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听“假洋鬼子”谈民族主义——读林培瑞《半洋随笔》

一九九九年五月，台北的三民书局出版了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先生的一本文集，书名是《半洋随笔》。半洋者，半个洋人之谓也。林培瑞先生戏称自己是半个洋人，或者说是“假洋鬼子”。我们知道，假洋鬼子是鲁迅先生《阿Ｑ正传》里的一个人物，是一个崇洋媚外、假装自己非常西化的可笑的中国人，林培瑞先生自称假洋鬼子，意思正好相反，林培瑞是个“洋鬼子”，但他热爱中国文化，认同中国文化的价值，也就是说，林培瑞先生在种族上、血统上是个洋人，但在精神上却非常的中国化，和真洋鬼子绝对两样，故而叫假洋鬼子。正象作者在序言中写到的那样，自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学习中文以来，一步一步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殿堂，越走越远，越进越无法脱身，“如今，我的中国朋友已经比美国朋友多得多。我熟悉张艺谋的电影，但是纽约时报报导某某好来坞明星去世了，我常常发现自己根本没听说过这个人。我能欣赏崔健的音乐，但儿子听的美国流行歌曲我实在听不下去，觉得又吵又闹。”不但美学方面的价值观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连道德概念，甚至民族概念都常常受了中国的影响。“比如一九九八年夏天，听到新闻报导说中国人在印度尼西亚受到无理的残杀和强奸，我心里马上感觉到一种难以控制住的气愤。听到卢旺达大屠杀的消息、波斯尼亚的‘民族清洗’的消息，心里也有反应，但没有那种‘自己人受害’的强烈的、直觉性的感觉。”
已故思想史家柏林（Isaiah Berlin）认为，民族主义，或曰民族情感，是一种深植于人性的东西。人有归属的需要，用黑格尔的话就是，“自由存在于家园之中”。用赫德尔（Jonathan Gottfried von Herder）的话就是，所谓有人性，就是到某一地方能够有回到家的感觉。人需要使自己归属于某一特定的群体，成为这个群体的一份子。他需要用这个群体自己的语言、传统、艺术和想象来充实自己的感情世界。不难看出，柏林所说的民族主义，不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和血统，而是指文化。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按照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标准，林培瑞教授实在要算一个中国人。
《半洋随笔》提出了很多引人深思的见解，其中对民族主义的看法尤其富有启发性。近些年来，中国大陆兴起了一股反西方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包括不少在西方的留学生，其反西方的情绪甚至比国内人还强烈。作者以留学生的情况为例，指出反西方情绪的几个原因。
第一是因为幻想破灭的内在逻辑。不少中国学生到西方之前对西方的希望太高，到了西方后免不了感觉失望。第二种原因是“身在异乡，心存故国”的感情效应。作者自己就有类似的经验，当他住在中国的时候，反而更认同美国。作者写到，他本来对自己的国家有很多批评，这些批评的话“我自己说可以，听到其它美国人说也欢迎，但听到不同国家的人说，心里就免不了产生一种非理性的、酸不溜丢的感觉，也觉得应该为美国辩护一下”。问题在于，当我们中国人自己批评中国、批评中国人时，我们知道我们批评的是别人，是别的中国人，而我们自己是不在其内的。可是当外国人批评中国、批评中国人时，我们常常会觉得别人是在批评我们，是把我们自己也包括在内的。所以在前后两种情况下，我们会有不同的情绪反应。
林培瑞教授指出，留美学生的反美情绪还有第三个原因，例子不多，但声音很大。有少数留学生太精明太自私，一方面要留在美国，享受着美国的物质生活和政治自由，另一方面又要维持在中国的利益，甚至进一步讨好极权统治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迎合极权统治者的心意而大骂西方，反正西方是民主社会，确保言论自由，美国政府不想、也不可能搞秋后算账。
听一个中国化的洋鬼子谈中国问题，不消说是十分有趣的。作者是如此的中国化，谈起中国的事情如数家珍，作者毕竟出身洋鬼子，看待中国问题的角度和一般中国人又有着天然的差别，更不必说作者的深厚学养和理性精神－－这就构成了本书的独特的价值。
以下节录自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4年公告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把本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胡平先生。
在政治学领域，汉语的论述是少见的缺席，即使论述，也多流于空疏、势利或权宜，胡平先生的论述是难得的例外。1979年他投入民主墙运动，发表《论言论自由》长文，这篇文章已成为汉语世界的经典。在二十多年来已近山积的中国政治学文献中，这篇文章仍堪称第一。因为它不仅表达了迄今中国大陆不曾享有的人权，而且它的论述风格也有别于书生论政的汉语传统。
胡平先生是“绅士的”（陈子明先生语，1986），在关于自由的从容表述里，胡平先生少了启蒙时代西方先哲式的激烈，但他跟后者一样立足于推动人类进步和人性的自我解放、自我完善；胡平先生也不同于后现代的学术大师，因为他直面极权、专制和一切非义反人性的存在，只不过他的武器是逻辑和理性的力量。他的理性风度不是冷漠，而是对血腥、眼泪、罪恶、死亡的民族历史和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经验的包容。他的理性武器有着下手术刀般的锋利。透过胡平先生二十多年一以贯之的创作生涯，我们可以想见，这种文明理性其实是激情的另外一种形式。
胡平先生对汉语世界的贡献使得他很早就遭遇汉语世界的流放，他不容于体制，也拒绝选择反体制的体制生存。在中国，吃体制、吃国家、吃人、吃教、吃主义、吃良知、甚至吃代表者多多，但胡平先生和像胡平先生一样的人却像古代汉语里那些“骑瘦马的人”一样热诚地注视着自身和同胞的生存，默默而执着地推动着中国人的自我完善。1987年初，他离开中国大陆，再也不能回来。
胡平先生是海外华人中难得的有着“来路和去处”的汉语作家，他的写作从未迷失过。他不曾参与1989年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但他1992年问世的《中国民 运反思》是对这一运动最理性的论述。在离开祖国的岁月里，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大陆的命运，尽管他的文字被屏蔽，但到新千年，网络这一虚拟的空间成为华人实在的生活内容时，他的不少长文只能在网络出现，仍被习惯短小简捷网文的网络大虾们尊为“网络中文写手第一”。
胡平先生的贡献是独特的，也是多方面的。他创造的“胡平体”政论风格是对毛体文字、新华体风格的真正消解和正当置换。他的研究论述《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是阿伦特《极权主义》的中国版，也是对后者的非学院式超越。不仅普通的中国民众，而且像金岳霖先生、朱光潜先生、冯友兰先生、费孝通先生、杨振宁先生等学贯中西的“通人”，在政权面前竟然都变成了甘心情愿认罪的“思想囚犯”或自觉归队的“帮闲”，这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中国革命史上“最难索解的一页”（余英时先生语）。胡平先生的论述即是对这一页迄今最为深入的索解。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认识到胡平先生的悲剧。那就是他失去了近二十年中国生活的经验，他失去了土地，也并没有得到天空，他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不自由的心态限制了他的思想精进之路，使得他近年来的言路和思路失去了先前的锋芒。尤其是，在当代中国亟需变革的政治哲学时，胡平先生没能贡献出应有的成果。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对这种个人的和汉语思想的悲剧怀抱同情的理解，并对胡平先生本人深怀敬意。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认为，胡平先生的论述不仅为五十多年来汉语世界极为重要的政治学产出，而且代表了汉语对世界的正当性命名和再造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