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七 《大学》教育智慧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 《学记》
《大学》历久弥新的教育经典 《大学》作为教育的经典之作，确实可以常读而启迪长存，常思而智慧长生的。这是一部永不过时且历久弥新的教育学经典。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著名学者潘光旦（1899 1967）和他的《国难与教育的忏悔》一文。潘光旦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留学美国，后任职清华大学，研究社会学、优生学、性心理学、民族史等。就在此文中他说到了教育的使命问题。他说，近代以来所谓的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因为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中国教育没有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技术教育，目的显而易见只是教人学些吃饭本领。三是所谓人才教育，充其量只不过是培养一些专家和文官。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我想，这和《大学》之道相距得更远了。潘光旦主张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他还说，国难的形成自有其内因外缘。若就内因来说，与当时的国民素质有重要的关系，而归根结底，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它忽略了教育一般国民做士的根本使命。“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参见《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9日徐百柯文）我想，从这一角度来看《大学》的“三纲八目”以及它把培养出优秀的“治国平天下”的人才为目标，这是多么关键的要旨！或许真有许多人是应该忏悔的！潘光旦所说的教育要教授“做人造士”之道，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更值得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深思。《大学》就是论说教育做人的道理，而《大学》的“三纲八目”所要培养的人才，或许比一般的“士”还要高级些，当是“士”中的精英了。他们不仅自己做“士”，还要亲民、新民，去治国、平天下。从这个角度上说，《大学》依然给人们以恒久的启迪。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是潘光旦的学生，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里做个好人，在做人的问题上要个面子。现在下一代人要不要面子已经是个问题了。我这一代人还是要这个面子，所以很在意别人怎样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样看待自己。这一点很难做到。照此说来，潘光旦比他的学生费孝通的心思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样看待自己”上。这不就是《大学》所主张的“慎独”与“诚意”吗？然而费孝通一代人的心思又比他的下一代深一层，因为“这一代人还是要这个面子”。至于“下一代人要不要面子已经是个问题了”，这作为一个严肃的问题提出来，确实意味深长。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费孝通耳闻目睹了社会上不要面子的人和事太多了，从“文化大革命”的记忆至于后来媒体上的不断揭露的官场、商场、职场上的贪污腐败、欺诈诓骗、奸淫盗窃等现象，还有教育中的种种腐败，促使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些现象的出现，可以找出很多原由，但是不管怎样说，教育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教育应该反思，当今教育不应该拒绝从中外的历史与经典里吸取营养与借鉴，其中当包括《大学》这一部经典。
我们再来看看今人有关《大学》与大学教育的论说，略引片段。1.教育家陈元晖就这样说过：“《大学》的内容是培养人才的教育理论。培养什么人才呢？要培养管理国家和安定社会的人才，就是《大学》上所说的 治国平天下 的人才，所以，所说的 大学之道 是治国平天下之道，《大学》所反复叙述的就是这种道理。《大学》反复说明怎样培养这种人才的道理，说明要怎样培养王公贵族的子弟成为这种人才。要博学，要可以使其为政的博学，这就是《大学》一书写作的目的，也就是《大学》的内容，《大学》一书的每一个字和每一句话，都是浸透着这种精神的。《礼记》中的《大学》篇的最早的注解者东汉的郑玄，是最了解《大学》一书的内容，提出这一书名的正确的意义的。《大学》是一部教育论，是一部古代王公贵族的干部教育的理论，但也可以适用于普通教育和指导儒家学者的学习的理论书籍。其中有些部分不仅适用于古代，也可古为今用。”（陈元晖《中国教育学史遗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位老教育家给予《大学》高度的评价：一是从性质来看，《大学》是教育理论；二是从目的来看，《大学》要培养的是“治国平天下”的人才；三是从途径来看，《大学》是通过为政的博学来臻于此途。2.涂又光在《中国高等教育史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中评论，《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称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总规律，指出：“明明德 亲民 止于至善的总规律，实现于格物 致知 诚意 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八个步骤，旧称 八条目 。八条目以 修身 为中心环节，因为 身 是高等教育活动的主体，明、亲、止以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都是 身 的活动。”此其一。他又说：“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矛盾是 道 与 艺 的矛盾，现在叫做 人文 与 科学 的矛盾。”“ 明明德 不限于现在常说的德育，而是修养人格整体。人格整体的构成是 知 、 仁 、 勇 ，恰好对应西方讲的 智育 、 德育 、 体育 。”“ 亲民 是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最佳关系的规律。”“ 止于至善 ，至善永无止境，至善是一过程，是相对统一的过程。一时一地即有当下相对的善，必止于此善，而后能定、能静、能安、能虑、能得。”这些观点亦然可供我们参考之。3.王冀生《大学理念在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中这样评论：“众所周知， 理念 是西方的习惯用语， 道 是我国的思维特点。在我国， 道 指的是规律、道理，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道理是客观规律在人们主观上的反映。《大学》关于 大学之道 的论述反映了哲学思维的中国特色，它在实际上与西方古典人文主义的 自由教育 思想是相通的，其核心主要是探讨什么是教育和怎样办教育的这样两个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人类早期探索教育的本质及其规律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认为二者相比，我国的 大学之道 更富有哲理，更加本土化。”此其一。他又说：“据史料记载，我国最早出版的教育理想的理论专著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哲学著作《大学》，是系统论述孔子儒学 以伦理道德为本位 的教育理想的代表作，开创了我国探讨大学教育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历史先河，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珍品。”“以 养成人格，贤人治国 为核心的先秦时期的 大学之道 的实质是一种人文文化，它与西方古典人文主义以 崇尚人文，注重理性 为核心的自由教育 思想在注重 人的发展 这个基本点上是一致的，但是教育哲理各有侧重。古希腊文化是一种 求知 的文化，亚里士多德 自有教育 思想核心是注重理性，主张哲人治国，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则是一种向善的文化，孔子儒家 以伦理道德为本位 的教育理想的核心是 养成人格 ，主张 贤人治国 。”此说亦可供我们思考。4.陈至立对《大学》名著的评价：“中国先秦时期一部经典著作《大学》这样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这一教育思想与一千多年后发祥于欧洲的近代大学开启智慧、弘扬文化、传播知识的精神是相通的。千百年来这一传统的薪火相传，经历了历史长河的洗礼而历久弥新，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2002年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我又想起，香港大学用“明德格物”作为校徽，一是要“明德”，一是要“格物”。这就出自《大学》。“明德”在先，因为这是首位的，先解决人的道德问题，这又是根本。其次是“格物”，是专业的学习与训练。汤恩佳在《世纪之交的儒学》（《文史知识》2000年3期）中说：“香港大学用 明德格物 作为校徽，说明只 格物 不行，还要 明德 ，树立高尚的道德，先 明德 而后 格物 ，才是做人的基础，这个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推而广之，明明德于天下，把儒家伦理发扬光大，将造福于人类未来，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新贡献！”一个大学校徽如此重要，一个大学的校长也许就更加重要了，此决定一个学校的向度。此处想说说张伯苓（1876 1951），这是位受人尊重的并蜚声国际的大学校长，他创办南开大学，就是明明德、亲民、新民、止于至善的做法。他曾就读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时候北洋舰队被日本海军所击沉，但在颐和园中还留下慈禧挪用海军军费所建造的大理石石舫。目击国家所遭遇的耻辱，他深受刺激，便弃武从文，认为新时代青年的培植，实为立国之本，救国之途。从22岁（1898年）在天津严范孙家设馆教徒始，至72岁（1948年）辞去南开校长，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为止，张伯苓从事教育事业可谓五十年如一日。在他的《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里说到中华民族之弊病有五大端：愚、弱、贫、散、私。他开办南开的目的，就在于育才救国，以匡正此五大弊病。针对“弱”，他提倡体育；为挽救国家的“贫愚”，他造就有“能”的青年人才，而以“公”（矫正“私”）“能”为南开校训。因为“中华民族有如一盘散沙”，他强调团结：“聚则力强，散则力弱”，“分则易折，合则难摧”。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曾在回忆文中说，他亲眼看到张伯苓在每星期的周会，校长登台训话时，还让一个看上去像运动员的高大强壮的学生，与四五个其他学生在台下作拔河之戏。当那个强壮者寡不敌众而败北时，台下的学生在哄堂大笑中懂得了“聚则力强”的教训（柳无忌《张梅两校长印象记》）。闻此言，真是如在目前！大学之道，值得探索；而《大学》之道，确实是应该永远学习、温习、实习的历史经典，它并不因为今日或明日的大学遍地林立、科技日新月异、教育思想丰富多彩而会黯然失色，也不会被鄙被弃，它依然是教育智慧宝库中的一颗硕大珍宝，特别在当今社会躁动、问题不断之时，在如今教育浮躁、疑惑丛生之际，这一珍宝尤在那里闪烁着毫光，耀眼且夺目！  感悟：蔡元培的大学之道
2009年夏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上海的蔡元培故居就在我住店的不远处。那是在华山路上，就在离延安路高架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静谧的小住宅区，其中一栋三层小洋房，便是他当年在上海的居处。我参观了他的故居，流连于屋子外的小小的芳草地，感悟着蔡元培的大学之道。蔡元培（1868 1940），1912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他曾特别挑选学通中西的严复为大学堂总监督，不久改立北京大学。1916年底，他出任北大校长。 1.办大学就是要整顿腐败。民国元年，蔡元培曾担任教育部长。民国五年冬，蔡元培在法国接到教育部电，敦促他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此前政府曾任严幼陵、马相伯、何锡侯、胡次姗等为校长，但一次次地辞职。他来到上海时，朋友劝说他不要去就职的很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但也有少数人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蔡元培说：“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据说孙中山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先生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的教育，所以主张他去。（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2.改革学生的观念。“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蔡元培如是说。当时这些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 老爷 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 中堂 或 大人 ）”，“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趣，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有妨碍的。”所以蔡元培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引文同上）3.从聘请好教师着手。蔡元培说：“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他选教员有两点：一是“积学”，即是有真才实学的人；二是“热心”的人，热心教书、育人的人。比如他聘请了从美国回来的胡适，又通过胡适的介绍请到不少好教员。后来不断聘请到许多好教员，使得不仅是文学、哲学系，而且物理系、地质系、化学系、生物系、社会科学等，都“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蔡元培还辞退了几个不称职的外国教员，甚至还遭受到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威胁，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他也一笑置之。（引文同上）4.教师学派不同，但可并存之。蔡元培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 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文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他还说：“我素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引文同上）5.改革预科。北大当时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然演为独立的状态，除了英语、体育外，其他学科均比较落后，致使学生毕业后直接升大学有困难。蔡元培也加以改革。6.调整系、科、校的设置。蔡元培考虑北大与其他学校可以“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得到有关方面的同意，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入北洋大学。他把工科节省下来的经费用在了理科上。7.关于文理科的理想。蔡元培说：“我那时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引文同上）蔡元培又说：“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根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统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引文同上）8.关于大学校长。蔡元培曾在五四运动后辞职，后来各方面都要求他复职，他又回到北大做校长。在到校后的全体学生欢迎会上，他演说时曾讲到：“德国大学学长、校长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发生过纠察，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应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得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引起恐慌。”（引文同上）9.招收女生。这也是蔡元培的改革。他说：“我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但考期已过，就允许先旁听。后来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他：“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蔡元培回答：“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蔡元培开创了男女同学的先例，他说：“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10.注意美育与军训。蔡元培说：“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他还设立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均由学生自由选习。蔡元培在“爱国学社”时，曾断发而练习兵操。他“对于北大学生之愿受军事训练的，常特别组成”，并集合这些学生编成学生军，聘请教练，组织演讲等。我还读到罗家伦把蔡元培在北大的做法与特点归纳为几点：1.他是一位中国学问很深、民族意识极强、于中年以后再到欧洲留学多年的人，所以他对于中西方化，取融会贯通的态度。他提倡新的科学研究，但当时他为北大集合的国学大师，实极一时之盛。他对于双方文化的内涵，主张首先经过选择而后加以保留或吸收。2.他研究哲学而又受希腊美术精神的影响很深，所以主张发展人生的修养，尤其当以美育来涵养性灵；以优美代替粗俗，化残暴而为慈祥。3.他在法国时，受到两种思想的感应：一种是启明时代一般思想家对文艺和科学的态度，以后他并赞成孔德的实证主义；一种是法国大革命时代“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所以他主张民主。4.他对于大学的观念，受到了19世纪初建立的柏林大学的冯德和柏林大学那时代若干大学者的影响。蔡元培和他们一样主张学术研究自由，可是并不主张假借学术的名义，作任何违背真理的宣传；不但不主张，而且反对。5.他认为大学的学术基础，应当建立在文哲和自然科学上面。在学术史上，许多学术思想的大运动、大贡献，常是发源于文理学院研究的对象和结果里。所以大学从学术贡献的基础来看，应以文理学院为重心。其他学院可以在大学设置，但不设文理两院者，不得称为大学。这个见解里面，确是含有了解学术思想全景及其进化的眼光。6.他是主张学术界的互助与合作，而极端反对妒忌和排挤的。他提倡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他认为学术的研究，要有集体的合作；就是校与校之间，也应当有互助与合作，一个学校不必包揽一切。所以他曾把北大的工学院，送给北洋大学。7.根据同样的理由，他极力反对学校内或校际间有派系。他认为只有学说的宗师，不能有门户的领袖。他认为“泱泱大风”、“休休有容”，为民族发扬学术文化的光辉，才是大学应有的风度。8.他幼年服膺明季刘宗周的学说，对于宋明理学的修养很深，所以他律己严而待人宽。他有内心的刚强，同时有温良恭俭让的美德，所以他能“身教”，不但许多学生，而且有许多教授，“中心悦而诚服”。从这些方面，我们或许可以比较深入具体地了解蔡元培主持北大为什么使得人们赞赏不已，而其深远影响一直至于今天而不止。如果用《大学》来对照解读，那么蔡元培的做法就是在“三纲八目”中痛下工夫。他湛深的宋明理学修养、对理学家刘宗周的服膺就是一个明证。《大学》说：“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今人做校长的、管理学校的，要在这方面好好体会一番。另一启示是，他还把《大学》之道和西方近现代大学的精神融贯起来，中西合璧，从而交相辉映，止于至善。再一启示是，时至今日，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的所作所为还是我们怎样办教育、特别是办大学的一面值得借鉴的历史之镜。 《大学》与当代大学教育
吴大猷（1907 2000），著名的物理学家，在西南联大时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黄昆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的中国物理学家。1967年至1973年主持台湾的科学发展计划。1983年至1994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81年6月22日在台湾的清华大学毕业生毕业典礼上作了一次专题讲演《大学教育的目标 清华大学毕业致词》。此文不长，值得一读：我国称为毕业典礼，美国则称之为始业典礼。无论视为“毕业”或“始业”，它都是一个适当段落，作些回顾过去，或前瞻将来。我谢谢刘兆玄校长邀请我参与这个典礼；我想和诸位毕业同学略谈一下我们求大学教育的目的。简单地说，大学的任务，是知识的传授，学术研究，和人才培育；求大学教育的目的，是求知识和训练，为将来职业或学术上更深造作奠基准备。但求知识、训练等熟语，含义颇深，我想可以说得较清楚些。先说求大学教育的目的。大学任务之一，诚为知识的传授。然现代知识的面的广阔、度的专深，皆与日暴增；大学之分院分系，课程之必修选修，教师之讲课教导，皆前辈思以其经验智慧，为后学在学术瀚海中，引导其求知识的入门途径而已。惜近年有一现象，学生以不知为知之，或误解学术自由真义，蔑视某些课程，跷课或复印他人笔记，而旁务终日，是不知在大学求基础知识，乃一生不再来的机会，数年一纵即逝的。这些对学术未有认识、兴趣、欣赏、尊敬、致力的情形，是一种不成熟状态。大学的任务之一，是以其学术气氛 教师的以身作则 帮助学生“成熟”。不幸的，我们有些当教师的，未尽这责任。更不幸的，有少数的教师领导方法，似显示自己的不成熟。然求知识只是入大学的目的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启发培养对学术的兴趣，治学的客观、分析、质疑、思索、求了解的态度和习惯，最后培养鉴别的能力。没有知识为基础，没有分析、质疑、思索、鉴别力，则见解将是偏见、武断或盲从。由学而得知识，经思索、了解而达到有创获的过程，可以作一个比例。人们由吸入空气、水、食物，经消化而变成为血液、肌肉的细胞，使人体成长。读书而不思索求了解，亦犹食山珍海味而不消化，乃以原态排出，对人体毫无助益也。知识是基础，思索、鉴别、创见，皆须建立在广厚的消化了的知识基础上。所有这些训练，都是我们离开学校的形式教育后，藉以继续成长的资本。我们受大学教育的目标，不只是为职业求知识，而是从大学的环境，获得这些训练。但这不是“由你玩四年”便自然而然获得的；这是需要自己无时无刻的不断努力才能获得的。上面所举的，其实不限于求学治学，而亦适用于为人方面的对事物的客观分析、熟思、鉴别的态度、习惯。我们知道对人对事须忠诚。现在倒过来看，我们治学必须忠诚。抄袭是学术的不诚实，但此外还有其他形式的不诚实。例如：未真正参与某研究工作，只因其职位而署名于该项研究之论文上；以学术为进仕途或为名利的工具等。总括起来，在说清了求大学教育的目的后，大学的任务便也清楚了；它是提供可能的最完善环境 设备及气氛 使学者（教师）能致专力于学术研究和教导后学，使学生能获得上述的知识和训练，成为能独立继续成长的人。（台湾《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81年9月）这里言简意赅地指出了求学于大学的几个重要的问题，特别是指出，求学、治学与做人是一致的：“对人对事须忠诚”，“我们治学必须忠诚”。若联系《大学》来看，那么大学之道就最讲“诚意”，比如王阳明就认为“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古本大学序》）。又说：“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传习录》）吴大猷在另外一篇《求学与治学》中也说到学术的忠诚问题。“这里不是指考试作弊和抄袭，据他人的见解为己有等极明显的 不诚实 ，而是较 高 层次的 不诚实 。”他还举了两个例子。一是，一个很普遍的情形，是一个学者，未真正参与研究工作，只因其“主持”及“领导”的职位，而署名于其学生或机构中人员的论文上，这情形在美国和我国都有之。无疑的，这是学术不诚实的一种。另外较严重的“不诚实”乃假做实验结果，公之于世。当时美国爆发一丑闻，震撼科学界。1981年，一位有地位且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甲）和一位合作者（乙）共同发表一篇论文，公布其实验结果。后来有一位新进（丙），在重复该实验时，无法证实该论文的结果，竟然发现该论文有伪造观察结果之嫌疑。甲初恃其“权威”，强烈否认作伪，使得丙因此丢职。此事态严重，引起国会调查，甲开始承认论文乃乙作，其本人署名该文，不知作伪之事，同意撤回该文。此不幸之事件，不仅大损甲之盛誉，亦遗害整个科学界也。（吴大猷《求学与治学》，台湾《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81年6月）吴大猷所说的大学之道，我们也可以印证。我们联想起，杨振宁在1989年对西南联大回忆的文中说：“我们的生活是十分简单的。喝茶时加一盘花生米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可是我们并不觉得苦楚；我们没有更多物质上的追求与欲望，我们也不觉得颓丧；我们有着获得知识的满足与快慰。这种十分简单的生活却影响了我们对物理的认识，形成了我们对物理工作的爱憎，从而给我们以后的研究历程奠下了基础。”当时西南联大的教室是铁皮屋顶泥巴地，窗户没有玻璃。研究生住在学校茅屋里。杨振宁还在另外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想起在中国的大学生活，对西南联大的良好学习风气的回忆总使我感动不已。在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六年时间里（1938 1944年）培养起来的。诚然，后来我在芝加哥接触了前沿的研究课题，并受到费米教授风格的影响。但我对物理学中的某些方面的偏爱则是在昆明的岁月里形成的。”再如黄昆回忆自己的导师吴大猷时说：“我到达西南联大后听的第一门课就是吴大猷先生讲的 古典动力学 。听课下来后，我感到十分激动，觉得对物理学理论之精湛之处有了心得理解，对进一步学习物理进入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后来1994年吴大猷通过杨振宁赠给黄昆1941年听课时的《古典动力学》讲稿，在扉页上吴大猷亲笔写下了：“此袋内乃1941年秋季在昆明西南联大所授古典动力学课的讲学笔记 该课中约有20人，有研究生黄昆，四年级学生杨振宁、张守廉、李荫远、黄授书等人，对着这样一群学生讲古典物理中最完美的一部，是最愉快的一件大事也。”这是吴大猷在1993年写的，其诲人不倦、乐于教书育人、得英才而育之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以上引文，见朱邦芬《黄昆 声子物理第一人》）如今的大学的物质条件已今非昔比，但是那种令人向往的于求学之“忠诚”、于学问之“忠诚”、于治学之“忠诚”、于教学之“忠诚”、于科研之“忠诚”的情况又怎样呢？媒体中不断报道的大学里的论文抄袭、科研作假、道德滑坡的情况，令人深思。再读王阳明解析《大学》的话，更让我们深思。他说：“工夫难处，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诚意之事。意既诚，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传习录》）不因为王阳明的那些“心学”是属于唯心主义的而一概否定，相反其中有好多的智慧值得重视，他于《大学》“诚意”的指点，就是值得今天办大学的人好好体会与借鉴的。是的，吴大猷对大学之道的“忠诚”的聚焦，《大学》之道对八目中“诚意”的重视，王阳明对《大学》“诚意”的解读，我们如果联观起来，那么会感悟其中有对当今大学教育起针砭作用的箴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