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地方政治何以低水平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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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政治何以低水平运转？
（2010-10-01）
fieldset {width: 306px;border: 1px solid #990000;align: center;}legend {font-family: Arial,"宋体";font-size: 12px;font-weight: bold;color: #990000;} 中国聚焦吴晓琳
一家以“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限制和暴力截访”的保安公司，竟然成了众多地方政府的“座上客”，“截访”和“维稳”的“黑社会化”，再次暴露了地方政治的“权力狂悖”，也暴露了地方政府治理的“运行阻滞”。实则，地方政权是统治集团伸向社会肌体的触角，上层领导阶层希望通过地方政权传播施政理念、掌控社情民意、巩固执政根基，老百姓又通过地方政权，直接体会当下政治运行的基本态势，产生对整个统治集团的好恶感情。但是，中国地方政治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自有一套自我运行的逻辑。
地方政治的“家政”、“私政”化
与处于国际博弈、心系政权稳定的中央高层不同，地方政治的负责人深处一隅，理论上只需与中央保持一致，担当中央政权“代理人”的角色即可。可惜，进入官僚队伍的人，大多是有政治抱负的，这种抱负倒不必非得与“国强民富”联系起来，因为在金字塔型的官僚结构中，只有少数人才能登上“谋党谋国”的高位。因而，在“位置决定抱负”的官场里，大多数人于公于私，都本能地将“升官”视为第一要务；可是乌纱帽总是有限的，局促在金字塔中底端的地方官员“上无进路，下无退路”，久而久之，为官的心态就疲了，“事上以应付、示下以权威”的官僚作风就滋长起来。特别是加上人性本恶的私欲、“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幽怨，“不升官钱来补”的畸形心态就膨胀起来。
于是公器私用、贪污腐化；应付公事，滥施权威；一些官员抱着“地头蛇”的心理，表面上为党为国，背地里“一言堂”、“唯我独尊”，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在“独立王国”里，海吃海喝、不顾民生；任意提拔亲信、辅佐子女接班、甚至安排智障子女工作；自甘堕落，情愿被利益集团俘虏；树碑立传，大搞形象工程。更有甚者，出动警察进京抓捕记者、下行政命令堵防记者采访、对上访民众大打出手，大有“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做派。在一些官员的执政意识里，地方政治俨然成了玩弄于股掌的“家政”、“私政”，早已失去对公权力的敬畏之情。
“情绪化”执政的“家长作风”遗毒
为官一方，却把权力所到之处视为自己的后花园，为所欲为、容不得他人插手、听不得他人置喙，将“家长作风”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政治当然要异化为“家政”、“私政”。大凡“家政”、“私政”的行为，必体现地方长官的个人意志，地方长官脑袋一热，遂上演一些低水平的施政闹剧。随便打开网页，就会有许多“情绪化”的地方政治新闻跃入眼帘，令人哭笑不得、又气又恨。
例如，湖南邵阳规定：“拟提拔干部”需由家人进行道德鉴定，地方长官硬是要抓住人们关心的人事问题，大秀一把，可惜这种将官员公德“私化”衡量的秀实在拙劣。政策水平之低，令人难以续读。 例如，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公安系统的招聘公告显示，公务员子女在笔试成绩上加10分，这种“官优民劣”的血统论几乎不加掩饰，堂而皇之地进入行政过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员根据子女情况“量身定做”招考条件，有以拿出“美术专业”名额，专门招考儿子进入警察队伍的；有为女儿当判官给99分的……地方官员恬不知耻地将公共权力经营成了家族工具。例如，陕西、云南一些地方政府，竟然将山崖和农民坟头涂上绿漆，以此来蒙混检查、逃避绿化责任，这样的劣质行政行为，竟被称为“国内最先进的经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招人耻笑。
地方政治不改革 社会矛盾便激化
可惜的是，这样的事情在偌大的中国几乎天天都有发生。地方官员在缺乏制约的领地里，根本不具备现代执政视野，一再将低劣的政治素质暴露得一览无遗。地方政治就这样重复进行着“低水平”、“情绪化”的闹剧。这实在是执政谋国的大忌。
30多年的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上的保驾护航，就不会有现在的发展成果。到如今，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不改革，矛盾就要激化”的境地。一些“非理性”的地方政治，已经运行于“与民争利”、与中央背离的轨道。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员，虽然大多拥有执政党党员的身份，却将维护执政地位的责任，与自己的权位割裂开来，将责推给中央、将利留给自己，他们根本无需担心为可能的政权更迭承担代价，因而依附于政权的肌体，随心所欲地吸取私利。由此看来，在执政理念上，确实出现了中央领导集团谋国担责、地方长官谋利卸责的差别。
执政者明白，要想持久谋国，必然要与民众拉近距离，但是，卸责谋利的地方官，却以自身行为否定了这种逻辑，切断了“底层民众”与“高层政治家”的联系，毋宁是自废统治集团的武功，生生砸碎了统治阶层基层试温的“触角”。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为何大量的上访群众不远千里，远涉北京。底层民众在多年积怨的情况下，已经渐失了对地方政治的公信力。这样的困境如果得不到改革，人们对政治的不信任就会不断升级，直接冲击执政党的执政地位。
如何才能实施好地方政治的改革？除了准备邓小平要“思想解放，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勇气以外，为地方政治设计一套“重回群众路线”的制度体系，打开底层民众利益表达的渠道，将地方政治放置于“上有高层督管、下有民众监督”的运行轨道，是接下来的改革需要郑重考虑的命题。如果执政党缺乏对地方政治改革的勇气和共识，那么底层社会被“唯稳论”压制的不满，将反过来冲击现有的执政秩序、破坏继续改革的大局。
作者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候选人、旅英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