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医（更新中）

作者：东林杏林  发表日期：2009-4-8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她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也曾领先世界医学界千余年，为中华儿女的繁衍和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甚至为世界人类的繁衍和健康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在现代中医却广受质疑，有许多专家在讨论有关中医的问题，有的说要取缔中医；有的说要废医存药；有的说要原汁原味地保留中医。许多善良的百姓也纷纷加入战群，各抒己见。反对者认为：中医不科学；中医是保守的代名词，不思进取；更有甚者直接称中医就是巫术！支持者则针锋相对，称中医是超现代科技的；中医的先贤已经解决了现代科技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甚至有人称中医是艺术！但是如果大家能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对中医究竟了解不了解呢？中医的实质又是什么呢？中医一词又是怎么来的呢？中医与西医又有什么区别呢？中医与传统医学，西医与现代医学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您不能回答上面的问题，就可以说根本就不了解中医，更谈不上认识她的本质，而基于此基础上对她说三道四，是否有失公允呢？
　　虽然学过几年中医，也干了十几年中医临床，但也不能说完全了解中医。但还是想结合自己一些粗浅的看法，从医史、现实、中基、诊断、中药、针灸、养生、误区以及未来等方面对中医进行一个全面的整理，供大家参考、指正，敬请诸位耐心看完后，再对中医发表评论。
                                                                                             医史篇 
　　有人说学习中医不能抛开中国的文化。个人认为这并不全面，学习中医还需要了解中国的历史，这样才能站在一个更全面的角度来了解中医。因为文化只是历史的一部分，她的产生必将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而不考虑这些因素，只是钻在中医的故纸堆中去研究，则很可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有两句经典的话，一句是：历史可以告诉未来；另一句是：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所以个人认为要想了解一个事物的本质，最好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她的历史，因为历史将在她的现在和未来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
　　虽然喜爱历史，但毕竟不是搞历史的，所以只能结合中国历史讲中医史，不足之处敬请谅解。中医课程中的《医史》课并不受重视，本人也不例外，因为他听起来似乎很乏味，而且好像与临床治疗也不搭界，没什么用。但现在却觉得中医之所以搞不好，之所以不被一些人认同，恰恰就是因为不了解中医史，所以还是请大家耐心看下去，可能您会发现中医似乎和印象中的并不一样，可能会对中医有新的认识！
　　医和巫同源，这不仅出现在中国，恐怕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最晚在周朝，我国的医和巫就已经开始分离，中医们还被分了科室，和现代的内、外、妇、儿相似。因为没有什么专业的典籍流传下来，所以很难判断当时的医疗水平。
　　谈到中医典籍，就要谈到中医的四部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匱要略》和《温病条辨论》，其中《伤寒论》和《金匱要略》都是被称为医圣的张仲景所著，而且两者之间也有联系，所以又合称为《伤寒杂病论》（现在的课本中对四部经典有了新的定义，它们是《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因为作为晋升考试内容之一的四部经典用的还是以上四本书，所以从俗还是以它们为主线吧）。既然是讲历史，就离不开英雄人物，下面就围绕着这几部著作和历代的名医来简单谈谈中医史。 中医基础理论的奠定——《黄帝内经》、《难经》
　　《黄帝内经》被列为四部经典之首，被后世医家称为“医家之宗”，有人说她的地位就像道家中的《道德经》；儒家中的《论语》，现代中医学子们的启蒙课《中医基础理论》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源于此书。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灵枢》主要讲的是经络和刺法；另一部分是《素问》主要讲的是基础理论。著作的作者不详，成书年代不详。书中以黄帝和大臣（主要是岐伯）一问一答的形式著成，是为了增加知名度和在士大夫阶层的地位。但是效果并不好，在《四库全书》中，纪晓岚毫不客气地将它编入了《子》部而不是《经》部。此外据《汉书 艺文志》中记载，还有《黄帝外经》三十七卷，但已失传，其中的内容也无从考证，许多专家怀疑里面记载的是当时的各种治疗手段但无凭无据，总之它的失传是件十分可惜的事情。
　　许多专家对《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进行过考证，结果是众说纷纭，有说是先秦的；有说是两汉的；有说是非一人一时所著。非一人一时所著是有道理的，因为后世医家在整理这部巨著时，经常会加入一些自己的东西，最典型的就是唐代的王冰，一般认为《素问》中的七篇大论和六节脏象论中有关运气的一段都是他加入的。
　　但是《内经》总要有个蓝本吧，这个蓝本又是成于什么年代呢？因为在西汉成帝时期（公元前32-6年）编著了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原书已跌），但《汉书 艺文志》中保留了其中的内容，《七略》中记载的医书就有《黄帝内经》，所以《内经》应该成书于此之前。但究竟在此之前多久呢？结合中国历史，个人认为是西汉中叶。
　　首先，西汉为《黄帝内经》成书提供了历史环境。我国历史虽然悠久，但是夏、商、周三代几乎没留下多少文字记载。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思维异常活跃，在总结先人知识的基础上，各抒己见，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毕竟是乱世，想要静下心来总结这些思想恐怕是没有机会。到了西汉年间，特别是经历了“文景之治”后，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为总结前人的经验提供了物质基础。于是有了史家司马迁的《史记》、道家刘安的《淮南子》等，本来应该会有更多，但是由于儒家独揽大权后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其余各家纷纷消亡，这些总结的书也就胎死腹中。只有和儒家沾亲带故的纵横家走后门出了一本《战国策》，但想作为独立的团体想参与政治是万万不可能的了。百家中有的消亡了；有的栖身于儒家成了小弟；“死敌”道家出了个张道陵张真人，使道家摇身一变成为道教，才得以幸存。有些家实在不可或缺，如法家、兵家，再重人治也得有个标准吧，哪个朝代又能不打战呢？但绝不重用，给个省部级就倒头了（宋朝倒是给了个副总理级，但只有一个领导是真正的武将出身）。医家算不上百家之一，他以其实用性和对政治的不感冒（给个局级头衔就行了）而保存下来，利用这段盛世总结先秦以来的医学知识，编著成《内经》也不足为奇。
　　其次，从文体上看，有人考证过《内经》中有的语言与《史记》、《淮南子》相近。所以宋朝的聂吉甫、明朝的郎瑛都认为《内经》是与《史记》、《淮南子》同时期的作品，甚至认为其作者就是刘安。这点确实可能，刘安是汉初淮南王，高祖刘邦之孙厉王刘长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叔父。他作为主编组织一些门客（主要是道家）著书立说，以对抗改革派儒家。编辑中夹杂了阴阳、墨、法和一部分儒家，其中阴阳家中有些人可能怕刘安这个编辑部并不牢靠，于是考了行医执照，准备转行，在百忙之中哪有时间完成规定的版面？索性将复习材料给主编交差。所以在《淮南子》中留下了阴阳五行学说，天人相应整体观念，疾病的病因、治疗原则，药物的采集和炮制，养生术等诸多医疗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和《黄帝内经》的内容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刘安谋反失败自杀后，树倒猢狲散，他的门客各奔东西，那些考下行医执照的阴阳家们马上改行开始挂牌行医；而那些没能考下行医执照的则只能靠给人看风水度日。但是刚刚整理的《淮南内经》则只能改名《黄帝内经》了。当然这是笑谈，世上绝对不会有《淮南内经》出现的，因为刘安编辑部里的一些小编辑在《淮南子》中已经泄了底“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淮南鸿烈解•卷十九》）因为这句话甚至让我们有理由怀疑《神农本草经》也是出于他们之手？
再次，在《内经》中方剂很少，只有十三个方子，被称为“内经十三方”。这十三个方子药味组成都很简单，所用药品也很常见，这与东汉晚期的《伤寒论》中的方剂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既便如此也要比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复杂多样。十三方中有一个叫生铁洛饮的方子，是以炼铁时锤落的铁屑入药。如果没有发达的炼铁业，就不能产生大量的铁屑，这个方子也就不可能运用于临床。而我国进入铁器时代较晚，秦始皇是靠拿着青铜兵器的大军统一六国的，为了炫耀武力，他用从六国收缴来的青铜兵器塑造了十二个铜人。虽然也有先秦的铁器出土，但数量很少，所以很难有生铁洛出现，就更不要说入药了。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发现了几座汉墓，其中在3号墓中发现了许多医疗典籍，这些典籍经过考证后被认为都是《内经》之前的作品，这为《内经》成书于西汉中叶提供了旁证。例如此次出土的我国最早的关于经络记载的竹简——《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十一经），大家知道在《内经》中记载了十二条经脉，《十一经》少了一条经脉，而且也没有把每一条经脉与身体的一种内脏器官联系在一起。马王堆汉墓3号墓主人是在公元前168年下葬的，也就是说在公元前168年《内经》很可能还未问世。淮南子刘安是于公元前121年自杀的，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医的先贤们对《十一经》进行了补充，而后著成《黄帝内经》。
　　最后，从内容上看，《内经》中有许多解剖学知识，例如在《灵枢•骨度》中记载：“头之大骨围二尺六寸，胸围四尺五寸，腰围四尺三寸。…此众人骨之度也，所以立经脉之长短也。”在《灵枢•肠胃》中记载：“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两，广一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胃纡曲屈，伸之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肠后附脊，左环回周，叠积其注于回肠者，…肠胃所入至所出，长六丈四寸四分，回曲环反，三十二曲也。”这些知识都是来源于真杀实砍的尸体解剖，其中的一些内容生理学水平之高令人叹为观止，例如：《内经》中提出营血循行是“营周不休…如环无端”（《灵枢 营卫生会》），这种循环的观念西医直到十七世纪初才有人提出。所以《内经》的解剖、生理知识甚至可能是来源于对奴隶牺牲现场的实地观察。在封建社会逐渐完善，儒家成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团体后，这种科学的研究方式被抑制，此后有史可查的记载不过三、四次，所以在东汉后期的著作（如《伤寒论》）中就已经无法找到这方面的内容了。
因此《内经》可以看作是西汉医家在古代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以及相关的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基础上，对先秦及汉初的医学知识的总结。在其中可能会有全篇照抄的现象，所以有些篇幅中的文字、音韵、方言上接近于战国时代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人认为《汉书 艺文志》中记载《内经》有十八卷，当时的卷就是篇，果真如此的话，现行的本子中最多也就有九分之一的内容是出自于原著的。这样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一部书中会有诸多矛盾之处了。因为缺少证据，可能谁都无法说清《内经》真正的成书年代；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哪些内容是出自于原著了。
　　以上均为个人浅见，但搞清楚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对《黄帝内经》内容的理解、认识和学习，尤其是一些有争议的、前后矛盾的、和现代医学成果不符的内容。
　　讲到这里，有的朋友是不是会说“你们中医总是在讨论两千多年的东西”，客气的会说“这样可能会妨碍中医的发展。”不客气的则会说“中医就是这个样子，只能靠两千多年前的东西混饭吃”。其实这些话是有些道理的，我们现代的中医学习《内经》究竟是学习她的什么呢？治疗手段？就那十几个原始的方子？不要说是现代，即使在五百甚至一千年前的中医就已经不再使用了！诊察手段？在《内经》中提到的诸多古老的脉法，在《难经》出版时就已经被淘汰了！解剖生理病理知识？《内经》中的这些知识如果在两千多年前还算得上是领先的话，那么在如今和现代的解剖生理病理成果比起来就是天壤之别了！
　　那么笔者还要费这么多笔墨讲《内经》做什么呢？这不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吗？其实中医和西医真正的区别恰恰就是来自这部《内经》，书里讲到的中医理论才是指导中医不断发展的基础，才是我们现代中医学习的方向。 《内经》中记述了：整体观念、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疗、养生和运气、预防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整体观念、阴阳五行、藏象学说和治未病学说成为中医的基础理论，对后世医家的影响最大。
　　现代有许多人说中医的理论多是不科学的，已经无法指导现代的临床治疗。这是因为对中医不了解造成的，《内经》中有一段话“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晩乎！”仅凭这一段话《内经》就足以被称为不朽之作。正是在这种“治未病”（未病先防）思想的指导下，中医十分重视对预防医学的研究，从饮食、运动、药物到免疫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全人类的繁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早在晋朝中医就有了免疫学思想的萌芽，在明清两代“种痘术”已经日臻成熟，并沿丝绸之路传播到欧洲，在此方法的影响下西医发明了牛痘，开创了免疫学的先河，“种痘术”则被誉为免疫学的鼻祖（后面将有详细介绍）。这一理论被越来越多的现代医生所重视，尤其是国外的大腕西医，他们正沿着这条路大踏步前进。现代医学发现许多疾病的病因是人体基因造成的，如果改变基因，这些疾病就可能消失，这难道不是“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圣人所为吗？可惜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既不是中医，也不是中国的西医！
　　在《内经》出版前的欧洲出了一位名医——希泼克拉底，他被称为医学之父，他的誓言成为所有医务工作者的宣言（当然要除去不给妇女打胎药这一句）。他提出的医学理论和《黄帝内经》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他把世界上的物质分为空气、水、火和土四种元素很像中国的五行，甚至有人说这两个学说是孪生兄弟，其实两者有很大的区别，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能说真正明白什么是五行学说（具体在《中基篇》中再讲）。此外希波克拉底认为，人的肌体是由血液、粘液、黄胆和黑胆这四种体液组成的。疾病正是由四种液体的不平衡引起的，而体液的失调又是外界因素影响的结果，似乎很像中医的调节阴阳平衡。看起来在这一时期，中、西医之间似乎是完全可以相互交流、相互贯通的。但实际上，中西医产生的一切分歧正是源于此，如果把医学比喻成一棵大树的话，中西医这两个最茂盛的树枝正是从这时分叉的。
　　许多人指出学习中医不能脱离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中医的发展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大影响。其实西医也是一样，它的发展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无论是传统的西医还是现代的西医。西方传统文化中对西医影响最深的应该就是原子论了！原子论起源于古希腊，这个理论认为万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是一种最后的不可分割的物质微粒，它的基本属性是“充实性”，每个原子都是毫无空隙的。虚空的性质是空旷，原子得以在其间活动，它给原子提供了运动的条件。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西医更注重微观的、单一的方面进行研究，总是希望能够找到单一的一种致病因素；单一的一种化学成分作为药物；单一的一种药物用于临床治疗。而中医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提出了整体观念，更多的在宏观的、综合的方面进行研究，指出人是一个整体，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所以在医疗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局部，还要上升到整体水平，甚至要考虑到整个自然界的影响。现代医学甚至已经研究到夸克的水平；而中医则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将某一局部的症状和全身联系到一起，并扩展到整个自然界甚至是全宇宙。这是我能够找到的中西医之间最大的区别，大概也是唯一的区别！（具体内容将在《中基篇》中介绍）这也是为什么中、西医在此后的一千多年中几乎都停止了对解剖学的研究，西医碌碌无为，而中医却欣欣向荣的原因。而中医整体观念这一基础理论的确立恰恰是来自于《黄帝内经》这本书。
虽然上面所提到的内容十分重要，但完全可以用现代汉语以较短的篇幅向现代中医师进行介绍，可是现代却有众多的中医师在阅读原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晋升考试有这方面的内容。其实笔者也主张阅读原文，但不是为晋升，而是为更正人们对中医的一些错误认识！
　　例如：虽然在《内经》中有许多解剖学的内容，但许多人认为：解剖学是现代西医发展的基石，中医的医学理论体系特殊，没有以解剖知识为基础。否认中医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古代解剖知识的基础上的，那么中医理论体系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是从神仙那学来的？这种认识的实质只不过是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罢了。
　　《内经》中的藏象学说就是在古代解剖学基础上，通过临床观察并加以总结而形成的对人体内部器官解剖和生理的认识。其中许多内容是已经被现代医学所证明，例如：肺主气；心主血脉…。
　　作为两千多年前的东西存在争议在所难免，最著名的就要数争论了两千多年的“心主神明”还是“脑主神明”的问题了。每一位中医学子，在进入中医院校的第一学期都要学习《中医基础理论》，书中对神有两种解释，一种称为广义的神，即指整个人体生命活动中的内在变化和外在表现的结合；另一种是狭义的神，即指心所主的神态，即人的思维意识活动。藏象一章中白纸黑字写着：心主神志，即心主神明，亦称心藏神，是指心具有主宰人体一切生理活动和人体意识思维活动的功能。因为现代中基将神明解释成思维意识活动，所以心主神明还是脑主神明的问题也就变成了是心还是脑在主思维意识活动了。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争论过。可能是因为后世医家更崇尚中心位置，所以把精神活动这一重任交给了更位于中心位置的心脏；或许后世的医生观察到人们受到情志的刺激时往往最先表现的是心脏跳动加快，然后是昏厥，而心脏的疾病会导致患者迅速死亡，往往不给医生抢救的时间，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中、西医都更倾向于心主思维意识活动的判断。在西方亚里士多德认为心主思维，这一“定理”直到公元十六世纪才由近代解剖学的奠定人维萨留斯加以更正。
在中医方面虽然在明清两代也有众多医家如李时珍、王清任等提出脑主思维意识活动这一正确的论点，但现代心主思维意识活动还是中医教科书上的内容。据称这些观点都是来自于《内经》，出于对先贤的“尊重”，中基才会坚持心主思维意识活动这一观点。但在现代，思维意识活动是脑的功能而非心这已经成为一个常识，但无论是否认同，中医学子们都要这么记、这么背！
　　中医导师们为了纠正学子们的这种科学常识不得不做出：1、中医的脏腑和西医的不一样，中医的脏相当于西医的一个或几个系统（这显然是对解剖学、生理学认识不清所致，在两千年前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放到现在是否可以原谅？）；2、心可以给脑供氧、供能所以主神明（那么没有肺进行气体交换氧从何来？没有消化系统能从何来？这样一来，岂不是哪一个脏器都能主神明！？）；3、心可能就是主神明，因为现在有报道说换过心脏的患者出现了捐献者的部分思维（这种现象还需要更多的科学证实）等解释，但都难以服众。总之现代医学证实无论如何作为循环系统的主要器官——心，也不可能拥有指挥神经系统的能力。至少在现在的科学条件下已经证明心主思维是错误的，现代的中医为什么就不能改正呢？即使改错了，有朝一日确实证实心主神明是正确的，中医再改回来，可不可以呢？现代西医就是在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中进步的，中医是否也应该借鉴？但是现代的一些老中医、老专家却表示坚决不能改，因为怕一改就乱了。事实上，中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方面的争论，甚至分成了心主神明派、脑主神明派、心脑共主神明三派，他们不也没能使天下大乱吗？
　　为什么会有心主神志这个观点呢？只不过因为《内经 灵兰秘典论》中的一句话：“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但问题是《内经》作者的本意真的是认为“神明”一词就是指思维活动吗？因为在《内经》中神明一词多次出现（不包括目录中的共有十四次），这里面有的是指广义的神，有的是指狭义的神（如《脉要精微论》衣被不敛，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之乱也。）但许多地方用这两种解释都是解释不通的，如《阴阳应象大论》中记载“阴阳者…神明之府也。…清阳上天，浊阴归地，是故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
而《素问 脉要精微论》中记载“头者，精明之府也。”一些医家对这句话的解释是：“五脏六腑的精气（或精华）皆上会于头面部，其中尤以人的眼睛，其外观的神态及光华，最能反映脏腑的机能状况，故名”。这样的解释，使得脑和思维活动就拉不上关系了，从而更加巩固了心主思维的地位。但是这种解释实在牵强，人们经常把意识思维活动说成精神活动，一个神，一个精，究竟有什么区别呢？究竟哪一个指的是思维意识（精神）活动呢？
　　我们就来看看神和精究竟有什么区别，在中医基础理论中对精的解释也是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其中构成人体的部分叫“生殖之精”（即“先天之精”），维持生命活动所必需的为“水谷之精”（即“后天之精”）。这两种说法也是来自于《内经》，但同样，在《内经》中也有许多地方提到的“精”不能用这两种解释说清楚。那么“神”除了广义的神和狭义的神外是否还会有第三种解释、第四种解释呢？“精”除了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外是否也有第三种解释、第四种解释呢？我们还是先查查字典吧！
　　在现代汉语字典里对精和神有许多种解释，这些解释多是汉语在几千年流传过程中派生出的引申意，这显然不是《内经》作者的本意。《内经》成书于两千年前，所表达的意思应该更接近于文字的本意，那么精和神的本意又是什么呢？在《说文解字》中对精的解释是：择也。而神的解释是：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两者合在一起是：选择引出万物的东西，即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思维意识活动。个人理解精的抉择功能来源于后天，而神的引出万物功能来源于先天。我们再来看看这样的解释是否符合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现代医学证实人类的后天思维活动是靠大脑的支配，但不与生俱来，新生儿是没有这样的功能的，需要后天的培养训练；而心脏的自主跳动则是与生俱来的，甚至在未出世时它就开始了跳动，它是靠窦房结控制的，不会因为大脑下达停止的命令而停止，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先天的东西呢？（仅代表个人观点，希望不要误导中医学子，对中医古医籍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但考试的标准答案却只能有一个，谁让我国是应试教育呢。）
　　但既然精和神两者都出现在《黄帝内经》中，说明作者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研究了，他很可能将先天和后天的主宰分别交给了心和脑，因为如果没有心的先天作用，脑根本没有机会发挥后天的作用，所以把君主之官交给了心。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他并没有认识到其他的先天功能并非全由心所主，例如平滑肌的运动也无需神经系统的指挥，胃肠道的蠕动也是与生俱来的功能。现代医学认为先天的东西来自于基因、DNA，在古代中医自然不会认识到这些，所以将这一功能交给了心。所以心未必能主神明，但脑无论如何也是主不了神明的，而心主思维意识活动则更是大错特错！在十六世纪西医彻底的否定了心主思维意识活动这一理论，与此同时许多中医也对此提出了质疑，但中医至今仍未能改正这一认识。《内经》作者如果泉下有知，不知道会有多么失望，他居然有这么多的后世子孙以偏盖全，以未必正确的理解来解释他的经典著作。那些中医专家们忠贞不渝地捍卫的“真理”，则完全可能是建立在错误的理解上的！这一结论不但没有科学依据，在中医临床方面也没有任何指导意义，坚持这一观点只会增加人们对中医的误解，使人们认为中医不科学、知错不改、保守等等。此外还有诸如：经络、臧象等许多类似的内容将在后面的《中基篇》、《针灸篇》中加以详细介绍。
在人们的心目中，手术似乎是西医的专利，中医似乎根本就不应该和它沾边。但早在《内经》中就有关于手术的诸多记载，其中提到了痈疮成脓后要切开排脓；坏疽的病人要及时截肢等内容（《长刺节论》、《九针论》），在《灵枢》中还记载了世界上第一次腹部穿刺术用于腹水的引流。顺便提一句，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已经有关于痔、瘘手术方法的记载，术式之高超，设计之巧妙令人叹为观止，据称这些技术西医是在公元十四世纪才开始试用的。
　　前面讲过《内经》的编辑里可能有许多阴阳家，所以阴阳五行的内容出现其中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方面的内容也将放到中基篇中再讲。
　　关于五运六气一节，因为多数人认为是唐朝的李冰补入的，加之有唯心之嫌，所以并没有仔细研究过。但最近网上有许多人称周围有这方面的高手，运用此学说推算出许多事情，甚至是一年的天气预报，据说准确率很高，甚至超过了气象台。因为周围没有这样的高人，所以无法考证。果真如此的话，到想给这些高人出个主意：不要说自己是运用五运六气推算出一年的天气，假说自己有能够预测未来天气的特异功能，然后找一个叫司马南的人，经受他的测试，如果通过的话，就可以得到他提供的一千万元人民币的奖金。接着让他带领到美国去接受另一个测试，如果还能通过的话，能得到一千万美金的奖励，虽然美金在贬值，但两项奖金加在一起也有近七千万人民币！这样既可以弘扬祖国文化；又可以拉动我国的GDP增长；还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总之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利，何乐而不为？
　　现代有人认为西医是科学，中医是巫术，说这些话的人真应该好好看看《黄帝内经》，因为其中有一句话“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素问 五藏别论》）。这说明中医早在《内经》成书之时就已经宣布和巫术决裂，因此那些搞巫术的人绝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医。
　　总之《内经》是一本伟大的巨著，即使其中有错误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这样也绝不会抹煞他的伟大成就。而那些不顾事实真相，拒不承认错误，胡乱进行解释才是真正可耻的事情，这也正是中医现代被人们误解、受到质疑的重要原因！ 在先秦时期最著名的医生应该数扁鹊了，他是第一个正史有传的中医师（最早被载入史册的应该是秦国的医生缓，他被载入《左传》，并为我们留下了病入膏肓的成语），《史记》中有扁鹊的列传。列传中记载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下面就讲几个活跃一下气氛。扁鹊医术高超，而且是全科大夫，内、外、妇、儿他都擅长，每到一国他都会根据那里人们的习俗而变换自己的专科。在虢国他精确地判断出太子只不过是休克，而非真死，于是留给我们医活死人的故事。扁鹊见齐桓公（史学家多认为是蔡桓公）指出他有病，桓公不信，因为讳病忌医，最后导致命丧黄泉，这个故事不但为我们展现出扁鹊医术高超的，预测疾病转归防微杜渐的一面；也为我们指出自负、不相信医生的恶果。在此基础上司马迁总结出医生难以医治的六种情况：“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史记•扁鹊传》）。这六种情况中第四、第五为危重病，随着科技的进步发展（肌注、静脉输液等方法）使得部分病患已经可以医治。但其余四种情况则需读者注意，如果不加以自查，可能后果严重。有人将某影视女明星不幸英年早逝的罪过也归咎于中医，本不想对逝者多加评论，更何况也没有看过她的病例，但既然有人兴师问罪也就不得不辩解两句。她的病例没有对外公开，具体情况大家都不清楚，即使是像某些人说的因中医误诊所致，也不能以此作为全盘否定中医的证据（毕竟西医误诊的也不少）。而且从她最后出家这一举动来说她就已经主动放弃了任何治疗，已经被列入中医不治的范畴了。中医治疗癌症的方法很多，不但有药物，还有各种功法，陈撄宁先生（原中国道教协会主席，有当代太上老君之称他的事迹在后面还将提到）的妻子吴彝珠女士就是一位乳腺癌的患者，而且她本身就是一位西医，她清楚地知道西医治不好她的病，于是她向自己的丈夫学习养生功法，即使在条件恶劣的抗日时期她还带癌生存了十年之久，当时乳腺癌患者生存时间不过三、四年（摘自陈撄宁自传），所以许多疾病治疗的关键在于患者不放弃！还是回来说扁鹊，治病救人积德行善的他却有个悲惨的结局，他高超医术遭到了同行的嫉妒，在他将要进入秦国时，秦太医令李醯（音西，醋的意思真是人如其名）因技不如人，派出刺客谋杀了扁鹊，看来善未必有善报。
　　《史记》中在扁鹊传的下面还并列了一个太仓公传，太仓公的原名是淳于意，但现代人之所以能记住他，并不是因为他的医术，而是他有一个好女儿——缇萦！缇萦救父的故事广为流传，而《史记》中对太仓公医术的长篇记载却鲜为人知。 《内经》之后有一本可以和她齐名的著作《难经》问世，常被医家合称为“内、难诸经”。其作者署名为秦越人，就是扁鹊，但在《七略》和《汉书 艺文志》中都没有这本书的记载，所以现代学者大都认为这本书是东汉的作品。在书中第四十二难记载“胃大一尺五寸，径五寸，长二尺六寸，横屈，受水谷三斗五升，其中常留谷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肠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二尺，受谷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回肠大四寸，径一寸半，长二丈一尺，受谷一斗，水七升半。广肠大八寸，径二寸半，长二尺八寸，受谷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故肠胃凡长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谷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肠胃长短，受水谷之数也。肝重四斤四两，左三叶，右四叶，凡七叶，主藏魂。心重十二两，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温五脏，主藏意。肺重三斤三两，六叶两耳，凡八叶，主藏魄。肾有两枚，重一斤一两，主藏志。胆在肝之短叶间，重三两三铢，盛精汁三合，胃重二斤一（二）两，纡曲屈伸，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盛谷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肠重二斤十四两，长三丈二尺，广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左回叠积十六曲，盛谷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大肠重二斤十二两，长二丈一尺，广四寸，径一寸，当脐右回十六曲，盛谷一斗，水七升半。膀胱重九两二铢，纵广九寸，盛溺九升九合。口广二寸半，唇至齿长九分，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十二两，广二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喉咙重十二两，广二寸，长一尺二寸，九节。肛门重十二两，大八寸，径二寸大半，长二尺八寸，受谷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
　　这段记载不由得使人想起《后汉书 王莽传》中的一段记载：王莽命令处决一个叫孙庆德的人，并让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同进行尸体解剖，对五脏进行实际测量，用竹筳对血管进行穿导以认识血脉的走向。十分可惜的是这个图谱并未流传下来。《难经》的这段记载是不是太医尚方对孙庆德的解剖成果呢？已经无法考证了，但尚方则可能是有史记载的中国解剖第一人（妲姬不算，因为她不是出于医学目的）。现代许多人都在说：中医的脏腑和西医的脏器不是一回事，这种认识不知从何而来，但从《难经》的这段记载来看，似乎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
随西医的传入，许多中医对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进行了对比研究，并开始对中医的经典著作进行了重新的解释。例如民国时期的恽铁樵先生从维护中医、发展中医的角度出发，倡导中、西两种医学沟通。在他的著作《群经见智录》中提出：“《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之五脏”，这一观点已经成为现代中医理论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如果说《内经》之五脏不仅包括脏器本身，还包括它的功能的话，这种解释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在古汉语中经常会出现名词作动词用的现象。但现代有许多中医以此为根据，肆意加以引申，变成了“中医的脏腑和西医的脏器不是一回事”，来故意模糊中医经典中的错误，拒绝接受现代科技成果。这样才真正是“现代的中医已经不是真正的中医了”，真正是在“侮辱中国的传统文化”！
　　从《难经》的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解剖技术已经颇有水平了，虽然学过现代解剖的人会说这些东西和现代解剖学不能相提并论，但这些内容是两千年前的成果，显然是经过实际测量后记载而成的。当看过一千多年后清朝人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后面将有专门的介绍）后，我们就会更加肯定当时的解剖技术（此后关于尸体解剖的记载要等到南北朝的宋朝才会再次出现）。随着封建社会的完善，关于解剖学知识的记载越来越少，可能是因为人们对殡葬越来越重视，医生解剖尸体被视为对死者的大不敬，要得到用于解剖的尸体，就只能等处决谋逆这样十恶不赦的重犯的时候才有机会。在解剖尸体被禁止后，如果还想得到这方面的知识，历代医家可能只有从“内、难诸经”中去找了，这很可能也就是历代医家如此重视这两本书的真正原因。
　　就是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第一部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也问世了。这部书的作者不详，成书年代不详，但肯定是受到了《内经》中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故将药品分成酸、苦、甘、辛、咸五味，而且将药物分别归经。书中人为的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并以朝中的君臣地位为例，来表明其主次关系和配伍的法则，明显是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其中上品收录药物120种为君，无毒，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据称还会清身延命；中品120种为臣，无毒或有毒，主养性，具补养及治疗疾病之功效，下品125种为佐使，多有毒，不可久服，多为除寒热、破积聚的药物。其实被收录入上品的药物中也多有不宜久服之品，下品中疗效突出的品种却比比皆是。由于《神农本草经》在中药界中的地位无以伦比，所以这种分类方法几乎被认为是古代中药唯一的分类方法。其实当时很可能还存在着一些别的分类方法，例如已迭失的《吴普本草》很可能就是按自然属性分类法分类的药物学专著（吴普即华佗的徒弟，从一些其他的书籍中还能看到《吴普本草》的概貌）。后世本草沿用这种分类方法已成为传统，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虽然将自然属性分类法结合入三品分类法之中，但直到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出版才将这个传统彻底打破。《神农本草经》至少是当时药学家们对此前中药学一个流派的总结，为后世的医生们提供了药学指导，尤其对《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医实用内科学——《伤寒杂病论》
　　在理论和中药学的指导下经历几百年的临床实践后，东汉末年中医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就是以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实用医学著作的诞生。
　　在公元200年前后中西方各自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医生——盖伦和张仲景，他们分别被称为现代医学之父和医圣。当时的欧洲还处在奴隶制社会，社会制度虽然落后，但对于医学发展却是有利的。盖伦则可以继续解剖学的研究，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为后世的西医奠定了证实论的基础，也就是必须通过检验证实事物的存在。而我们的医圣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随着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解剖学被逐步禁止，塞翁得马焉知非祸？中医的先贤们不得不从基础研究转入到对临床的研究，而且只能通过外在的表象和已有的脏腑知识来推测机体内在的变化。其实他们都是受到了中西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原子论的影响下西医希望找到最基础的物质，所以盖伦更注重解剖学的研究；而在整体观念的影响下，张仲景发明了辨证论治的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西医之间的区别就越来越显著！
　　前面讲过学中医不能抛开中国的历史，所以学习《伤寒杂病论》首先也要知道当时的历史情况。张仲景生于东汉桓帝元嘉、永兴年间，（约公元150～154年），死于建安最后几年（约公元215～219年）活了七十岁左右。无论在《后汉书》还是《三国志》中都没有他的传，他的事迹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直到《晋书 皇甫謐传》中他的名字才第一次被提及，与名医华佗相提并论，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我们知道的很少。唐代有个叫甘伯宗的人写了本《名医录》，其中记载了张仲景的生平事迹，现已经失传，宋朝的医家为《伤寒论》写序时，引用了部分内容，流传至今，这部分内容也被载入了《河南通志》。文中记载：“汉张机字仲景，湼阳人，学医术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灵帝时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所以他有张长沙之称，因曾在大堂上给患者看病，所以给后世的中医师留下了“坐堂大夫”这个别名。
　　张仲景身处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战乱，民不聊生，各地接连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据载，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十年内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于传染病，其中伤寒病占百分之七十。张仲景刻苦学习古医籍，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其内容类似于实用内科学。
搞清楚了作者的历史背景，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作者以“伤寒”作为书的题目了。在当时伤寒这个病是人们的最大威胁，它的危害甚至超过了战争。有一点需要说明，伤寒并非指现代人们常说的伤寒病，而是对具有发热症状的疾病的统称。伤寒在《素问 热论》里下的定义是：“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而《难经 五十八难》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难经》的这条记载给伤寒进行了分类，就是中风、伤寒、湿温、热病和温病这五类。其中提到两个伤寒，第一个伤寒当然是广义的伤寒，也就是《素问 热论》讲的伤寒；后一个伤寒是狭义的伤寒，就是感受外寒侵袭而发的疾病。而《伤寒杂病论》书名上的伤寒，当然指的是第一个意义上的伤寒。
　　我们想想发热这个症状在什么病里最常出现呢？当然是各种致病因素导致的感染。在《伤寒杂病论》中，张仲景将这感染性疾病分为由浅（表）入深（里）的六个阶段，即确立了六经辩证的治疗原则，揭示了疾病的发生、发展、结束及转归的过程，从而受到历代医家的尊崇。现代医学也常将疾病划分成几个阶段，虽然在具体划分上有出入，但是总的原则并没有什么区别。
　　《伤寒杂病论》确立的辨证论治的原则，是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本原则，只是现代许多中医把这一原则理解为了“辨症论治”。“证”简单的说，可以理解为是疾病的本质，包括疾病的各个方面，而“症”只是疾病表现出的症状，是证的一个方面。这也是中医现代落后于西医的重要原因之一（详见诊断篇）。
　　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这和《内经》中那简单的十三个方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张仲景具有非常客观的科学态度，他在条文中尤其是有方剂的条文中经常用的文体是：某某症状用某方，而很少进行解释。这很可能是因为他虽然观察到这些方剂对某些症状有效，但并不敢确定其中的原因，所以只是客观的将真实情况记录下来。
　　中医有许多世界第一，作为医圣的张仲景自然也不例外。他是记载药物灌肠的第一人，他创立蜜煎导方、猪胆汁方、土瓜根方（已佚）用于灌肠通导大便。张仲景还是记载胆道蛔虫症状的第一人，他创立的乌梅丸经现代科学实验，已证明可以起到使蛔虫安伏的作用，从而有利于蛔虫从胆囊排出。此外他还可能是发明心外按压的第一人，在《外台秘要》中记载：“仲景云：自缢死…被卧之，…一人以手按据胸上微动之，一人摩捋臂胫屈伸之…如此一炊顷”。因为在《金匮要略》中没找到相关记载（不排除在流传过程中遗失的可能性），所以不敢完全断定。《外台秘要》是唐朝时对此前医书的总结，所以最晚在唐朝，中医就已经在使用心外按压这一技术来抢救危重病人了。文中记载“如此一炊顷”，和最新的指导意见提到的抢救十二分钟的规定也十分相近。但现代的中医只注重对张仲景方剂的研究，而对以上这些世界第一却总是一带而过，甚至干脆归于西医范畴不予宣传。
写一部实实在在的中医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恐怕比拿某某医案来证明中医如何神奇伟大，或者拿别的例子来说明中医如何腐朽荒谬更能令人信服。提出几条建议，供东林先生参考。
　　1.心主神明，恰恰说明了古人研究医学的时候具有和今天在实验室里养小白鼠的科学家们同样的精神。人的情绪变动的时候，心的感觉最为明显。心跳，心动，心痛，心酸，心虚，心胸舒畅。人或动物濒死的时候，随着心跳的逐渐减弱乃至停止，人或动物也逐渐走向死亡。扑扑跳动的心脏从直观上来说是最能反映生命的标志。不光是中医，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民族都有着类似的认识，认为心是人类思维和感情活动的中枢。哪怕今天号称科学第一的洋人们写情诗的时候也不会写成“brain break”而是写做“heart break”。如果古代中国的人们提出脑主神明而不是心主神明，那么就完全是瞎猜，没有一点点科学的依据了。就如同人的活动范围不超过千里的时代人们完全无法想像地球是圆的一样，内经提出心主神明，就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而言非但不是谬误，反而是大大的科学，闪烁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芒。如果拿今天的认识水平来要求古人能够认识脑主神明，那么就无异于彩票开奖以后责怪自己为啥没买中奖的号码，是很无聊的。既然我们的祖宗在创立中医的时候充满了求实精神，我们今天倘若再不从实践而是从线装书出发去研究中医，那么显然就是比唾弃经典更严重的数典忘祖。我们的祖宗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字，茴香斗的“茴”字就有“四种写法”。可是祖宗们并没有为了今天一些中医学者所辩解的观点，而创造出一个“不是肝”的“肝字”来。既然古人已经认识到了肝，为何还要去创造出一个“不是肝的肝”来呢？！
　　2.关于古代的解剖学。难经里列举了许多数字，但是千万别忘了我们中华民族自古除了具有求实的优良传统以外，同时忽悠的传统也一直非常强大。八十一难，一看这经名，就是个玩弄数字的高手。这些数字是怎么回事呢？！数字游戏在古代中国是一种术，有很多的用途，能够记账，能够算命，能够射覆，甚至还能拿来治病。难经里的这一大串数字，其中肯定有来源于实践的成分，也难免会有信口胡诌的忽悠成分。比方肛门（包括直肠）有多重？！当时恐怕还没有那么精细的外科手术，能够将直肠和肛管剥离出来称量。所以这些数字，恐怕没有必要逐一从度量衡上去考证，考证出来了，也似乎不应该作为我们的祖宗是英明神武还是愚昧无知的佐证。中国古代在王清任以前，一直都存在着解剖的实践，但是解剖学的精神却缺如。
　　3.关于伤寒论的体例问题。伤寒论的序文写得很华丽，在这篇序文里，张仲景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悲天悯人的圣人。但是伤寒论的内容却很简约，这是东林先生已经注意到的。这种体例，即便在后世的医书中也不多见，与内经相比更是有天渊之别。这似乎隐含着一个信息，会不会伤寒论所沿袭的辩证用验的方法学早已存在，而内经则是试图借助阴阳五行学说创立中医理论体系的创新呢？！是否能够说明所谓源远流长的中医理论体系，实际并不曾真正完备过（从内经与伤寒论包含的诊疗信息中去比较）？！或许内经放今天来说，只不过是某民间学者写的《关于中医之我见》；而伤寒论所继承的方法学，在当时才堪比今天的教授级学说？！关于内经与伤寒论体系的差别，章炳麟老前辈早已注意到。海阔天空的内经学说，从完备的诊疗体系来讲是很难成其为大作的。也许后世的中医不幸把民间学者的《关于中医之我见》奉为经典，而忽略了教授级的《实用中医学》了。伤寒对于太阳等六经几乎没有太详尽的说明，而内经里则洋洋洒洒。或许是因为张仲景觉得六经的名类并没有充分说明的必要，因为那些名词并非新作，而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的，大概就是《易》数中的老阳、少阳、老阴、少阴、至阳、至阴之属的类名。
　　4.关于“证”与“症”。个人以为，辩症论治才是中医直至今天最有生命力的方法学。在病理机制还无法在短时间内揭示的情况下针对疾病的表现分类论治，这种症候学的方法在西医中也是新生学说，而且远远没有完善。而中医在这方面似乎才是真正地超前了一千多年。 张仲景和盖伦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两位大师思想的教导下，东、西方分别出了许多名医，但也许是他们教学方式的不同，所以后世的徒子徒孙也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张仲景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全在个人，所以虽为一师之徒，但两个中医几乎不可能给一个病人开出相同的方子；而盖伦则是手把手地教徒，即使是批评纠正他错误的西医也使用的是他传授的方法，所以两个西医给一个病人开出同样的方子则是完全可能的。
　　后世许多医生对《伤寒论》进行了批注，据教笔者《伤寒论》的老师说：因注解《伤寒论》而成名的医家就有三百多位。不要说把这些书都看过来，就是把这三百人的名字都看一遍也要花不少时间吧！他们靠什么来解释方剂有效的原因呢？他们没有现代科技的指导，也没有科学的验证方法，只能靠内、难诸经中一些解剖、生理、病理的知识加以推理进行解释。这样就有可能将原著解释得面目全非，曲解了作者的原意，把科学的东西解释成了伪科学的。
　　举一个例子：记得看过一本中医古籍，上面记载了一个用蝉蜕治疗小儿夜啼的方子，后面的注解是：因为蝉白天叫，而晚上不叫，所以取其这个特性治疗夜啼，并且特意指出要用蝉蜕的前半部，因为蝉发声器是在前半部。现代医学研究小儿夜啼的原因除了缺奶、尿床等生理情况外，最常见的就是缺钙了。蝉蜕是蝉退下的外壳，钙质含量一定不低（非常遗憾笔者无法查到它的含钙量），所以用来治疗小儿夜啼应该是对证了。那时的医生不可能认识到缺钙的问题，而他又非要解释一下其中的奥秘不可，于是就有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上述注解。
　　所以有人提出学习《伤寒杂病论》最好的方法就是背原文，再到临床上去套有类似症状的患者。因为机会已经错过，所以本人已经无法达到这个境界了，希望后面的学弟吸取教训，少走弯路。因为《伤寒论》中并没有对病因的解释，所以为我们用循证医学的方法证明中医有效提供了课题设计方案——只要找到具有某些症状的患者，再运用《伤寒论》的方剂进行对症治疗，最后进行T检验就可以了。
　　《伤寒杂病论》也是有局限性的。记得有一次和一个同事开玩笑，他说如果张仲景到现代，一定会限号的。我却说：“他未必有你的号多，因为在动乱的三国时期，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并不长，能有四十岁就不错了（因为在生产力大大发展的解放前，人们的平均寿命不过四十多岁），现代对人们威胁最大的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在当时都是疑难杂症，张仲景的经验绝对没有你多，而他擅长的感染性疾患现在看中医的又少得可怜。”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 其实在青霉素未发明以前，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欧洲的同行们，他们在一千八百年前没能写出了如此系统的专著，也没能创立众多的行之有效的方剂（盖伦去世后，医疗活动被欧洲的教会所把持，在黑暗的一千年间传教士们无论对什么患者只给他们喂一种据说是盖伦发明的“包治百病”的药丸）。
　　总之张仲景不愧医圣的称号，现代的中医们不能用现代的方法去研究《伤寒杂病论》是中医的损失，而现代医学不去研究则将是全人类的损失（详见现实篇））。
其实在张仲景的时代最出名的医生并不是他，而是我们熟悉的华佗，即使在现代表扬一位医术高超的医生时还是用“华佗再世”这个词。他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中都有传，但即便如此，我们仍不能准确地知道他的生辰年代，只能大体推断和张仲景的生辰相差不多。在他的传中记载了许多病例，但是并没有我们所熟悉的为关羽刮骨疗毒和要为曹操做开颅手术的两个病例。在《三国志 关羽传》中确实有刮骨疗毒的记载，但那只是一个普通军医做的手术，并非华佗亲自主刀。刮骨疗毒大致相当于现代外科的清创术，因为关羽的伤口中有脏东西，导致伤口假愈合，一个普通军医就可以做这样的手术，可见当时这项技术是十分成熟的。我国的外科技术当时还是很发达的，在《三国志 魏志 贾逵传》的注中引用了《魏略》中的记载：（逵）在弘农，与典农校尉争公事，不得理，乃发愤生瘿。后所病稍大，自启愿欲令医割之。太祖（曹操）惜逵忠，恐其不活，敎谢主簿：吾闻十人割瘿九人死。逵犹行其意，而瘿愈大。从这段记载上看，贾逵很可能是得了甲状腺瘤，当时中医外科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手术，这种手术在没有消毒措施的情况下，成功率不高也是正常的。至于曹操的开颅问题，因为没有任何的相关记载，也就无从考证了。但是华佗用麻沸散麻醉病人后，行开腹手术却是有正史为证的。据《华佗传》记载：在华佗临刑前，他想把自己的著作送给狱卒，但是狱卒没敢接受，他也不勉强把书烧毁了，所以他的著作没能像《伤寒杂病论》一样流传。试想一下，书中可能会有大量的中医外科内容，很可能它就是一部和《伤寒杂病论》互相补充的实用外科学著作，两本书本可以交相辉映的，这本书没能流传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
　　但是即使这本书能够流传，在“肌体发肤受之于父母”的儒家思想统治下，这种手术的方法也很难流传。麻沸散被换名为蒙汗药，只能造福于盗贼们了。万幸的是华佗还是为我们留下了华佗夹脊刺和五禽戏，仍能为中华儿女们服务！ 随着儒家的一统天下，中医外科学逐步受到抑制，不得不转入内治法的研究，但在外治法方面中医并不像人们印象的那样碌碌无为，相反在这方面中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曾经远远领先于西医。中医外科甚至还曾涉足到矫形外科的领域，据《晋书 魏咏之传》记载：“魏咏之字长道，任城人也。家世贫素而躬耕为事，好学不倦生而兔缺（兔唇）。”当他成人后，听说“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便借贷前往求治，荆州刺史殷仲堪见他谈吐不凡，便替他找来了医生，医生看后说：“可割而补之，但须百日进粥，不得笑语。” 魏咏之欣然同意，经过细心照料他的兔唇得以痊愈，此后他官运亨通，不知是不是巧合，竟也坐到荆州刺史这个职位，并卒于任。多亏他能有所作为，在正史上留下了传记，使我们得知早在晋代中医就能够完成兔唇的矫形术，但为他解除痛苦的医生，靠着雕虫小技则在正史上是无法留下姓名的。这段记载据称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兔唇修补术的记载，据说这种手术方法一直流传到十七世纪，甚至流传到了流球国，为国王的孙子解除了痛苦。但现代如果有人说中医要开展整形外科的话，不知有多少人会当笑话听，又会有多少人跳出来说：那是西医的东西，中医不能搞！真搞不懂，一千多年前的中医搞的东西，为什么现代却不能再搞了！
　　晋朝时期的中医还对针灸学进行了总结，皇甫谧著成《针灸甲乙经》十卷，一百二十八篇。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治疗等方面。书中校正了腧穴654个（包括单穴48个），记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和禁忌，说明了各种操作方法。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联系实际的针灸学专著，被人们称做“中医针灸学之祖”，被列为学医必读的古典医书之一。 中医急救手册——《肘后备急方》
　　随着中医的不断发展，中医开始了对急救医学的研究，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的代表就是神仙级人物——葛洪的《肘后备急方》。
　　 “肘后”是指这部书篇幅很小，可以挂在胳膊肘上随身携带，类似现代所说的“手册”，“备急”就是应急的意思，用现代话说，就是一本“急救手册”。这部书里的治病药方，都是容易得到的随处都有的草药，又便宜、又方便，更重要的是灵验有效，所以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正如《肘后备急方》序中所写的“苟无良医师，安所适从？况穷乡远地，有病无医，有方无药，其不罹夭折者几希！”所以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这部书就更显珍贵。
　　葛洪（284～364）字稚川，号抱朴子，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为东晋的道士，著名的炼丹家、医药学家、化学家。他出身于江南世家，其祖父、父亲都在三国时的吴国做官，吴灭亡后，其父归晋，曾任邵陵太守，卒于任，当时葛洪年仅十三岁，从此家道中落。屋漏偏逢连夜雨，他家又遭了火灾，所存书籍全部烧毁，这大概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吧。葛洪十分好学，他靠打柴赚钱来购买纸笔，然后到别人家里去借书阅读、抄写。对物质生活他要求得很低，史书中记载：因为他没时间去打理自己的院子，使得里面杂草丛生，每天他都是披星戴月拨开草丛出入家门的。他入仕后，曾经上过战场，因功加官进爵，但他对升官发财并不感兴趣，所到之处不是搜刮民脂民膏，而是忙着搜寻书籍阅读来积累自己的知识。大概是受到先人葛玄（三国时期著名的方士，世称小仙翁，葛洪为其侄孙）的影响，葛洪不久就辞职回家，专门从事医学和炼丹学（化学）研究。因为他取得的成就过于辉煌，所以道家、医家争相将他纳入门下，他的《肘后备急方》成为医家名著；而《抱朴子》则成为道家必读。
葛洪从小喜欢读有关医药、保健和炼丹制药的书，还很留心民间流行的一些简便的治病方法。他主张修道先学医，也许这就是道家讲究内外双修的起源。葛洪把在广大的民间搜集到的验方，结合自己学到的医药知识相结合，编纂完成了《肘后备急方》。
　　书中最大的成就是对各种急性传染病做了初步的认识，此前的古人认为传染病是“天刑”，认为是天降的灾祸，是鬼神作怪。葛洪则认为：瘟疫可能是中了外界的疠气而至。现代医学证实，急性传染病是微生物 （包括原虫、细菌、立克次体和病毒等）引起的。陈独秀曾经批评中医说：“（中）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中医是人不是神，那些微生物起码要放大几百倍才能见到，在还没有发明显微镜的时候如果能认识到菌毒传染那就该是神了！中医当然不知道有细菌这些东西，葛洪能够指出传染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不能总拿现代科技来苛求古人。
此外葛洪还记述了一种叫“尸注”的病，书中写到：“其病变动，乃有三十六种至九十九种。大略使人寒热淋沥，怳怳黙黙，不的知其所苦而无处不恶。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大致意思是说这种病千变万化，染上的人搞不清自己到底哪儿不舒服，只觉得怕冷发烧，浑身疲乏，精神恍惚，身体一天天消瘦，时间长了会丧命，而且还会互相传染。有医学常识的读者一定会想到这些症状和我们现代所说的结核病十分相似。结核菌能使人身上的许多器官致病：肺结核、骨关节结核、脑膜结核、肠和腹膜结核等等，都是结核菌引起的，葛洪是我国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的医家。后世医家将结核病称为痨病，认为是痨虫传染而得的，在生物学分类不是很发达的古代，细菌被划入虫类也不为过吧！中医对痨病的治法是杀虫，在没有显微镜的古代中医真是伟大！
　　作为神仙级的人物仅仅拿个全国第一是远远不够的，世界第一对他来讲也是司空见惯。葛洪是发现恙虫病的世界第一人，《肘后备急方》中记载“山水间多有沙虱，甚细略不可见，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虫在水中着人身；及阴天雨行草中，亦着人，便钻入皮里”。现在已经弄清楚，有一种小虫叫沙虱，螫人吸血的时候就把一种比细菌还小的微生物， “立克次体”病原体注入人的身体内，使人患病发烧。沙虱生长在南方，据调查，我国只有广东、福建一带有恙虫病流行，其他地方极为罕见。葛洪是通过认真的观察和艰苦的实践，才得到关于这种病的知识的。沙虱比小米粒还小，不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葛洪不但发现了沙虱，还指出了它是传染疾病的媒介。这个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在1878年的记载，要早1500多年。 《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一个葛洪并不认识的疾病“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后，疮瘢紫黑，弥岁方灭。”葛洪不认识这种病并不足为奇，因为它就是后来令人谈虎色变的天花，西方的医学家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是阿拉伯的医生雷撒斯，而葛洪德记载比雷撕斯还要早500多年，所以他不认识这种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此后的中医们发明了“种痘术”，为彻底灭绝这种疾病做出了贡献，也被欧洲医生认为是开创了免疫学的先河。
　　如果把免疫学的鼻祖算作葛洪也不为过，因为他治疗狂犬病的方法中已经含有免疫学的思想萌芽。狂犬病是由感染狂犬病毒的狗咬伤人后所致的一种疾病，一旦发病病死率几乎为百分之百（据称古今中外只有一位患者幸存），绝对是人类的超级杀手。《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仍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意思是把疯狗捕来杀死，取出脑子，敷在被狂犬咬过病人的伤口上，患者就不会再发病了。一千年后微生物学的奠基人——法国的巴斯德发明了狂犬病的疫苗，他的方法是用人工的方法使兔子得狂犬病，再把病兔的脑髓取出来制成针剂，用来预防和治疗狂犬病，这种方法是否与葛洪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否可以说是葛洪方法的现代版？葛洪对疯狗病能采取预防措施，实质是免疫学思想的萌芽。 有人考证过除了最先发现了天花和恙虫病外，葛洪还首次记载了脚气病，特别是对脚气病重症的记载和现代医学记载不谋而合。首次记载了腰间盘突出的症状，并指出发病和风、寒、湿有关。此外他记载的许多医疗技术，例如：导尿术（竹管导尿）、洗胃术、痈疮引流术、咽部异物剔出术、器物灌肠法、口对口呼吸抢救法（配合上张仲景的心外按压就是现代心肺复苏术）、指掐按压术、捏脊疗法、隔物灸法、救溺倒水法、舌下含药治疗心脏病法等，都是世界首创。俗话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但搞过临床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导尿术，被尿憋死个把人绝对不是什么新鲜事。葛洪在《肘后备急方》治小腹满，不得小便方中记载：“若小腹满不得小便者，细末雌黄，蜜和丸，取如枣核大，内溺孔中，令半寸，亦以竹管注阴，令痛朔之通。”他不但以竹管导尿，而且还用蜜作为润滑剂，“令痛”则可能是通过前列腺时引起的疼痛（有的西医认为这种方法是无法给男性导尿的，尿下来只不过是尿路刺激证的结果，现代是无法进行这样的实验了，也没有必要进行这种实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方法至少可以给女性导尿，这已经足够了）。葛洪还对《内经》中腹穿的方法进行了改进，发明了放腹水的手术方法。葛洪还是位美容专家，他最早提到美容美发问题，首次记载了很多治疗损美性疾病的方药和美容妆饰方。加上孙思邈在《千金方》中引用的葛氏口内颞颌关节脱位的整复方法、夹板骨折固定术（现存的《肘后备急》中并没有这几条，但在《千金方》中孙思邈记载这些方法都是葛洪的专利），这么多的世界第一，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葛洪在炼丹过程中炼制出来密陀僧（氧化铅）、三仙丹（氧化汞）等药物，这些都是外用药物的原料，运用这些药物他创立了不少治疗骨、外科疾病的外用方剂，其中有些已被证实是有特效的。如松节油治疗关节炎，铜青（碳酸铜）治疗皮肤病，雄黄、艾叶可以消毒，密陀僧可以防腐等等。雄黄中所含的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艾叶中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毒虫很怕它，所以我国民间在五月节前后烧燃艾叶驱虫。铜青能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所以能治皮肤病。密陀僧有消毒杀菌作用，所以用来做防腐剂。葛洪早在1500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些药物的效用，在医学上做出了很大贡献。如果当时有诺贝尔奖的话，不知道多少年后别人才能染指生物医学奖！不但生物医学奖，化学奖也将是他的囊中之物。葛洪在炼丹的过程中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等一些化学变化的规律，因此成为现代化学的先祖。 正是因为葛洪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他死后竟被神化，成为葛天师被人祭拜。 在南北朝时期的南宋，中医界还出了一位布鲁诺式的英雄，而且是一位女英雄，为了用实证的方法探求病因，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现代许多人中国的科技没有进入实证论的指导，不知到他们对这段史实如何评价）。因为是一位女性，所以她的故事就注定比布鲁诺更凄婉和绚丽，但布鲁诺已经流芳百世，而她却默默无闻鲜为人知，她就是世界病理解剖第一人——张氏。据《宋书》和《南史》的《顾觊之传》（非画龙点睛的画家顾恺之）记载：在公元457年，南宋沛郡相县人唐赐到邻村彭家饮酒，回家后发病，口吐虫子，不治身亡。在他临死前嘱咐妻子张氏在他死后进行尸体解剖，以便了解他的死因。张氏忍住悲伤，在儿子的帮助下亲自主刀对她的丈夫进行病理解剖，发现丈夫内脏都已糜烂(今人推断是类似急性弥漫性腹膜炎致死的病例)。南宋的地方官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对大逆不道的母子，便上报朝廷，经过大臣们讨论，南宋武帝刘骏决定对这种忤逆不孝的做法严惩不贷，这对母子就这样为科学现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由于史料没有明确记载她们母子的结局，所以也有人认为子被处死，母被监禁，但无论如何她们是受到了严惩）。张氏母子比1303年发生在欧洲罗密欧瓦利那所做的中毒死亡者病理解剖早了800多年，比1660年２月，在罗马鲜花广场被烧死的布鲁诺早1200多年。讲究以孝治天下的刘骏却生出了刘子业这样的儿子，若论起不孝、荒淫来，在汉人皇帝中他绝对可以名列三甲，不知道这是不是所谓的报应。 现代的戏剧大师们把她们母子的故事搬上了舞台，在京剧、豫剧中都保留有剧目《大明魂》，张氏取名张秀姑，她的丈夫也从死于腹膜炎变成了传染病，张秀姑为救其他百姓而忍痛剖夫，其所作所为被年号为大明的南宋武帝刘骏所不容，要处斩张秀姑。戏剧中把素未谋面的科学家祖冲之和张秀姑联系到一起，剧情中祖冲之数次为张秀姑求情，并计算出处斩张秀姑的那天午时三刻会有日蚀，按律当大赦死囚，但刘骏命令提前行刑，张秀姑从容就义。剧情跌宕起伏、凄婉动人、感人至深！
　　此后在中国还进行过一次病理解剖，《本草纲目》中记载：《广五行记》云：唐永徽中（李治的年号，公元650-655年），绛州一僧病噎，不下食数年，临终命其徒曰：吾死后，可开吾胸、喉，视有何物，苦我如此及。死其徒依命开视，胸中得一物，头遍体悉似肉鳞，安钵中跳跃不已。不知是不是因为此次解剖为出家人所做，所以并没得到政府的追究。
因为中医讲的是辨证论治，而证代表的是疾病的全部而非症状，所以此后中医们开始了对病因、病理学的深入研究，出版了世界医学史上第一部这方面的专著——《诸病源候论》。这部书主要以论述各科疾病因和证候（以内科为主）的专著，又称《诸病源候总论》、《巢氏病源》，共50卷，为隋代巢元方等撰于大业六年（610）。该书总结了隋朝以前的医学成就，对临床各科病证进行了搜求、征集、编纂，并予以系统地分类。全书分67门，记载证候1739条。叙述了各种疾病的病因、病理、证候等，诸证之末多附导引法，但没有记载治疗的方药。《诸病源候论》内容丰富，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口齿、骨伤等多科病证，对一些传染病、寄生虫病、外科手术等方面，也有不少精辟论述，对后世医学影响较大。既然是世界第一，书中自然少不了世界首创的内容，但以内科为主的书中，却夺得了许多外科史上的第一，如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的记载，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外科手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后世如《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等医学著作中的病因、病理分析，大多依据此书。
　　随着实用内科学、外科学、针灸学、急救学和病因病理学专著的完成，中医基本完成了从理论总结到临床实践的总结。 得到政府资助的唐宋时期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进入到封建社会的高峰——唐、宋时期。在这一时期，政府加大了对公共卫生的重视程度。在隋朝政府建立了太医署来管理医疗事物，唐朝继承并扩充了这一机构，其实质是世界上第一所官办的医学学校。世界上所谓最早的医学校是萨勒诺医学校，成立于11世纪。这所医学校不但年代比唐代的太医署晚了500多年，而且组织、规模等方面也差得多。宋朝时政府对卫生事业更加重视，成立的卫生机构就有：太医局、翰林医官院、熟药所、惠民局，此外还有养济院、安济坊、福田院、慈幼局等福利设施，其中熟药所又称官药局，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局。宋徽宗时期，医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重视程度，有人甚至建议将医学和太学、律学、武学同级，直隶国子监（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皇帝批准于当年（公元1102年）在国子监成立“医学”，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当官。
　　唐、宋政府不但加大了对医疗机构的投入，还开始组织人力进行医书的编纂工作，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唐朝政府出资编撰发行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级药典——《唐本草》；宋朝时国家出资搜集民间验方编辑了世界上最早的官方制定的药物制剂规范——《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在唐朝诞生了药王——孙思邈，他不但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他在《大医精诚》中写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至今虽仍被中医学子们传颂，但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能达到“苍生大医”标准的中国医生肯定为零（其中一个决定因素并不是在于医生本身，而是由于诸多的制度不健全，肖志军拒绝签字，致使一尸两命便是典型的例子）。孙思邈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和《备急千金翼方》，记载了许多有效的方剂和治疗方法，其中记载了利用葱叶作为导管进行导尿或作为胃管进行喂食的方法。书中写道：如果遇到小便不通的患者，用葱顺着尿道插入膀胱，然后吹口气，尿液就会被导出，这个方法是对葛洪的竹管导尿术的改进，记载也更为详细，葱管显然比竹管对尿道的损害小，而且是在压扁的情况下通过前列腺的，所以减少了阻力，但不可否认这项技术要求施术者有极高的操作技巧。当遇到中风后神志昏迷不能进食的患者时，孙思邈则折断患者的牙齿后，用葱叶插入口中，通过葱叶进行喂食。或许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下胃管术（只不过现代不用折断患者牙齿，而从鼻腔下管）。又导尿又下胃管，这与许多人心目中经过望闻问切后再开汤药的老中医形象肯定不符。孙思邈还认识到新生儿不哭，可能因为难产导致呼吸道不畅通，为防止窒息，应该采取捋后背、或轻轻拍打后背的方法。孙思邈是位全科大夫，他的许多方法在当时都是创举，而现代则被西医继续广泛运用于临床。
　　这些记载是否可以给我们两个启示呢？首先，导尿、下胃管、外科的清创术、腹部手术甚至是整容术，中医的先贤们都运用过，甚至这些现代医学常用的手段有可能是中医最先发明的，但现代在这些方面中医明显落后于现代医学的发展。中医的从业者是否应该自觉有愧于先人呢？普通百姓认为这些是西医的专利还情有可原，但一些中医从业者也认为应该对这些“西医的东西”敬而远之，是否也可以原谅呢？如果华陀、葛洪、孙思邈他们泉下有知，是否会被这些不肖子孙再气死一次呢？ 宋朝大概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有人说仅小小的南宋当时的社会生产总值就占世界的一半（计算方法不得而知）。但宋朝的皇帝们却个个是小人，他们对外卑躬屈膝，对内则防范甚严，赵光义就曾经说过：“国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 （《宋史 宋绶传》）。宋朝的皇帝们最怕的就是自己的皇位被篡夺，但又不体恤民情，挥霍无度，正如苏辙指出的：“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敌国岁币之奉，海内穷困，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余”（《宋史 苏辙传》）。因对内横征暴敛，所以农民起义不断，为了镇压，官员们往往实施残酷的刑罚，在对“叛逆”者实行死刑后仍不满意，还要把他们开膛破腹，并将过程记录下来以警世游。这样就便宜了医家，他们往往被邀请一同进行“解剖”和记录，于是有了《欧希范五脏图》和《存真图》的问世。
　　史书记载欧希范是个不走运的知识份子，他中过宋朝的举人，本想报效朝廷，因为恃才傲物得罪了长官，一怒之下回乡另起炉灶扯旗造反，宋朝多次派兵镇压未果。最后派出一名叫杜杞的官员，他假意招安，将欧希范及数十名小弟诱骗来，大摆鸿门宴招待他们，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图穷匕首见，杜杞一声号令，伏兵四起，将欧希范和他的小弟一网打尽。第二天，杜杞下令将这数十人一起开膛摘心，并请医生和艺术家制作解剖图谱。但不知当时的医生们是已经很久没做过这件事了；还是当地的医生水平太低；还是因为胆战心惊没用心观察，总之这些图谱错误很多，例如图中说人喉间有水管、食管和气管三个喉管，水和食物分别经水管和食管传送，如果是汤类，也要在咽部进行过滤，然后分走两管。六年后杜杞暴毙，传说他一天突然摔倒，鼻口出血，起来后他说“欧希范以拳击我”，三天后便一命呜呼，年仅46岁，因为他是能吏，所以欧阳修还为他写了墓志。
此后在北宋末年，宋朝官员又进行了一次“解剖”活动，这次活动将《欧希范五脏图》中的错误进行了纠正（因为书中记载不一，所以无法断定是谁下的命令），图谱留传至今。但其中也有许多费解之处，例如其中记载“心个个不同，有窍、无窍、有毛、无毛、尖者、长者。”如果有人说心脏中是长毛的，不知道有几个人会相信？无独有偶前面提到的《难经》四十二难中也提到心有“七巧三毛”，得知心中有毛是来源于中医典籍中的记载时，不知会有多少中医反派们会跳出来说：瞧！中医居然说人心脏中长毛，多么不科学啊！但古人是不会为这种事撒谎的，他们没有晋升、没有稿费、也不为出名，撒谎显然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血淋淋的尸体摆在那里，不由你不信！心脏里长毛确实令人匪夷所思，在多方请教专家后，得出两种可能：一是某些罕见的疾病（真菌感染等）导致，但很难想象这些病入膏肓的人还能自强不息地去做强盗，最后被朝廷正法！由于概率太低可以忽略不计；二是因为当时解剖技术的不发达及对解剖知识的认知不足，导致割断了心脏中的腱索（连接心脏瓣膜和心室壁上的乳头肌，可以防止血液倒流回心房，外形像小树，顶端分叉），被误认为是毛，反之则无毛。为此笔者身边的老西医专家还为笔者出示了一些他早年留下的心脏B超照片，其中一张清晰地照到腱索的横切面，如同一棵棵分叉的擎天柱。此后笔者又特意买来羊心，对其进行“解剖”，当用刀挑断腱索后，确实像附着在心脏上的一根分叉的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实践一下。同理解剖到心室、心房、主动脉等，则被认为是有窍的，只解剖到心肌则无窍。 从内容上看，这些记载虽然比《难经》中的记载要简单得多，但对当时的医家却受益颇多。在此两次解剖前，就有北宋针灸铜人问世，这些铜人为北宋天圣五年（1027）宋仁宗诏命翰林医官王惟一所制造，其高度与正常成年人相近，胸背前后两面可以开合，体内雕有脏腑器官，铜人表面镂有穴位，穴旁刻题穴名。同时以黄蜡封涂铜人外表的孔穴，其内注水。如取穴准确，针入而水流出；取穴不准，针不能刺入。可见当时的中医不但解剖技术了得，而且在医疗教具的研发上也是遥遥领先的。
　　宋朝皇帝们为防止大臣造反，尽量减小他们的职权，将地方上的行政、财政和司法三权分立，这样就使得有一部分士大夫阶层的人不得不从事刑侦专业，经过百余年的经验积累，结合上面提到的解剖知识，最终由南宋的宋慈搜集整理成专著，这就是世界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洗冤录》，为我国灿烂的文明又添入了光辉的一页。 　新学肇兴——金元四大家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似乎都应该是利国利民、造福桑梓的好事，但令编纂者万万想不到的是此举差点毁了中医！因为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出版后，许多医生采取了一个超近儿的方法——背方子。尤其在社会动荡的北宋末年至元代的北方，众多的中医没有心思去认真钻研医术，有的仰仗着祖传世医的名声，不思进取、墨守成规；有的靠着背熟几个局方，便四处行医，他们往往并不清楚患者的病因病机，只会套用成方，造成严重的医疗事故，对于新生的理论更是高叫“异端”一棍打死。
　　无疑中医事业偏离了正确的主航道，如果继续下去必然会走向灭亡。既然偏离了航道，就要有人纠偏，第一个站出来纠偏的便是刘完素。刘完素字守真，自号通玄处士，因久居河间，故人称刘河间。他生卒年代不详，有人推测他出生于靖康耻前后，卒于十二世纪末。据称刘完素少年家贫，母亲病重，三请医生不至而亡，从此他立志学医。开始时他云游四方，广拜名医，后定居河间为百姓治病。
　　刘完素对当时社会上的医风很不满，他批评依仗祖传之名墨守成规的医生说“今见世医多赖祖名，倚约旧方，耻问不学，特无更新之法，纵闻善说，反怒为非”（《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 自序》）；批评“汤头大夫” 时说“今人所习，皆近代方论而已，但究其末，而不求其本”（《素问玄机原病式 自序》）。他认真钻研了《内经》三十余年，并跟据自己多年行医的经验，创立了“火热论”，成为温病学派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所谓“火热论”实际上是对疾病病因的一种认识，即刘完素认为疾病的病因多是由于火热之邪所致。早在《难经》中中医就提出了六淫的概念，即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外来的致病因素。刘完素认为这六种致病因素中火热之邪最重要，首先，六淫之中热邪最多，暑、燥和火三邪都是热邪。其次六淫都和火邪有密切相关，例如风邪，刘氏认为“火本不燔，遇风烈乃焰”（《病机气宜保命集 病机论第七》）；“风本生于热，以热为本，以风为标，凡言风者，热也”（《病机气宜保命集 中风论第十》）。暑、湿、燥、火四邪都好解释，唯独寒邪似乎与火邪无关，但刘氏认为至于寒气，除阴盛阳衰而为“中寒”（即里寒）者外，他如感冒寒邪，或内伤生冷，“冷热相并”，均能使“阳气怫郁，不能宣散”而生热。在治疗用药时，刘氏多运用寒凉药物克制热邪，固此被称为寒凉派。
　　很明显刘完素想改变当时的医风，但十分有意思的是一个改革家说的却是寻求古训！这不禁让人想起韩、柳发起的古文运动，明明是想改革当时的文风，却打着恢复古文的旗号，这大概就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必然结果。刘完素的“火热论”主要针对的是《局方》流行，医生嗜用辛热温燥的药物治疗热性病而形成的，他的理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和张仲景的《伤寒论》向悖的，但他却十分推崇张仲景，称其为“亚圣”（只是后世将张仲景晋升为医圣了）。这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刘完素确实很佩服张仲景，所谓英雄敬英雄，虽然他们的学术思想有所不同，但医疗技术还是令人钦佩的；其二，他们同是改革家，他们都有感于当时医生屡有误治，造成十分严重的医疗后果才奋笔疾书的；其三，刘完素也可能是迫于时事，当时运用辛热温燥的药物治疗疾病是主流，所以刘氏只能处处以张仲景为标榜，不敢过于标新立异，自立门户。
后人对刘完素提出“火热论”的原因也作出了分析，还是离不开历史环境的影响。刘氏虽然生于乱世，但在他的大部分人生却是在金国最稳定、发展的几十年中渡过的。在这一时期，金国统治者对百姓是十分宽厚的，遇到灾荒可以免税；矿山任民开采也不用缴税；流离失所、老弱病残的人政府会出资赡养，军队的军纪也很严明，完颜亮南侵时还发生过士兵因为烧毁南宋的民房而被斩首的事情（恐怕比宋军的军纪还强）。所以刘完素虽然主要面对的是战乱后经常发生的瘟疫，但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现象并不常见，而且瘟疫的性质也多为热性。尤其是当时的北方在游牧民族的统治下，饮食结构必然会发生变化，牛羊肉和奶、酪等食品摄入会增加，导致居民湿热内盛。
　　 因为受到历史的影响，所以刘完素注重五运六气也就不难理解了。前面讲过五运六气是王冰补入《内经》的，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并没受到重视。到宋朝因为受到理学的影响，运气学说才受到重视，并成为宋朝太医局考试科目之一，所以刘完素学习研究运气学说也就不足为奇了。现代有许多学者批评运气学说，指出其：不但使中医理论带上了许多神秘的色彩，而且这种随意推论的作风，也给后世带来很不良的影响（《中国医学史略》）。但刘完素已经认识到教条化得运气学说存在许多牵强附会、不切实际的现象，所以他提出了名同而实异的解释，甚至批评所谓正统的运气学说：“观夫世传运气之书多矣，盖举大纲，乃学之门户，皆歌颂钤图而已，终未备其体用，及互有得失，而惑人志者也。况非其人，百未得于经之一二，而妄撰运气之书，传于世者，是以矜己惑人而莫能彰验”（《素问玄机原病式 自序》）。
刘完素所遇到的现象在今天仍然普遍存在，大家想想，是不是周围有许多自称拥有祖传秘方的人在打着中医的旗号给人看病？他们往往不懂现代医学，却在治疗现代医学发现的疾病，什么骨刺啊、高血压啊、高血脂啊…！这些病名出现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而他们少则说祖传三代，多则在七、八辈以上，真不知道他们的祖上是神仙，还是缩短了生育周期？事实上他们对这些现代医学的成果是一知半解，胡乱解释，当别人提出质疑时却以我是中医为借口蒙混过关。当一些人对中医中的部分内容提出质疑时，便以你们不懂中医甚至是不懂中国的传统文化为由加以搪塞（但愿他们能懂得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医业内人士要求改正中医中的错误认识时，就说你们把中医变味了，弄得中医中不中、西不西（但愿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医）。
　　许多好心人会对现代的中医学子说：“好好研究几个方子，将来能吃一辈子！”他们确实是出于好心，但其结果无非是世上多几个“汤头大夫”，他们或许能解决饭碗问题，甚至早日步入小康，但对整个中医事业又能有什么好处？中医的现状比刘完素的时代更糟，那时还没有竞争，现代中医面临着强大的西医的挑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刘完素式的英雄人物，再次出现新学肇兴的局面？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如果评选中医界的猛人，张从正无疑首当其冲。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生卒年代略晚于刘完素，生平事迹不详（虽然在《金史》中他和刘完素都有传，但实在简略几乎没有生平介绍），从他的著作里只言片语的记述中可以大致勾勒出他的人生轨迹。
　　张从正是中医世家，家境宽裕，自幼读过许多医书，年轻时服过兵役，到过宋、金的边境。复员后，回到家乡行医。他喜爱读书、作诗、旅游，经常外出，夏天还要找地方避暑。嗜酒，经常跑到军营里饮酒，但似乎酒量不佳，经常醉卧他乡，害得找他看病的人要“强呼之”。因为声名远播，被召补为太医，但看不惯太医们的所作所为，不久便辞职回到民间。他与同行的关系恶劣，辞去太医职务的事竟然被诽谤为“医杀二妇，遂辞太医之职而去”。虽然张从正不重名利，但声誉还是要的的，在《儒门事亲》中他为自己平了反，昭了雪。张从正还大胆使用人才，他经常让家中女童替自己开方子，如果外出，女童还替他接诊，宛如他的弟子。张从正就这样在读书、作诗、游玩、行医、著书、饮酒中渡过了一生。
　　从上面的记述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放荡不羁的人，甚至是一个纨绔子弟，但他怎么能被称为一个猛人呢？其实上过中医院校的人都知道他有多猛，因为张从正的《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被选入了《医古文》教材，他看病只用汗、下、吐三法，着实骇人张从正认为几乎所有的疾病都可以用这三个方法治疗，这和大部分人甚至是大夫们心目中的治疗方法不符。据《金史 张从正传》记载：“（张从正）精于医，贯穿《难》、《素》之学，其法宗刘守真”。刘氏既然认为疾病多是火热之邪外侵所致，那么张氏自然就要给这些邪气一个去处。汗、下、吐三法正是他对疾病理解的集中体现，他认为疾病无论是外感还是内生都是邪气所生，所以要速攻之。因为在用药上多有偏激，所以后世对他质疑之声不断，连朱震亨也称之为孟浪。但他还是为我们提了一个醒，在人体正气未虚时，不要总想着补，还要想着泻。正如他所讲：“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揽而留之可乎？虽愚夫愚妇，皆知其不可也。及其闻攻则不悦，闻补则乐之，今之医者曰：当先固其元气，元气实，邪自去。世间如此妄人，何其多也！夫邪之中人，轻则传久而自尽，颇甚则传久而难已，更甚则暴死。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胜，而邪已交驰横骛而不可制矣”（《 儒门事亲 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十三》）。这一段话大致意思是：外邪袭人，可速攻之，留着行吗？愚笨的人也知道不行。但是听说要攻下就不高兴，听说是补益就喜欢，现代的医生说：应该先巩固人体的元气，元气充实则邪气自然离去。世上这样的糊涂人是这么多啊！邪气袭人，轻的可以自愈，重一些的则难以自愈，更重的则会致命。如果先要巩固元气，用补益药物，真气还未强盛，邪气已经无法控制了。大家想想是不是有道理？
　　张从正还为中医开创了一个新的医学领域——心理治疗。在《儒门事亲》中他记载了许多这方面的病例，例如：一女因为遇到强盗打家劫舍而受惊，从此每有声音便惊倒，家人不得不蹑手蹑脚走路，不敢大声说话。张从正反其道而行之，让女子坐在椅子上，令两人按住，在前面放一个茶几，他拿一个木槌猛敲茶几，开始女子大惊，张从正说：“我以木击几，你有何惊？”过一会再击，女子惊惧不如先前，数次之后，就不再惊惧了。一两天后，即使是打雷，也不害怕了。这样的病例还很多，但张从正自己都未意识到重要性，如果单独列为一法，岂不是开创“精神疗法”的鼻祖？
此外张从正还十分重视体检，在《儒门事亲》中他记载了一个病例：武阳仇天祥之子病发寒热，诸医作骨蒸劳治之，半年病愈甚，以礼来聘张从正，张氏诊其两手脉，关脉独大。认为是痈象。问乳母是否有痛处，乳母说：无。张氏令患者脱衣，举其两手观其两胁下，右胁稍高，以手侧按之，儿移身乃避之，按其左胁则不避。张从正说：“此肺部有痈也，非肺痈，若肺痈已吐脓矣。”但仇天祥将信将疑，张从正见此，对他说：“此儿之病若早治者，谈笑可已，今已失之，迟然破之后方验其生死矣，若脓黄赤白者生也，脓青黒者死也”然后离去。不久其子果然死亡，因为怀疑是肺痨所以其家人要火化死者，仇天祥怀疑死因，当点燃火时，用杖戳破死者胁下，果然流出青黒脓一碗，天祥仰天哭曰“诸医误杀吾儿矣！”
　　这个病例是否挺悲惨的，我们还是透过这个病例看看深层次的问题吧！首先，张从正的诊断方法似乎与中医传统的诊察手段不同，他注意到患者有强迫体位，并进行了两侧对比，得出正确的判断，这种方法更像近代西医所为。其次，在入土为安思想严重的中国，却对此死者要进行火化，说明当时中国在结核病预防上已经有相当的认识。最后，这一事件很可能是世界上首例通过实证方法得出因医生误诊而导致死亡的病例（我们虽然不能准确地知道这一事件的具体年份，也不能说这一事件是一次病理解剖活动）。
　　张从正似乎只给我们留下了汗下吐三法，而他的精神疗法和新颖的诊察方法却未被大家熟知，不知还有多少这样的宝物被埋没在书山文海之中。张从正就在饮酒、作诗、看病、写书中潇洒地渡过了余生，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死于何时，就像我们不知道他生于何时一样。
大家都看过《三国演义》吧，谁还记得第一句话？对，就是“论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金元时期是中国的乱世时期，刘完素、张从正的运气好，他们生活在一个乱世中的治世，但我们下一位主角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第三位出场的主角叫李杲，字明之，河北真定人，自号东垣老人，后世常称之以李东垣。他学医的原因和刘完素相近，也是因为母亲不幸去世，才发奋学医的。但不同的是李东垣的成分明显高于刘完素，他家境富裕，请了不少“名医”为母亲治病，但“名医”们众说不一，最后到死李东垣也不知道母亲所患何病，于是立志学医。有钱好办事，他一掷千金，拜易州名医张元素为师。张元素是中医易水学派创始人，《金史》有传称其给刘完素看过病，他重视脏腑辨证及扶养胃气的思想形成以后，经过诸弟子及后代医家的继承、发展、在元代成为与“河间学派”具有不同学术风格的一大流派，两派相互争鸣，又相互促进，最终带来整个金元医学的繁荣，他对李杲创立以“补土”为特色的系统的脾胃理论有重要影响。
　　李东垣经过四、五年的学习后，回到汴京，不久便成为名医，救人无数。有意思的是《元史 李杲传》中称：“（李）家既富厚，无事于技，操有余以自重，人不敢以医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资性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不敢谒也”。说明李东垣并不靠行医为业，应该算是个票友，而且很少给士大夫看病。
大家都看过《三国演义》吧，谁还记得第一句话？对，就是“论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金元时期是中国的乱世时期，刘完素、张从正的运气好，他们生活在一个乱世中的治世，但我们下一位主角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第三位出场的主角叫李杲，字明之，河北真定人，自号东垣老人，后世常称之以李东垣。他学医的原因和刘完素相近，也是因为母亲不幸去世，才发奋学医的。但不同的是李东垣的成分明显高于刘完素，他家境富裕，请了不少“名医”为母亲治病，但“名医”们众说不一，最后到死李东垣也不知道母亲所患何病，于是立志学医。有钱好办事，他一掷千金，拜易州名医张元素为师。张元素是中医易水学派创始人，《金史》有传称其给刘完素看过病，他重视脏腑辨证及扶养胃气的思想形成以后，经过诸弟子及后代医家的继承、发展、在元代成为与“河间学派”具有不同学术风格的一大流派，两派相互争鸣，又相互促进，最终带来整个金元医学的繁荣，他对李杲创立以“补土”为特色的系统的脾胃理论有重要影响。
　　李东垣经过四、五年的学习后，回到汴京，不久便成为名医，救人无数。有意思的是《元史 李杲传》中称：“（李）家既富厚，无事于技，操有余以自重，人不敢以医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资性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不敢谒也”。说明李东垣并不靠行医为业，应该算是个票友，而且很少给士大夫看病。
当时的金国已经到了大厦将倾的时候，北面的元、南面的宋、西面的夏都和金有战事，加上国内的农民起义，契丹后裔的叛乱，真可谓四面楚歌！在公元1232年，金国的首都汴京被蒙军包围，数月间城中百姓粮尽，甚至有人杀妻子儿女食之，所有皮制器物都被煮食。在这次战役结束后，紧接着瘟疫流行。李东垣说城中百姓不得病的万无一二，十二个城门，每天都有少则一千，多则两千死者被送出。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难理解李东垣为什么这么重视脾胃的原因了。他所谓的脾胃是指广义的脾胃，也就是指人体的消化和吸收系统。在李东垣的理论体系中，胃占据了绝对的中心，他影响了其他各脏器的生理功能。大家都知道人是恒温动物，为了维持体温的恒定，就必须消耗能量，而食物在正常情况下是能量的唯一来源，所以消化吸收系统无疑在人体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李东垣的影响下，中医形成了以脾胃为中心的后天派。
　　李东垣还针对当时医生不考虑患者脾胃虚弱，只顾祛除外感邪气而导致患者外邪未去，正气已伤的情况，分析了外感病和内伤病的区别，从脉像、寒热、手心手背、口鼻、气少气盛、头痛、筋骨四肢、渴与不渴、恶食不恶食等九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李东垣的观点明显不同于张从正，这和他们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如果张从正也遇到如此乱世，面对如此多的饥寒交迫的灾民，恐怕他也不会再说仅用汗、下、吐三法就可以把所有的疾病都治愈了吧！ 天下就是这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第四位主人公出场时天下再一次统一了。朱震亨生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字彦修，因家乡有条小河名丹溪，故后世尊称其为朱丹溪。如果称李东垣为票友，那么朱丹溪则是票友中的票友了！因为在《元史》中他的传（如果那也算传的话），被放到了儒学篇中而不是方技篇中，全文只有短短的三十三个字，而且只字未提医。如果把他放到方技篇中，以他的贡献至少应该占据几百字的篇幅，但作为一介儒生，就只剩下这区区的三十来个字。因为在明朝儒生刚刚翻身，他们刚从臭老九变成香老三（据称元朝按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将人从事的职业分为十等，医生是第五等，儒生是九等，比妓女还低一等，只比乞丐高一级，也有人认为并无此规定），所以把一些和儒沾边的人都罗列了进来，这样一位医之不朽之人，就只能在儒学中增—伪席了。
　　朱丹溪学医的目的也很个别，有人说是因为他本来想去考功名，但遇到一位算命先生连卜两卦都不利，于是放弃仕途，该行做老师。朱丹溪的老师许谦病患缠身，希望朱丹溪学医为自己解除痛苦，于是他该行学医，开始读《和剂局方》，但认为“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以尽合。苟将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必也《素》、《难》诸经乎？”于是出游，寻访名师，在定州，他看到了刘完素的《原病式》和李东垣的方稿，有顿开茅塞之感。后到杭州，听说刘完素的再传弟子罗知悌居此，便上门拜师求学。但罗知悌非常保守，不愿相见，朱丹溪便拱手立于门前，不避风雨，皇天不负有心人，罗知悌终于被感动，收他为徒，倾囊相授。朱丹溪学业有成，归来后终于不负老师所托，为许谦解除了病患，也算许谦是慧眼识英雄吧！ 朱丹溪在四大家中所出最晚，有人说：“求其可以万世法者，张长沙（张仲景）外感、李东垣内伤、刘河间热证、朱丹溪数者而已。然而丹溪实有贯通乎诸君子，尤号集医道之大成者也”（《医籍考》）。说他是集其他三家于大成者确实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医学思想的核心理论是“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因为他注重滋阴，所以被称为滋阴派。
　　究其根源，他继承了刘完素的火热论，只不过他认为热主要来源于阴之不足，造成的阳气过盛。所以在治法上他更喜欢滋阴以降火。
　　对于张从正，他则批评为“孟浪”。张从正虽然也作诗著书，但毕竟出身行伍，为人又性格豁达，所以他用药治病必然喜欢大刀阔斧。加上他所针对的患者虽是三教九流均有，但多以北方普通百姓为主，他们虽然没有锦衣玉食，但天天劳作，身体多强健，经得住浚药猛下。而朱丹溪出身儒门，受中庸思想影响较大，所以治病多守“王道”。加上他的病人多是生于南方的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儒生，他们不稼不穑、不耕不猎，身体虚弱，怎能经的起虎狼之药，所以张、朱虽“师出同门”但用药风格却截然不同。
　　至于李东垣补益的方法虽然是朱丹溪所喜欢的，但补益的方向却南辕北辙。李东垣面对的是一些战后的灾民，他们急需补充的是衣食，所以补脾是主流。而朱丹溪面对的是士大夫，他们锦衣玉食，缺乏锻炼，年老肾衰最为常见。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其实又何尝不是时势造名医呢？就此金元时期的四大家：寒凉派刘完素、攻下派张从正、补土派李东垣、养阴派朱丹溪全部出场完毕。他们深入研究古代的医学经典，结合各自的临床经验，自成一说，用自己的认识来解释前人的理论，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这一时期是中医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称为“新学肇兴”。 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改革家，甚至可以把他们说成当时中医界的叛逆，但他们以精湛的医术证实了自己。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说。金元四大家的学说标志着中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且对后来的中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为明清时期中医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不朽的名著——《本草纲目》
　　有了总结，有了尝试，到了社会相对稳定的明朝，改革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但首先吹响改革号角的并不是来自中医界，而是中药界，我们所熟知的药圣——李时珍。在我国等级森严的两千多年封建史中，明朝大概是最民主的了，平等的观念开始在一些人心中自发的萌芽，李时珍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李时珍虽然在《明史》中有传，但内容十分简单，对他的生平记载很少。我们只能大致了解到：李时珍出生于中医世家，他祖孙三代都是名医，但当时医生社会地位低下，他父亲经常受到当地权贵的欺辱，所以希望他能够考取功名，以光宗耀祖改换门庭。但李时珍对求取功名并不感兴趣。虽然在十四岁时，就考取了秀才，但此后在他三次参加中考（考举人）均落第后，便拒绝再参加科举，而一心从医。李时珍之所以下定决心弃文从医，和他的亲身经历是分不开的。在他第二次参加中考时，不幸身染重病（很可能患的就是令人谈虎色变的肺痨），使他几乎丧命，多亏他父亲对他精心调护才转危为安。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悬壶济世。他父亲见他态度坚决也只好答应了，但要求他必须全力以赴，不能半途而废。 在三十岁时，李时珍已经是当地的名医（中医绝非越老越值钱），三十八岁时，因为治好了楚王世子的怪病，而被召到武昌楚王府任“奉祠正”（相当于县级的七品芝麻官），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就职于太医院。当时太医院被一些保守势力把持，炼丹求仙之风盛行，在那里李时珍的才华是无法施展的。本来进太医院做御医应该是一位医生无比荣耀的事，但对李时珍和他的后人来说，这种荣誉却是不足挂齿的小事，甚至李时珍的后代都没将这件事记入他的墓志。一年后，李时珍便炒了皇帝的鱿鱼，重新回归民间，做他喜欢的事情。但在这一年中，李时珍并非全无收获，他很可能有机会接触到了一本书——《本草品汇精要》。从唐朝以后，由政府组织人修本草已成惯例，明朝也不例外，明孝宗于弘治16年（1503）8月下诏太医院编修一部国家药典。经历一年半的修订后，药典编纂完成。全书共收药物1815种，正文用朱墨两色分写。正文之前绘有精美的彩色写生图，达1358幅之多，这是中国第一部大型彩绘图书。但是，此书完稿后仅两个月，明孝宗暴死，其死因成为千古疑案。参与该书编纂的49人中有12人因涉嫌谋害皇帝，遭到查办，于是这部明代药典一直封藏在宫中内库里，后来不知通过何种途径于1877年被藏入罗马国家图书馆。直到近五百年后的2002年，该书才得见天日，由中国文化研究会全文影印出版。李时珍很可能是在看过这本书后，发现临床上的许多问题书中并没有解决，才下定决心重修本草的。
　　李时珍回到民间，并没有马上动手重修本草，因为他知道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虽然他已经翻阅了近千本中草药的专著，但还是开始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实地考察历程，历经近十年的实地考察，他搞清楚了许多过去本草书中的谬误，为《本草纲目》的问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时珍虽然没有接触到西方的实证论思想，但他和许多中医一样自觉地进行了实证研究，他实际观察了穿山甲、蕲蛇等动物；亲自以身试药，辨别药物的作用。再经过十余年的编著和修改，《本草纲目》正式定稿，《明史 李时珍传》中记载“（李时珍）历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稿三易而成书。”
著书难，出书更难，李时珍的改革自然会受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当他儿子李建元，将《本草纲目》献给朝廷后，朝廷只是批了“书留览、礼部知道”七个字，就把这部巨著搁置一边。李时珍不得不拼尽余生之力为这部巨著的出版而奔波，他虽年过花甲，但还是两下南京，和书商谈判。并顺便拜访了当时的名人王世贞，拜托他为这部书写序。王世贞是明朝的文学家、史学家，做过高官，当时拥有众多的粉丝。不知为什么这位名人一个序竟写了十几年，直到他去世前才终于完成。在序的最后王世贞夸奖李时珍道“味太元如子云者”。子云是杨（扬）雄的字，他是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太元是指杨雄模仿《周易》写的书《太玄》，是他表达自己宇宙论、本体论的哲学思想的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
　　当时医生的地位低下，把一个臭大夫和一位名儒相提并论，不知王世贞是不是咬了咬牙，才仗着胆子写下这句话的。但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后世人的眼里这实在是高抬了杨雄，而且也多亏这个序，才使许多后人认识了他。在南京的私人刻书家胡承龙的刻印下，于李时珍死后的第三年(1596年)，《本草纲目》才得以出版。公元1603年，《本草纲目》又在江西翻刻，从此这部书在国内得到广泛的传播，据不完全统计，《本草纲目》在国内至今有三十多种刻本。公元1606年《本草纲目》首先传入日本，1647年波兰人弥格到中国，将《本草纲目》译成拉丁文使之流传到欧洲，后来又先后译成日、朝、法、德、英、俄等文字。 《本草纲目》全书共16部、52卷，约190万字，收纳前人记载的药物1518种，增收药物374种，合计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共辑录方剂11096则；附药物形态图1100余幅。这部伟大的著作，在吸收历代本草著作精华的同时，还尽可能的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书中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知识：包括校正、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项，从药物的历史、形态到功能、方剂等，叙述甚详。尤其是“发明”这项，主要是李时珍对药物观察、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新发现、新经验，这就更加丰富了本草学的知识。《本草纲目》不但是到16世纪为止我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而且是当时我国最系统的动植物学专著，正如其子所说“虽命医书，实该（包括）物理”（《进本草纲目疏》）。
　　李时珍还在中医基础理论上提出了改革，他指出主精神意识活动的是脑而非心。他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人之头圆如盖，穹窿象天，泥丸之宫，祖灵所集”（卷52）还说“脑为元神之府”（卷34）。
　　当然李时珍也不是神仙，他也会犯错，在《本草纲目》中也存在着许多唯心的内容，但并不能因为这些东西就全面否定他。一些网友提出：“烂草鞋、房檐水都可以治病，然后一样可以通过风水理论来验证这些东西的可行，比如说烂草鞋属木什么的，这有意义么？”笔者想指出几点：第一，《本草纲目》中有错误的东西这无可争辩，就像今天的真理在明天就可能是谬误一样，但瑕不掩瑜；第二，谁又能证明烂草鞋、房檐水就不能治病吗？青霉素是怎么发明的，还不是从长了霉菌的食物中提取的？所以没有被证实的东西我们还是不要轻易下结论，无论是对还是错。至于元宵节偷富人家的灯，放在床下可以求子，则大可不必一试，毕竟这是犯罪行为。总之书中有些错误在所难免，而且《本草纲目》最伟大的成就并非仅在于此。
　著名的中国通李约瑟在评论李时珍时认为：明朝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李时珍达到了与伽利略、维萨留斯（近代解剖学的奠定人）的科学活动所隔绝的任何科学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也就是说李约瑟认为在没有受到伽利略影响的科学家中，李时珍是最伟大的。《本草纲目》即使再多发现几百味药；再多记载几千个方剂，恐怕也难以得到这个评语吧！
　　事实上李时珍的真正贡献在于另一个方面——这本巨著出版前，所有的《本草》都是按上、中、下三品分类法，人为的将药品分为三六九等，很像封建社会的阶级制度。前面讲过在《神农本草经》出版前可能就有按自然属性分类的本草问世，但因为早已失传，所以影响很小。即使是中医界里的另一神仙级人物——陶弘景也是在保持上、中、下三品分类法的基础上，把每一品的药材再按自然属性分类的。而李时珍则彻底打破了这一观念，他按照药物的自然属性将它们分为：矿物类、植物类和动物类，这种分类法，已经过渡到按自然演化的系统来进行了：从无机到有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这种分类法在当时无疑是最先进的。尤其对植物的科学分类，要比瑞典的分类学家林奈早二百年，这为欧洲的自然科学家们开阔了思路。正是因为这样，《本草纲目》才被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称为“1596年的百科全书”！而且达尔文在他的论文中多次引用了《本草纲目》中的记载，将这本百科全书上的内容作为论据使用。
　　李时珍也未能摆脱世俗，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的儿子李建元、李建中并没有子承父业而是考取了功名，李建中还做过四川蓬溪知县，但光宗耀祖的显然是他们的父亲——李时珍！
在明朝中医发展到了一个辉煌的顶点（个人观点），这一时期不但有前面提到的《本草纲目》，还有《瘟疫论》、《外科正宗》等书籍问世。
　　《外科正宗》由明代陈实功编著，成书于1617年，是当时最详细最权威的一本中医外科学专著。这本书的主要贡献是：第一内外兼顾，注重外治，常用刀针相腐蚀药清除坏死组织，以扩创引流，在护理上主张加强营养，反对无原则禁忌，在当时外科普遍重视内治法的大环境下，这些主张明显具有革新倾向。
　　第二创造和记叙了当时多种外科先进技术，如截肢、鼻息肉摘除、气管缝合、咽喉部异物剔除术，以及用枯痔散、枯痔钉、挂线法治疗痔屡等方法。前不久在读《明朝那些事》的时候，看到一段内容：在明朝可以买通刽子手，让他们在砍头时手下留情，只是砍伤犯人，虽然看上去血肉模糊，但回家后经过调养，不但能保住性命，甚至仅留下一个歪脖的后遗症。因为不是研究历史的，无法得知出处，也没时间去考证，如果属实，则正好佐证《外科正宗》提到的喉部手术。有一点要说，如果没有好的医生的话，犯人家里花了大价钱的结果也只不过是让他（她）能死在自己家中的床上。即使到现代，外科遇到这样的患者也会是十分棘手的事情。干过骨科的人都知道做颈椎手术，如果有的选，大夫们宁愿舍近求远从前面下刀，也不会从后面来，因为那里血管和神经十分丰富。某些反中医的人看到这一内容，又会说“在没有无菌操作、没有抗生素的时代，气管缝合是不可能的。”但要指出的是：这部书已经提出了换药室要“净几明窗”，对患者冲洗疮口应注意卫生,可见无菌观念已经开始萌芽；而且中药中的许多清热解毒药物中都含有抗生素成分，例如黄连、黄柏中含有大量的黄连素，所以这些手术并非不可能。
　　最后书中载方丰富，集唐以来外科外敷内服方药之大成。而且书中记载多种肿瘤，其中对乳癌的描述和预后判断，全面具体，切合实际。书中所创的和荣散坚丸、阿魏化坚膏，能缓和恶性肿瘤“失荣”患者的症状，延长患者的存活期。
　《瘟疫论》是明末清初医家吴又可的著作，成书于崇祯十五年（1642），此书的出版不但标志着：瘟疫证治，有绳墨可循，而且还将温热与瘟疫论，逐步合为一家，充实了中医学关于传染病的内容。吴又可认为瘟疫的病因是无形的“戾气”，从口鼻侵入人体。戾气有多种，各有“特适”性和“偏中”性，即不同戾气具有侵犯一定脏器的特异性，人或动物对某种戾气也具有不同感受性。提出“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的原则。把戾气侵入途径分为“自天受”(空气传染)和“传染受”(接触传染)，既可形成流行之疫，也可出现散发之疫。提出“达原”、“三消”等治法。看到这些内容是否给人一种在看西医传染病学的感觉？吴氏所创论外感瘟疫病因及传受途径，实是开我国传染病学的先河。但清代温病四大家并未按他的思路继续探索，而是返回中医传统思维方法之中，使吴氏学说未能得到充分发展。
　　而且在明朝中医最伟大的发明，已经问世。有的国外学者甚至指出：这一发明所救的人，和中国人另一发明——火药所杀的人大致相等。我们无法准确地统计出死于火药的人数，想想至少也有几十亿吧？恐怕不会少于现代地球人口的总和，那么中医仅这一项发明所救的人就有多少？！这项发明就是——“种痘术”，“种痘术”是人痘接种术，有人说起源于宋朝，但有确切记载是在明朝，由于这项技术成熟、输出于清代，所以在后面再讲。
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败（本不想说的事情）
　　我也知道这个贴子会有许多争议，本不想再添是非，讲述下面这段话。但帖子在论坛中发过之后，才知道如果不说，大家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今天衰落的原因，既然必然会引起争议，也就不怕再多一个，于是决定写出这些内容。
　　有人称人类历史上有两次思想上大的飞跃，一次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相对应的是欧洲希腊哲学的兴起，还有印度、埃及，似乎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一下子开了窍，他们相继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并为各自的文化打下烙印。第二次是欧洲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而这一次与上次的百花齐放不同，似乎只有欧洲一枝独秀。那么在这一时期，科技、文化领先了世界千余年的中国就真的毫无作为吗？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明清两代是中国没落的两代，在这两代欧洲全面超越了中国，中国在这两代几乎是原地踏步，毫无作为，成为了一条公理。但当我们拂去史书上的尘土，却发现原来历史可能是这样的。
　　文艺复兴带给我们的主要是民主和科技这两方面的进步，在这两面大旗的指引下，欧洲列强相继发生了革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前面讲过明朝很民主甚至民主到首辅可以封还皇帝的圣旨，使得金口玉言变成废纸一张。更有甚者，明朝的言官竟以给皇帝提意见为荣。甚至雒于仁在年底给万历皇帝上《酒色财气疏》，骂得皇帝一无是处，搞得万历连春节都过不好，万历自然是气不过，但最后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雒于仁告老还乡、寿终正寝、名留青史，想打雒仁兄的屁股出出气都不行。
　　明朝还出了一位圣人，他就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哲学家王守仁。他创立了“心学"体系”，尤其是在他的思想下形成的泰州学派，更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它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泰州学派中的代表人物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思想启蒙解放的先锋——李贽。李贽是中国历史上反封建传统、反封建礼教、反权威主义，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对后人反传统权威、反君主专制、反封建礼教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他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提倡人类平等；反对封建礼教；反对理学空谈，提倡功利主义和“至道无为”的政治理想。而且李贽大胆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表现出对专制皇权的不满，成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导。他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如果中国能够顺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恐怕会成为和孔、孟比肩的圣人，但中国毕竟没能够顺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他们的名声甚至比不上程、朱。
在明朝科技十分发达，当时虽然理学盛行，但已有许多文人墨客开始注重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徐霞客以一己之力游历祖国山川，然后著成《徐霞客游记》与李时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图文并茂、注重实际、重视实践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科技著作，被欧洲学者称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书中对农业方面的丰富经验进行了总结，全面反映了工艺技术的成就，其中许多生产技术，一直沿用到近代。《天工开物》是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的系统总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它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其中关于制墨、制铜、养蚕、用竹造纸、冶锌、农艺加工等等方法，都对西方产生了影响，代表了中国明代的技术水平。可惜的是这些研究成果虽然伟大，但都没有得到当时政府的支持，他们如果在欧洲，不知道有多少国王会对他们垂青，而在中国只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不过在明朝末期，崇祯皇帝改正了错误，他重用徐光启等人，虚心向欧洲学习天文、数学等方面的知识，并取得了一定得成就。
　　即便如此，在中学历史课本中仍然给出了一个近代欧洲科技已经超过中国的结论。我不想挑战教科书，但即使结论正确，这一比较也是在拿中国和全欧洲来比，如果单一的欧洲国家还是无法与明朝相抗衡的。而且谁也不可能永远领先，关键是能看到自己落后的一面，并正确对待，在这方面明朝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火药大概是最令中国人痛心疾首的发明了，欧洲列强就是靠着中国人的这项发明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有人甚至说：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拿来做烟花，外国人看到火药拿来做武器，其实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句话有多幼稚。中国人自从发明火药后就开始用于战争，但到明朝嘉靖年间，造炮技术的确已经落后于欧洲，当时葡萄牙的军舰开到中国在广东沿海大肆掠夺。万历初年皇帝命汪鋐进行剿灭，明军第一次战役就因为葡萄牙战舰船坚炮利大败而归。但汪鋐并未灰心，他坚信必须师夷制夷，用欧洲先进的武器装备部队才能获胜。于是他派出密探策反为葡萄牙舰船服务的中国人，经过四个月的努力，制造了大量的火炮，一举消灭了侵略者。汪鋐还将缴获的葡萄牙舰炮运往北京，建议朝廷加以研制并配备给军队。当时的国防部长李承勋并不配合，万历一怒之下撤换了李的职务，由汪鋐接替。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明朝已经做到了火炮的国产化，制造了大量的先进武器装备部队，著名的关东铁骑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配备三连发火枪纵横关外，谁与争锋？！到抗倭援朝的时候，明朝的火器更是让倭寇吃尽了苦头，碧蹄馆之战，数万日军包围了四千明军，血战一上午，不但没有吃掉对方，反而损失惨重，最后被一千明朝援军解围，从此斗志全无。海上就更不要说了，李约瑟博士说：“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在世界海战史上明军第一次使用了水雷、舰对舰导弹等先进武器，使日本人成为了“第一个吃到螃蟹的人”。有人考证过，鼎鼎大名的努尔哈赤就是死在明朝自制的红夷大炮之下的，据说国产化的大炮性能甚至超过了进口产品。
　　不仅在军事方面，在天文和数学方面明朝和欧洲都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在崇祯皇帝（没有任何人称他为爱好科学的皇帝）“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的思想指导下完成了天文学专著《崇祯历书》，基本反映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天文学水平。所以李约瑟说：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明代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明朝灭亡的那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这才是中国人对待科学的态度，落后不怕，我们会努力、会迎头赶上。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环境下，我们有理由相信，科技即使暂时落后，在不断交流、学习中也会赶上，而像欧洲列强一样步入近代进一步进入现代化。
十分遗憾的是在这一时期，医学方面中西方的交流太少了，而且主要表现为对外的输出，例如《本草纲目》。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来中国的欧洲人主要是传教士，他们之中懂得医的本来就凤毛麟角，而且这凤毛麟角的人带来的不过是过时的西坡克拉里和盖伦的老古董。直到1643年，才有耶稣会士邓玉函等据包因（Gaspara Bauhin）《解剖学》编译的《泰西人身说概》由毕拱辰润色后出版。可惜的是在书出版后的第二年明朝就灭亡了，使得这本书没有广泛流传，据说在北京医科大学还存有手抄本。但从像王清任这样，致力于解剖学研究的职业医生都没有看到这本书，甚者可能都未听说过这本书可想而知这部书的影响之小。崇祯时期出版了汤若望编著的《主制群征》，里面“叙述了脑的结构功能以及与脊髓连为一体。还有脑神经的数量（六对），以及其中五对的功能。脊神经的数量（三十对），并初步描述了神经之遍布全身，另外还有神经的结构。”（引自《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在十六世纪中叶近代解剖学的奠定人维萨留斯还被迫害致死，所以这些书在当时的欧洲出版可能都有困难。似乎明朝中医对新事物的学习欲望大大超过了现代的中医。而康熙和他的大臣则认为：“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所以在《四库全书》出版后，这些书就销声匿迹了。
　　这一时期唯一给中医留下的影响的就只剩下药学方面的著作了，由石铎琭主编的介绍西方的各种药物《本草补》一书，据说在道光年间尚存，后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多有引用。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熊三拔《泰西水法》的出版。在《泰西水法》的第二篇是《药露说》，熊三拔开西药制作术传入中国之先河。他介绍了炼制药露的方法，成为当时药品的一个新的剂型。“时医多有用药露者，取其清冽之气，可以疏瀹灵府，不似汤剂之腻滞肠膈也。”对于吃惯了丸散膏丹的国人来说，对药露所带来的新鲜感和时髦的追求，恐怕要远远大于药效的本身。熊三拔（1575-1620年）是意大利人，公元1606年来到中国，曾与徐光启合译行星说。他在所著的《泰西水法 药露》中说：“丸散皆干药合成，精华已绝。又须受变于胃，所沁入宣布，能有几何？其余悉成糟粕下坠。”明确指出了药露作为一种新的中药的剂型，较之丸散膏丹药性清灵、易于消化和吸收的优点。值得一提的是，熊氏论述的泰西药露的功效的机理，是在中国传统医学脾胃升清降浊、肺主宣发的脏腑功能理论的基础上阐发的。他认为药露可以在体内“流通宣越，沁入筋脉。”这种医药理论的融会贯通，正反映了明朝时中西方科学文化互相渗透的同化大趋势。如果中西方科技文化进一步交流，不知道会不会演变出中药提纯的情况？从而出现对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这一新学科。但总体而言，中医和西方医学的交流仍然没有摆脱仅仅是药物的引入和某项技术的引进这一范畴。
有人曾经讨论过：万历几十年不上朝中国虽然不能说繁荣昌盛，但毕竟没有出什么大乱子（顺便还收拾了一下日本人），这样下去会不会使中国进入君主立宪制？而后面的党锢之争最后会不会双方妥协，演变成两党轮流执政？
　　总之在明朝中国曾经无限接近于资本主义，有时我甚至怀疑明朝的灭亡是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结果！？在明朝中、后期，流民现象似乎是政府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也是明朝政府无法解释的。有人统计过，在明末崇祯时期有耕地783万顷，而顺治16年（1659）中国耕地总数是549万顷，乾隆31年（1766）到741万（虽然疆域增加了不少），数字刚接近明末土地数字（《满清文献通考》田赋所载）。即使是土地兼并严重，地主也需要大量的雇农来耕种才对。所以流民产生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农村也因为生产力提高产生了剩余劳力，于是自然产生了人口流动的结果。早在南宋时期，我国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当时的制瓷业、丝绸纺织业和海运业都十分发达，到了明朝这些产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英国封建领主们为了追求利益，出现了“羊吃人”的悲剧（领主们为了获取利益更高的羊毛，而将雇农耕种的土地改为牧场，使许多雇农无家可归，史称圈地运动）；在中国也有人想改农田为桑田，以增加丝绸的产量，但被“以人为本”的政府拒绝了。当生产力大发展时，这些劳力会得到妥善的安置，但如果是经济危机到来时，这些无产阶级自然就成为社会上最不稳定的因素。
　　大家知道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过剩，生产出的产品不能被社会所消化。不单在明朝，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解决办法无非是加大内需和扩大出口。在明朝出口贸易十分发达，明末的对外贸易量更是惊人的。在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一万吨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三亿二千万两。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而满清由于闭关锁国在鸦片战争前的对外贸易远远低于明代（美国的弗兰克《白银资本》）。但在明朝末年，欧洲列强的战舰已经开到了东南亚，他们将这些地方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这些地方恰恰是中国出口的主要对象。仅以西班牙为例，他们在1571年占领吕宋（菲律宾），1603年至1686年曾经数次屠杀中国商人，可想而知当时的出口贸易可能受阻。而国内又遭到了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在明朝最后的二十年间，连年灾荒，不是旱就是涝，内需也别指望了。生产出的产品销售不出去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当时明朝政府又没有处理经济危机的经验，所以亡国在所难免！
问题出在明朝的继任者，大清王朝建立后这一切全都改变了。首先是民主问题，在一个连留什么头型都不能自己做主的国家里还能谈什么民主？给皇帝提意见也只能出现在刘宝瑞的相声里，当笑话听。不搞民主，专心研究学问可不可以？还是不行，因为有文字狱，庄廷龙修《明史》，结果庄家一族全部被屠。清朝初年从事西学的汉人，统统被斩头，以至于徐光启在崇祯年间精心培养的一大批汉人的西方数学、天文专家，被彻底消灭扫荡干净，就连汤若望也差点被凌迟处死。
　　纪晓岚以编著《四库全书》为名，毁书无数，前面讲的《天工开物》就是在当时被毁掉的。民国初年,有人发现《云南通志》里说冶炼铜矿的地方引用到一本名叫《天工开物》的书,他想看到这本书的全貌，于是到北京的各个大图书馆去搜寻这本书，结果都没有找到，又去询问各个藏书家，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本书。也就是说在经过清朝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之后，这本书已经彻底从中国消失，连知道这本书的人几乎都没有。后来这个人偶然在一个日本朋友家发现这本书的日文版，于是他到日本的图书馆去查，这一查不要紧，发现这本书居然英国，俄国，德国，日本，法国都有翻译本，而且法国的还有全译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惟独中国没有这本书，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本都没有，后来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找到《天工开物》的明朝最初的原刻本，而这个原刻本是所有版本中印制最精美的。然后按照这个原刻本，《天工开物》才在中国又广为刊行，重见天日。
　　军事方面不说大家也知道，火药只能去造烟花，谁能造大炮，就发配谁，结果当然是恶有恶报。
　　清朝极度抑制工商业的发展，明朝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上都是遥遥领先的，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永乐年间的铁产量就高达9700吨，超过当时欧洲诸国总和。但到“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康乾盛世结束不久的1840年，满清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耕地没有增加，工商业受到抑制，人口成倍增长，其结果自然是人民穷困潦倒，我们看看外国人眼中看到的事实吧！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这样记载中国：“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而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则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军队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
更有甚者在满清的最后100年，赚钱肯定是不要想了，光赔钱给外国就有10亿两白银之巨，把中国五千年的积累赔个干干净净底朝天，割地也像是家常便饭。赔点钱、割点地还不算什么，钱可以再赚，土地还可以再夺回来，但最关键的是清朝赔掉了中国人的骨气，和传统美德。
　　在明朝中国人很有骨气，尤其是明朝的皇帝们，他们做过俘虏，做过亡国之君，但没有亡国奴。他们在敌人的屠刀下也没有丢到尊严，也就是俗话说的没掉份儿！即使是南明的几个皇帝，他们东奔西走颠沛流离，直到永历帝被缅甸王出卖，他们也没有一个怕死投降！清朝皇帝是什么样的，大家都知道。
　　在清朝，开始妄自尊大，以天朝大国自居，当欧洲列强的战舰打开了大门的时候，一下子又变得妄自菲薄，不行的自然是不行，行的也变成了不行的。唯一没有变化的是拒绝开放、拒绝学习，在祖宗成法不能变得口号中可耻地走向灭亡。
　　清朝还改变了中国实事求是的传统，明朝民主，所以皇帝的丑事被如实的记载，并被别有用心的人无限夸大，经过几百年的努力，最终让人们相信明朝的皇帝贪玩的贪玩；不上朝的不上朝；残暴不仁的残暴不仁，明朝就是一个破烂的腐败的王朝。清朝专制，所以皇帝都成了勤政爱民、爱好科技的典范，有人甚至说清朝没有一个暴君、一个昏君、一个顽君，也不知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文字狱这些都是谁干的？逛妓院、染性病，上朝只做要重修圆明园一件事还不是昏君？致天下于不顾，非要出家做和尚还不算顽君？看看即使是所谓的“康乾盛世”都不过如此，就知道清朝哪有一个好皇帝!
　　在清朝科技的交流停止了，自己不能搞，向外国学习也不行，当欧洲列强突飞猛进向着现代化迈进的时候，中国却在睡大觉。例如在医学方面，有人考证过，法国传教士曾经用满、汉两种文字翻译过《解剖学》进献给康熙，满文本藏于北京文渊阁、畅春园和承德避暑山庄，汉文本则秘藏不许刊行，而且有证据表明不许这本书刊行的命令就是爱好科学的康熙大帝本人（《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从后世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中看，他完全没有接触到西方解剖学，而是在中医传统解剖学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爱好科学的康熙大帝只是在作秀罢了，《解剖学》只不过是供他一人解闷的罢了。
民主和科技这两位老先生就此在中华大地销声匿迹，辛亥革命后当他们再次回归中国大地的时候，我们已经对他们“儿童相见不相识”了，陈独秀甚至给这两位先生起了外国名字“德先生和赛先生”。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变了味道，逐渐偏离了自己的航道。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呢？笔者曾经问过自己：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概括中国的传统文化，你会选哪个？结果选的是朴素，而一些朋友也选择了相近的词质朴啊、古朴啊、朴实啊…。汉语真的是太丰富了，一个相近的意思居然有这么多的词藻来形容！这些词里都有一个朴字，朴在《说文解字》中的意思是树皮，后引申为没有经过细加工的木料，她包含了实用和自然两方面的意思，无论是树皮还是木料无疑都是有用的，而朴则是在实用基础上更接近于自然的，（正是这种对自然的追求使我们中华民族染上了追求大而全的习惯）。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来源于春秋战国，当时人们的思维异常活跃，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现代的哲学理论在当时都能找到影子。在当时天下大乱，一方面是军阀混战引起的社会秩序的混乱，另一方面是各国从奴隶制度进入封建制度引起的思想意识上的混乱，正是因为如此，那一时期产生的、对后世有影响的思想家们都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而与此同时又不忘对自然的崇拜！无论是保守的道家；还是激进的儒家；还是更激进的法家、兵家，他们的主张都存在着这一特点，而这些家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传统文化受这一特点的影响形成了自己更注重实践的特点，往往是通过实践再去总结经验，如中国绘画、园林、京剧、武术、中医…无一例外地继承了这一特点。而欧洲人更重视理论的研究，讲究先研究理论再指导实践，所以他们的文化和中国文化迥然各异。欧洲绘画讲究透视原理；而中国画则是看到什么画什么，突出景物的特点，追求那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不知道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是不是悟出了中国画精髓后的作品？）。欧洲园林以建筑物为主体，大到山川河流小到花草树木都要服从于主体建筑；而中式园林则以自然为主体，于是亭台楼榭、蜿蜒曲折生趣盎然。欧洲的歌剧和芭蕾舞是两门艺术，歌剧要分出高、中、低音；而中国京剧讲究唱念做打，将歌舞有机的融合，在演唱上讲究气的运用；膝、肘的攻击在欧洲的拳击运动中是禁止的，而在中国你如果说武术已经武装到了牙齿，一定会受到嘲笑的，牙齿本来就具有攻击性，中国的武术大师们甚至已经武装到了头发（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
这些也影响到自然科学的研究方面，欧洲的医生要求必须有理论才能指导临床；而中医则更注重实践，经常是先去实践，再去总结理论。中医认为人和自然界相统一，所以更注重整体观念；西医则更注重微观的研究，希望从中找到致病因素。例如同为一个局部长有痈疮的患者，西医第一考虑的是先查查是什么病菌感染，再选用合适的抗菌素，局部吗？用点酒精外敷一下，又消毒又有点麻醉作用，脓成后切开排脓，痈疮好了身体还虚弱的嘱咐休息休息、补充些维生素、加强营养就行了；而中医则要考虑到全身的情况，是不是因为饮食不节，导致的疾病？即使是外来的致病因素也要考虑一下对全身气血经脉的影响，早期内服外敷清热解毒中药，成脓后则内服和营透毒的中药外用切开排脓手术，术后则还有提脓祛腐、生肌收敛的外用膏药，痈疮好了，对于体弱者还要调补气血。两者间仅在切开排脓一点上相同，其余各阶段都似是而非，从效果上看也都不错，但中医似乎更人性化，治疗的更彻底、治疗手法也更丰富。在解剖研究被抑制甚至被禁止的封建社会，西医一千多年间无所作为，而中医则蓬勃发展，担负起人类医疗保健的重任。但在欧洲文艺复兴后，科学研究得到飞速发展，不断有新的理论被提出和被否定，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西医进行了临床实验，在得出结论后，再进一步进行理论研究，于是进入良性循环。而中国封建社会结束得太晚，没能够充分地将实践经验进行理论的总结，所以科技也从领先到落后，医学也是如此，一个又一个的新理论被西医发现，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其他领域的科技成果运用到医学上，现代物理学、现代化学、现代生物学、现代统计学…，现代医学确实是日新月异，飞速发展；而反观中医则似乎是死气沉沉，毫无进展，还是那些旧的理论、旧的治疗方法，一点进步都没有。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实用性和对自然崇拜的特性，所以必然具有实事求是、虚心学习、知错必改、海纳百川的态度。但在清朝这些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谎话连篇、知错不改、或狂妄自大、或妄自菲薄。令人遗憾的是现代的中医正是这些思潮的最大受害者，现代有人无视中医的疗效和对人类的贡献，认为中医就是骗人的垃圾，什么作用也没有；而另一部分人无视中医落后的现实，称中医是艺术、是超科学的，仿佛可以凌驾于现代科技之上！当有人提出改革后，他们就用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来搪塞，拒绝中医的现代化，其实他们所谓的传统不过是变了味的传统，他们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敌人！
　　中国的科技无法与外界交流进入近代化，并进一步进入现代化，中医也第一次失去了近代化的机会，没能像西医一样进入近代化，并向着现代化迈进。历史就像看病一样，只有一次机会、无法重复，我们无法将历史推倒重新来过。我们也不必过于追究过去的事情，讲这些东西也不是想让大家对清政府口诛笔伐，只是想说明一些问题，分析一下失败的教训，正视落后的原因。关键是今天我们怎么做，毕竟我们还要对未来负责！争取尽快重新回到真正的我国传统文化的轨道上。还是回到现实，继续讲医史吧！
增补实用内科学——《温病条辨》
　　李时珍在中药界吹响了中医改革的号角后，临床医学也迎来了变革的时代，在明末清初瘟病学派就悄然兴起，叶天士和薛雪“继承”了吴又可的衣钵。叶天士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这一新的辩证体系，而薛雪则被一代文豪袁枚称为“天生一不朽之人”。关于叶、薛俩人的故事很多，相传他俩开始并不和，叶天士的书房提名“踏雪”；薛雪也不示弱将书房命名为“扫叶”，据说他们两个最后还是和解了，并被合称为瘟病学派的创始人。这里插一个故事：薛雪老年时百无聊赖，于是赶时髦，看了些理学方面的书，也写了几篇关于理学的论文，不想在薛雪死后，其后人在他的墓志中只字不提医，而说他是研究理学的。墓志寄给袁枚，袁枚曾经病危，薛雪使他起死回生，所以心存感激。当看过墓志后义愤填膺，发出：“自是而一瓢先生（薛雪的号）不传矣，朽矣！…在理学中未必增—伪席，而方伎中转失一真人矣。岂不悖哉!岂不惜哉!”的感叹。这个故事看似跑题，但笔者还是讲出来是想说明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科技领先上千年后，在清朝被欧洲赶上甚至超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社会地位低下，而研究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的人却窃据高位，中国传统文化朴实的特色遭到了破坏，动摇了其发展的基础。
　　叶、薛的后辈、清朝名医——吴鞠通因参与《四库全书》医书部分的抄写检校工作，而解决了北京户口。不久正值北京地区“非典流行”，当时的医生墨守伤寒治法不知变通，致使许多患者因治疗不当而死亡。吴鞠通运用叶天士之法奋力抢救，挽救了数十生灵，因而名声大振。此后他撰写了《温病条辨》七卷，对温病学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吴鞠通在张仲景创立的六经辨证和叶天士创立的卫气营血辨证方法之后，大胆地改革，提出温病的三焦辨证学说，是在中医理论和辨证方法上的又一创举。“三焦辨证”法：就是将人体“横向”地分为上、中、下三焦。上焦以心肺为主，中焦以脾胃为主，下焦则包括肝、肾、大小肠及膀胱。由此创立了一种新的人体脏腑归类方法，这种方法十分适用于温热病体系的辨证和治疗，诊断明确，便于施治。吴鞠通还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实用方剂，如银翘散、桑菊饮、藿香正气散、清营汤、清宫汤、犀角地黄汤等等，都是后世医家常用的。《温病条辨》是针对流行病学提出的，是对《伤寒杂病论》这一实用内科学的补充。吴鞠通对中医学的贡献，在于对中医立法上的革新和理论上的完善，不但有理论发挥而且留下了诸多有效的方剂，可以说使得中医的基本治法在外感病和热性病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其实质是中医对流行病学的研究成果。因为《温病条辨》实用性很强，加上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论，立足点只不过是对《伤寒杂病论》的补充，（而且他彻底脱离了吴又可的思路，返回到中医传统的思维方法中，使吴氏学说未能得到充分发展）所以并没有受到过多的争议，并且被列入了中医四大经典著作。 但这一说法似乎很牵强，首先从时间跨度上看，另外三部距今都有两千余年的历史，而《温病条辨》只有两百年；其次从篇幅上看，《内经》最长，《伤寒杂病论》约占《内经》的一半，而《温病条辨》只有十分之一多些；最后从内容上看，《温病条辨》虽然也创立了三焦辨证的理论，但和《内经》、《伤寒杂病论》比则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将他剔除出四部经典也不无道理。
　　在清代，中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科技上欧洲都在超越中国。但是在医学上，此时因为有瘟病学派的兴起，加上“种痘术”这一预防天花技术的日臻成熟，可以说在当时中国的医学还是领先于世界的。
　　“种痘术”是人痘接种术，有人说起源于宋朝，有人说是明朝，但关于这方面的专著在是在清朝才出现的。种痘术有四种方法：痘衣法、痘浆法、旱苗法和水苗法，其中痘衣法成功率很低，痘浆法危险性很高，经常出现与自然感染没有区别的症状，所以遭到淘汰。后两种方法又分成两派，一派是湖州派，取患者痘出较为顺利者为苗进行接种；另一派是松江派，他们以人工接种的痘痂为苗，而且认识到苗传越久，毒性越低，并将七次传种之后的苗称为熟苗，几无毒性，显然松江派的技术最为先进，其效果与牛痘相近，只是采集较为麻烦。公元1682年时，康熙皇帝曾下令各地种痘，并成立了专门的政府机构，而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口数量也随之迅速膨胀。
　　后来此技术传到欧洲，被发扬光大，成为现代免疫学的鼻祖。十七世纪中、后叶，沙皇俄国专门派人来学习这项技术，此后这项技术沿着丝绸之路传到土耳其。1718年英国贵族梅林夫人将此技术带到英国，但并未获得取熟苗的技术，她带到英国的只是过时的、在中国已经被淘汰了的技术。尽管如此当时欧洲的一些保守势力仍极力反对这项技术的推广，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公元1694年～1778年），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我听说100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英国医生琴纳据说最初就是一位种痘医生（可以肯定至少是受到种痘术的启发），因为发现人痘种植后仍可产生严重的病情，于是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在1796年第一次种植牛痘成功，因此获得了无数的荣誉，他被称为“免疫学之父”。而给他以启迪，发明种痘术的中医现代却被称为不科学的垃圾！
牛痘在十九世纪初传入中国，并逐渐得以推广，但从推广速度、和传播费用多以民间组织承担看，清朝的种痘局并未起到真正的作用。直到民国初年，在上海种痘、牛痘和药物预防仍然并存。在传播过程中，除极少数以种痘为业的人和药铺出于自身利益而阻挠外，主流的中医界对此项技术是持肯定的态度的。有人就发出过“既种之后不受沾染，由一人而至于百人，积百人而推之天下，久久则天壤间永无痘患，岂非大快事哉”（《牛痘新编》），至今这一快事已经成为实现。顺便说一下，在《牛痘新编》中记载，在我国山东也出现过取牛苗接种的事情，但因缺乏史料记载故难以考证，如果能够找到足够的证据，现代免疫学之父的荣誉是否也该属于中医？
　　随着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欧洲的同行们战胜了封建保守势力的阻挠，重新开始了某项医学研究，从而为医学方面步入近代化进而进入现代化，为全面超越中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项研究就是——现代医学解剖学研究！
　　其实与吴鞠通几乎处在同一个时代的医生王清任，已经认识到解剖学的重要，他开始了对解剖学的研究并完成了著作《医林改错》。因为他的言辞激烈，加上自身存在的问题较多，所以受到了保守势力的回击，甚至被戏称为“医林改错越改越错”。
其实中西医之争纯粹是利益之争，尤其是西药厂商为了自身 的利益，对中医药的围剿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甚至有些主流“精英”发出了废除中医药的呼声，理由无非是中医不科学，是伪科学，甚至中医治病是靠碰巧、甚至说纯粹是靠心理暗示。把一些中医药发生的毒副作用无限夸大，以某些中医药发生的毒副作用作为由头，全盘否定中医药的地位，污蔑中医药的声誉。试问，西医药就没有毒副作用？如果有，那么是不是也连西医药一并废除为好？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呢？这正是某些主流“精英”不愿意面对是现实。在很多问题上采取了双重标准，不正是某些主流”精英”的惯常伎俩吗？
　　 举个实际的例子给大家评判：我的孩子两岁时，有一次出现了腹泻，前后泻了将近两周，刚开始腹泻的时候去看西医，就是吊针吃药。吊完针倒是维持了几个小时不泻了，但是过了几个小时以后还是腹泻不止，这样反反复复了十几天，病情不仅不见好转，反而小孩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连哭的声音都很微弱。一家老小越来越害怕，眼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妈去找一个中医大夫，开了四味不知名的草药，回家煮了当茶喝，才喝了两次就马上见效，小孩的腹泻停止了，食欲上来了。后来再喝了三四次，腹泻就完全痊愈了，全家老小松了一口气。
　　 中医和西医都是人类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出现的两种不同的探索途径和方法，不应该互相排斥，而是应该携手共进。也许当一种途径行不通或者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难题，说不定另一种途径正是通往坦道的呢？所以没有必要争的那么激烈，这个世界保持多样性不是更好吗？
　　 中医药要不要发展？这个问题其实无须多辨，当然要发展，但是怎么样发展，的确是广大中医界人士深思的命题。 越改越错的《医林改错》
　　还是不能抛开历史来看待事物，王清任写医林改错也是有着历史背景的。在清朝人口的寿命有了显著的提高，在康熙、乾隆年间都搞过千叟宴，在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的一次，与宴者竟达三千零五十六人。再加上平均寿命超过男性的妇女，可想而知当时仅在北京周围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已经比比皆是，七十岁也已经不再算什么古稀了。老年人的增多必然会造成老年病的增加，过去的疑难杂症逐渐成为了常见病。其中脑中风病人的数量必然会明显增加，中风后患者出现偏瘫、语言不利、口眼歪斜、甚至神志不清等症状直至死亡。如果是心主思维意识活动的话，那么这些症状就应该是心出了问题，但事实上显然并非如此。
　　王清任在临床上遇到了许多这类问题，他为此翻阅了大量的医书，但结果令他十分失望，他在《医林改错》中写到“半身不遂一症，古之著书者，虽有四百余家，于半身不遂立论者，仅止数人，数人中并无一人说明病之本源，病不知源，立方安得无错？”当他“遵《灵枢》、《素问》、仲景之论，治之无功；继遵河间、东垣、丹溪（即金元四大家中的刘完素、李杲和朱震亨）之论，投药罔效。”也就是说他运用《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以及金元四大家的理论和治则治法都没有什么效果。
　　而且古医籍里关于解剖和生理的记述中存在着许多错误和自相矛盾的地方，所以他开始怀疑经典著作的正确性。其中最有趣的便是他关于二便来源问题的疑问了，他书中写到“言饮食入小肠，化粪下至阑门，即小肠下口，分别清浊，粪归大肠，自肛门出，水归膀胱为尿。如此论尿从粪中渗出，其气当臭。尝用童子小便，并问及自饮小便之人，只言味咸，其气不臭。再者食与水合化为粪，粪必稀溏作泻，在鸡鸭无小便则可，在牛马有小便则不可，何况乎人？” 于是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实际观察来揭开实事真相，真是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角色。
王清任认为人的脏腑结构对医疗是非常重要的，他指出“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人夜行”（其实对于一个全盲的人来说，夜行和昼行都是一样的）。所以他想通过解剖尸体来证明古医籍中的错误，这和大部分人心目中中医不用了解现代解剖学知识的认识大相径庭。但在当时解剖是违法的，他只能多次到疫病暴死者的乱葬岗中，观察那些被野狗啃噬过的尸体。而这些尸体的内脏结构很可能是残缺不全的，所以他一直被一些问题所困惑，例如：胸腔中纵膈的走向。这时他遇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位可怜的妇女要被判凌迟处死，她因为精神疾患发作而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和公公，在现代她应该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而在当时她则是十恶不赦。这位不幸的妇女给了王清任揭开谜团的一个最佳机会，他跟在犯人身后，准备一探究竟。但在最后时刻他却突然放弃了，理由竟然是男女有别！在这种封建思想的左右下，王清任放弃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此后他虽然多次到刑场参观，但因种种原因都未能得偿所愿。直到四十余年后，他偶然遇到了一位戍边回来的军官，据称见到过许多被杀戮的人，对膈膜了解得很清楚。在王清任的恳求下，这位军官详细解说了纵膈的位置和走向，王清任这才得偿所愿。但愿那位军官是一位平时注意观察事物，而且有足够的语言表达能力的人。
　　由于客观原因的限制，王清任的观察条件甚至还比不上著《黄帝内经》的先贤们。所以他虽然改正了一些中医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如脑主思维意识活动，人体只分胸腔和腹腔而非三焦等。但如果用现代解剖学来验证则是错误百出，甚至比内、难诸经中的记载还要远离事实的真相。例如：《黄帝内经》中记载“肝藏血”（《素问卷十七调经论篇第六十二》），这和现代医学证明的肝脏内储存着大量的血液不谋而合。但王清任认为“肝体坚实，非肠、胃、膀胱可比，绝不能藏血。”而且他认为心中是没有血的，脉搏不是动脉的搏动而是气管的搏动等等，还有前面提到的关于二便来源的问题，现代医学证实食物的营养成分确实是在小肠吸收的，但水主要是在大肠吸收的，这和《黄帝内经》的记述很相近，现代的研究结果是在大肠吸收水分后，并非直接归膀胱，而是通过血液循环到肾脏，经过过滤才形成尿液归膀胱，而大肠吸收的水是绝对不会带臭味的。王清任发现了向十二指肠输送胆汁和胰液的管道，误认为这是输送水液，最终形成尿液的管道，显然他的结论比《黄帝内经》的记述距离事实更远，这样的错误不可枚举。
错误如此之多，言辞又如此激烈，受到攻击就在所难免，《医林改错》越改越错之说随之而起。这部书之所以还能在中医界立足，主要原因在于王清任对治疗中风病方面的贡献。他提出了瘀血理论，认为中风病是因为淤血引起的，这个理论已经很接近于现代医学对心脑血管病的认识，在此基础王清任上创立的“膈下逐瘀汤”、“血府逐瘀汤”之类的方剂，至今还广泛运用于临床且效果颇佳。而他最重要的贡献可能还没有真正让人们所认知，现代中医面临许多难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便是中医如何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问题。现代的科研成果如何引入中医理论，如何指导中医的临床治疗，这使许多中医从业者感到迷茫，而一些中医的保守派则以此为由，打着“走中医特色”的旗号，拒绝将现代科技引入中医，其结果则必将是使中医加速毁灭。但可悲的是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中医爱好者的支持！王清任则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带给我们许多启示：首先中医不是不需要解剖、生理、病理学知识；其次中医能够将这些知识与临床相结合，并指导临床工作；最后对过去错误的认识进行更正后，不但不会乱，而且会使我们的中医疗效更上一层楼！
　　总之我们不能用现代的科技水平去衡量古代人的认识，王清任进行了医林改错，有的改对了；有的还是没改对；有的甚至改错了，但他那种想用实践来证明的态度是是中医的良好传统，也是中医未来的发展之路！试想一下，如果王清任如果看到了《泰西人身说概》、《主制群征》，以及被爱好科学的康熙大帝禁止出版的《解剖学》，会怎么样？他会不会如获至宝，他还会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错误？试想一下，如果王清任来到现代，面对如此优越的科学研究条件，他是否还会犯这么多错吗？他又会改正多少中医的错误呢？他是否会对人们说某某某是西医的东西，和我们中医无关，我们中医是如何、如何认为的，我们决不会用那些西医的东西！
　　事实上除了王清任之外，还有一些中医可能从未停止过对解剖学的研究。一位老者曾经对笔者讲过一件往事，他说：解放前他曾经有机会拜在一位中医骨科名家门下，只是无法找到老师要的见面礼，所以才错失了良机。笔者本以为见面礼是名人字画或是古玩玉器，但老者却予以否认，他说如果是这些东西就好了！他要的是一幅骨架，而且是一幅肌肉已经腐烂掉了，但骨头之间连接的肌腱尚存的骨架，你说这东西我上哪里去找啊？！那位中医骨科前辈索要的东西显然是为了授课所用，如果没有丰富的解剖学知识，中医骨科怎么能够进行精确的正骨复位？
　　这些事件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没有欧洲列强的侵扰，中国慢慢地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话，我们的科技、我们的中医可能会取得更大的进步，而且很可能做到中医与现代科技的融合，但是随着欧洲列强的入侵，我们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
中西医的分道扬镳
　　随着欧洲列强的入侵，他们带来了西方的宗教、鸦片、文化、科技等，其中也有西医。中医和中国文化一样并不是排外的，相反在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在不断地吸收外来营养以充实自己。早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后，就引进了许多“西药”，如安息香、苏合香等。此后中国就从未停止对“西药”的进口。到了宋朝，由于陆上丝绸之路的断绝，中国又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随着郑和下西洋的创举，来自非洲的“西药”也被引进，于是有了“广角”（因非洲的犀牛角质量好，进口首先会被运到广州而得名），即使到了保守的清代还开发了新药——西洋参。在医疗方面中医也不断吸取外来营养，例如中医骨科就是从蒙古医生处学来的（但现代蒙古大夫却成了庸医的代名词），而源自印度的金针剥障术，至少从唐朝一直流传到解放后，白居易曾为没有得到这种医疗技术的救治感到遗憾，而毛泽东这位伟人则在这项技术的帮助下重见光明（在印度这项技术已经失传）。但这些交流多限于药物和技术方面，在理论方面虽然有传入，但影响很小，主要还是因为传入的理论自身问题较多造成的。例如在唐朝孙思邈等人的著作里就出现过印度医学的理论，但此后逐渐销声匿迹。阿拉伯医学在金元时期也来到中国，并造成当时香燥药物流行一时的局面，后受到朱丹溪的批评才得以遏制，此后也只有药物方剂留用。总之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并不保守，所以才会创造出这么多世界医学史上的第一，又有哪一位中医名人不是因靠独树一帜，开拓创新而扬名天下的呢？
　　当西医传入中国时，中医们也并未排斥它，而是怀着取长补短的胸怀来接纳它的。虽然当时西医对华人影响很小，但一些小科的药物如阿托品眼药水等以其卓越的疗效，还是受到了中医们的重视。李鸿章在1890年为《万国药方》作序时写到：“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以医学岂曰小补！”
　　清朝的名医唐宗海在1892年出版了一本叫《中西汇通医书五种》的书，在沟通中西医学方面，做了大胆尝试。其中有一段话“西医初出，未尽周详，中医沿讹，率多差谬。西医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表现出中医人实事求是，勇于面对自己，修正自己的错误，锐意进取的一面。而广东的朱沛文(约生于19世纪中期)，著《华洋脏象约纂》他强调学习西医的解剖知识，以弥补中医学对人体结构缺乏细致了解的不足。但对汇通中西医学态度比较慎重，采取“通其可通，存其可异”，“不能强合”的主张。 　进入民国后，中医们更加重视对西医的认识，当时著名的医家张锡纯就主张中西药合用，他发现西药普遍起效快，但作用时间短，而中药起效慢，但作用持久，两者正好取长补短。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并创立了许多中西药合用的方剂，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白虎汤加APC。但在新中国建国后，一些出版社再版《医学衷中参西录》时却删除了其中西药部分，这也反映出当代某些中医的思想倾向性，似乎保留西医内容就会影响到名中医的形象！
　　此后的恽铁樵提出“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他还认为：“中西医之不同，乃由于中西文化之不同”，“是根本不同方法之两种学说”。他开始运用一些现代解剖学的知识来解释中医理论，例如提出：“《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之五脏”。这些前辈被称为会通派，但由于当时西医除解剖外西医尚无什么可供中医学习的长处，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了解西医的强大，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意见，但可悲的是他们的观点被现代一些“中医”肆意的曲解，甚至成为“中医”据不认错的理由。例如前面讲过的恽老先生的观点竟演变成了“中医的脏腑和西医的脏器不是一回事”，我们不禁要问那么中医的脏腑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不是人身上的吗？
　　其实中西医之间取长补短才是正道，只有这样才能双赢，而最终的受益者则是患者。西医在这方面其实已经为中医做出了表率，他们把中医的种痘术发扬光大，甚至开创了免疫学，使无数生灵免遭疾病的困扰。一些反中医的帖子里写到：如果你出车祸，脾破裂，你能不做手术、不输血吗？其实笔者真的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难道中医是反对做手术、输血吗？还是他认为中医不能运用西医的发明呢？前者肯定没道理，因为没有任何一部中医书籍中有这样的记载；后者就更没有道理了，如果中医不能使用西医的东西，那么为了公平起见西医是否也不能运用中医的发明呢？西医恐怕没有这个能耐。除非是你不接受中医的东西，那么就试试吧，你如果出车祸，撞断了肠子怎么办？肠吻合术坚决不做，因为那是中医发明的；如果小便下不来，绝不下尿管，中医发明的吗；呼吸停止不能人工呼吸；心脏骤停不能心外按压…，只怕西医大夫也只能客气地对你说：你还是快点死吧，别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中医开始是很想和西医取长补短的，如果给中医多一些时间，他们可能会找到更多的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容许，我们再次失去了中西医融会贯通的机会。
　　当时封建旧秩序已经被打破，一批批有志青年留学海外，他们希望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指导下建立新秩序，当然其中不乏学医之人。不幸的是当他们回国后，在用所学的西方医学知识和中国传统的医学知识进行比较后，得出了中医是伪科学的结论。发明了腹穿、灌肠、导尿、下胃管、裂唇修补术、肠吻合术…，最先提出免疫学概念的中医一下成为了不科学的代表，成为了被“革命”的对象，骂中医一时之间竟成为了一种时尚。有人甚至写了一幅对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骂中医”竟变成了某些人“休闲取乐”的行为。从此中、西医之间产生了隔阂，甚至走向了对抗。而正是在此时中医这个词才正式被提出，以便和西医相区别。现代有人说中医是指中和的医学、中庸的医学，而非中国的医学，实在是没有道理。中医有数千年的历史，但中医这个词的历史却不足百年。
　　在1929年，我国初出的西医受到日本全面取缔汉医的影响，以不科学为由，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废除中医的法案，国民政府行政院在汪精卫的指挥下竟然通过了这一法案。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医界一片哗然，为了自救，中医的老专家们提出与西医打擂台，看看到底谁更有效。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老先生提出由西医确定十二位患者，并让西医先挑六个，剩下的给中医，看看谁治得好，谁治得快。西医毫不客气地，将那些当时位于死亡率首位的——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分了过来。现代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在当时中医确实是打赢了这场天方夜谭式的战争，而且赢得很漂亮！否则中国会像日本一样没有中医了。无独有偶在胡适先生年轻时，因疾病被西医宣判了死刑，而一位中医名家几付药就使他神奇地康复了，于是这位才子根据亲身经历总结了一下当时的中医、西医得出了：中医不科学、糊涂，但能治病；西医科学、明白，但治不了病的结论。 而此次事件的发起人就是笔者最佩服的中医反派——余云岫老先生。余老先生早年留学于日本，在日学医的时候认真研究了《内经》，出版了《灵素商兑》一书，这是他向中医理论开的第一枪，在书中他写道：“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虽是年轻气盛，但确实是个做学问的人，仅凭这一点就比现代的中医反派强不知多少倍！现代的中医反派真是退步了许多，如果能看一遍《中医基础理论》就说自己把中医都看透了者比比皆是，没有看过就妄下断言的也大有人在。余云岫老先生则不同，他不但学习西医，而且认真阅读中医古典医籍，能以科学的、客观的态度对待中医，尤其是在他的晚年，当他发现中医书中的记载合乎科学、确实可靠时则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他发现中医比法国人早一千几百年就提出瘰疬与结核病同源，就撰写论文在国际会议上发表；他还曾经批评过麻黄素治喘功效的发明者，因不参考中医文献而多走了许多弯路。所以有人为他对中医的态度做了开脱，说他只是批评中医的缺点，发扬中医的优点。其实余云岫老先生果真如此的话，又怎能非灭中医而后快呢？但是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谁没有年轻气盛的时候呢？谁有能保证没有慷慨激昂说些过头话的时候呢？如果中医反派里多一些余云岫老先生这样能以科学的态度看待中医，批评中医，与中医进行科学的争论，相信对中医会是一个不小的促进，但现代的中医反派则是令人失望的一代，真心希望江山待有人才出！
　　最近看到一些资料，资料显示1929年的这次废除中医案背后居然是有国际阴谋的。美国华裔学者张绪通博士撰文，揭开了消灭中医的惊人内幕。美国人Hans Ruesch撰写的文章《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清楚地告诉中国人，美国的洛克菲勒药品帝国早在1927年对中医做了什么。张博士说：“该文坦白地道出了缘由，洛克非勒及其家族以学术基金会的名义，捐了一点钱给中国的医药界，美其名曰‘帮助中国实现中药现代化、科学化和国际化’，目的就是要中国人对自己的中医药学术的根源与体系产生怀疑，以至于厌弃。然后打出‘拯救中医中药’的美名，以‘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的幌子，达到彻底操纵、把控中国的中医药市场的目的，完全有他们的战略预谋。” 在《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一文中，作者写道：“洛克菲勒的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以至于在1927年发起了国际教育基金会作为小洛克菲勒自己的个人慈善事业，还捐赠了两千一百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准备毫不吝啬地给予外国的大学和政客们，当然要附带各种条件。┉┉洛克菲勒过去一直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兴趣，由于美孚石油公司几乎是‘中国油灯’用油的唯一供应者，因此他把钱用来设立中国医药基金和北京协和医院，扮演着‘伟大的白人教父’的角色，来向他卑微的孩子们传播知识。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达四千五百万美元用来‘西化’（实际是摧残）中医。医学院被告知，如果他们想从洛克菲勒慷慨的赠予中得到好处，他们必须使五万万中国人民信服地把他们经过多少个世纪检验的安全、有效却又廉价的草药扔到垃圾箱里，让中国人民赞成使用美国制造的昂贵的有致癌、致畸作用的‘神’药，当这些药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盖不住的时候，则需要不断地用新药来替代。如果他们不能通过大规模的动物实验来‘验证’他们古老的针灸的有效性，这就不能认为有任何的‘科学价值’。西医对几千年来证实的针灸对人类的有效性毫不关心。┉┉但是在共产党在中国执政以后，既然跟中国进行贸易已不可能，洛克菲勒一家也就对中国人民的健康突然失去了兴趣，并逐渐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日本、印度和拉丁美洲。”（引自《中国中医药的现状及对策》）
过去认为中、西医之争只不过是学术之争，反对有人把主张废除中医的人称为“汉奸”，现在看来是幼稚了，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看来还是有道理的！就在废除中医之声此起彼伏之时，一些有识之士针对这些问题尖锐地指出：“武力侵略，不过裂人土地，毁人肉体，其害浅；文化宗教侵略，直可以夺人思想，却人灵魂，其害深。……若不利用本国固有之文化宗教以相抵抗，将见数千年传统之思想，一朝丧其根基，四百兆民族之中心，终至失其信仰，祸患岂可胜言哉！”（陈撄宁先生语）
　　当时西医只是初出茅庐、羽翼未丰，他们的杀手锏——抗菌素尚未发明，对于呼吸道的感染还束手无策。因为当时科学技术的局限，对中医中科学的部分不能证明、无法认知，所以不知己也不知彼，失败也就在所难免。在当时中医是完全可以和西医相抗衡的，甚至在许多方面还要更胜一筹。
　　当时西医医院很少，而且看西医很贵根本无法满足广大中华民族的医疗需求。所以虽然“西医”们百般努力，但仍无法废除中医。但是西医以他的疗效，主要是在外科上的疗效，在中国还是站住了脚。大概是不愿与中医“同流合污”，所以处处与中医划清界限。而中医大概是因为西医的挑衅，从此也总是和西医保持着距离，甚至是对抗，使这两者成了分道扬镳的岔路，越走相距越远，似乎永远也不会再次交汇了。中西医之间难道真的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吗？
　　历史可以告诉未来。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中医史是不断创新的历史；是锐意进取的历史；是基于科学研究基础的历史；是不断吸收外来营养的历史。中医如果能够继承这些必将重塑昔日的辉煌，如果忘记这些就是背叛，等着的命运则必是灭亡。
　　上世纪虽然中医因为在擂台上打败了西医而得以延续，但是七十年后的今天又如何呢？如果是现在重新进行这样一场擂台赛，我不知道有哪一位中医会应战，是否还敢让西医先挑病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七十年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请继续关注认识中医之现实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