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

吴思敬  ，诗歌评论家，北京市人。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诗探索》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作家协会理事，中国诗歌学会理事，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世纪初的中国新诗，正像我们这个转型中的社会，呈现出一种丰富驳杂、多元共生的态势，诸如政治视角的回归，世俗化的审美取向，欲望化写作，人性的深度开掘……此起彼伏，不一而足。这里所说的面向底层，是指当下诗人的一种写作姿态，也标志着世纪初诗歌的一种引人注目的走向。

谈及这种面向底层的姿态，如果以德高望重的老诗人为例，恐怕不够典型，因为许多老诗人是把关注现实、关注底层作为自己终生的艺术追求的。而在某些年轻的诗人身上，我们恰恰可以看到由上世纪80年代为追求审美纯洁性而疏离现实，到如今回归现实、关注底层的转变。这是我随手摘下的几位青年诗人进入新世纪以来发表的诗观：

诗人红松在“界限”网站提出：“难道平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只该是小说散文的主题，就不该是诗歌的表现范围吗？……关心小人物的命运，关怀社会底层。他们是大多数，他们将最终代表这个国家的物质文化水平。”[1][1]

诗人牛庆国这样表达自己的艺术主张：“用与西部融合在一起的质朴情愫，在雄浑却贫困的高天厚土中，开掘生命的本真，抒发内心的隐痛，写出西部人深层的文化积淀与时代风韵，这就是我这些年的追求。”[1][2]

诗人卢卫平说：“我的诗歌是向下的。这里的下，是乡下的下，是身份卑下的下，是高楼底下的下，是下里巴人的下……。在这些下里，有我泥土一样质朴的父老乡亲。有老鼠一样在城里东躲西藏的民工。有在深夜大街上修自己鞋的修鞋匠。有分不清鼻子眼睛的拾荒者。有缺胳膊少腿的乞丐。有盖着树叶露宿街头的老汉。有在另一个世界日夜牵挂我的母亲。这些下，让我的诗歌充满怜悯情怀。让我始终是一个谦卑的写作者。让我时刻牢记一个诗人的良知”。[1][3]

诗人田禾说：“我从那一声声朴实的民谣、一间间破陋的土房子、一辆辆古老而破旧的吱呀吱呀的老水车、一群群叫叫嚷嚷的猪羊、一堆堆码到云层的柴垛、一缕缕缭绕在乡村上空的炊烟和那一张张山民黝黑而挚诚的面孔里发现了诗情。……我的乡村是一首写不完的诗，我将永远写我的乡村。”[1][4]……

孤立地看这些表述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当我们把这些话与80年代某些青年诗人宣告的“诗到语言为止” 和“反崇高”、“反文化”、“超语义”等极度疏离现实的口号对照一下，我们不难发现这其间所发生的深刻的变化。

当然，这种面向底层的姿态不只是停留在诗人的宣言里，更表现在他们的创作中。在80年代有重要影响的诗人翟永明、王小妮，进入新世纪后，写作方向发生了重要调整，开始把眼光投射到社会的弱者身上。翟永明的《老家》一诗，真实地描写了河南农村由于贫困而卖血导致的令人震惊的场景：“蜂拥而至的／除了玉米肥大的手臂／还有手臂上密密麻麻的小孔／它们在碘酒和棉花的扑打下／瑟瑟发抖／老家的皮肤全都渗出／血点　血丝　和血一样的惊恐”。王小妮则这样描写《背煤的人》：“我穿过桑林，观察那个漆黑的驼子。／他完全不看我／他浑浊的眼睛正把我灰一样擦掉。／大地无光的心胸，从那里到四张百元纸钞／有一条背煤人的秘密捷径。／他就躬着，紧守着捷径走， 不偏离。／从暗到亮，再从亮到暗／这个被事先装置在煤层里的人。／黑被他走得更黑／所以，光才显得更亮。／他的眼睛受不了大明大暗／成了一对木珠。……”读着这样的诗句，真让人欲哭无泪，我们也由此看到当代年轻诗人的博爱胸怀。

实际上，进入世纪之交，调整创作取向，面向底层进行开拓的，不是一两个诗人的个别行为，而成了世纪初诗歌创作的一种明显的趋势。李少君是较早关注这种现象的诗歌编辑，他编选了《21世纪诗歌精选·草根诗歌特辑》，推出了王小妮、杨键、黄灿然、雷平阳、江非、卢卫平、田禾、江一郎、辰水等25位草根诗人。他还撰写了《草根性与新诗的转型》一文，认为“这些具有草根性特点的诗人们，也正在暗暗地汇成潜流，逐步浮出水面。”[1][5] 柳冬妩则对打工诗人的情况做了认真的调查，在其《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中这样评价打工诗歌：“‘打工诗人’的写作恢复了写作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张力，恢复了文本与来历性经验的直接联系。……他们真正地用他们的信仰、心灵甚至忍辱负重肩负起写作的旗帜时，也许他们的声音在世俗的狂风中细若游丝，但却让我们觉得弥足珍贵。”[1][6]

世纪初的底层写作之所以渐成声势，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新诗发展的自身原因。就社会而言，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各种改革措施，包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使整个中国的经济与政治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隐藏在深处的社会矛盾也逐渐显示出来。“三农问题”、农民工、下岗工人、弱势群体越来越引起社会各阶层人民的重视。作为一个诗人，如同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在一首诗中所说：“谁要是在受着苦难的兄弟的病床前，／不流眼泪，谁要是心里没有一点同情，／谁要是为了黄金而把自己出卖给别人，／这种人就不是诗人！” 青年诗人是社会中最敏感的一群，他们比一般人更早地发现了这一社会的矛盾与不公，并通过他们的诗歌表示了诗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这不正是诗人良知的回归吗？再就新诗发展而言，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与命运，在我国新诗中实在是屡见不鲜的。从五四时期的《相隔一层纸》、《人力车夫》，到40年代的《追物价的人》、《冬日黄昏桥上》，关注底层，关注民生疾苦，已构成新诗的一个传统。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诗歌沦为政治的婢女，描绘底层苦难有给社会主义抹灰之嫌，这类作品几近绝迹。新时期以后，随着伤痕文学的大潮，出现了反映“文革”灾难的诗歌如《呼声》等，但其政治上拨乱反正的意义远远大于底层生活经验的展示。80年代中期，出现了于坚《罗家生》这样的写小人物的悲惨命运的诗歌，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开启了“新写实主义”的先河。不过，就“第三代”诗人创作的主流而言，从内容上说是明显的“向内转”，从形式上说则热衷于形形色色的语言实验。对此，柳冬妩以打工诗人代言人的身份批评道：“有一部分诗人在技术主义的胡同里越陷越深，变成了工匠。当人们谈论诗歌的时候，关注的似乎不再是它的精神指向，更多涉及到的是技巧性话题。写诗不再是一种精神创造，它变成了技术。”[1][7] 而底层写作、打工诗歌等的出现，就正是青年诗人在经历了近二十年风雨变化后的一种调整，是对纯技术主义和过度疏离现实的一种反拨。一些诗评家，敏锐地看到了这种变化：“我并不想说，有了‘打工诗歌’一切就都变得好起来了，无论是现实还是诗歌都不会仅仅因为一个伦理问题的浮现而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我确信它给我们当代诗歌写作中的萎靡之气带来了一丝冲击，也因此给当代的诗人的社会良知与‘知识分子性’的幸存提供了一丝佐证。在这一点上，说他们延续了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精神也许并不为过”[1][8]

当然，面对这些大量的反映底层经验，反映草根阶层和打工生活的诗篇，也有些人不太认同，认为某些诗人打出“打工诗歌”和“底层写作”的旗号，是在“作秀”，以此标榜自己的伦理优越感，争取诗坛的话语权。这种纯然从动机出发对“底层写作”的批评未免有简单化之嫌。带着不纯的想法从事“底层写作”的人肯定会有，也正像带着个人目的参加革命的人一样；但我们不会因某些人参加革命动机不纯而简单地否定革命的价值，我们自然也不应当以“底层写作”者的某些杂念而完全否定“底层写作”的意义。

事实上，一个社会，底层总是多数，关注底层就意味着关注大多数群众的命运。而关注大多数群众的命运，也正是一个诗人最基本的人性立场与道德选择。诗人不一定来自底层。但不是来自于底层的诗人书写底层的苦难，就一定是居高临下，就一定是不真诚吗？恐怕不能这样说。杜甫、白居易都不是出身底层，但谁也不能否认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乐府》的价值。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也不是出身底层，但是屠格涅夫的《玛莎》、《乞丐》，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与自由》不是抒写底层苦难的最优秀的诗篇吗？

面向底层的写作不仅牵涉到诗人的写作倾向，而且关系到诗歌的内在质素。历史不是滋生幸福的土壤。诗是哭泣的情歌。大凡留传后世的伟大诗篇，都不是为统治者歌舞升平、为豪门描绘盛宴之作，而恰恰是与底层人民息息相关的。这绝非偶然。底层总是与苦难相伴，而苦难则往往蕴育着伟大的诗。德国诗人麦克尔说过：“诗歌不是天使栖身之所”，“诗是苦难的编年史”。伟大的诗人都有一种苦难意识，这里不单有对社会生活的苦难体验，更有诗人在精神上去主动承受苦难的一种态度。夏济安先生说过：“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耶稣基督在荒野里对魔鬼说：‘撒旦，走开！’这些都是两位教主生命中的大事，从那时候开始，他们悟到了‘道’，他们有了自信。这种内心的动作，应该和释迦托钵乞食，耶稣治疗麻疯病人这种外界的动作一样重要，甚或更为重要。”[1][9] 这段话也可以理解为，如果没有释迦托钵乞食、耶稣治疗麻疯病人那样身历苦难，如果没有他们那颗博大的爱心，也就不会有他们得道时的“悟”。对诗歌之“悟”，似也可作如是观。

面向底层的写作，自然也包括来自底层自身的写作。有一种说法，底层是沉默的大多数，根本不具备表达能力。这也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即使在底层普遍被剥夺了文化权利的时代，底层也从来不是无声的。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吴广，算不算底层？历来的民歌不就是底层人民的心声吗，乌克兰的诗人谢甫琴科，本身就是农奴，但他同时也是诗人。更何况今天，即使是在底层，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文盲，也是越来越少的了。这些年来，从打工阶层中底涌现了一大批像谢湘南这样有影响的打工诗人，难道可以视而不见吗？

当然，作为诗歌，面向底层的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吁求，它首先还应该是诗。也就是说，它应遵循诗的美学原则，用诗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去言说世界。我们在肯定诗人的良知回归的同时，更要警惕“题材决定论”的回潮。伟大的诗歌植根于博大的爱和强烈的同情心，但同情的泪水不等于诗。诗人要将这种对底层的深切关怀，在心中潜沉、发酵，通过炼意、取象、结构、完形等一系列环节，调动一切艺术手段，用美的规律去造型，达到美与善的高度谐调与统一。也许这才是面向底层的诗人所面临的远为艰巨得多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