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自杀：与媒体宣传截然相反的自杀现状

    来源：新知客

　　自从富士康在短时间内发生13起自杀事件之后，各大网站、媒体都将目光集中在中国在这几年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典型 自杀现象上，仿佛这几年，中国一下子变成了自杀大国。自杀成 为了最受关注的城市病。

　　然而，无论是从卫生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来看（尽管具体数 值不被很多专家认同，但他们都承认这些数据所表现出来的大趋 势是正确的），还是从专家们的研究来看，中国这几年的自杀率 是在下降；并且，城市里的自杀率远远低于农村。此外，自杀率 最高的并不是被广泛报道的迷茫青少年，或者重重压力下的城市 人，而是老年人。引发自杀的绝大部分直接原因，是家庭矛盾（这是一个大家庭的概念，指自夫妻之间、婆媳之间、父母子女 之间和兄弟姊妹之间）而非社会矛盾……

　　你是不是会觉得这从媒体报道得来的印象截然相反呢？

　　造成这样误解的原因仅仅是，我们“热情”地关注了一部分的自杀。实际上，有许多的自杀现象，我们此前从没有条件去注 意到。那些目前吸引了大量关注的自杀案例，相比较而言，非常 “国际化”且能用某些理论进行解读，而更多几乎只在中国发生 的自杀案例，用西方通行的理论是无法解释的。这些案例最大的 特点是：很多自杀者并无精神疾病，我们不能简单的以社会转型 对个体造成巨大压力，引发精神疾病来理解这些悲剧。

　　在与搜狐健康频道联合进行问卷调查，并走访费立鹏、李献云、吴飞等多位研究中国自杀问题的专家之后，我们得出了一幅清晰的“中国式自杀”图景。将它展现给读者，并试图找到答案。我们相信，只有直面问题，而非转过头去装作看不见，社会才会越来越健康和宽容，生命的价值才会越来越清晰地呈现。

    中国式自杀根源何在

　　与西方不同，中国式自杀很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很多自杀行为并不是因为自杀者有精神疾病，“舍生取义”的传统生命观和家庭失去秩序，是导致中国式自杀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自杀情况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高度关注，源于2002年。这年，客居中国近20年的加拿大医生费立鹏(Michael Phil lips)和他的中国同事李献云、张艳萍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上发表了《中国自杀率：1995~1999》一文，向世界公布：中国的自杀率为23(每10万人约有23人自杀身亡，本组稿件中所有的自杀率都是以10万人为单位计算)！

　　这是第一次有人对中国的自杀率进行如此深入的研究。得出的数据在当时引起轰动，不仅因为这个数字是美国的两倍，还因为它被国内外专家所普遍认可。

　　数字的由来

　　在1999年卫生部公布的死因调查数据中，自杀死亡率为13.9(其中女性为14.8，男性为13.0)；而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报告》统计1998年中国自杀率为33。这两个结果显然都和费立鹏的数据偏差巨大。

　　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是通过全国疾病监测点(DSP)系统和卫生部死因登记系统而得出来的。但费立鹏认为这样的计算方式有问题：采样过于集中在城市，覆盖的人群不够有代表性。

　　2001年，费立鹏选择了中国北方的6个地区作为研究现场。从每个地区分别选择普通群众、基层干部和自杀未遂者组成不同的小组，由经过严格培训的精神科医护人员担任专题小组讨论会或个体深入访谈的主持人和记录员。

　　研究选取了842名被试者，一共开展了101个专题小组讨论会和18个深入访谈，然后由3名研究人员进行内容分析。同时，费立鹏通过和医院合作、对医院已有的数据进行科学分析，来弥补调查困难带来的不足，最后，再结合卫生部提供的1995~1999年的自杀率；以及国家人口局报告的死亡率，综合分析得出了“23”这个数据。

　　中国自杀率在下降

　　2009年，费立鹏在《柳叶刀》上新发表的文章，与《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的自杀死亡率统计，都显示出同样的趋势：中国的自杀率正在下降，而且降幅很大。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自杀问题研究专家李献云在接受采访时说：“这几年我一直都在乡下做调查，得到的信息确实是自杀率在下降。因为村子很小，谁自杀了大家都知道，乡下的信息反而是很透明的。”这个趋势和绝大多数媒体传达出的信号不同。费立鹏也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2010年6月2日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有关富士康的报道中最常见的描述是：这些自杀事件是中国社会快速变化的结果。他们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方方面面会导致心理紧张、精神疾病和自杀现象增多。事实情况并不支持这些假设? 。没有证据证明普通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快速增长，而且有确凿证据表明过去20年间自杀率大幅下降，降幅或许高达50%。”

　　很多自杀者并非精神病人

　　费立鹏调查中国自杀所得出的许多数据都成了后来研究者的重要依据，如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 ~5倍；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在自杀者中只有7%生前看过心理医生——这其中，最有争议的一个数据是：中国的自杀者中只有63%的人有精神疾病，而不像西方那样至少有90%。这个让西方学者非常困惑的现象，也与吴飞研究所得出的中国自杀情况最重要的特点相吻合。

　　由此，“中国式自杀”最大的一个特征浮出水面：因中国的自杀与精神疾病缺乏直接的联系，所以无法用西方国家研究自杀、干预自杀的方法来解释、解决中国的自杀问题。换句话说，西方的自杀更多地是一个医学问题，而在中国，大量不是因为精神疾病的自杀行为让中国式自杀变成了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有部分研究者指出，中国的抑郁症患者远比想象的多，63%这个数据，源于对分母的低估，他们认为在自杀与精神疾患的联系上，中国与别国没什么不同。

　　但是，李献云认为这种假设不成立，她告诉记者：“我们得到这个数据是事后对自杀者做‘心理解剖’而得来的。就像身体上的问题可以通过尸体解剖来分析一样，我们和自杀者的亲友谈话，来判断个体自杀前或者自杀当时的精神状况是否符合精神障碍诊断标准，这个被称为‘心理解剖’。那些在生前没有被确诊的自杀者，在事后，我们也是可以作出综合评估的，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应该是相对客观的数据。”吴飞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个结论，他告诉记者，“完全从医学上来界定的案例，在我的研究中还没遇到”。

　　为何正常人自杀率如此高？

　　吴飞在《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一书中说道，“在传统的自杀研究里，无论是涂尔干还是现代精神医学，一个基本的假定都是，自杀总是发生在非正常状态下，要么是一个社会偏离了正常状态，要么是一个人的精神状况偏离了正常状态——这两种理论显然都不能解释中国的自杀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对“生命和意义的关系”的价值判断上。

　　那些中国历史上著名自杀案例的开创者们：伯夷、叔齐、屈原都传递出一种价值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值得追求的——他们的自杀成为一种在迫不得已情况下反抗社会的崇高方式。这种一直以来的生命价值观在国人的思维里形成了定式：生命在很多时候是值得、也必须被牺牲的；“反抗”也成为了中国自杀最大的目的——当人们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会选择牺牲生命来反抗不公。

　　超出了医学的范畴

　　吴飞、李献云及其他研究者接触到的大量案例，都有着“反抗”的明显标志，不管自杀者“反抗”的东西是有理还是无理。比如，某个农妇在和丈夫吵架后，一气之下就喝了农药。而他们曾经是村子里恩爱的模范夫妻，仅仅因为丈夫这次吵架时没让着她，“你对我不好，我就死给你看”；某个孩子因为受不了父母的责骂也选择了“以死抗争”??李献云将之总结为，“把自杀作为解决这些冲突的一种方法，用自杀来表示他们的不满和抗议”，这是和孕育于西方价值体系之中、自杀更多地是出于绝望截然不同的现象。

　　由此，中国的自杀问题研究者们意识到，中国的自杀干预首先必须做的是：纠正这样的价值观，树立起生命高于一切的观点——而这，显然是超出医学范围的任务。

　　关键：重建家庭秩序

　　李献云在研究中发现，人际关系的矛盾，尤其是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矛盾(夫妻、婆媳、父母和子女)是中国人自杀的主要危险因素。吴飞通过大量案例指出，中国人在面对外部人际关系(指社会)和内部人际关系(家庭)时，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吴飞认为这是一个“现代问题”，因为在中国传统中，家庭秩序直接构成社会秩序。这种秩序是指什么呢？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从家庭到社会，都遵循这一脉相承的秩序。但现在社会中，再没有一种秩序可以贯穿于家庭和社会。中国的解放，解放得最彻底的便是家庭关系，个人自主意识充分觉醒，在中国，没有比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平等的关系了。但同时，中国人对家庭根深蒂固的依赖却没有改变。所以，当传统的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同时瓦解时，他们对中国人产生的作用却完全不一样了——当在社会上遭遇了什么不幸，受了委屈时，大家觉得这是正常的，比较想得通；但如果这样的“不平等”是发生在家庭内部，大家就想不通了。

　　由于中国人传统的、对家庭根深蒂固的依赖，和现代独立、公平的家庭关系产生了巨大矛盾，一种既建立在现代平等家庭关系上的、又同时能满足人对家庭的高度依赖的新秩序亟需诞生。

　　中国人意识到自己有充分追求自由的权利，但是这个自由是什么，怎么样有一种健康的自由，却无清晰的认识。吴飞认为，“如何在现代中国建立一种安定人心的、使人找到幸福感的的道德秩序”才是解决自杀问题的根本之道，而鉴于中国人的家庭观念，这样的道德秩序首先需要建立的地方便是家庭。

　　青壮年并非自杀倾向最突出

　　同样是费立鹏2002年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中国15~34岁的青壮年人群中，自杀排在死亡原因的第一位，从表面上看，似乎青壮年是这个国家最容易自杀的那部分人，不少媒体也纷纷为此说法推波助澜。

　　但李献云对比的解释非常简单：15~34岁正是一个人身体状况的上升阶段，在这个阶段因为疾病死亡的几率本来就低，所以非疾病死亡原因自然就成为了主导。而非疾病死亡只有两种情况——意外(天灾人祸)和自杀，所以，这个“第一位”丝毫不能说明青壮年人群的心理问题比其他年龄阶段严重。纵观各种自杀数据，自杀倾向最突出的，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是老年人。

　　但象征着国家希望的青壮年的自杀，依然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家庭矛盾以及价值观缺失的集中体现。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徐凯文博士长期从事青少年自杀问题研究，他认为：家庭稳定与否、社会关系是否健康以及价值观是否正确，是影响青少年自杀的主要因素，而这三者中，价值观是否正确又是根本。

　　价值观缺失的恶果

　　在徐凯文所接触到的学生案例中，来自于单亲家庭的学生至少占到50%以上，年年高升的离婚率凸现出中国家庭的功能失范。从心理学角度来讲，稳定的家庭结构能给人以爱、温暖和安全感，这是个体心理健康的必备因素，所以，人类社会才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了家庭这个社会单元——因为家庭结构能够满足人的基本心理需求。

　　在2000年以前，徐凯文接触到的案例中，心理问题都还算比较简单，多数是因为考试不过、失业等引发的焦虑和情绪低落；而最近几年，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更多地表现为性格上的缺陷，其中以自我为中心，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是最为突出的。

　　徐凯文将之归结为因为中国目前教育制度的失败而造成了青少年理想和价值观的缺失。“举个例子吧，中国自古以来讲的是‘传道授业解惑’，而我们现在的教育仅仅在授业，大家只知道要考好大学，然后找好工作，然后才能挣钱，于是，这种线性思维就导致了目前大学生群体最大的两个心理问题，第一，进大学之后，考试不理想，就觉得前途无望，然后心理崩溃；第二，即使这条路走通了，他也找不到人生的快乐，因为这条路的路标到此为止，然后，还是心理崩溃。”

　　但整个社会全新价值观的树立，无疑是一次远征，非几年内可以完成。“中国的自杀干预不能像西方那样，停留在精神治疗和心理辅导上，更多地应该关注个人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李献云这样总结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经验与自己的研究成果，让个体能有希望，才是干预中国式自杀的正确方向。

　　我们该设立怎样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