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游戏规则的“排他性独占基因”

排他性独占基因，是指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以血缘（或准血缘）为半径的文化基因，它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至今仍未绝迹，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今天的社会，塑造着利益非配格局，深刻地左右着身在其中的人们的命运。一般而言，文化基因只在意识形态和精神层面上才有存活的土壤，而“排他性独占基因”则不然，因为它的存在，首先是作为一种游戏规则而存在的，这种规则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在利益分配上的价值取向和行动原则。如若追根溯源，嫡长子继承制是其生成的社会基础。

嫡长子继承制，是中国古代宗法制度最基本的一项原则，即王位和财产必须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是嫡妻(正妻)所生的长子，西周天子的王位由其嫡长子继承，而其他的庶子为别子，他们被分封到全国各重要的战略要地。由嫡长子继承的王位可以确保周王朝世世代代大宗的地位，庶子对嫡子的大宗来说，是小宗，而在自己的封地内又为大宗，其继承者也必须是嫡长子。嫡长子继承制在出现之初，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即它毕竟设计出了一套人人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解决了权力和财产的继承与分配问题，避免了无穷的暴力纷争，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君的唯一性，是经过一番论证的。君一，或一君的思想是不断成熟起来。商周时的君主，已经自称为“一”，曰“一人”，具有“独一无二”之义，所谓“终始惟一，时乃日新”(《尚书•咸有一德》)，他是万民福祗的来源。《尚书•吕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孔传：“天子有善，则兆民赖之，其乃安宁长久之道。”《尚书•太甲下》：“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孔传：“一人，天子。”《尚书•汤诰》：“王曰：‘嗟尔万方有众，明听予—人诰。’”孔传：“天子自称曰予一人。”管子所谓：“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理也。”（《管子•霸形》）《礼记》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地。”（《礼记•丧服四制》）于是，“一君”、“一人”、“归于一”成为共识。《世说新语•言语》载：“晋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悦，群臣失色，莫有能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悦，群臣叹服。”一之奥妙，于此可见。

与君一思想紧密联系，政权统一、天下一统的思想也逐步形成，并成为社会之共识，天下之通义。天下一君，必然导致天下一统的思维逻辑，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集中表现就是“大一统”思想，据《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种“大一统”，既指国家规模之庞大，也指王权之无所不至。战国中后期，出现了“天下将归于一”的趋势，所谓“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战国策•楚策》），由谁来统一天下的形势，也渐趋明朗，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此外，此期的思想界也展开了“一统”或“定于一”的热烈讨论。在要不要统一的问题上，孟子的回答是肯定的、毫不含糊的。梁惠玉曾问他：“天下恶乎定？”他的回答十分简洁明确：“定于一。”（《孟子•粱惠王上》）王又问：“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当然，后来秦国统一天下的历史事实，与孟子所谓“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推断恰恰相反 —— 能嗜杀人者能一之。所谓“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谓：“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又：“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而如把视野再放远一点，可以看到，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权更迭无不遵循着这一强烈“排他”的暴力规律。

但这种绝对、强烈排他的制度设计的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它承认一个个“大宗”、“小宗”的同时，也就认可了一个个“正宗”，而天然地排斥其他的利益集团和社会群体，阻断了其他利益集团和社会群体向上流动、问鼎、逐鹿的可能性，明显属于“分配不公”。但问题在于，这种“唯一”的独占并非天下人人认可，想当皇帝的人很多，于是在中国历史上，所谓“大宗”、“小宗”、“正宗”、“庶族”的地位是完全可以转换的，所谓“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所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折腰”…… 都是这种状态和心理的写照。对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看到一种解释 —— “它是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豪言壮语，被司马迁写入《史记》以后，遂成为流行于今的英雄名言。是啊，王侯将相都是天生的吗？难道注定是“龙生龙，凤生风，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翻翻中国历史，整个就是英雄辈出的画卷”，真是一种天真的误解，这八个字透露的是生在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制度设计和游戏规则中，要想出人头地，除了杀出一条血路，别无他途。只有从暴力中，人们才看到了一丝希望 —— 这其实是一种制度性的悲剧。

要之，以“嫡长子继承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为基本游戏规则的中国文化有一种强烈的的排他性的争斗基因，无论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豪言，还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慨叹，还是“我花开后百花杀 …… 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壮语，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的抗争，无论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争斗，还是“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豪迈 …… 骨子里都不无这种“排他性的争斗基因”在起作用。更有各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智慧掺杂其间，其争斗场面之博大、所设计策之巧妙，令人叹为观止。当然，这些在当代语境下曾化为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简洁表述。但惜其热闹一时，惜其轰轰烈烈，而最后水落石出，一算总账，社会本身并无多少进步 …… 究其原因，在于千百年来，这种设计的“游戏规则”并无本质的改变，令人眼花缭乱变化的只是它华丽的外表 —— 在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变相的“嫡长子”你方唱罢我登场。而这种“排他”和“竞争”耗费的是社会总成本，最终，“今天”和“未来”要为“昨天”买单。

人们总说中国人喜欢“窝儿里斗”，但究竟什么导致了“窝儿里斗”则众说纷纭。从本文的视角看，强烈的权力排他性、垄断及独占式的财富分配机制、强者为王的游戏规则、缺乏一个合理分配资源、权利、利益、福祉的社会机制，是“窝儿里斗”适宜的生存土壤。不是中国人喜欢“窝儿里斗”，而是生存环境使然。所谓“一个知县，你当上了，别人就没有机会。一个学校的校长，他当上了，你即使再努力，也只能够有当副校长的机会。而副校长的位置也就那么几个，每一个位置都强烈排他性的。为了在这样的场合竞争胜出，因此，合作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而窝里斗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原因很简单，你上去了，我就没有机会了。这是中国人特别喜欢窝里斗的重要原因”。[①] 在此要特别纠正的是：不是中国人“特别喜欢”“窝里斗”，而是“强烈排他性”的生存环境使其不得不“窝里斗”，所谓“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目前，随便浏览中国的媒体，这样的文字就不难见到 —— “当今社会，穷的愈来愈穷，有的穷到被迫去卖淫为生；富的愈来愈富，一些富人用手中的钱几乎什么都可以买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幕巨大的社会不公平、不正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政治管理体制尚不够先进、民主、科学，在于官僚和资本嗜血的罪恶重回了我们的社会却没有得到根治，在于亿万普通劳动人民手中权力不够，不足以抗衡日益猖狂的官僚、资本和既得利益群体对自己的巧取豪夺”。[②] 这样的现实，真所谓“不斗行吗？”

要之，文化基因具有稳固性、延续性，尤其是已经作为一种游戏规则而存在的文化基因更是如此。作为一种游戏规则的“排他性独占基因”就是如此。当然，看待这个问题，要具有历史眼光。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种发展和延伸，其形成既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其消亡当然也有待时日。

[①] 许锡良：《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窝里斗？》，http://blog.ifeng.com/article/7618521，2010年9月15日。

[②] 明皓月：《16岁女孩被父母安排卖淫所体现的社会之恶》，凤凰博客，http://blog.ifeng.com/article/7668954.html，2010-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