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爲何影响式微? 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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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变化,十多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两极分化,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使这个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变成了一个「断裂」的中国,连大学校园也不例外,出现了以贫富划分交往人群的现象,在出手阔绰、不用爲今天和未来发愁的官商子女与需要以打工、贷款来维持学业的平民子女之间,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群落,同学之间已没有平等可言,代之以家庭出身的贫富身份。针对这一畸形的可怕现象,有人在《南方周末》(2004年9月23日)发表评论说,校园贫富问题暴露出了「大学教育影响式微」,感叹「昔日引导和净化社会的大学,本身已经成爲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并提出「重建大学教育权威」。大学教育爲何影响式微?

  这是大学精神沦丧之后的必然结果,如今的大学只不过是行政官僚颐指气使、跑马圈地、捞取世俗功名富贵的官场,只不过是形形色色的教授、博导们欺世盗名、贪得无厌、疯狂追逐人间利益的商场,只不过是各类职业的养成所、镀金所、培训基地,君不见所谓博士、硕士都是流水綫生産的,一个上午通过九个(甚至更多)博士论文答辩也不是什麽稀罕事,据官方媒体报道,2004年浙江大学招收的研究生人数已超过了本科生。这是一种什麽样的大学教育?一言以蔽之,就是彻头彻尾的功利化的教育,如此的大学教育又怎麽可能在价值层面、精神层面影响社会呢?


  毫无疑问,大学本该是社会的精神文化中心,传播人类先进文明和道义理想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19世纪德国伟大的教育家威廉洪堡创立柏林大学,确立了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至少从那时以来这一切已成爲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具有近代意义的大学在中国出现不过短短一百多年,但经过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胡适、傅斯年、司徒雷登等知识份子筚路蓝缕的努力,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无论是国立的还是私立的,或者是教会办的大学,都曾经达到与世界相对接的层次,完全无愧于大学这个称号,最根本的就是他们坚守了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这些大学精神。大学作爲精神文化中心,必须相对独立于世俗的政治、经济势力之外,不以政治的是非爲是非,不以流俗的价值标准取代自身精神价值追求,有所不爲才能有所爲,才能作爲社会的最后一个精神堡垒,影响世俗社会,而不是被浮躁、喧嚣、功利的社会所同化。


  在大学精神荡然无存之后,大学依附于权势,依附于金钱,在权势和金钱面前低三下四,早已不再是什麽新鲜事。令人感到忧虑的是世俗功利压倒了一切超越性的精神追求,这种大趋势下,莘莘学子几乎已没有人爲了求学、求真才进入大学,而是爲了谋一份职业、一个饭碗,甚至是爲了升官发财,所以大凡是容易找到职业的专业一定火爆,有更多机会发财的专业那就要被挤破了大门,而没有现实功利性的基础学科只遭遇了门庭冷落车马稀,甚至无人问津,有些到了被迫关门的局面。教授在大学任教,也鲜有人真爲了追求学问,或是做官不成、经商无门的不得已选择,或是将大学作爲发财致富的一条新途径。所以,剽窃、抄袭之风盛行,即便被曝光了,也是振振有辞,毫无愧疚,照样做他的名流、学科带头人。至于学术腐败更是小菜一碟,朱苏里这样的例子随处可闻。面对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大学本来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给社会保留一分元气,在铺天盖地的功利化追求之外,提供一片精神的净土,但这不过是幻想。贫富现象在大学校园内的凸现,又一次把这些问题摆到了桌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