做官,人们便叫做“太太”始终没有用她自己名字的机会!我觉得这
种情形也可以暗示妇女在封建社会里所处的地位。
我的母亲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生的那一年是在九月里生的,她死的那一
年是在五月里死的,所以我们母子两人在实际上相聚的时候只有十一年零九个月。我在这篇
文里对于母亲的零星追忆,只是这十一年里的前尘影事。
我现在所能记得的最初对于母亲的印象,大约在两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夜里,
我独自一人睡在床上,由梦里醒来,朦胧中睁开眼睛,模糊中看见由垂着的帐门射进来的微
微的灯光。在这微微的灯光里瞥见一个青年妇人拉开帐门,微笑着把我抱起来。她嘴里叫我
什么,并对我说了什么,现在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她把我负在她的背上,跑到一个灯光灿烂
人影憧憧往来的大客厅里,走来走去“巡阅”着。大概是元宵吧,这大客厅里除有不少成人
谈笑着外,有二三十个孩童提着各色各样的纸灯,里面燃着蜡烛,三五成群地跑着玩。我此
时伏在母亲的背上,半醒半睡似的微张着眼看这个,望那个。那时我的父亲还在和祖父同住,
过着“少爷”的生活;父亲有十来个弟兄,有好几个都结了婚,所以这大家族里看着这么多
的孩子。母亲也做了这大家族里的一分子。她十五岁就出嫁,十六岁那年养我,这个时候才
十七八岁。我由现在追想当时伏在她的背上睡眼惺松所见着的她的容态,还感觉到她的活泼
的欢悦的柔和的青春的美。我生平所见过的女子,我的母亲是最美的一个,就是当时伏在母
亲背上的我,也能觉到在那个大客厅里许多妇女里面:没有一个及得到母亲的可爱。我现在
想来,大概在我睡在房里的时候,母亲看见许多孩子玩灯热闹,便想起了我,也许蹑手蹑脚
到我床前看了好几次,见我醒了,便负我出去一饱眼福。这是我对母亲最初的感觉,虽则在
当时的幼稚脑袋里当
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母爱。
后来祖父年老告退,父亲自己带着家眷在福州做候补官。我当时大概有了五六岁,
比我小两岁的二弟已生了。家里除父亲母亲和这个小弟弟外,只有母亲由娘家带来的一个青
年女仆,名叫妹仔。“做官”似乎怪好听,但是当时父亲赤手空拳出来做官,家里一贫如洗。
我还记得,父亲一天到晚不在家里,大概是到“官场”里“应酬”去了,家里没有米下锅;
妹仔替我们到附近施米给穷人的一个大庙里去领“仓米”,要先在庙前人山人海里面拥挤着
领到竹签,然后拿着竹签再从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带着粗布袋挤到里面去领米;母亲在
家里横抱着哭涕着的二弟踱来踱去,我在旁坐在一只小椅上呆呆地望着母亲,当时不知道这
就是穷的景象,只诧异着母亲的脸何以那样苍白,她那样静寂无语地好像有着满腔无处诉的
心事。妹仔和母亲非常亲热,她们竟好像母女,共患难,直到母亲病得将死的时候,她还是
不肯离开她,把孝女自居,寝食俱废地照顾着母亲。
母亲喜欢看小说,那些旧小说,她常常把所看的内容讲给妹仔听。她讲得媚媚动听,
妹仔听着忽而笑容满面,忽而愁眉双销。章回的长篇小说一下讲不完,妹仔就很不耐地等着
母亲再看下去,看后再讲给她听。往往讲到孤女患难,或义妇含冤的凄惨的情形,她两人便
都热泪盈眶,泪珠尽往颊上涌流着。那时的我立在旁边瞧着,莫名其妙,心里不明白她们为
什么那样无缘无故地挥泪痛哭一顿,和在上面看到穷的景象一样地不明白其所以然。现在想
来,才感觉到母亲的情感的丰富,并觉得她的讲故事能那样地感
动着妹仔。如果母亲生在现在,有机会把自己造成一个教员,必可成为一个循循善诱的良师。
我六岁的时候,由父亲自己为我“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第一天上的课是“人
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点儿莫名其妙!一个人坐在一个小客厅的炕床上“朗
诵”了半天,苦不堪言!母亲觉得非请一位“西席”老夫子,总教不好,所以家里虽一贫如
洗,情愿节衣缩食,把省下的钱请一位老夫子。说来可笑第一个请来的这位老夫子,每月束
修只须四块大洋(当然供膳宿),虽则这四块大洋,在母亲已是一件很费筹措的事情。我到
十岁的时候,读的是“孟子见梁惠王”,教师的每月束修已加到十二元,算增加了三倍。到
年底的时候,父亲要“清算”我平日的功课,在夜里亲自听我背书,很严厉,桌上放着一根
两指阔的竹板。我的背向着他立着背书,背不出的时候,他提一个字,就叫我回转身来把手
掌展放在桌上,他拿起这根竹板很重地打下来。我吃了这一下苦头,痛是血肉的身体所无法
避免的感觉,当然失声地哭了,但是还要忍住哭,回过身去再背。不幸又有一处中断,背不
下去,经他再提一字,再打一下。呜呜咽咽地背着那位前世冤家的“见梁惠王”的“孟子”!
我自己呜咽着背,同时听得见坐在旁边缝(ren)着的母亲也唏唏嘘嘘地泪如泉涌地哭着。
我心里知道她见我被打,她也觉得好像刺心的痛苦,和我表着十二分的同情,但她却时时从
呜咽着的断断续续的声音里勉强说着“打得好”!她的饮泣吞声,为的是爱她的儿子;勉强
硬着头皮说声“打得好”,为的是希望她的儿子上进。由现在看来,这样的教育方法真是野
蛮之至!但于我不敢怪我的母亲,因为那个时候就只有这样野蛮的教育法;如今想起母亲见
我被打,陪着我一同哭,那样的母爱,仍然使我感念着我的慈爱的母亲。背完了半本“梁惠
王”,右手掌打得发肿有半寸高,偷向灯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满肚子装着已成熟的丝的蚕
身一样。母亲含着泪抱我上床,轻轻把被窝盖上,向我额上吻了几吻。
当我八岁的时候,二弟六岁,还有一个妹妹三岁。三个人的衣服鞋袜,没有一件不
是母亲自己做的。她还时常收到一些外面的女红来做,所以很忙。我在七八岁时,看见母亲
那样辛苦,心里已知道感觉不安。记得有一个夏天的深夜,我忽然从睡梦中醒了起来,因为
我的床背就紧接着母亲的床背,所以从帐里望得见母亲独自一人在灯下做鞋底,我心里又想
起母亲的劳苦,辗转反侧睡不着,很想起来陪陪母亲。但是小孩子深夜不好好的睡,是要受
到大人的责备的,就说是要起来陪陪母亲,一定也要被申斥几句,万不会被准许的(这至少
是当时我的心理),于是想出一个借口来试试看,便叫声母亲,说太热睡不着,要起来坐一
会儿。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母亲居然许我起来坐在她的身边。我眼巴巴地望着她额上的汗珠
往下流,手上一针不停地做着布鞋──做给我穿的。这时万籁俱寂,只听到滴搭的钟声,和
可以微闻得到的母亲的呼吸。我心里暗自想念着,为着我要穿鞋,累母亲深夜工作不休,心
上感到说不出的歉疚,又感到坐着陪陪母亲,似乎可以减轻些心里的不安成分。当时一肚子
里充满着这些心事,却不敢对母亲说出一句。才坐了一会儿,又被母亲赶上床去睡觉,她说
小孩子不好好的睡,起来干什么!现在我的母亲不在了,她始终不知道她这个小儿子心里有
过这样的一段不敢说出的心理状态。
母亲死的时候才廿九岁,留下了三男三女。在临终的那一夜,她神志非常清楚,忍
泪叫着一个一个子女嘱咐一番。她临去最舍不得的就是她这一群的子女。
我的母亲只是一个平凡的母亲,但是我觉得她的可爱的性格,她的努力的精神,她
的能干的才具,都埋没在封建社会的一个家族里,都葬送在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务上,否则她
一定可以成为社会上一个更有贡献的分子。我也觉得,像我的母亲这样被埋没葬送掉的女子
不知有多少!
一九三六,一,十日深夜
我的母亲
丰子恺
中国文化馆要我写一篇《我的母亲》,并寄我母亲的照片一张。照片我有一张四寸的肖像。一向挂在我的书桌的对面。已有放大的挂在堂上,这一张小的不妨送人。但是《我的母亲》一文从何处说起呢?看看母亲的肖像,想起了母亲的坐姿。母亲生前没有摄。取坐像的照片,但这姿态清楚地摄入在我脑海中的底片上,不过没有晒出。现在就用笔墨代替显影液和定影液,把我母亲的坐像晒出来吧:
我的母亲坐在我家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
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我家的老屋是一所三开间的楼厅,右边是我的堂兄家,左边一间是我的堂叔家,中央一间是我家。但是没有板壁隔开,只拿在左右的两排八仙椅子当作三份人家的界限。所以母亲坐的椅子,背后凌空。若是沙发椅子,三面是柔软的厚壁,凌空原无妨碍。但我家的八仙椅子是木造的,坐板和靠背成九十度角,靠背只是疏疏的几根木条,其高只及人的肩膀。母亲坐着没处搁头,很不安稳。母亲又防椅子的脚摆在泥土上要霉烂,用二三寸高的木座子衬在椅子脚下,因此这只八仙椅子特别高,母亲坐上去两脚须得挂空,很不便利。所谓西北角,就是左边最里面的一只椅子。这椅子的里面就是通过退堂的门。退堂里就是灶间。母亲坐在椅子上向里面顾,可以看见灶头。风从里面吹出的时候,烟灰和油气都吹在母亲身上,很不卫生。堂前隔着三四尺阔的一条天井便是墙门。墙外面便是我们的染坊店。母亲坐在椅子里向外面望,可以看见杂沓往来的顾客,听到沸翻盈天的市井声,很不清静。但我的母亲一向坐在我家老屋西北角里的这样不安稳、不便利、不卫生、不清静的一只八仙椅子上,眼睛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里呢?因为这位子在我家中最为重要。母亲坐在这位子里可以顾到灶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静不清静了。
我四岁时,父亲中了举人,同年祖母逝世,父亲丁艰在家,郁郁不乐,以诗酒自娱,不管家事,丁艰终而科举废,父亲就从此隐遁。这期间家事店事,内外都归母亲一人兼理。我从书堂出来,照例走向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的母亲的身边,向她讨点东西吃吃。母亲口角上表出亲爱的笑容,伸手除下挂在椅子头顶的“饿杀猫篮”,拿起饼饵给我吃;同时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给我几句勉励。
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遗下了母亲和我们姐弟六人,薄田数亩和染坊店一间而逝世。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店伙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店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从学堂里放假回家,又照例走向西北角里的椅子边,同母亲讨个铜板。有时这四班人同时来到,使得母亲招架不住,于是她用了眼睛的严肃的光辉来命令,警戒,或交涉;同时又用了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来劝勉,抚爱,或应酬。当时的我看惯了这种光景,以为母亲是天生成坐在这只椅子上的,而且天生成有四班人向她缠绕不清的。
我十七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诫告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她给我准备学费,她给我置备行李,她给我制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她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
我廿二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不克依居母亲膝下,唯假期归省。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
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银白了。
我三十岁时,弃职归家,读书著述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
我三十三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我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是我的母亲,同时又是我的父亲。她以一身任严父兼慈母之职而训诲我抚养我,我从呱呱坠地的时候直到三十三岁,不,直到现在。陶渊明诗云:“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我也犯这个毛病;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现在我每次在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丰子恺
中国文化馆要我写一篇《我的母亲》,并寄我母亲的照片一张。照片我有一张四寸的肖像。一向挂在我的书桌的对面。已有放大的挂在堂上,这一张小的不妨送人。但是《我的母亲》一文从何处说起呢?看看我母亲的肖像,想起了母亲的坐姿。母亲生前没有摄影取坐像的照片,但这姿态清楚地摄入在我脑海中的底片上,不过没有晒出。现在就用笔墨代替显形液和定影液,把我的母亲的坐像晒出来吧:
我的母亲坐在我家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
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我家的老屋是一所三开间的楼厅,右边是我的堂兄家,左边一间是我的堂叔家,中央是没有板壁隔开,只拿在左右的两排八仙椅子当作三份人家的界限。所以母亲坐的椅子,背后凌空。若是沙发椅子,三面有柔软的厚壁,凌空无妨碍。但我家的八仙椅子是木造的,坐板和靠背成九十度角,靠背只是疏疏的几根木条,其高只及人的肩膀。母亲坐着没处搁头,很不安稳。母亲又防椅子的脚摆在泥土上要霉烂,用二三寸高的木座子村在椅子脚下,因此这只八仙椅子特别高,母亲坐上去两脚须得挂空,很不便利。所谓西北角,就是左边最里面的一只椅子,这椅子的里面就是通过退堂的门。退堂里就是灶间。母亲坐在椅子上向里面顾,可以看见灶头。风从里面吹出的时候,烟灰和油气都吹在母亲身上,很不卫生。堂前隔着三四尺阔的一条天井便是墙门。墙外面便是我们的染坊店。母亲坐在椅子里向外面望,可以看见杂沓往来的顾客,听到沸翻盈天的市井声,很不清静。但我的母亲一身坐在我家老屋西北角里的这样不安稳,不便利,不卫生,不清静的一只八仙椅子上,眼睛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里呢?因为这位子在我家中最为冲要。母亲坐在这位子里可以顾到灶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要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静不清静了。
我四岁时,父亲中了举人,同年祖母逝世,父亲丁艰在家,郁郁不乐,以诗酒自娱,不管家事,丁艰终而科举废,父亲就从此隐遁。这期间家事店事,内外都归母亲一个兼理。我从书堂出来,照例走向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的母亲的身边,向她讨点东西吃。母亲口角上表出亲爱的笑容,伸手除下挂在椅子头顶的“饿杀猫篮”,拿起饼饵给我吃;同时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给我几句勉励。
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遗下了母亲和我们姐弟六人,薄田数亩和染坊店一间而逝世。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店伙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店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从学堂里放假回家,又照例走向西北角椅子边,同母亲讨个铜板。有时这四班人同时来到,使得母亲招架不住,于是她用眼睛的严肃的光辉来命令,警戒,或交涉;同时又用了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来劝勉,抚爱,或应酬。当时的我看惯了这种光景,以为母亲是天生成坐在这只椅子上的,而且天生成有四班人向她缠绕不清的。
我十七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诫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她给我准备学费,她给我置备行李,她给我制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她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了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
我廿二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不克依居母亲膝下,唯假期归省。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现出慈爱的笑容。她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
我三十岁时,弃职归家,读书著述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银白了。
我三十三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了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是我的母亲,同时又是我的父亲。她以一身任严父兼慈母之职而训诲我抚养我,我从呱呱坠地的时候直到三十三岁,不,直到现在。陶渊明诗云:“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我也犯这个毛病;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现在我每次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散文卷)杜 埃:我的母亲
1956年,我离家多年后回到了粤闽边上山城——大埔县莒村故乡。当我回到县城后,那时还没小汽车,县的领导要我走新开的公路和坐上刚通车不久的长途客车(客车要经过我村向湖寮区驶去)。这时我犹豫了:坐车还是走路?结果选择了走路。让嫂子和大侄女先坐车把行李运回去,我则和随行伙伴易准同志步行。从县城到我村足有40华里,中间还有几段陡斜的山路,必须喘着气上岗下山。
“何必呢?”县里的领导说,嫂子也劝。我还是一意孤行。为什么?因这条40华里的路,上县里的初中念书时,跟同学们来回步行过多次,哪个山、哪个坳、哪个凉亭……都记忆犹新,重走一趟饶有意思。
果然如此。走了35里老路,勾起了许多少年期的往事和再见了一个个山村的面貌。再走几里,就行近故乡时,我的心情慢慢紧了。经过大嵊坑那个山边田垠,我想起孩提时看见母亲在小禾场上用绞架夹着稻把打谷子,嫂子则把谷子挑回村的情景;经过粮腹垌、虎豹案时,脑里浮泛起小学放暑假时我挑上竹笼里的小鸭子跟上放牛的外祖父,把小鸭放进刚收割过的田里去找谷子吃的情景;大嵊坑的黄屋村有些屋子塌了,有些是新建的,但过去那间私塾小院一棵古老的桂花树却仍然挺立,尽管苍老多了。
走过风雨亭,便可看到我村子的一角。它在我脑中出现,使我的心立刻紧缩,怦怦跳起来。啊,阔别多年的故乡家在前面,它的容貌怎样了?我们家族的人和邻里又怎样了?还没走进村子,却泛起许许多多昔日的情景,心情起伏不停,脚步也放缓了。真是“近乡情更怯”。
啊!一群人拥上来。真的,我真的回到了故乡!心里想:要不是全国解放,远去的游子真不知何时何日才能回来呢。
故乡经过八年极其艰苦的抗日战争和紧接着三年的解放战争,似乎江山依旧,人事却有了很大变化。首先是北山我家左边的山岗上立起了一座不大的纪念碑,那是为解放战争时期几个牺牲者树立的。隔着莒溪水西南面高大的马山增添了不少坟墓。客家人很敬重祖先,坟墓修得特别讲究,全用石灰、火砖砌成,白坟一小座一小座点布在山坡上。村中60岁以上的老男人没剩几个,老太婆多些,许多人已离世而去,大半是抗战时期饿死的。小学老同学留村的也没几人。他们都为了生活,远走他乡,或者漂洋过海到了南洋。我接触到的都是不认得的年青人。“少小离家老大回”,却被青年们邀去开座谈会,会上我讲了解放前村中情况,这里面充满激动的往事,暂且不去说它了。
最令我难忘的,是一个微微伛偻的背影。这背影无时无刻不紧紧萦绕在脑际,特别是每当我一次又一次走过我家的自留地时,这个身影在菜园子里锄地,或播种,或除草,或摘菜;她穿的是旧式蓝布女服,默默地在那儿劳动。她,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姓陈名汀,是同村隔一条小山坑的贫农陈国材的二女儿,我父亲是个华侨店员。据韭婆说年青时她长得苗条、漂亮,人勤劳,又合得左邻右舍,是被我外祖父母称为贤惠的一位村姑娘,外祖父母把她当成掌上明珠,很疼她,但她并不因获得宠爱而娇纵惯性。她生性寡言,性格恬静温和,从不招惹是非,肯关心人、帮助人,博得娘家许多人的赞赏。嫁过来后,她的美好的品格也受到左邻右舍的赞扬。我父亲大约20岁左右从南洋回来娶了她。这里有个小故事,也是韭婆告诉我的,当她嫁给我父亲时,父亲因她长得漂亮、贤惠,新娘轿子到家,向族里的人各各奉上茶、鞠躬之后,父亲揭开她的凤冠和面纱,携着她在我们这个只有三个小姓聚居的田背角小自然村转了一圈,向邻里们行见面礼。这在当时的习俗看来,是颇为新奇的。我父亲因在南洋生活,思想比较开化,也想借此炫耀一下自己娶了个大姓人家美丽的姑娘。这一来,却给邻近开个小小裁缝作坊的人看了个清清楚楚,患上了相思病。后来为了生活,父亲又只身远出南洋,抛下妻子和生下的儿子在乡中耕田过日子。那个小作坊的老板认为有机可乘。读者可能知道,客家人聚居之地都因山多田少,结婚后老婆有了身孕,便又再去南洋谋生。一去十年八载未回。那个小老板便借故常来纠缠,都给我母亲推得一干二净,被邻里们传为佳话,而那个男人却留下不少笑柄。
几年后,父亲在南洋山边里开了个“鸦搭店”(用杉枝搭盖的小屋店),母亲和外祖母便由村中的水客带去南洋,跟我父亲聚居多年。待我小学还未毕业时,父亲寄回一张外祖母和我父母亲合照的照片。外祖母和母亲都南洋化了,梳装打扮,穿上黑色长裙,我这时,才认真瞧了瞧母亲的容貌,果然她长得很美,楚楚动人。
又过了若干年,小“鸦搭店”倒闭,父母双双带上小弟又回到了山乡,过着接近中农的耕山种地生活。这时正好是中国闹第一次大革命。离我家侨乡50多华里的大宁乡成为农民运动的中心。不久,国共分裂,清党清乡开始,杀了不少农民知识分子,也有不少逃到南洋去。那时的一天的深夜,大约是十一时左右,忽然有人从屋背山上蹑到我家敲门。母亲隔门问清是谁?回答是“大宁同宗”(大宁多半为我家远房同宗),父亲便急急开了门,那时正是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我村小学的革命老师都连夜逃亡了。原来这五位大宁同宗也是躲避捕杀而上了山,不敢走大路,在山上饿了几天,然后一山又一山于夜间逃到我们家。这里面某一位“梓叔”(乡里人的宗族观念是很强的)在南洋认识我父亲,相交不错。他那时回了国,也有时到我家作客。母亲忙把大门闩好,父亲问明情由,母亲当即杀了三只鸡,煮了大锅粥,热情款待,到了凌晨二时左右,我母亲义无返顾,戴上竹笠,主动亲自带领这五位逃亡者上后山,走过半山上的黄湖堂村,转到水和莲村、密坑等山地,急急忙忙一夜走山路,最后把他们带到梅潭河边,雇了一只小民船下潮汕,逃到南洋去了。
母亲于第二天上午才回到家里,一再叮咛我这件事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全家大祸临头。其实,昨晚上父亲就已郑重告诫我了,而我那时也已有点儿懂得我敬爱的小学老师为什么一夜之间逃跑了。我开始有了憎恨……
1930年,内战激烈,而农村到处破产,青年没出路,彷徨苦闷,不可终日。在县立初中辍学后,我当了原村小学半义务教师,昔日那些老师不知去向,找不到光明。我看了老师们逃亡前秘密藏下来的大批革命小说,还有看不懂的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特别是看了蒋光赤的《少年漂泊者》,引起极大的共鸣,决心离开破落而死寂的山村,和两位同学毅然到广州流浪去、漂泊去。父亲大不以为然,因他想强迫我和童养媳结婚。他还拍了桌子,动了火。我没理他,而向来疼我的母亲却截然不同。她噙着眼泪,从木箱里取出一枚舍不得用去的当年结婚戒指,塞进我的手心,紧紧握着只说了一句:“你去吧!”
1935年冬,日本侵略者步步逼近华北,民族危机越发深重,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震动中外的“一二·九”运动,跟着全国各大城市支援。春节前我参加了中大学生的下乡抗日宣传运动,到汕头、潮州,最后回到山城大埔县。我离村后第一次和队伍回到了故乡,我的母亲正患哮喘病卧在床上。她从蚊帐里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抚着我的头,倾诉了思念,见到我回来,非常高兴。而我们日夜要赶排抗日话剧,以便在村里公演,在家时间不多,也没跟母亲好好多呆上点时间。
公演完,即接到广州留城学生继续示威,发生了“荔枝湾惨案”的消息。全队随即离乡赶返广州。母亲听说后把原来准备在春节宰来还肉铺赊账的猪宰了,把猪肉最好的部分加上药材炖了给我们饯行。
因工作需要,我于1940年到了菲律宾,做华侨抗日宣传工作和国际宣传工作。当时国内反共高潮迭起,到海外去的人都不声张,准备立地生根,做长期打算。因而我的出走,也只是极少数人知道。许多原在一起工作的朋友却一无所知,都认为我失踪了,有人传说我已被捕被杀。这件事传到当年已由香港回到内地参加抗战的李育中耳里(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也以为是真的了,为了纪念,他在长沙某报写了悼念文章。而消息又误传到我的山村,父母悲不成声,因已成了“匪属”,便只能忍声吞泪。在极少数人知道的情况下,母亲秘密设灵牌于她的卧室中(那时是不敢把亡人灵牌放在厅堂上的),每天烧香供奉。以上这一切,是梁上苑同志于太平洋战争前两个月到菲律宾告诉我的。并说:“这个误传很好,不必去澄清,也别告诉你父母,这对工作有好处。”过了一个多月,我反复考虑,应该设法带信回乡,说明还活着,但不告知地点,而且信可寄到湖南转寄故乡,这不就是很稳当的了。但那个时期正准备办大报,国际时局又紧,工作很忙,还没待执笔,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了,与香港、国内一切交通都中断了。
这件使我母亲终生含恨的事,一直待我于1956年回乡时,和母亲的结拜姐妹韭婆见了面,声泪俱下地告诉了我。果然,上苑所告的是事实。因为抗战时期的大饥荒,广东出现不少万人坑、万人冢,我的母亲也在那个年头因饥饿贫病而死去。
要是那时我来得及用迂回的方法告诉家里我还活着,母亲会有多大的高兴啊!即使她死时也会放下一桩沉重的心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每个母亲对自己的儿女总是无限慈爱,总是在尽自己的一切来抚养儿女,让儿女长大成人,我的母亲也如世上许多善良的母亲一样。想不到“一二·九”下乡宣传那次见面,竟是最后一面了。然而,虽时隔半个多世纪,我母亲那崇高的形象,始终还活在我的心里!
1988年6月14日急草于增城朱村
季羡林:怀念母亲
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
 
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我六岁离开我的生母,到城里去住。中间曾回故乡两次,都是奔丧,只在母亲身边呆了几天,仍然回到城里。最后一别八年,在我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弃养,只活了四十多岁。我痛哭了几年,食不下咽,寝不安席。我真想随母亲于地下。我的愿望没能实现。从此我就成了没有母亲的孤儿。一个缺少母爱的孩子,是灵魂不全的人。我怀着不全的灵魂,抱终天之恨。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止,数十年如一日。如今到了德国,来到哥廷根这一座孤寂的小城,不知道是为什么,母亲频来入梦。
 
我的祖国母亲,我这是第一次离开她。离开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这个母亲也频来入梦。
 
为了保存当时真实的感情,避免用今天的情感篡改当时的感情,我现在不加叙述,不作描绘,只从初到哥廷根的日记中摘抄几段:
 
1935 年 11 月 16 日
 
不久外面就黑起来了。我觉得这黄昏的时候最有意思。我不开灯,只沉默地站在窗前,看暗夜渐渐织上天空,织上对面的屋顶。一切都沉在朦胧的薄暗中。我的心往往在沉静到不能再沉静的氛围里,活动起来。这活动是轻微的,我简直不知道有这样的活动。我想到故乡,故乡里的老朋友,心里有点酸酸的,有点凄凉。然而这凄凉却并不同普通的凄凉一样,是甜蜜的,浓浓的,有说不出的味道,浓浓地糊在心头。
 
11 月 18 日
 
从好几天以前, 房东太太就向我说,她的儿子今天家来,从学校回家来,她高兴得不得了。……但儿子只是不来,她的神色有点沮丧。她又说,晚上还有一趟车,说不定他会来的。我看了她的神气,想到自己的在故乡地下卧着的母亲,我真想哭 ! 我现在才知道,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
 
11 月 20 日
 
我现在还真是想家,想故国,想故国里的朋友。我有时简直想得不能忍耐。
 
11 月 28 日
 
我仰在沙发上,听风声在窗外过路。风里夹着雨。天色阴得如黑夜。心里思潮起伏,又想起故国了。
 
12 月 6 日
 
近几天来,心情安定多了。以前我真觉得二年太长;同时,在这里无论衣食住行哪一方面都感到不舒服,所以这二年简直似乎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下来了。
 
从初到哥廷根的日记里,我暂时引用这几段。实际上,类似的地方还有不少,从这几段中也可见一斑了。总之,我不想在国外呆。一想到我的母亲和祖国母亲,就心潮腾涌,惶惶不可终日,留在国外的念头连影儿都没有。几个月以后,在 1936 年 7 月 11 日,我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叫《寻梦》。开头一段是:
 
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下面描绘在梦里见到母亲的情景。最后一段是:
 
天哪 ! 连一个清清楚楚的梦都不给我吗 ? 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我在国内的时候,只怀念,也只有可能怀念一个母亲。现在到国外来了,在我的怀念中就增添了一个祖国母亲。这种怀念,在初到哥廷根的时候,异常强烈。以后也没有断过。对这两位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在欧洲的十一年。
附: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生于 1911 年,山东清平人。中共党员。 1934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曾任中学国文教师。 1935 年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印度及中亚古代语文, 1941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 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全国第二、三、四、五届政协委员,全国第六届人大常委,中国作协第六、七届全委会名誉委员。 1933 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散文集《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季羡林选集》,专著《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 1957 — 1959 年印度民族起义》、《罗摩衍那初探》、《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译著《短简小说集》、《伏哩婆湿》、《沙恭达罗》、《罗摩衍那》、《家庭中的泰戈尔》等。
 

我为什么心甘情愿做这样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题目出得好,不但实获我心,而且先获我心:我早就想写这样一篇东西了。
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从乡下到城里;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于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我的经历可谓多矣。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她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她手下的小喽啰们曾两次蹿到我的故乡,处心积虑地把我“打”成地主,他们那种狗仗人势穷凶极恶的教师爷架子,并没有能吓倒我的乡亲。我小时候的一位伙伴指着他们的鼻子,大声说:“如果让整个官庄来诉苦的话,季羡林家是第一家!”
这一句话并没有夸大,他说的是实情。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三个兄弟,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最小的一叔送了人。我父亲和九叔饿得没有办法,只好到别人家的枣林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最后兄弟俩被逼背井离乡,盲流到济南去谋生。此时他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于是我父亲就回到了故乡,说是农民,但又无田可耕。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从济南有时寄点钱回家,父亲赖以生活。不知怎么一来,竟然寻(读若xín)上了媳妇,她就是我的母亲。母亲的娘家姓赵,门当户对,她家穷得同我们家差不多,否则也绝不会结亲。她家里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钱、有闲上学。所以我母亲一个字也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她家是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庄五里路。这个五里路就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
北京大学那一位“老佛爷”要“打”成“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就有这样一位母亲。
后来我听说,我们家确实也“阔”过一阵。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东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五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奖。兄弟俩商量,要“富贵而归故乡”,回家扬一下眉,吐一下气。于是把钱运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乡里的事由父亲一手张罗,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时兴会淋漓,真正扬眉吐气了。可惜好景不长,我父亲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样,豁达大度,招待四方朋友。一转瞬间,盖成的瓦房又拆了卖砖、卖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变了主人。全家又回归到原来的情况。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降生到人间来的。
母亲当然亲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可惜,当我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有几岁,告诉我,我也不懂。所以,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昙花一现,我到现在也不完全明白。这谜恐怕要成为永恒的谜了。
不管怎样,我们家又恢复到从前那种穷困的情况。后来听人说,我们家那时只有半亩多地。这半亩多地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一家三口人就靠这半亩多地生活。城里的九叔当然还会给点接济,然而像中湖北水灾奖那样的事儿,一辈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九叔没有多少钱接济他的哥哥了。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谈“红”色变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办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们这一支是有钱有地的。虽然举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亲孙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来。她是整个官庄能够吃“白的”的仅有的几个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给我留出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白面馍馍来。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立即跳下炕来向村里跑,我们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声:“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缩回到肥大的袖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馍馍,递给我,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此外,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呛——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点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绝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是以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后,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我于是就大快朵颐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了点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歉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至于肉类,吃的回忆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卖煮牛肉的作坊。给农民劳苦耕耘了一辈子的老黄牛,到了老年,耕不动了,几个农民便以极其低的价钱买来,用极其野蛮的办法杀死,把肉煮烂,然后卖掉。老牛肉难煮,实在没有办法,农民就在肉锅里小便一通,这样肉就好烂了。农民心肠好,有了这种情况,就昭告四邻:“今天的肉你们别买!”老娘家穷,虽然极其疼爱我这个外孙,也只能用土罐子,花几个制钱,装一罐子牛肉汤,聊胜于无。记得有一次,罐子里多了一块牛肚子,这就成了我的专利。我舍不得一气吃掉,就用生了锈的小铁刀,一块一块地割着吃,慢慢地吃。这一块牛肚真可以同月饼媲美了。
“白的”、月饼和牛肚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劈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就能长得更好,粮食就能打得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不会被二大娘“卷”(我们那里的土话,意思是“骂”)出来。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为什么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黄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我在她身边只待到六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待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上了高中的时候,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像母亲临终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母爱的名言
1.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 ——米尔
2.母爱是一种巨大的火焰。 ——罗曼罗兰
3.“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
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
‘红的’(注:指高粱饼子)。
——季羡林
4.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
——但丁
5.“我很幸运有爱我的母亲” ——贝多芬
6.母亲对我的爱之伟大让我不得不用我的努力工作去验证这种
子爱是值得的。 ——夏加尔(绘画大师)
7.慈母的胳膊是由爱构成的,孩子睡在里面怎能不香甜?
——雨果
8.我的生命是从睁开眼睛,爱上我母亲的面孔开始的。
——乔治·艾略特
9.就是在我们母亲的膝上,我们就获得了我们的最高尚、最真
诚和最远大的理想,但是里面很少有任何金钱。——马克·吐温
10.人的嘴唇能发出的最甜美的字眼,就是“母亲”,最美好的呼喊,就是“妈妈”。
11.我给我母亲添了不少乱,但是我认为她对此颇为享受。
——马克·吐温
12.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
——高尔基
13.全世界的母亲是多么的相像!她们的心始终一样,每一个母亲
都有一颗极为纯真的赤子之心。
——惠特曼
14.在你的生命中最荒谬的一天,就算你有一台电动的骗人机器,
你也骗不过你的母亲。
——荷马·辛普森
15.在孩子们的口头心里,母亲就是上帝的名字。
——萨克雷
16.母性的力量胜过自然界的法则。
——芭芭拉·金索尔夫
(美国当代著名作家)
17.母亲的心是一个深渊,在它的最深处你总会得到宽恕。
——巴尔扎克
18.妈妈是我最伟大的老师,一个充满慈爱和富于无畏精神的老
师。如果说爱如花般甜美,那么我的母亲就是那朵甜美的爱之
花。
——史蒂维·旺德
(美国著名盲人男歌手)
19.母亲们是天生的哲学家。
——斯托夫人
(《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美国女作家)
20.母亲不是赖以依靠的人,而是使依靠成为不必要的人。
——美国女小说家菲席
尔.D.C.
21.我之所有,我之所能,都归功于我天使般的母亲。
——林肯
22.作为一个现代的父母,我很清楚重要的不是你给了孩子们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