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口论——全球老龄化与中国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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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做大国》

　　2004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并不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什么改变人类命运的事件，而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发生了突变。这种认识一旦转化为行动，就会对人类命运产生本质性的影响。

　　自马尔萨斯提出人口论以来，人口的过分增长，一直对人类的命运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当年马寅初提出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而没有被决策者接纳，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2004年，新的人口论出现。其中两本最引人注目的书是Phillip Longman的《空空的摇篮：出生率下降是如何威胁世界的繁荣以及我们如何应对》（The Empty Cradle: How Falling Birthrates Threaten World Prosperity and What to Do about It）和Ben J. Wattenberg的《更少：人口下降的新人口学是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的》（Fewer: How the New Demography of Depopulation Will Shape Our Future），另外还有Nicholas Eberstadt在2003年的《2003-2004战略亚洲：脆弱与危机》（Strategic Asia 2003-2004: Fragility and Crisis）上发表的论文：《人口趋势：亚洲人口趋势的战略意义》（Demographic Trends: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Asian Demographic Trends）。这些研究，都依据联合国2002年对世界人口最新的预测，对世界提出了与马尔萨斯正好相反的警告：世界人口马上将开始萎缩。这一萎缩，由于速度过快，将带来全球老龄化，威胁世界经济的健康增长。一些大国将因此沦落。其中东亚是老龄化的重灾区。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全都面临老龄化的威胁。如果现行的人口政策不改变，中国大陆经济到2025年左右将丧失动力，“中国的崛起”就无从谈起。

　　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和数学家孔德 (Auguste Comte) 有一句名言：“人口就是命运。”只要观察一下世界史就会发现，大国的兴衰和人口的变化息息相关。美国用200多年的时间，从一个蛮荒之地崛起为当今的世界超霸，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她的人口扩张了50多倍。当美国刚刚立国时，拿破仑正威震欧洲。自拿破仑以后，法国基本上没有独立地打赢过一场主要的战争，如今已经是二流国家。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200年，法国的人口只增加了2倍。如果美国的人口也仅仅增长这么多，今天的美国就不过是另一个加拿大，在国际上根本没有说话的份儿。法国在现代欧洲争夺霸权，每每败在德国手下，原因之一还是人口。19世纪初，法德的人口比率是11∶10。到19世纪末，则变成了10∶15。二十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超过所有西方国家，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自由经济，1986年国民人均所得超过美国。原因之一是日本的人口比西方国家的年轻。但是，1990年日本经济迅速衰落，至今依然一蹶不振，一大原因就是其人口迅速老化。中国近四分之一世纪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见效、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密切相关。
在20世纪，世界人口从16.5亿增长到60.7亿，现在确实有人口过剩的问题。以中国而论，有限的资源如果支持3亿人口，远比支持13亿人口轻松得多。特别是当人口增长超过经济增长时，就会出现物价腾飞、劳动力价格跌落、大批年轻人失业，甚至饥荒、战争。但是，人口也是一种经济资源。一旦人口下降势头过猛，就会大规模改变现有人口结构，造成意想不到的经济危机。

　　在没有大的天灾人祸的情况下，人口下降的基本因素是生育率降低。生育率降低的结果，就是老龄化，提高了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这对经济的冲击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比如在中国，现在70岁以上的夫妇常常有3个以上的孩子，三个孩子抚养一两个老人相对容易。这些如今40多岁的人到了70岁后，一对夫妇只有一个孩子可依赖，孩子的担子就重多了。社会抚养一个老人，比培育一个孩子的费用要大得多。以美国为例，即使考虑到昂贵的教育费用，一个孩子消耗的社会资源还是比一个成人少28%。但是，一个老人则比一个工作年龄的人多消耗27%的社会资源。因为老人需要的医疗费用太大。所以，爷爷多孙子少，经济就会不堪重负。

　　仅举几个发达国家的例子。美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是在大萧条时建立的，目的是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办法是让年轻人把一部分收入存入国家的社会保险基金，退休后国家每年发给一定的退休金。在20世纪30年代，工作人口和老人的比例是41∶1，这个制度当然好维持。如今，这个比例变成了3∶1，也就是说，虽然从社会保险基金中取钱的还是一个人，但过去有41个劳动人口往里存钱，现在存钱的只有3个人。结果，美国现在的社会保险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

　　德国面临着类似的处境。现在德国的退休金已经占了GDP的10.3%。万般无奈，只好削减退休待遇。即使如此，随着老龄化的进程，到2040年，德国15.4%的GDP要用来支付退休金。劳动力和退休人员的比例，将从现在的2.6∶1下降到1.4∶1。

　　一个国家的GDP，是该国劳动人口生产量之总和。意大利的劳动人口到2050年预计下降41%，即使想维持零增长，那些所剩无几的劳动人口的生产率就必须提高同样的幅度。但是，社会越是老龄化，提高现有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就越难。跨国研究显示，老龄化会直接导致企业创新精神的衰落。比如当今的中国和印度，虽然制度缺陷很大，但劳动人口和退休人员的比例是5∶1，企业创新精神十足，经济高速发展。日本的这个比例最低，企业创新急落，十几年经济停滞不前。其原因很简单，社会在老人的退休金和医疗上花钱越多，在科研和教育上的投资就越少。通用汽车公司现在平均一个工人要支持两个退休人员，退休金债务高达192亿美元。老人的福利如今消耗美国9.4%的GDP，到2040年，这个比例可能到达20%。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西班牙等国家，在如今30岁的一代人退休之前，老人的退休金和医疗费用，可能消耗1/4到1/3的GDP。试想，如果1/4到1/3的社会经济资源用于养老，现有的劳动人口还要吃饭，国防、自然灾害等同样需要相当的开支，那么剩下的钱，有多少可以用于教育、科研和投资呢？
在过去几十年，老龄化一直被视为是发达国家的“富贵病”。如今，老龄化已经成了全球性的挑战。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即使没有天灾人祸，当今四五十岁这代人在有生之年就可能看到世界人口的下降。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组织(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 的人口学家预计，到207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0亿的顶峰，随后下降。在此之前，一些国家的人口已经开始急剧下跌。比如，在未来50年，德国丧失的人口几乎相当于现在居住在原东德地区的全部人口。日本人口会萎缩1/3，这相当于中世纪欧洲黑死病时的人口下跌率。俄罗斯的人口现在也以每年75万的速度下跌。

　　更引入注目的是一些传统的高出生率的发展中国家。墨西哥的出生率下跌的是如此剧烈，乃至墨西哥的老龄化比美国快得多。美国用了半个世纪才将其中等年龄从30岁提高到35岁。墨西哥在2000年到2050年间，中等年龄将提高20岁。2050年，美国的中等年龄是39.7岁，墨西哥则是42岁，出现了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还老的奇特局面。

　　中东的老龄化更快。中东每个妇女的生育率在2025年将跌至2.08，低于维持现有人口规模的2.10的水平。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出生率下降了将近2/3，到了2.06的水平。到2030年，伊朗的老年人就会多于儿童，阿尔及利亚的中等年龄在未来半个世纪将从21.7岁提高到40岁，连南部撒哈拉的人口也跟着萎缩。联合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的估价，已经从2000年的2.1降到2003年的1.85。

　　在人口萎缩所引发的老龄化中，东亚社会首当其冲。从2000年到2025年，东亚的中等年龄将提高9岁，几乎达到40岁的水平，到时候东亚人口比现在的欧洲人口 (中等年龄38岁) 要老。台湾地区的中等年龄要提高11岁，几乎达到43岁，韩国中等年龄提高12岁半，超过44岁。香港地区如果没有大量移民，中等年龄将达到46岁，5个人中就有一个为65岁以上。

　　但是，最严重的危机将出现在日本和中国这两个东亚最大的国家。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25年，日本的中等年龄将超过50岁，30%的人口在65岁以上，9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是80岁以上的老人。日本80岁以上的人口，几乎将和15岁以下的人口一样多。平均两个15-64岁的劳动力，要养一个65岁以上的退休人员。日本几乎就成了一个老人院。一个50岁的民族和一个25岁的民族比谁能干活，胜算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的情况，则并不比日本乐观。从2000年到2025年，中国人口的中等年龄预计将从30岁提高到39岁。以这个标准算，中国到时候就是一个比美国还老的国家。表面看起来，中国的老龄化远不如日本严重，实际上却比日本更难应付。简单地说，日本是先富起来以后才老的，中国则是没有富就先老起来。日常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有钱的老人，是个地道的“富翁”，生活一般不会有大危机。最可怕的是老年贫困，无依无靠。2025年，大约13.4%的中国人口将在65岁以上。日本的老龄化达到这个水平时，人均GDP已经接近2万美元，是中国现在人均GDP的六倍左右。中国在未来 16年之内几乎不可能达到这个水平。

　　更糟糕的是，到2025年，中国将有3亿60岁以上的人口。他们也就是现在四十多岁的一代人，属于计划生育的一代，大多数只有一个孩子。到时候可能出现一个劳动力养一个退休人员的情况，比日本两个人养一个人的局面还严重。加上中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还没有存养老金的习惯和制度，到时候就更无财力应付危局。

　　日本是个高技术的发达国家，国民受了良好的教育，并且受益于“终身雇用”的制度，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工作能力。日本人的健康水平也是世界最好的。这些条件，使日本有更大的余地应付老龄化。比如，人手不够用，可以推迟退休年龄，让老年人继续从事商业销售、计算机、教育、设计等白领工作。他们在这方面并不一定比年轻人差，甚至有一定的经验优势，大多数能够自食其力。社会负担相应减轻。

　　这样的措施，根本无法搬到中国来。中国是发展中经济，以制造业为主，工人大部分在干体力活。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有将近一半在种地，另外五分之一是矿工、建筑工人、交通运输工人，以及各种工厂的职工。你不能指望一个65岁的人再当建筑工人，就是在服装厂当制衣工，也力不从心。况且，现在许多人50岁不到就提前退休，怎么可能到65岁时突然有了工作能力？再有，经济条件差，缺乏基本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劳动力的健康水平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根据一个1989-1990年间在四川省的调查，60岁的人在余生中只有不到一半时间 (48%) 能够维持最基本的健康水平。1986年在前西德的调查显示，60以上的男人可以在75%的余生中享受良好的健康水平，女人则可以享受70%的健康时光。老人健康差，不仅无法工作，而且提高了医疗费用，使国家财政雪上加霜。
不仅如此，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如今中国的艾滋病和HIV患者有一百万到二百万人。到2010年，这个数字就将达到一千万到两千万人，以后可能还会扩大。艾滋病和HIV打击的主要是年轻人。患者不仅无法工作，而且需要医疗服务。所以，这部分人在经济上等于提前进入老龄。

　　性别比例的失调，则是一个更大的人口挑战。正常的男婴与女婴的比例是103～105比 100。中国的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12比100，1995年是116比100，2000年达到118比100。儿童的性比例甚至比婴儿的性比例还要失调。比如，2000年1～4岁孩子间的男女性比例是120比100。只有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的性比例正常。湖北、广东、安徽这些中心地带的男女儿童性比例竟达到130比100。按这个趋势发展，到2010年，中国20多岁的育龄妇女的数量将开始递减。从2010到2025年，随着递减速度的加快，这个年龄段的妇女可能减少四分之一。结果，10%甚至15%的青年男子根本没有结婚的可能。这不仅给社会带来严重的不稳定，而且能够生孩子的人越来越少，人口萎缩加速，进一步激化老龄化的危机。

　　中国目前正在享受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红利”。但是，这个“人口红利”背后潜藏的是要不得不为之支付的“高利率”。现在四五十岁的一代人，三四个兄弟姐妹养一两个老人，自己则仅有一个孩子。这样少的被抚养人口，自然可以使他们全力以赴地发展经济。但是，当这代人退休后，局面就倒了过来。中年人太少，老年人太多。一心发展经济已经变得不可能。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十几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成为强弩之末，发展速度可能赶不上人口比我们年轻的美国，根本也不要想取而代之。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挽救这个危机还不是太晚。如果中国能够立即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使出生率适当上升，在未来5年出生的一代人，到了2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人口高峰过去之后，正好进入工作年龄，经济发展的势头还可能维持。如今中国正在迅速城市化，大城市即使取消计划生育政策，也会迅速面临出生率过低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看看发达国家和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社会(如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日本、韩国)，无一例外。北京、上海也已经走上了这样的路。农村的高出生率，正好是一个良性的补偿。因此，我们不仅不应该歧视农村的“超生”人口，而且应该给这些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使之成为未来高质量的劳动力。

这里需要警告的是，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全球老龄化，我们只有一个非常狭窄的“机会窗”。10年后，高度的城市化，会自然压低生育率。到时候即使鼓励大家多生孩子，怕是也没有人听，“机会窗”会马上关闭，老龄化将压垮中国的经济。人口发展一方面有一定的可测性，同时又有相当长时间的惯性，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依赖可靠的数据而非常识来进行政策判断。比如，中国现在的出生率早已经下降到维持现有人口水平以下。但是，由于过去人口增长过快，刹车太晚，人口底数太大，即使每个妇女生的孩子不多，但是生孩子的育龄妇女的数量太多，所以出生率下降后，人口还会持续增长一段时间。日常生活的常识还在告诉我们：人口太多，而且不停地上涨！如果我们听从马寅初的劝告，在50年代刹车，即使一对夫妇两个孩子，人口膨胀也能够得到更有效的控制，而且那时“缓刹车”比70年代“一个孩子”的“急刹车”更容易避免老龄化的陷阱。

　　如今，中国面对急剧上升的人口不得不“急刹车”，陷入了老龄化的陷阱。这虽然是不得已的政策，但我们在人口上涨的危机中不应该忘记了另一个基本事实：不仅人口上涨有惯性，人口下降也有惯性，这种惯性是在常识看不到的时刻开始构筑的，一旦显现出来可能更不容易控制。目前中国进入了人口上涨最后十几、二十年的尾声。同时，超低的出生率，已经使人口下降的惯性逐渐形成，这种惯性在20年后必然显现出来。到那时，目前出生的孩子不仅大部分是城市居民，而且面对着高昂的城市育儿费用和事业压力从而生育欲望锐减。更重要的是，那时的老龄化，使年轻人变成了社会稀缺资源，整个社会对这些人的要求就是工作、工作、不停地工作。再加上这一代人有过多的老人需要抚养，经济上负担非常重，无论从精力上还是财力上，都无力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于是出生率会进一步下降。老龄化的惯性越来越大。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2000年出生的一代，他们到2030年时30岁。一对夫妇，要养活四个老人。由于社会中年轻人少、劳动力缺乏，他们的工作必然繁忙。这时要有一个孩子，不仅使女方暂时退出已经非常稀缺的劳动力队伍、在家育儿，而且一个抚养人口在经济上的压力也会让他们不堪重负。要知道，对付人口增长，政策措施是有一定效果的。“一个孩子”的政策确实压低了出生率，但是面对人口下降的惯性，行政命令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你可以不让人生孩子，却无法强迫人家生孩子。因此，中国目前人口政策的目标，主要不是对付最后20年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人口上涨，而是对未来必然出现的人口下降的趋势进行“缓刹车”。

　　毫无疑问，中国人口政策的既定目标还是要让人口适当下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避免“急刹车”所带来的意外伤害。要“缓刹车”，就得提前行动20年，通过渐进的政策转型，在人口下降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人口急剧老龄化。我们当年没有听马寅初的话，晚行动了20年，至今还在付代价。如今如果不能迅速接受新人口论，提前20年进行微妙的政策调整，未来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