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对台对港政策愈显理性务实的常态

大陆对台对港政策愈显理性务实的常态

2010-07-03 18: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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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本周二顺利签署后，台湾方面马英九又是开记者会，又是多方强调后续安排，而王金平统领的“立法院”已经开始为审议ECFA做准备，而大陆这几天则相对平静，或许是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同，在大陆协定签署后，只待相关部门落实，而不显得吵吵闹闹。

ECFA的顺利签署在两岸关系史上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在1979年大陆提出“三通”后三十年，两岸经贸关系终于常态化。1949年以后，两岸武力对峙三十年，经贸关系的发展又经历三十年，可见两岸问题的复杂与敏感。

以ECFA的签订为标志，马英九上台后所展现的两岸交流新局，两岸关系以经贸为主轴的发展也已进入一个常态化的阶段。这在两年来两会常态化的互访谈判中得到了体现。今年的两会商谈定在重庆，最后与江丙坤会见的中共最高级别领导人是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与两年来台湾政界来人，动辄总书记、政协主席亲见的规格比，似乎今年的规格稍逊，但这恰是两岸两会交往已然制度化的表现。这种两岸两会成立二十年来未有的交流制度的形成本身，足堪欣慰。

ECFA签订后，两岸下一步要怎么走？在江丙坤到重庆前的记者会上，在回答记者有关两岸政治谈判的问题时，江丙坤一如台湾官员的惯常回答，仍是强调先经后政的思路。从马政府最近一年的表态，马英九从岛内的内外压力出发，显然政治谈判尚未排上他的日程。从大陆这方面看，官方的回答通常也仍是“先经后政”、“先易后难”，但在高层的内部判断中，尤其是在涉台学者的观点中，则将政治问题的谈判放在了一个相当紧迫的位置。在两岸这个问题的不同态度上，其冷热自现。

两岸政治谈判及其所涉及的军事互信机制等，是两岸关系未来发展必然要触及的根本性问题。以大陆的视角，从台湾的内部“独统”的消长来看，在国民党任内在政治谈判等问题上有所推进，自有其紧迫性；如能真正有所推进，当然也是人所乐见的。

但现实地看，台湾问题历经六十年，高度敏感，台湾岛内蓝绿对决的政党态势仍现胶着，最关键的是，“台独”思想，或各种各样的台湾自外于大陆的思潮在台湾已经成型并深入一定人的心中，这固然是紧迫感的动因，但也使政治谈判的启动难度进一步加大，某种程度上，现在两岸政治谈判的大环境还不如20年前。那时，虽然两岸高度对峙排斥，但起码在“一个中国”上并无异议。而现在，问题的高度敏感点却恰在此。

大陆对两岸政治谈判的焦虑与紧迫感从台湾政治生态的角度体现在对马英九连任的不确定上。大陆希望马英九连任后两岸能相向而行，推进政治谈判，马英九可能也是这么想的。但偏偏马英九施政能力广受诟病，他能否顺利连任尚成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两岸问题六十年，真正的难点就在政治问题上。现在的两岸政治问题，在两蒋时代“法统”之争以外，又增加了“台独”的更敏感遗憾。这个问题从启动到开始谈判，至最后解决，绝非一朝一夕。马英九上台不过两年（即便他能连任，不过八年时间），两岸刚刚在经贸议题上有所建树（即便如此，在岛内也受到相当困扰与攻讦），就把政治议题过度地“紧迫化”，未免操之太切。

而就岛内政治生态来看，马英九2012年如不能连任，上台的民进党会不会将两岸的既有协议一笔抹杀，从民进党对ECFA的不理智表态来看，这恐怕未必杞人忧天。而马英九如能恋人，他的任期也不过在有四年，他还是会下台的，民进党还是会上台的。这是台湾民主政治的常态，必须体认。从这个道理上讲，把希望寄托在马英九身上、国民党身上是一种不完全理性的做法。

当前的两岸问题，我以为，最根本的是承认其错综复杂的现实，在当前两岸关系出现积极变化、有所突破的背景下，大力发展经贸文化交流，不断拉进台湾民众与大陆的距离，化解敌意，抓住连接两岸的血缘文化纽带，争取台湾的民心，为两岸的未来扎扎实实做好铺路工作。用“大中国”的文化概念向心力，增进两岸的相互理解，为未来政治谈判拆除藩篱、创造良好气氛。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理性务实应成为处理两岸关系的常态思维。

上周香港立法会顺利通过政制改革相关法案，作为中央政府与“民主派”相互理解妥协而达成的这个结果，不仅是香港民主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更体现了中央政府对香港政策的理性务实，可以说是中央的一次成功转型。

在此次香港政改方案顺利通过的意义以外，我以为，值得注意的有几点。一是香港政治阵营的分化组合。此次民主党与中央的合作而使该党向温和理性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八零后”、草根性的激进民主势力的成长壮大也是一个看点。短期内，此激进民主派，如这次政治斗争所反映的，虽已成型，但仍属边缘，其对主流政治，仍难说有大的影响力。但长期来看，则仍需观察。

第二，未来“建制派”“爱国爱港”政党依然是中央政府得以依靠的力量。对于他们来说，如何在未来香港政治发展中继续发挥影响力，是一个挑战。日前看报道，说现在的“建制派”的工会组织，连组织反抗资方的工人运动都心有顾虑，这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其政治观点与现实政治的矛盾，如不能有效解决这种心态，就会与香港普通民众的心产生距离，那样就“脱离了群众”。这恐怕“建制派”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三者，民主是香港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未来，中央政府如何处理与实现普选的香港行政长官与立法会的关系，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尊重民主体制与中央依法管制的矛盾，既是一个政策收放问题，也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中央与高度自治地方关系的宪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