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明君李世民无奈选择软弱李治继位}}

英武的唐太宗亲手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可是他亲手精心培养的继承人却令他大失所望。昔日追随他打天下的寒士们，也不具备担负起匡扶李唐的力量。随着保守派大臣占据主动，年幼的李治被推向前台。无奈之下，唐太宗改立李治为太子，正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太子不贤

唐太宗即位不久，立长子李承乾为皇子，时年八岁。为了培养李承乾，唐太宗可谓煞费苦心，不遗余力。李世民首先选择年高望重的李纲为太子少师。李纲的教育内容大体上以儒家君臣父子之道为主，师教严肃。“每谈论发言，皆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当时年幼的承乾未尝“不耸然礼敬。”唐太宗对承乾虚心接受师教，最初是满意的。然而，承乾生于深宫大内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成人以后缺乏乃父那样弓刀跃马，千里驰骋，接触民间，目睹社会动乱、民生疾苦的阅历，故而目光短浅、识不及远。”及长，好声色，漫游无度，然惧太宗知之，不敢见其迹。每临朝视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后，便与群小廨下。而且承乾想方设法闭拒宫城的进谏规劝。当唐太宗发现了承乾的某些劣迹后，并没有放弃对他的期望与培养。

贞观五年六月，太子少师李纲病逝，唐太宗把教育太子的重任委之于左右庶子于志宁、李百药的肩上。李百药针对承乾颇为留心典籍及爱好嬉戏的特点，写了一篇《赞道赋》，以古来储君成败之事来讽谏承乾。唐太宗对此十分赏识，然而李承乾依然故我，于志宁、李百药只好灰心离职。

唐太宗考虑到李承乾虽有过失，然而仍有可塑的希望，认为只要有名师的指点，总可匡正果实。于是又无色了中书侍郎杜正伦为太子右庶子。杜正伦曾为秦府文学馆学士，贞观初以不畏触犯逆鳞而闻名朝野，唐太宗起用杜正伦的用意在于“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设身处地为承乾着想的用心可谓良苦。这时，承乾脚上患病，不能朝谒，失去了太宗对他教诫、监督的直接机会。于是群小之辈乘虚而入，引诱这个“好声色”的太子走上了“奢纵日甚”的浪荡歪道。对于杜正伦的规谏，他全不理睬。杜正伦因而采取了从正面诱导的方针，着力弥补承乾“不闻爱贤好善”的缺陷。但是屡次开到都没有奏效，最后只得弹出底牌，想用乃父的私嘱来威慑他，冀其震惧，改过自新。但承乾作表奏闻，太宗难堪，只得迁怒与杜正伦，贬为州官，以示惩罚。经此一波三折之后，唐太宗还未完全失去对承乾的希望，又选定当代宿儒孔颖达为太子右庶子，以匡其失。孔颖达坚守谏职，“每犯颜进谏”，面折承乾。承乾的乳母认为措辞过重，孔颖达不为所胁，反而“谏诤愈切”，并借撰《孝经义疏》之机，“因文见义，愈广规谏之道。”太宗闻讯后，深为嘉纳，赐孔颖达帛百匹、黄金十斤。可是承乾还是无动于衷，唐太宗只得另寻名师。贞观十二年，迁孔颖达为国子祭酒，遂命著名谏臣张玄素为太子右庶子。

皇储觊觎者

面对太子不肖的现实，唐太宗一直没有放弃李承乾，但他的心情却时而有所动摇。这也难怪，因为皇储的问题历来都是封建皇帝德的政治难题。大约从贞观十年起，唐太宗开始表露过废立太子之意，这给子嗣和大臣们留下了广阔的想象和行动空间。其中，最有竞争力的当属魏王泰及其僚属。

李泰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是承乾的胞弟，贞观十年，徙封魏王。李泰幼时聪敏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爱好经籍、舆地之学，深得太宗欢心，由此得宠。李泰的得宠与承乾的失宠大体上是同时发生、交互消长的。而唐太宗对丽台也是有意心许，并对之偏袒。贞观十年二月，唐太宗“以泰好文学，礼接士大夫，特命于其府别置文学馆，听自引召学士。”李泰手下文人心领神会太宗的默示，便由司马苏帽出面，“劝泰延宾客著书，如古贤王。”于是，李泰奏请撰著《括地志》，物色著作郎晓得眼等四人撰写。由于唐太宗的大力支持，经费充裕、待遇优厚。“士又文学者多与，而贵游子弟更相因籍，门若市然，”这位李泰夺嫡打响了第一炮。

贞观十四年正月，唐太宗临幸魏王泰宅邸，赦免雍州牧长安县囚徒死刑以下罪犯，免延康里当年租赋，赐泰辅料及同里老人各有差等，这是一种特殊的恩宠。四年前，李泰生母长孙皇后身患重病，承乾建议赦免囚徒以祈求福庆，唐太宗没有照办。此时此刻，唐太宗却为爱子特别开恩。他的这种做法已经逾越了礼制，但他却不以为然。

唐太宗对魏王的宠爱是很明显的，但他无法在嫡子继承制与自己的心意之间作出割舍。然而，自贞观十年至贞观十六年以来，从唐太宗对魏王泰有意偏袒并着力扶持他的实际行动上来看，唐太宗是有意让魏王泰再合适的机会到来时成为储君的。

太宗的心病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唐太宗亲手射杀了自己的大哥李建成，在血泊中登上太子之位。两个月后，唐太宗即位。贞观元年，唐太宗依定制立长子李承乾为太子。当时，太宗诸子还小，他也不可能仔细考察每个皇子的德行。然而，随着诸子成人并有了自身的巨大势力后，矛盾冲突随之显现了出来。武德年间的故事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重演。

自武德六年以来，在李建成的主持下，秦王李世民开始被逐次削夺统兵权。此时，东宫周围也渐渐聚集了一批谋臣猛将，东宫借太子之位开始对秦王府形成弹压之势。当时年轻气盛而性格刚烈的秦王自然不愿看到这种情况，因此常怀戒备之心并伺机反抗。在杨文干事变后，李世民开始认识到，父王始终是坚决挺立建成的，因此他把怨恨之心有太子建成扩大到了父王，这也大概是权力使然吧！后来的玄武门事变是一次十足的政治大冒险，但李世民侥幸成功了。失势的李渊无奈地退位，转由李世民执政。然而，李世民的怨恨之心并没有因此而消除，他依然把流血冲突归咎于父王的有意偏袒，并颇为自负地认为大哥李建成不具备储君应有的德行却枉居其位。诚然，胜利者是没有错误的，只是唐太宗心里始终找不到平衡。即位以后的唐太宗就很少去看望退位的父王，这被很多人看作是“不孝”。可是，极为自尊的唐太宗又怎么肯向父王认错，他又缺乏“掘地见母”的两全条件，因此父子二人的心结久久无法释怀。

十多年后，唐太宗开始面临当初与父王近似的抉择，立长还是立贤？他似乎开始理解父王当年的心情：依制——只能立长！可是他又不愿意看到才华横溢的魏王受到东宫的压制，因为魏王有他自己年轻时的影子。那么，怎么理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呢？或许这是一个未解之谜。糟糕的事情还在玄武门事变上，自己的这种流血政治会不会成为儿子们效仿的对象？这样，他就更有理由宠爱并呵护魏王，以防止因为怨恨再次发生流血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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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七年，李世民要求看《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房玄龄表示反对，说：“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李世民则说他“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当时的谏议大夫朱子奢也表示反对，说：“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诸。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但李世民不听，仍然施压要房玄龄上呈国史，最后终于破例看了。看后他对房玄龄说：“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鸠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以，亦类是而，史官何讳焉！”于是下令删去浮词，直书其事。如此一来，史官当然遵循“周公、季友”这一指示去完善《今上实录》了，与之不相符合的史料统统都得消失。在此，唐太宗显然是要把玄武门之变用彩色的道德画笔描绘的栩栩如生，在后世子孙眼里精心掩盖了自己道德上的瑕疵。这样一来，建成遵循礼制成为太子，世民因为功勋而居有东宫，岂不是两全其美？

群臣献策

贞观十年正月，唐太宗重新调整了分封子弟十七人为王；二月，除五人因年幼暂不赴任外，其余十二人均下诏迁往诸州都督，但只有相州都督魏王李泰“不之官，”由张亮代行都督相州职权。太宗把李泰留在身边，就含有废太子的用意在内。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任命礼部尚书王珪兼任魏王李泰的师傅。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汉晋以来，诸王皆为树置失宜，不预立定分，以至于灭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于私爱，故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辄也。……昔魏武帝宠树陈思(即陈思王曹植、曹操第三子)，及文帝即位，防守紧闭，犹同于狱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从而畏之也……”此言显然是在提醒唐太宗及早定分止争，不可对魏王树恩过多，以免祸乱滋生。然而，唐太宗并不以为意，将马周的进言放在了一边。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声称“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暗示魏王泰可以取代承乾。魏征当即表示反对：“殷人尚质，有兄终弟及之义。自周以降，立嫡以长，所以绝庶孽之窥愈，塞祸乱之源体。为国家者，所宜深慎。”并强调，“立嫡以长”是皇位继承的原则。这令唐太宗很不乐意，但他看到重臣海滨不赞同李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