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从容地面对死神吗?

 清明时节，我们兄妹无论是在天南还是在地北，都要赶回故乡，跪拜在父母的墓碑前烧纸进香，缅怀亲情，寄托哀思。

 三年前的农历腊月二十六是个灰暗的日子。年迈的母亲最终没能和儿孙们再过一个团圆年，就匆匆离开我们，到另一世界与20年前故去的父亲相会了。

 那天，我又一次感受了人间最大的痛苦与悲哀——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失去她的生命。面对死神，现代高超的医疗技术竟回天乏术。看着离去的母亲，兄妹们更是无能为力，只有捶胸顿足、哭天怆地。

 站在父母的墓碑前，我恭恭敬敬地给逝去的亲人奉上一柱感念的心香。此时此刻，满心间荡漾着生命的沉重。母亲患病期间，“死亡”这个痛苦的命题就天天萦绕在我的脑海，时时煎熬着我的思绪。那时我心里清楚，母亲的病是不治之症，将不久于人世。同时我也明白，知天命的我也将在某个不可预测的时刻，去直面“死亡”这个残酷的现实。

 人活于世，总是考虑生存得多，谁也不会无原由的去思虑死期，尽管死亡是一种必然。但是，“黄泉路上无大小”，如果一旦面临死境，我们只会惊慌恐惧，措手不及，甚至丧魂落魄，昏天黑地，惟有祈求神灵，或者干脆听天由命了。

 记得英国作家毛姆说过，一个自由的人想得最少的莫过于死亡。没有必要去多想他，但是有那么多人那样一味回避，丝毫不加考虑，也是不近情理的。一个人应当对此有个决定性的看法。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我们当然有着思想准备，把死亡看成生命的必然归宿，从而同意这样的说法：每一个人都欠大自然一笔账，人人都得还清账——一句话，死亡是自然的，不可否认的，无法避免的。而实际上，我们则习惯于用言行表明，情况不是这样。我们表现出一种明确的倾向，试图‘暂缓考虑’死亡，或者从生活中将它排除掉。”

 终身残疾的著名作家史铁生曾用漫长的一段时间去想死的事情。他在《我的地坛》中写道：“一个人出生了，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个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人既是自然的造物，又具有创造的能力，但人无论有多大的创造力都无法逃避死亡这一自然归宿。”

 对死亡的恐惧与敬畏是人类特有的意识。因为死亡不仅是肉体上的消失，更重要的是灵魂寄托的虚幻，它承载着太多的沧桑与深邃。犹如儿童恐惧黑暗，人对死的畏惧，也由于听信太多的鬼怪传说而增大。

 人之所以怕死，大抵是因为对另一个世界的不可知；而人之所以不愿意死，则是因为别人都还活着。

 秦始皇、汉武帝贪婪人生的幸福而希求长生，释迦牟尼鉴于生老病死的痛苦而倡言解脱，老庄明知死的不可避免而故意说生死齐一，都不过是思想上的一种妄念，一种自我的慰藉，对于生物界必然死的法则，是没有丝毫变更和动摇作用的。其实，与其愚蠢而软弱地视死为恐怖，倒不如冷静地看待死——把它看作是人生必不可免的归宿，进而看作是对尘世罪孽的赎还。

 著名作家萧乾在他的《“死”的反思》中说：“怕死，以为人可以永远不死或者死后还能带走什么，都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死亡神通广大，它能促使人奋勇前进，又能看透事物本质。我想来想去，惟一的解释就是：死亡的前景最能使人成为唯物主义者，因而也就无所畏惧了。人只有一辈子好活。认识了死，才能活得更清醒，劲头更足，更有目标。”

 2000年12月11日晨，《死亡日记》的作者陆幼青静静地去了。他以自己对死亡亲历式的记录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使我们从中感受到生的超然和死的平静。看来还没有人真正能够解释清楚人的生存哲学，这大概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东西吧！

 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大都把死亡与恐怖联系在一起，它不是深渊就是幽谷。我们阅读过的《神曲》和《失乐园》，其中对地狱的描写都是很吓人的。而培根则认为死亡并不比碰伤手指头更为痛苦，而且人类许多感情都足以压倒或者战胜死亡。他说：“仇隙压倒死亡，爱情蔑视死亡，荣誉感使人献身死亡，巨大的哀痛使人扑向死亡。”

 死亡虽然可怕，但在相当一部分人的眼里，它却是一种壮举，是一门艺术，因为死亡永远征服不了伟大的灵魂。具有了这种灵魂的人，直到最后一刻他也绝不会失去其本色。乐圣贝多芬临终前一边惋惜不能再喝好酒，一边对周围的人说：“朋友们，鼓掌吧，喜剧结束了。” 培根也给我们举过许多这样的例子——奥古斯都大帝直到死时还在怀念爱情：“永别了，丽维亚！要牢记我们的过去。”提此留斯大帝根本不理会死亡的逼近，他虽然体力日衰，智慧却敏锐如初。菲斯帕斯幽默地等待死亡降临，他静坐在座椅上说：“我就这样变成神吗？”卡尔巴的死是由于不测，但他仍然勇敢地对那些行刺者说：“杀死我吧，如果这对罗马人民有益处！”结果他从容引颈待戮。塞纳留斯直到临死前还在工作，他急切地说：“你们还需要我做什么，快拿来。”所以，培根非常蔑视那些没有死就老在心里嘀咕死亡的人，认为那是软弱怯懦，并引用朱维诺的话说，死亡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恩惠之一，它同生命一样，都是自然的产物。“人生最美好的挽歌莫过于当你在一种有价值的事业中度过了一生。”这与司马迁的泰山与鸿毛之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法国思想家蒙田说：“我随时准备告别人生，毫不惋惜。这倒不是因为生之艰辛或苦恼所致，而是由于生之本质在于死亡。因此，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培根也曾说：“在炽烈如火的激情中受伤的人，是感觉不到痛楚的。而一个坚定纯洁、有信念的心灵也不会为死亡而恐怖。”达芬奇说得更为轻松：“当我想到我正在学会如何生活的时候，我已经学会如何去死亡了。”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多少忠勇义烈的故事，令人可歌可泣，可感可奋。把民族的正气，长留于天地之间。诚知生果可乐，死果可悲，但是遇到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只要对于整个民族有益，个人的死是毫无顾惜，毫无恐惧的。为此，中国人创造了“视死如归”这一伟大的词语，是很有些气魄的。中国人历来承认自己是从大自然中来，死就是将这从大地而来的浩然之气，回归于造化它、养育它的自然之中。中国人“精神上的人生”比肉体上的人生更为漫长和浩淼。

 那么死亡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情呢？据医学解释，个体生命的死亡是有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点，到了这个点上，生命作为一个完整体系开始解体，永远不能再恢复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是死亡的临界点。人死后，借助器官保存液可以使各种离体器官安全保存一段时间，这就是死中有“生”，不过这种“生”已经不能表明生命个体的继续存在，不能改变整体生命已经死亡的本质。

巴金曾经写过一篇《何谓死》的散文，他说：“死究竟是什么？我常常好奇地想着我要来探求这个秘密。然而结果我仍是一无所得。没有一个死去的人能够回来告诉我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但终究有一位死而复生的朋友告诉他说，死就等于无梦的睡眠。达芬奇对死亡的情形是这样表述的：“每一种灾祸在记忆里留下悲哀，只有最大的灾祸——死亡，不是这样：死亡把记忆和生命一股脑儿毁灭。”

 对于人的生与死状况的描述，一位老者曾写过一副对联：“大哭大叫握拳来，无声无息撒手去”，横批是：“如此生死”。的确，人都是从自己的哭声中走来的，而紧握双拳则意味着发誓要努力拼搏一生；当撒手而去的时候，不但无力哭叫和握拳，连声音和呼吸也没有了。所以，一个人活在世上要有乐趣，要有尊严，否则是不值得活的。如若活着比死还难，比死还痛苦，那死就不能不说是一种解脱。每个人都是空空而来，空空而去，带不走什么，只会留下些什么。

 有人说，生命是上帝在每个人账户上存放的一笔定额储蓄，生前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有多少，却每天都在开支它消费它，直到有一天出现赤字。是的，在时间面前，我们都是被判了死刑而缓期执行的人，死亡将摧毁永恒、财富、荣誉和先前的一切努力。生命只有一次，对于每个人都弥足珍贵。

 死神大概是色盲，它既会光顾简陋的茅屋，也不会放过玉砌的龙床，因为世人谁也抗拒不了死的平等。试想，如果告诉一个生命行将结束的人，可能最令他懊恼的不会是钱财少了多少，官职少了几级，名声少了几许，而是幸福的生活少了多少，欢乐的日子少了多少。生和死都是一种自然的赋予和厚赠，惟有过程各不相同，甚至是千差万别。林黛玉病重后焚稿断情，弥留时那半句“宝玉，你好……”，是她一生的爱、恨、情、痴纳入其中的绝唱。

 死亡，的确是一个痛苦的人生难题，也是一个晦涩的哲学命题，更是一把解开生命之谜的金钥匙。

 有人说，“乍临人间，你在哭，爱你的人在笑。”此乃人之常情。“生命终结，你在笑，爱你的人在哭。”但愿人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