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聚焦]大国游戏：俺们中国这些年(外六)谈谈香港6

谈谈香港6
　　
　　从2009年开始，香港出现了新情况。这个新情况，就是以西方文化左翼取代殖民地或金融离岸地的经济右翼或金融右翼思想，作为香港社会的主打牌。
　　
　　在这种背景下，各种时髦的西方文化左翼活动在香港轰轰烈烈的展开，并遥相辐射大陆，特别是上海这种喜欢和国际搞时髦接力的当年的“洋埠”。这里面包括几大运动：一个是“制止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暖化）”运动，一个是反对高铁建设运动，一个是保卫粤语运动，其他的小运动又层出不穷，此起彼伏。举一个比较形象的案例，2009年的12月，正是哥本哈根会议召开的时刻。大陆与香港合资建设的北京地铁四号线里面，也随即出现了“低碳最生活”等时髦招牌。而2010年给电网带来损耗设备、能源冲击的名为“低碳”实为耗能的“全球一小时（熄灯）接力”运动，也从香港向北辐射上海和北京，李冰冰潇洒一关灯，搞得大有野火燎原之势。
　　
　　如果再往前追溯一些，更早一些时期在香港搞的港大女学生身披雪山狮子旗声援藏独，以及大赦国际等借非洲刚果-赞比亚钴资源（又名钽钶矿）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在客观上为西方阻击中国进军非洲当帮闲助手等行动，在组织发起人员、活动资金来源、意识形态上，都具有共性。这就是西方文化左派。


　　在中国，由于客观的历史原因，右派，即经济右派和80年代的文化右派，往往是主张在经济、文化、政治上全面和英美接轨，对于国内的中华文化，则采取否定、鄙视、打压的态度。而国内的认同中国文化的一批人，连同肯定新中国建立以来艰苦卓绝从几乎是零的现代工业基础开始搞建设的历史成就的一批人，被冠以“左派”的称号，因此在中国，“左派”本来往往与爱国、认同中国文化、纠正社会问题等立场联系在一起。这批人中，有的是经济左派，吸收了世界意义上的主张相对公平的社会分配以防止经济危机，保证社会顺利发展的成分，其主张具有相当的合理成分，应当吸取采纳，有的本身在经济上算不上“左派”，但认同中国文化，承认新中国经济基础之历史关键意义，对于90年代到21世纪初一批主张全面否定中国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新中国现代经济基础的历史成绩的不良浪潮，起了关键的阻击作用。这些所谓的左派，俺姑且以中国左派论之，或简言为“中国派”（其实内部包括中国左派和中国右派）。
　　
　　而西方的文化左派，则几乎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对于西方文化左派心理因素的历史传承来源，俺会尝试着做一个梳理。这里姑且简要论之，日后在“俺们中国这些年”系列中，再加添补。西方“文化左派”，用一位知名学者的点睛之言说，既不“文化”，也不“左派”。说它不“文化”，因为它往往否定文化，走向知识、科学的反面，搞运动搞上瘾，完全忘记了自己出发点的原初目的；说它不“左派”，那是因为它的参与者都不是传统左派所依托的底层群众，而是恰恰是布尔乔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他们的发起者往往还是“贵二代”或“贵三代”，在西方都是最有钱的人的儿女，而底层群众对于这些事情反而往往相当冷漠甚至反对。
　　
　　一般说来，经济右翼对自我的表述，还采用理论构建的方式，相对算比较理性一些，有些时候还可以对话，谈道理。而西方文化左翼那就连这套路数都不要了，直接打“悲情牌”、“发泄牌”、“屁股牌”、“运动牌”。这种路子就是搞群众运动，用声势压倒对话，用语言暴力获得媒体眼球垄断，用“你们、我们”人为制造社会分裂，给社会制造更多的麻烦。社会越乱，这批人越高兴。
　　
　　什么是能人？对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有意义的人？就是有建设性的人——而建设性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经济右派、经济左派和踏踏实实扎根群众的政治“左派”，往往能够诞生出一批这样的超级能人。而搞悲情，搞运动，搞发泄，搞屁股立场质问，这些都不是谋求理性钻研，谋求建设合作的态度，它的基调是自我否定的。西方文化左派中往往很难走出什么有社会贡献的人，甚至很难走出一些具有大规模全局运筹能力的人，这些运动中的一些分子最后往往走向这些极端，即从否定敌人，到否定社会，到否定人类，自然也就否定了自己。其中一些“绿色”环保原教旨主义者，不仅说二氧化碳是地球的污染物（pollutant），而且说人类本身也是地球的污染物，是坏分子，是癌症，最好人类彻底灭绝，还地球一个清静。这样的哲学取向，使得他们的日常生活往往也是紊乱的，不结婚、同性恋等人类社会本来的边缘现象，在这些群体中却大量存在，而这些群体还要反馈于社会，积极扩大这些不良偏好取向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香港这批人之所以崛起，有一定的社会背景，第一个社会背景就是大陆崛起而香港地位相对衰落，全社会心态失落化，需要寻求一个抓手；第二个社会背景则是97香港回归之后，香港本地左派除了若干象征性的官职授予之外，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回报或扶持。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香港所谓传统左派，指的就是二战以后在香港响应当时的中国革命，反抗港英当局的，以香港本地工人阶层及其优秀学生子弟为主要成分的一批群体，这批群体也是香港开办中华爱国学校（中学）的主体，长期以来孤立无援，又在67抗英风暴中搞了过激行动（造土炸弹）损坏了社会形象，后来三十年的日子非常不好过，而从1984年中英取得香港97回归的协议之后，中央政府长期以来过分倚重香港大亨，而这些人从70-80年代以后主要集中在地产界，与香港底层百姓以及香港左派之间有极大的冲突，这又埋下了一条导火索；第三个社会背景则是随着中国地位的日趋重要，这几年西方NGO抓紧对中国布局，而落脚点就在香港，香港成为西方NGO的大中华区之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