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快车将减速？

今后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将降至7%，而不是曾经经历过的10%。
如果政府确实担心GDP下行到7%时将导致社会不稳定，对策应该是加大社保支出，而非政府主导的投资、货币扩张和重新启动地产泡沫
汽车在“正常”时速下行驶最省油（符合节能减排的要求）、最不容易损坏汽车的零部件（可持续的）、最不容易出事故（可减少危机的风险）。但是，如果超高速行驶，一时间固然风驰电掣，但驾驶同样距离的能耗反而会增加，机件损耗加大，故障率上升，车辆寿命缩短；更可怕的是，高速驾驶可能会导致车毁人亡。
同样，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与其增长潜力相符。如果中国的GDP增长潜力只是7％，而政策却人为地将增长推高到10%－12％，那就必然要求向经济中注入过多的货币，从而导致通胀、资产泡沫、银行坏账等恶果。由此而来的经济过热之后则是政策紧缩和经济大幅波动。
所以，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正确判断经济增长的“正常时速”（增长潜力），是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情。
增长潜力降为7％
有六大原因将改变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潜力。
这六大原因包括：出口减速、房地产需求减速、城镇化速度放缓、劳动力增速下降、生产率增速下降和利率水平上升。
过去10年，中国出口经历了年均23％的高速增长，贡献了约3个百分点的年均GDP增长，而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年增长率接近20％，成为内需中最主要的一个增长来源。但是，这样的高速增长是今后无法复制的。今后10年，中国年均出口增长和住宅销售面积的年均增长率很可能都会只有过去的一半左右。
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报告认为，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已经由加速阶段转变为减速阶段，这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计算基本吻合。这意味着，伴随城镇化对投资与消费的需求，如建筑服务、建材、汽车、通信基础设施、餐饮、公用事业等，其增长也将相应减速。
大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都预期中国劳动力人口将在2015年前后达到顶峰，之后将逐渐减少，人口红利因素对GDP的贡献将大幅减少。工资增长的压力也必然上升，而且，国民经济中的收入分配明显恶化导致的社会压力，将迫使政府将不得不大幅度、持续地提高最低工资，提高养老金的标准。劳力成本增长的加速会导致企业利润率的下降和生产的减速。虽然工资增长有利于促进消费和社会稳定，但计算显示，工资增长对GDP的净影响是负的。
过去20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达到年均3％左右。今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4200美元。在30年以前，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左右的国家中，只有韩国和新加坡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相反，许多拉美国家在过去30年之内几乎原地踏步，这就是所谓的“拉美陷阱”。
这个陷阱的背后是自主创新能力和生产率增长的缺失。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明显低于5000美元时，通过简单复制其他国家的经验——即通过引进外来资本、人才和管理经验——就可以实现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在达到人均5000美元的GDP水平之后，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推动力就必须从“拷贝”转向自主创新，而拉美没有做到。
韩国过去30年间，人均专利注册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而同期巴西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0.3倍。目前，中国的人均专利注册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0.6倍。如果中国对知识产权不加大保护力度、自主创新受到抑制，“拉美陷阱”就可能是前车之鉴。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按揭利率都呈现出严重的实际负利率。经济和金融理论的基本共识是，实际利率过低，会导致资产泡沫、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长期来看，中国的利率水平应该也将会逐步提高，而利率的上升将推高投资成本，从而抑制投资增长和GDP增长的潜力。
综合上述六大原因的影响，基本结论是，今后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很可能降至7％，而不是过去十年曾经经历过的10％。
7％意味着什么？
GDP增长如果降到7％，不意味着经济陷入萧条，而是进入了正常、合理的增长区间。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的下降，只要能保持7％左右的GDP增长，就不会加剧失业和社会稳定的压力。
因此，不应该继续将8％作为今后的GDP增长的官方目标和增长的底线，更不应该将9%－10％作为实际政策操作所追求的目标。如果增长潜力是7％，而一定要用刺激政策将增长提升到9％以上，这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繁荣，但会导致资产泡沫、通胀、坏账和经济大起大落等长期成本，最终不可持续。
笔者建议在“十二五”规划中正式使用7％的增长目标。
准确判断增长潜力对货币政策有重要意义。在今后几年，M2和贷款增长的最优速度应该是14％，而非17%－19％。从更长期看，在中国金融深化程度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届时12%－13％的M2和贷款增速就足够了。
如果政府确实担心GDP下行到7％时将导致社会不稳定，对策应该是加大社保支出，而非政府主导的投资、货币扩张和重新启动地产泡沫。
改革将提升增长潜力
必须指出，上述对增长潜力下行的估计是基于经济体制环境没有重大变化的假设。事实上，目前在体制上还存在着政府过度管制、资源价格扭曲、利率扭曲、垄断者影响市场规则、资源和利润过度向国有大企业集中、宏观运行机制容易导致大起大落等一系列问题。
理论上来讲，改革这些体制弊端，有利于改善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但是，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帕累托”最优（即对所有人、利益集团和整体经济都有利）的体制改革已经不复存在。所有的改革，都要求决策者在短期内承担相当的政治压力和风险。但是，如果不改，最终导致的恶果是私人投资的减速、收入分配继续恶化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和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进一步下行。尤其是，如果资源价格体系长期保持目前过低的电价、水价和天然气价格，则可能导致资源的进一步短缺，最终成为直接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换句话说，如果不推进改革，体制环境对增长的制约会越来越严重，十年内平均7％的增长潜力都未必能够保住。
反过来看，如果体制改革得以加速推进，就可能避免增长潜力的大幅下行。比如，打破医疗、教育、电信、金融等行业的垄断和对价格的管制，就可能加速私营部门投资增长。加速资源价格的改革，一方面可以减少资源短缺对增长的制约，还能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来拉动新能源和环保行业的发展。提高对国有企业对预算分红的比例，用所得的财政收入来降低个人和企业的所得税，就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意愿和老百姓的消费意愿。
（作者为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