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美国电视》自序：为什么要去美国

《对话美国电视》自序：为什么要去美国

作者：王利芬时间：2010-03-26

　　一年前当我去美国驻中国北京大使馆签证时，我排的那一队有十一个人， 我排在最后一位，除了我以外，前面的十个人全部拒签。这十个人被拒绝给予赴美签证后，离开窗口时脸色不是发青发红就是发灰。拒签意味着在此之前的所有努力都白费，要么重来，要么就永远也别想得到再次签证的机会，因为有过拒签经历的人再签时顺利的可能性并不大。

　　去美国的签证先是用电话预约，到了约好的时间后,拿着各种材料到美国大使馆前等着叫号。说是美国大使馆前，其实不是，因为门前被铁栏杆围住并延伸了整整两个半条街，等着叫号的人只能在车水马龙的街边挤着。离街边不到两米的地方高高地站着两个哨兵，他们叫号。在这里，你会发现许多人不是忘了拿这个证明就是相片不合格，或者没有填好人名电码等等，总之无数进去之前没有完成的事情，任何一项材料不合格或者缺少任何一项都必须出来再准备。如果错过了当天的时间，你又得重新来一次。好在这里有一些小贩，他们的买卖就是帮你完成这些事情，准备各种材料的琐碎成了小贩们的商机。

　　被叫上号后要签证的人会沿着铁栏杆走好几分钟，铁栏杆围住的地面上是积水过后的青苔，显然这里被围住很长的时间了，可能是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人炸、中国学生在这里抗议后围起来的吧。在这个长长的围栏内，走错一个口都会被哨兵以军事口吻唤住，其氛围让人很不舒服，也与近处一派和平的城市景象不协调。

　　如果说走进门前是不好受的话，那么进门后就更难受。并不是你走到门口后就让你进，而是等足了一定数量的人才一起放进去。进去后首先是进行安全检查，负责安检的是两个年青的中国武警，在我前面的一位老大爷由于手脚慢了一点，被喝斥得不知所措，我看不下去，想上前制止，但我怕生出什么事来耽误了签证的时间，再签的话又要预约，又要花时间。但是前面的喝斥仍在继续，那两位武警仿佛是在这位可怜的老头身上找到什么快感，呵斥声仍一阵一阵的。我极其厌恶地看着其中的一个武警，他也发现了我的恶感，很快让我将护照递过去，不屑地看了一眼后交给了我，等我过了安全门听见后面扔过来一句话“他妈的，有什么了不起！”。我忍了忍还是向前走了，我知道我一回身的话，今天就别想签证了。

　　我的预测并没有错，我的一位同事忍受不了这个门口的安检与他们争了起来，结果是护照被扣，不让他签证。但这位同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找到了他们的上司，上司见势不妙想私了，让他继续签证。我的这位同事后来有机会碰到了美国驻中国大使，他向大使说起了这件事情，并事后给他就他的遭遇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不知处理结果如何，但我对这位同事充满了敬意，他比我强，这样的人多了，中国的情况就会一点点变好。无独有偶，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在这个安全检查中与他们吵了一架，气得索性就不再去签证了。这几件事情加在一起前后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不知有多少想去美国的中国人在这里受过呵斥、或者像我一样忍了。

　　过了安全门后，要排两次队，一次是按手印，一次是真正地排队等签证。两个队排下来一般需两个小时以上，由于里面只有几个椅子，多数人只能生生站上两个多小时，而且是人挨人，不能聊天讲话，如果讲话声被听到，里面武警的训斥会随时出现，他们的盛气凌人让人感觉到他们是在看护一群犯人。

　　终于排到窗口前时，签证官通常不会超过五分钟就把你给打发了，有时一边说话一边就伸手过去取那张拒绝签证的单子，许多有经验的学生一看见签证官的手往那叠拒签的表前伸时，脸色就变了。

　　签证的经历像一场恶梦，它让你的自尊最大程度的受辱，让你的体力也就是站功最大程度的受考验。但凡有可能，没有任何人愿意再走进那个地方。

　　这样的经历让我一次次地问自己“为什么要去美国？”。是的，美国我并不是第一次去，只不过此前去都是公派无需亲自来这里。我读过不少关于这个国家的书，它的伟大人物它的历史我知道得比一些美国人自己还多。不仅如此，我清楚这个国家有着强大的威胁其它国家和捍卫自己的领土的能力，它仍然控制着全球的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标准和系统，它决定着全世界的金融和信用构架，它同时也是创新的发源地。

　　这些都是书面上的东西，也是模糊的，抽象的，并不足以说明想去这个国家的理由。真正地知道这个答案是在美国呆了一年后回到中国的日子。在这段日子里能清晰地凸现的感觉是： 

　　在美国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华盛顿，你想任何事情都似乎站在全世界的顶端或中心，仿制眼前永远有一个世界地图，而这种世界性的眼光或者说全球感回美国后一点点地在消失。

　　只有在美国，在各种强烈的对比中，你会如饥似渴不由自主地想更多地了解中国历史，也似乎就在那个时候，你发现你比以前在中国时更懂自己的国家，更懂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不易。在去年的达沃斯论坛上，曾经有一个提为“成为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的论坛。这的确是一个让人夜不能眠的题目，成为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中国其意味都不尽相同。成为五十多岁到六十多岁年的中国人，生命中有一半时间生活在三年自然灾难反左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年龄更大的中国人还需饱受内战、日本侵略战争之苦；成为三十多岁月到四十多岁的中国人在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时，更需经受社会转型期的各种振荡和价值失范后的变型和失衡；成为二十多岁的中国人的确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他们更现代，更现实，也更新潮，但他们所遇到将是一个改革了近三十年后真正需要闯大关、需要大阵痛的时代。在中国不会时时刻刻感受到你是一个中国人，而在国外，尤其在美国，这种感觉简直是如影随身。

　　面对一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一个极为市场化的国家，你会感到它的今天在某种程度上将是中国的明天，无论我们多么强调中国特色，我们的许多发展趋势仍是在向着它的方向前行。这并不是说中国一定就像美国，一点也不是，我指的是时代趋势。这个判断其实与民族自尊心、爱国热情以及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公民的敏感并无多大的关系，它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承认它。 

　　在去美国之前，胡舒丽的《财经》杂志与北大的徐泓老师请英国《金融时报》为中国的财经媒体记者做过一次培训，我有幸成为第一批学员中的一个。当时作为经济频道四档财经栏目的总制片人，每天要处理的事情让我无法像别人一样全部脱产去学习，哪怕只有十二天。然而就是那样断断续续的学习，仍然觉得收获颇丰。我们学的内容是如何写公司新闻，怎样报道宏观经济、国际贸易、如何写商业新闻特写、资本市场的故事、如何报道金融消息以及基本的写作技巧。在这个培训班里学习的一个并不完整的十二天，让我领略了什么是职业化的含义，也初步知道了一个真正的财经记者的水准。这次培训包括一次实地实习，后来我又去香港《金融时报》亚洲总部学习了一个星期，每天近距离看他们的发行人、总编辑、编辑、记者如何工作，从早到晚观察学习请教，感叹良多。《金融时报》从内容到发行，一张日报竟然只有四十多人，而且管理得紧紧有条。《金融时报》的总部在伦敦、但香港的亚洲总部、和纽约的美国总部三个地点随时间差的交接就像在一个办公楼进行，电视会议让全球工作的员工如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在与发行人交谈如何管理的过程中，我特地要了一张他们每一年的评定表，上面有上一年工作目标评定、一年中的执行情况、下一年度的目标。当时看到这几项时我很兴奋，这种业绩评估是我们缺乏的，也是未能很好地执行的。所以当时我还特地找他们要了一张已评定好的一个表格给我做个示范，我希望在我未来的工作中能够借用。

　　这次培训和实习不仅强化了我一定要停下来花一年的时间出国学习的想法，更让我模糊地了解一些西方媒体的职业特点和管理思路。在那里其总的思想就是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功能划分，再对每一个职业的操作进行细分，尽可能将任何一个职业和组织管理中变量和非透明的程度减少得最小，让所有的操作都程序化、流程化，固化那些能固化的东西，留下创造性的空间。

　　当然我更想弄清的是与我的行业相关的美国电视的运作和理念。

　　是的，这些都是去美国的理由，所有的这些说得出的原因和内心发生的看不出的变化可能都是答案。所谓内心的变化是一种进一步自我选择上的宽阔的心理背景和空间，是一种对自己的真实才能在多种角度和时空下认知的加深，是一种在充电的同时知道如何使用有限能量的智慧。这是一种看不见的收获，一种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心理上的从容。

　　回国后我特地又去看了一眼签证叫号的地方，一切还是老样子。声调照旧，不舒服照旧，拥挤照旧。一年前我离开这里时，知道了这里的情形，一年后重回这里，我知道了为什么会是这样。

　　这个知道更多的不是逻辑上的，是心理认知上的。

　　到本书出版前，我回国已有七个月。我记得回国第二天我见赵化勇台长时我就说出了我想做一档大型的电视赛季活动，这个活动的名字就是《赢在中国》。这是一个用电视淘汰的方式在一个大范围内选拨创业型人才的过程，它再也不是仅凭电视这一个单向度传播就可成功的节目，而是一个集多种传播手段为一体的交合作用的结果。而要达到这个结果，必须使用公司化运作作为前提。

　　这个创意其实是受美国《学徒》的启发，我所说的启发指的是商业人才的选拔可用电视来表达。回国后我看到有好几个中国版本的学徒出现在电视频幕上，这促使我想了许多。首先的一点是，照搬必死无疑。因为原有美国《学徒工》中价值观的东西将会受到中国观众的心理抵抗，但若改掉它的话，其节目本身的好看程度将会大打折扣。这样，若想借用这档节目必须本土化。“本土化”这三个字我们并不陌生，我想伴随着外国公司进入中国，中国公司走出的进程，这是一个让二者都很头疼的过程。所谓“本土化”是让我们观众打心眼里喜欢。若对观众心理的内在需求和市场需求没有一个较好的感知和对一个正在日新日变的时代前沿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尽快让自己对中国这个陌生了一年市场熟悉起来，这几乎是我做《赢在中国》研发的必修功课。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把握到了二个主题词，励志、创业。前者是中国人奋斗精神的承传，是所有父母对孩子的期待，后者是我们正在提倡的和谐社会保障，也是今天中国正在向商业社会推进过程中个人实现自我的最好舞台。有了这样上上下下的打量，我想将励志、创业作为我们主题我价值驱动，根据这个再来研发合适的电视表达方式。

　　如果一个人有一个执着的想法，并想把它变为现实，这就很麻烦，其困难的程度只有亲身经历才知道。我的方案先是在台里三次编委会讨论通过，然后再到广电总局审批，审批后磨合公司化运作机制，然后再找钱，然后再建立团队，然后再在原有的节目方案上继续研发。一个创业公司所经过的找项目，找机制，找钱，找人，搞研发这些要命的过程我全部经过了。以前在中央台做节目是国家拨款，做节目的过程其实是花钱的过程，只需搞节目创意即可。现在这几个找的过程让我经历了巨大的心理落差，有时在找这个找那个的过程中，其意想不到的心理落差常常让我一个人独处时落泪。我其实是一个能吃苦的人，从小到大总是很自律很勤奋。吃苦我一点也不怕，但有一些关于自尊的感受让我内心消化起来非常费劲。在这样的时候我真的很佩服那些把事情做成的人，因为，成事是一个极不容易的过程，一个再理念变成现实不知要经过多少意想不到的艰难。

　　在《赢在中国》130多名中外记者参加的新闻发布会开过后，我们的报名已开始，《赢在中国》这个项目已经不再是我头脑中的一个想法，它已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个公众项目，我想难题还在后头。

　　虽难，我其实并没有多少压力，因为减掉压力的最好方式是告诉我自己我每天尽最大努力。只要尽力了，是成是败就是天意。以前在《新闻调查》最后交片时，有许多人害怕，我不怕，因为在此之前我总是对自己说，我尽力了吗？如果回答是“是的，我尽全力了”，我就一点也不怕。

　　做事的过程对自己历练，对他人的认识，对社会深处的把握都会让自己不断地成熟而从容，这个过程在一点削减我的书生气，在打磨我那些跟不上时代变化的书本知识，在剥离着我原有的一些难以改变的观念。在静默里，在音乐声中细细地体会这些过程是生活中极有意义的地方，在这个体会里既享受也受折磨。

　　做《赢在中国》的过程，对于我来说，应该是一个赢在内心的过程，只有内心能赢自己的人，才是会真正地赢，但这谈何容易，但我会尽力的。
　　　　　　　　　　　　　　　　　　　　　　　　
　　　　　　　　　　　　　　　　　　　　　　　　2006年4月1日晚十时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