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式”自杀？

 　　最近国内自杀风行，而且基本采取了相似的一种结束生命的姿势，从高楼飘然坠落。这不免引人猜想。猥琐一点的想法是，若是穿白裙的女孩，那坠落的身姿美不美？答案一般是否定的，因为结局不分男女没有例外，总是摔成血肉模糊的一堆而已，那么另一个恶作剧式的提问是：为什么非得跳楼？干嘛不选点优美的地方了断自己？比如从美丽海边的某座大桥上纵身跳下？恶毒的提问还有诸如：飘到空中后他∕她后悔了吗？后来听一位朋友谈到一本书，才知道自杀也是有成本的。那书名挺瘆人，叫《完全自杀手册》，日本人写的，让人想到自残的三岛由纪夫和颂扬死亡凄美的川端康成。《手册》里讲到毒死、淹死、上吊死、烧死、熏死、冻死等各种死法。那书里说，要想死得舒服，就得费点脑筋。据说，雪地里冻死最具仪式化的优雅，试想在风景优美的滑雪圣地，在白雪皑皑的景致中体温慢慢散去，没什么疼痛窒息感，这死法浪漫的可以吧？但我总有点怀疑，冬天在北京热暖气里呆惯的人，跑到没暖气的上海尚且跺脚大骂过的是非人生活，慢慢冻死岂非如赤条条插入冰窟窿，心理的惊悚蔓延成深入肌髓的寒冷，恰如另一种寸剐，能浪漫得起来吗？

　　最近出版的一本谈中国人自杀的书，却说到了一种成本更低的自杀方法，喝农药。作者吴飞在北方一个县里做调查。发现了大量冲动型自杀的案例。他发现，农村女性往往一赌气抓起手边的农药一口气喝下去，“喝药”变成了表达爆烈情感的一种武器。这种冲动发生的一霎那，几乎完全不计小命立马完蛋的后果，喝药频度之高，变成了农村的一种生活常态。城市人从高空飘然坠落之前，显然要经过一段延绵已久的绝望体验和心理挣扎，这招式没法普及。农村女性在一刹那间做出的“喝药”动作，当然也是长久积怨的发酵，却因农药到处可见，变成了不须深思熟虑即可随手而得的致命武器，无形中减低了自杀成本。农村自杀率近年有所提升与这种“仪式”频繁的操演不可说毫无干系。

　　当然，不能说农药物美价廉，人手一瓶，一仰脖即可了断此生就是近三十年来农村自杀率上升的主因，农药毕竟不是可口可乐，喝完就没事了，事后要付出惨痛代价。吴飞书中一句话触动了我，他说，农村自杀自1976年以后逐渐增加，“1976”这个数字带有一种特殊的历史分期兴味，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年代。那么1976年后自杀率上升的原因何在呢？一个解释是，封闭的政治氛围导致了人们对渴求生活欲望的迟钝，大干快上的政治热情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和精力，成了治疗自杀情绪的良药，试想，女人都被赶到水库工地上扛石头去了，净想着和男人比拼肌肉，即使农药在工地上随处可见，也哪有功夫想自杀的事。

　　1976年以后的情形不用说了，农村的变化难以让人置信，政治的强制恶化了人们之间的情感，自戕的冲动却也可能被一些虚幻的目标胶固减缓下来，比如那时在“个人”和“集体”的关系里，“个人”的角色根本就可忽略不计，玩“自杀”这种个人游戏毫无正当性，换句话说，那年头在城市玩自杀都觉得太奢侈，是小资知识分子受不了人民群众的过度“关心”，不过是那可卑可怜的自尊心在作怪，死也是白死，说不定还会被扣上自绝于人民的帽子。农村小民如草芥，谁还敢拿“自杀”说事要挟？可是一旦政治被视为一种骗局而让人漠不关心，就如安全阀被彻底扭断，“自杀”变成了一种极其轻易的情绪释放手段。

　　那么，“自杀”是一种自我解放的表现吗？在吴飞的个案里，大部分女性都是在与老公、公婆或孩子的争吵后仰药自尽的。这些行为在表面上都相当轻率，多是为小事而轻生。似乎很不值得，但这里也透露出一些信息，就是有可能过去能忍的事现在却不想忍了。中国人一直给人以“耐劳吃苦”的印象，我们过去的政治话语也不断赞扬这种形象，比如小时候看烈士被扎竹签灌辣椒水，身体就会发生莫名的亢奋反应，觉得自己也想被绑到老虎凳上试试当英雄的滋味，我相信这是整整一两代人的心理焦虑。冯小刚电影《甲方乙方》中李琦扮演的那个胖厨子自己掏钱进牢房受假想中的折磨，就是反映这代人的受虐情结。可当年在传教士的眼里，中国人的忍耐吃苦可不是什么好品性，你本来就落后肮脏，挨打还不叫疼，可不是天生就是挨人痛揍的那块料？可见，“忍耐”也要具体分析，不是瞎忍硬熬都可以充成个英雄好汉，当然为个什么崇高目标打熬的皮焦肉烂，是让人佩服，比如《风声》故事中展现出的刑法大全，似乎让人再度亢奋，但一想到电影里那些在棍棒交加的折磨下语调坚韧地吐出“信仰”二字的大牌女星，走下荧幕后却大谈嫁“富二代”的心得，那味道好象和我当年要叫嚷着上老虎凳的虚伪心理相差无几，终于掉尽了欣赏的胃口。因此，“自杀”也许是不想忍的表现，说的高调好听点，也许是一种自由的表达。按照吴飞的说法是，此时农村对“过日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就拿“赌气”和“挣面子”常导致自杀来说，很可能是成就人格的两种方式，不可从人格上轻易否定，这就是进步的表现。

　　说到“过日子”，刚看到一本美国人戈夫曼写的名著《污名》，大体是讲那些受社会歧视的群体如何与他人相处的故事。其中几个案例给人印象很深，这些案例是说，一些带有生理或心理残疾的人，当别人有意对他们施与特别照顾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有种屈辱感，觉得自己和常人不一样，会采取反抗和报复的态度作出回应。如果大家表示过度关心，又会使他∕她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可是如果真把他们当常人看，一旦超出他们的能力给予要求，自己又觉无法胜任时，就会顿生挫败感。

　　其实这种焦虑不只是会表现在“污名者”的身上，常人也会对周围人的态度表现出似乎过度的“敏感”。比如吴飞书中所举茹蕙的故事就属于因过度敏感而自杀的例子，茹蕙的丈夫和儿子都对她很好，几乎满足了她的所有生活要求，因此她的自杀并非是人们想象的只是家庭暴力的牺牲品，人们在对此死因不解的情况下，只好给出个犯了“魔怔”的描述。其实，茹蕙的死即与前述对生活的敏感而产生的心理紧张有关，也许她对生活的祈盼隐隐超越了一般农村中对“过好日子”的常态需求，以致于让人有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感叹。现在的大众媒体拼命鼓吹什么“平安是福”“平淡是真”等庸俗人生警语，那些不安于现状的人被排挤到边缘，自然会产生类似不正常的心理“疾患”，这让人想起福柯所描写的“疯人船”上那昏暗摇曳的灯火，结局只可能是孤独地自生自灭。

　　当然，这里说的“个人觉醒”，也可能恰恰是在一种不太坏的制度废墟上饮鸠止渴。前几天还听一个朋友在会上发牢骚说，下去农村调查，发现“孝悌”之情早已荡然无存，据说一个村子里，不少儿子辈的人会在老爸家门口放一瓶农药，意思是你赖着我还不如赶紧喝药死了算了。过去人们说家族制度拥有许多礼仪和对“孝悌”情感的精致训练，似乎能保证家族的亲情氛围对自杀举动具有缓冲作用，但家族的阴郁对边缘人超越世俗的追求却同时造成压抑的后果，家族统治对社会的秩序是种维系，可对人性的完善却并非总是正面的，这也许是历史与现实难以调和的景况下，中国式“自杀”往往兼具悲剧与喜剧色彩的原因之一。注：孝悌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