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制度解密

　　主持人：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市民文化大讲堂。我们知道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快速的发展给我们国家带来了很多的机遇，同时也为我们的未来带来很多的挑战。我们中国正在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现代化发展的道路，而距离我们不太遥远的国度--东方国家新加坡，可以说它跟我们是同样的背景成长--东方文化背景。而它的经济、政治、制度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些许的借鉴和启示，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吕元礼先生，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密新加坡的制度，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吕先生。　　刚刚已经为大家做了简单的介绍，下面我们会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吕先生是第一次来大讲堂，但是吕先生在深圳做过很多次的讲座，给我们深圳的政府要员做过相关方面的制度解密，下面的时间留给吕先生为我们带来新加坡的制度解密，让我们再次欢迎他。　　吕元礼：很感谢各位，咱们的主题叫“新加坡制度解密”，解密有点危言耸听，正好在深圳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叫《解密》，我就灵机一动把它用过来了，其实我也搞不清新加坡有什么秘密。　　我们首先讲讲这个问题的提出，为什么解密新加坡制度，我想从我这本《新加坡为什么能？》说起，这本书是我自己写的，分上下两卷，上卷叫《一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活力、廉洁》，下卷叫《和谐社会是怎么建成的》。这部书怎么写出来的？是在2005年年初的时候，我听说共产党要搞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保先教育”这个说法，让我想起了曾经有记者问李光耀“你身为行动党的创党人，你最引以为豪的是什么？”李光耀说“我最引以为豪就是行动党一方面长期执政，同时也保持了活力和诚实，而没有沦落为一个贪污和衰败的党。”就活力来说，新加坡行动党用了一代人时间就把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变成第一世界，现在的人均所得比它当年的宗主国英国还要高；就竞争力而言，它排名也是全世界前茅，一般是美国第一，香港/新加坡第二第三左右；就政府效率来说也是著称于世的，尤其值得称道和引人注目的就是从1959年到现在，每4年有一次大选，他是连续赢得了10多次大选从而长期执政。一般有政党竞争往往要轮替的，人们会说一个政党如果长期执政到15年，这个制度可能就会有问题了，是一个专制的党。所以新加坡的长期执政也是引起世人的好奇，有很多纷争，但总的来说他能够连续赢得10多次大选是有活力的表现。　　第二，比较廉洁。在最近20年，在国际有关机构排名，把新加坡列入了全世界廉洁程度前十名，它往往是前五名左右。在亚洲国家和地区里面，香港是排名第二，但是香港还没有进入全世界前十名，大概是第十一名左右。考虑到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占多数，又是东南亚国家，排名能这么前就更难得，为什么呢？因为前几名一般都是北欧国家，东南亚被称为是“腐败之癌”，而华人又被认为喜欢搞裙带关系，所以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占多数又是东南亚国家，它能做到这一点显得更难得，应该说举目四望，新加坡在那一带是一枝独秀，因为周边的国家都比较腐败的。那么新加坡是不是历来如此呢？不是的，我们看这个图（看图）这个是1959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大选的时候提的口号--“扫除贪污”，大选的时候道具就是扫把，为什么提扫除贪污呢？因为当时贪污很严重，哪个党能提出扫除贪污，能兑现的话就让他上台。新加坡行动党通过这个口号赢得人心，上台之后也确实兑现了这个诺言，扫除了贪污。所以现在新加坡大选的时候几乎没有哪个党会提出扫除贪污的口号，因为现在确实贪污不是一个大问题了。　　因为我们是保先教育，我就想到党的先进性，作为一个执政党来讲应该是体现在有活力和廉洁，新加坡又是在一个政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取得的就更难得了，所以就在想能不能写本书，这本书也费了点功夫叫《新加坡：一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活力与廉洁？》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是胡总书记不小心看到这本书也许会拿起来翻一翻，因为胡总书记平时想得很多的不就是这个问题吗？但是我这个问题讲的很好，可是保先教育搞了一年半，我还没动笔，所以这本书作为保先教材的机会就错过去了。但是我发现党中央对我还是比较眷顾，保先一年半过去之后，党中央提出了新口号，在2006年10月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当时我想新加坡也许在民主、人权、自由上别人会抨击它，说它不够民主，它一党独大，打压反对党；自由也不行，人们会说连吃口香糖的自由都没有，但是确切讲应该是不让制造和销售口香糖，你带几个去吃应该没问题；就人权来说，它有鞭刑还有绞刑，所以民主、人权、自由都不能称道。但是我讲就社会和谐来说应该是比较好的，和谐应该包含了基本的自由，但是和谐不光是自由，还应该是社会比较安定、有秩序，就安定和秩序来说新加坡应该是全世界名列前茅。所以我讲如果说美国是自由世界，那么新加坡不妨叫做和谐社会。　　和谐可以具体表现为很多方面：第一，人和自然要和谐，新加坡如何呢？新加坡不错，新加坡被誉为是花园城市。这个图（看图）是我在新加坡的酒店窗口拍下来的，在广州的酒店往下看，往往看到房子是比较破旧，但是新加坡好像没这个情况，一片绿油油的，所以它是城在花园中，应该说人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好，很和谐。　　第二，人的内心也比较和谐，但话又说回来，新加坡人内心的快乐感和幸福感不是很强，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国家，华人对宗教信仰是比较实用的。比如说你信佛教，明天要考大学，今天晚上赶紧拜个菩萨，叫临时抱佛脚，所以他没有真正的宗教作为生活方式，也许也是一个原因，所以他们也是活得比较累，没有幸福感。反过来说老挝，他们也许生活比较懒散一点，但是人有幸福感，因为他们是真正信佛教，他们现在可能比较穷，他们就会想也许是我上一辈子享福太多，所以现在比较穷，他是穷得心安理得，他更多是追求下一辈子生活要好。下一辈子如何生活得好呢？这一辈子吃点苦就行了。所以真正以佛教作为生活方式，幸福感比较强。但是华人不是，华人不太关心前世也不太关心来世，而是关心现世，你有车我也要有车，你有房我也要有房。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讲华人一旦有了市场经济，发展就很快。但是华人的生活节奏快，幸福感就不一定强了。但我们讲新加坡虽然是活得比较累，而且新加坡人国民性有个特点叫“怕输”，因为新加坡很小，一输就跨了，但是他们还是有内心的基本和谐，这可能跟新加坡的宗教教堂非常多有一定关系，信教很自由，你到新加坡去什么教都有，你走几百步可能看到一个教堂，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什么教都有。　　和谐还表现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在新加坡主要为种族之间比较和谐。新加坡是个多元的种族国家，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这么多种族的人集中在一个小岛上，号称707.1平方公里，按道理容易发生冲突矛盾，但是的确各种族之间很和谐，和谐得让人有点妒忌，那么它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新加坡80%的人住在组屋里，这个组是组织的组，是政府建的组屋，比较便宜，相当于我们的经济适用房。它就规定每一栋楼，比如这栋楼有100套房子，华人不能超过80套，因为华人在新加坡占了76%；马来人不能超过20套，因为马来人占了13%、14%；印度人占人口比例的7%、8%，就不能超过10套。这是一个房子种族聚居的法律，为什么这样管呢？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就势必使这栋楼全是华人，那栋楼全是马来人。当年英国人统治时期，新加坡的情况正是如此，而英国人正好因势利导，分而治之，但现在新加坡是一个共和国了，如果国民之间都那么隔阂着，就形成不了国民意识。所以新加坡政府是个家长式政府，连住房都管得得那么细。现在很多新移民过去了，新来的移民（是永久居民，还没作为公民）就不一定了，每一栋楼的永久居民不能超过5%，让那些永久居民融入到那些老新加坡人里面去，管得比较细也比较好。这个组也有特点，比如一楼一般都是空着的，为什么空着呢？给大家提供一个活动场所，以形成社区意识，这个是活动场所（看图），一般有四种语言，英语、马来西亚语、华语、丹米尔语，表现种族平等。这是一个马来小孩，对我微笑着（看图），挺友好的。　　组屋的一楼一般还会搞各种活动，包括红白喜事，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做白喜事的时候，因为是有多党竞争，比如反对党吊丧，行动党也会去；反对党守丧，我也守丧；反对党把党旗挂出来，我也挂出来，所以表面上是吊丧，其实是拉选票，这也是一个特点。组屋与组屋之间一般用走廊连贯，走廊不仅连贯了组屋，而且直通公共汽车站，所以在新加坡也许太阳很大，雨水很多，但是好像并不一定要带雨伞。　　人与人的和谐表现为贫和富相对比较和谐，新加坡贫富悬殊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新加坡不强调搞福利国家，不强调要养懒人，强调竞争，所以贫富悬殊很大。但是我们讲他们的贫和富是有基本自由的，之所以有基本自由是因为没有太穷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够有房子住，你愿意干的话也有工作干，所以我们说贫和富还是比较和谐的。和谐新加坡党议员叫做我们追求一种"坐飞机的安排"。飞机里有经济舱、商务舱和头等舱。无论你坐哪一个等级，你都同样享受到应有的服务，新加坡航空公司也不会派一个比较不漂亮的空姐去经济舱服务。更重要的是，大家也会同时安全抵达目的地，至于谁坐经济舱、商务舱和头等舱，大家可以量力而行。这段话挺形象、挺生动，但是也很深刻，它反映新加坡治国之道。这个治国之道用李光耀的话来说：人生就像马拉松赛跑，如果你不奖励那个跑的快的人就培养不出奥运冠军，但如果你对那些虽然跑得慢，却愿意按规则跑下去的人不给予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他就会越轨，如果在跑道越轨是犯规，在人生跑道越轨那是犯法。所以治国之道分两个方面：一方面叫各尽所能，各取所职，不叫按劳分配，也不叫按需分配，叫各取所职，你值多少钱拿多少工资，怎么算你值多少钱呢？按你的贡献和能力。这样的话才有竞争，发展比较快；另一方面强调扶贫济困，这样才会有凝聚力。所以李光耀说竞争力就像太极里的阳刚，凝聚力像阴柔，阴阳平衡社会就和谐了。　　有了之前的比喻，有一次坐新航的飞机我特别去头等舱看了看，头等舱比较宽松，商务舱相对宽松一些，经济舱比较拥挤，但也还过得去。新航是著名的航天公司，而且新航的空姐比较有名，为什么呢？新加坡选象征的时候，多数人选鱼尾狮，但是也有15、16%的人选新航空姐，新航空姐有什么特点呢？我发觉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微笑服务比较好，特别的迷人，好像帘幕还没拉开就已经笑开，这是我第一次的印象。其中有一个空姐笑得特别的灿烂，以至于我忍不住我说“能不能给你拍张照片？”她挺大方说行。我就给她拍了一张照片，双唇还是微闭，有点东方人笑不露齿的味道，后来我就再拍了一次，就笑开了，她看到之后说丑死了，意思是说没有我本人漂亮。后来我有幸读到曾子墨的一本书叫《墨迹》，她说当年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同单位的男同事坐新航的飞机有个特殊的愉快，什么意思呢？如果坐别的航空公司的飞机，如果乘客忘记系安全带又睡着了，空姐一般会把你摇醒说“请你把安全带系上”。但是新航的空姐不会摇醒你，而是空姐亲自弯下腰非常温柔地、轻轻地帮你把安全带系上，这个感觉特别好。我一听很有意思，我们是搞新加坡研究的，不妨试试看，所以我后来又一次坐新航的飞机，我就准备好了我要试一次。第一次是从香港到新加坡，第二次是从新加坡到马尼拉，我一上飞机发现新航空姐跟上次有点不一样，首先长相没有上次好，第二没有微笑服务了，说明新航的空姐也不是处处都好。但是我还是不死心，我还故意不系安全带，假装睡着，然后微眯着眼睛看看有什么动静，过一会儿确实有一个人走过来，不过是个男服务员，他也没有帮我把安全带系上，还是把我摇醒。说明新加坡新航公司还是有差别的，我到马尼拉之后一发现，马尼拉机场比较破，机场装饰掉下来也没人管，机场候机室跟公共汽车站差不多，难怪新航的空姐态度差了一点。我估计曾子墨讲的是从美国到新加坡，可能服务比我上次还好。　　人民行动党议员将经济舱比喻为政府组屋，商务舱比喻为公寓，头等舱比喻为私人别墅。他相信，当新加坡实现了他的理想的时候，就像新航将所有乘客安全地同时送抵目的地一样，全体新加坡人--无论是住在组屋、公寓或私人别墅，都能从中受惠。后来我一看，他们的社区活动搞得也挺好，一片祥和之气。我就想新加坡有活力、有廉洁、有和谐，我想起了他们执政党的党徽，党徽是白的底、蓝的圆、红色闪电，后来我就解读了一下：白底象征着纯洁，强调的是廉洁，闪电象征着行动，要求的是活力，蓝圆象征着团结，注重的是和谐。这里一三五是他们的他们的原话，二四六是我的一个引申，这个引申应该是合理引申，他们也认可了。我为什么这样引申呢？我感觉到新加坡一个举世公认的亮点就是廉洁、有活力、比较和谐，而我们中国目前最迫切的目标就是有廉洁、有活力、有和谐。有了这三个东西，两党轮流执政是不是其实就无所谓了？而新加坡又是在一个政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取得的，对中国难免比较有吸引力。　　所以我就想写本书把这三个方面写出来，写完之后书名不太好听，因为原来讲《一党长期执政可以保持活力和廉洁》，现在多了一个方面--和谐。太长了，所以我就绞尽脑汁想这个题目，正好在网上看到一篇台湾人写的文章叫“新加坡为何有权有廉又有能？”这个标题比较醒目，有权党是强党，政府是强政府，有权缺乏监督就容易腐败，可他偏不腐败还很廉洁，而且还有效能。作者是台湾人,当时写的时候正好是陈水扁当政，而陈水扁政府正好是无权无廉更无能，所以他写完新加坡之后，因为新加坡是个华人社会，他们也是。他就讲“这不能不让人问起那个心中有点不太情愿的问题--为什么新加坡能？”当时我一看到这句话，心中一亮，就是它，就把这句话调了一下，叫做《新加坡为什么能？》做标题。我那个书的潜台词就是“新加坡能，中国应当也能；新加坡能，中国如何更能？着手虽在狮城，着眼实在中国，揭秘一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活力和廉洁，解析和谐社会是怎样建成的。这两个问题不正是我们胡总书记日思夜想的事吗？我还怕党搞不清我的写作动机，后来我专门写了对联放在书上：倾注四年心力，笔析狮城，探究为何新加坡能够做到奉献一片赤诚，情系华夏，思考如何比他们管得更好。胡总书记说要“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那我这个书也可以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一个小小的作为。按道理说胡总书记应该看到这本书了，所以我一直等胡总书记有没有什么电话来，一直没有等到。因为李总理很重视，他给我写了一个序，而且在国会里还专门讲了一下，后来还借鉴了一下，这是个花絮。　　汪洋书记前两年说要跟新加坡叫板，后来我想跟新加坡叫板是汪洋的最近说法，比新加坡更好的是小平的原有精神。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看这个图，这个是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当邓小平看到新加坡建筑成就的时候很高兴，就拿着起酒杯和李光耀碰杯说“恭喜你，这是我第二次到新加坡，第一次是早年到法国勤工俭学路过新加坡，当时新加坡是个很落后的地方，现在却是个美丽的城市”。小平夸奖完之后，李光耀很高兴，作为一个华人听到被人夸奖，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谦虚，他就回了一句说：“哪里，这是个小地方，容易管理。”讲完之后邓小平又接了一句话：“是啊，要是我管的是上海那么大的地方就好了。”意思好像是说你讲的对，你之所以管得好是因为你比较小。但是其实李光耀的谦虚是有点假谦虚，所以听邓小平这样讲他就有点不服气了，他接着说了一句话：“新加坡来的那些华人都是从中国大陆广东福建来的那些家无寸土、目不识丁的苦力的后代，也就是当年下南洋那些人，应该说秀才以上都不屑去，所以新加坡华人是素质比较低，农民的后代。反之，你们中国大陆有的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状元，那些人的后代在你们那个地方开枝散叶。也就是说咱们中国的华人素质更高，所以他讲到“没有什么新加坡能够做到的，中国做不到或者不能做得更好。”讲到这里，邓小平沉默了，这个话题也就轻轻带了过去。但是邓小平没有忘记我的挑战，他在92年南巡的时候说要借鉴新加坡，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所以最后一句话是话里有话，正是对我们深圳所说，所以我讲要赶超新加坡对深圳人来说更是义不容辞。　　第二点，我讲讲新加坡制度设置的原则，怎么设置制度。一个是理性主义或者实用主义。因为李光耀这个人是最不讲主义，最不讲意识形态，如果说新加坡有什么主义，那就是实用主义，但如果再加一点就是精英主义。这是我的一个判断。我们讲理性，我就发现邓小平与李光耀非常相似，应该说是互相推出，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是哪个论？我的归纳就是猫论、摸论、不争论。也有人说马克思的理论是一本一本，如《资本论》这样的；毛主席是一篇一篇，如“老三篇”；邓小平是一句话一句话：发展就是硬道理；江泽民是一个词一个词“三个代表”。咱们胡主席没归纳。我的归结是三论，三论正好是实用理性，渐进理性和实践理性。李光耀正好也是三个方面，相对“猫论”他是“行得通论”，以一切行得通为标准，行得通就做，行不通就不做。他反复强调这个东西。第二个是“摸论”，而他是“鞋论”，他认为演进而来的制度比制造出来的制度更优秀，就像鞋子穿得越久，就越觉得合适。还有一个是“不争论”，不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一争就麻烦了，主要是对“姓社姓资”争论。但我发现李光耀在1965年讲过类似情况，因为当时新加坡也搞民主社会主义，但李光耀讲了一句话“亚洲的社会主义如果要有前途，就必须用一种更实用的观点来看问题。”什么意思？他说“让我们培养这些技能和这种工业生产能力。”也就是说让我们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将来怎样，让下一代去决定，这会更有前途。也就是对“姓社姓资”存而不论，所以李光耀跟邓小平两个人心灵是很相通的。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对社会主义，李光耀讲过“社会主义是否具有弊病，在于如何为社会主义定义。社会主义的牌子可以举着，但是社会主义的内涵可以创新，如果是机会平等可以成功，如果是结果平等就是失败。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机会平等。”后来我想邓小平确实如此，邓小平是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创新社会主义内涵。所以毛主席的思维方式更多是“社会主义就是好”，邓小平的思维方式是“好的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有一个笑话说戈尔巴乔夫、卡斯特罗和邓小平三个人走到一个三岔路口，左边写着社会主义，右边写着资本主义，卡斯特罗是坚定走向社会主义走不通，戈尔巴乔夫就变通走向资本主义，翻车了。邓小平老谋深算，只见他悄悄地拔起社会主义的牌子，插在资本主义路上，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有一个说法是他们三个人架着车，卡斯特罗往左拐走不通，戈尔巴乔夫往右拐翻车了，邓小平打左灯往右拐，走通了。后来我们的那个老师说都不对，邓小平应该是把社会主义的牌子插在自己的车上，走到哪儿哪儿就是社会主义。（掌声……）大家鼓掌是对我的鼓励，这是别人的发明。后来我想这个话可能中宣部同意，太实用了，后来我一个新的解读，我说邓小平是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哪儿走得通哪里就是社会主义。你看，走这个路发展生产力走通了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走这个路越走越穷走不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讲实用就不一定完全要比优，还要注重比劣，比优是好中求最好，比劣是坏中求不坏，比优是要实现最好，比劣是要避免最坏。所以新加坡的制度设置往往是比劣的结果。比如说新加坡一贯倡导精神文明，但是却保留了合法存在的红灯区，为什么？他们说与其让他们随便大小便，不如建一个厕所，这是一个坏中求不坏的结果。再比如说，他们的领导人一直痛恨赌博，所以在近两年新建了两个赌场，为什么建赌场？他说建赌场会有麻烦，但是不建则麻烦更多，所以他们的思维方式值得我们思考。　　新加坡过于讲实用，有时候也会比较低俗，太务实了。这是新加坡女的找男的，一号男原本得分是8分，但后来说是2400块钱一个月，变成6分了。二号男原本得分5分，后来说他有5600块钱一个月就改为7分了。三号男的原本得分是3.5分，后来说他有8200块钱一个月改成8分了。这跟《非诚勿扰》的女的差不多，因为大体都如此。但他们讲这样的话就是缺乏人文精神，新加坡人比较追求“5C”。这5个C就是理想的职业、共管公寓、私人俱乐部会员证等等之类的，就变成追求物质。后来吴作栋提出说“不仅要注意物件，还要注意‘心件’，打造软件。如果光注意物件，没有心件的话，新加坡就会沦为一些国人的酒店。”　　后来我想中国会借鉴新加坡，很多方面是因为我们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和李光耀比较心心相通，有一种领袖偏好在里面。我想如果是毛主席领导的话，他可能不一定会借鉴新加坡，因为这两个人个性不太一样。毛主席很浪漫，他所欣赏的对联：万里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床书。是很美，后来在网上搜了才发现，毛主席在中南海的卧室，床上确实是三分之二放书，三分之一睡人，我认为挺味道的，我在感性上很喜欢毛主席。但是我在理性上比较认同李光耀，因为李光耀是比较缜密，井井有条，办公室很整洁，不过我在感性上不是很喜欢，因为我这个人也比较乱，我的头发是不是比较乱？后来他们的议员跟我讲，李光耀的办公室确实很干净，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你去了里面的办公室之后再回自己的办公室就会有一种把多余东西往外扔的冲动。李光耀的办公室真的是窗明几净，我听了之后有点震惊，因为窗明几净这个词无疑我们从小学过，但是却是几十年没用过，平时讲新加坡议员却用这个词，由此让我对李光耀本人有产生了一些感性的喜欢，窗明几净是很好。后来我又深思，更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新加坡这个执政党比较廉洁，如果这个党很腐败，再窗明几净也不会喜欢的。因为窗明几净也不是李光耀抹得干干净净，肯定是工作人员抹的。毛主席是龙飞凤舞，李光耀是有条不紊；毛主席是豪迈不羁，他最喜欢、最得意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李光耀是精心安排。我到新加坡去，在路边正好走累了坐下来，本来想躺一下后来发现椅子中间隔了一条木板，幸亏没躺，躺的话罚款200块。所以讲新加坡是一个好的国家，也是一个罚款的国家。而且毛主席和李光耀关注的不一样，他们早年都有一个发现。毛主席早年发现中国的历史书都是写的帝王将相，没有写过劳动人民。这话让我很感动，因为毛主席想得更多的确实就是劳动人民。李光耀的发现正好相反，他经常津津乐道讲“人是生而不平等的”，他的不平等讲的是天赋不平等，有的人聪明，有些人不够聪明，应该让聪明的人当政，来治理，大概是这个意思。而且毛主席和李光耀的情节不一样，毛主席更多的是人民情节，“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下下人有上上智，高贵者最愚蠢，低贱者最聪明。”我后来看了一本书，讲毛主席读白居易的《琵琶行》，毛主席的批语是写得好，好不是好在语句很华丽，很漂亮，好就好在白居易作为一个官员能以平等的态度看待琵琶女，毛主席欣赏这个东西，所以毛主席确实关心人民。我后来想像我自己对劳动人民也比较关心，比如说我们叫保姆，一般他不喝牛奶，我也喝不下；他不吃鸡蛋，我也吃不下，为什么？我就是毛主席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但李光耀不一样，在新加坡可以称得上中流砥柱的人只有300个人，如果这300个人不小心在飞机上失事，没了，新加坡就垮了。为什么？他强调精英治国，他的精英情节更浓一些。而且毛主席可能更多感性，更重感情，比如毛主席看《白蛇传》的演出，有一个细节，说毛主席坐下来之后首先把裤带解开，因为他肚子比较大，毛主席一边看一边进入角色，看到白蛇娘被法海和尚压迫、剥削，他受不了，眼泪哗哗流下来了，越看就越感动，然后抽泣起来，甚至大声哭起来，吵得周边的中央领导都听不下去，但是没人敢说话。他们说当毛主席看到白蛇娘被法海和尚用雷峰塔震在塔底下的时候，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只见毛主席一拍扶手站起来大声喊到“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结果裤子掉下来了。后来毛主席上台跟演员一一握手，毛主席是用一个手跟演白蛇娘的演员握手，因为这个人值得同情，但是有点窝囊，用两只手紧紧握住青蛇娘的手，因为她敢爱敢恨，但跟演法海的演员握手的时候，毛主席眼珠子都没转过去，径直走了，不跟他握手。所以说毛主席是最好的观众。　　后来我就问新加坡人李光耀有没有什么浪漫，他们说李光耀根本就不浪漫，全是理性，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老谋深算，这个人用一句话就是“只与利益交朋友，不与感情拉关系”，当然讲得更好听就是他为了新加坡的利益。他算得很细，我举个例子，新加坡70年代一年有四万人口出生，按照概率一千个人里面会有一个高智商的人，也就是说新加坡一年会有40个高智商的人出生，可惜那40个人并非同时情商也高，智商情商都高的大概只有12个到14个人，也就是说新加坡一年出生人口里面，可以为政府提供12到14个部长人才，怎么办？把他们找出来。但他也有算得不细的时候，比如说他每年在深圳，不用给钱，招10个初中毕业生到新加坡读书，读得好还给他钱。我的第一同事的女儿到新加坡莱佛士学院读高中，就是李光耀的母校，不用交学费，后来问他如果小孩毕业之后不在那里工作行不行？他说可以。不在那里读大学也可以。他就很纳闷的说我又不为你服务，你为什么提供钱让他读书呢？什么原因，你不讲清楚我还不去。后来新加坡人只好讲了四条：第一，人生当中14到18岁是价值观形成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在什么地方生活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时候跟谁交朋友也是一辈子的朋友。第二，即使你忘了，你填简历上还得写着我在新加坡读过高中。第三，如果我要求你一定要在新加坡工作，那么最好的人就不来了。第四，虽然我不要你在这工作，但是你一旦成才之后你在美国可能也会投点钱到新加坡来，你忘不了。当然多数人还是要给钱的，只是那些少数的，所以我想新加坡算得很细。这是实用理性。　　渐进理性。李光耀说：“演进而来的制度比制造出来的制度更优秀。也就是说，包括像爱因斯坦那么聪明的头脑也不可能设计出一个非常美好的制度让我们来实行，相反那种无形中一年一年、一月一月、一日一日、几百年、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制度可能是我们更适合的制度。就像鞋子，再巧的工匠也做不出一双完全合我脚的鞋，反而是我穿着穿着慢慢磨合，磨出一双好鞋来。这就是邓小平讲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你不可能设计出一个非常完美的路径，然后按着走就行，只能够逐步接近、不断接近。　　还有实践理性，就是“不争论”。由于时间关系不讲那么多。　　第二，精英主义原则。李光耀认为一个城市、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国家凭什么比别人更厉害？最关键最关键就是人才。所以他十篇文章可能九篇会讲人才，李光耀因为是受英国教育的，不太会引用中国古人的格言，我唯一见到的李光耀引用的格言就是管仲的一段话：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人是种一得百的，所以他有一个观点：有好领袖才会有好政府。西方人认为只要有好的制度，比如三权分立，两党竞争，尽管这个总统是个草包，也没关系，也会有好政府，但是根据我对亚洲国家观察，即使有好的制度，哪怕是引进美国、英国的制度，像菲律宾引进美国的制度，印度引进的是英国，但是如果没有好领袖，也不会有好政府。反之，尽管没有好制度，但是只要领袖是个强人，当然不是那种反复无常的强人，也会有好政府，至少这个政府过得去。他的观点让我想起荀子的一段话：有治人，无治法。就是有必定能治理好国家的人，但是没有哪个法律说一定能治理好国家，人比法更重要。所以你们看荀子两个学生韩非、李斯都是法家，但是荀子本人还是儒家，为什么呢？他虽然重视法，但是他毕竟更注重人。所以你看过李光耀的话之后再想孔子的话：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为政在人。会有很多新的考虑，新的感觉，也就是孔子并不是否定制度的作用，孔子是认为制度固然重要，但是人还是更重要。这对东方国家可能有参考价值。　　所以当有人问到在李光耀之后，新加坡如何才能繁荣？他没有讲制度，他说就在于新加坡能否一代又一代找到最优秀的人才，如果一个环节出错了新加坡就不行，当然你要找到人不变坏也要制度，但是没有人还是不行。为什么李光耀那么注重人？这跟他的人才观有关系，我们说我们讲天才等于99分汗水加一分天赋，这不错，可以给我们励志，但从科学角度来说不一定是对的，李光耀认为天赋更重要。所以当有人问他长寿的秘诀，李光耀说慎重的选择你的父母。他说后天锻炼是很重要，但是先天有没有长寿基因更重要。比方说我父亲是92岁去世，我母亲75岁，我应该是他们的平均数，现在我超过了，所以我每活一天都是红利，而且李光耀这个人锻炼身体是搞得比较好的，没有什么坏的嗜好。他认为人的智商和能力80%是天赋决定的。比如同卵双胞胎，即使出生之后不在一个环境长大，一个在良好的家庭，读了书，上了大学，从了政当了大官，另一个很不幸到一个非常贫寒的家庭最后当了流氓，但是既然这个能当大官，那个当流氓，他也会是个流氓头，因为他们的智商差不多。他们有个外国领导人送了宠物狗给他，他不喜欢养狗，就把狗送给训犬大队，说希望你把它训练成会寻毒品的狗，但是三天之后训犬大队退回来了，他说你拿回去，这个狗再训练三年也不行，为什么？因为它不是那个种。李光耀说人也是一样，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别给我耽误时间。我们行动党的任务就在于把那些行的人找出来委以重任。李光耀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来香港特别多次，几乎每年都要来，他现在也会来。他为什么来那么多呢？他就是考察思考为什么香港在历经风雨打击之后，总能站起来？什么原因？他说我是想了几十年才想明白。我们会说是香港的制度借鉴了英国制度，李光耀说不对，英国的制度很多，英国很多殖民地，怎么都没腾飞，就香港腾飞了？他说关键还是香港的人，1949年从中国大陆跑过去将近200万大陆人，应该说是比较厉害的人。后来我想1949年过去的那帮人多半是什么人？可能是地主、资本家比较多，那波人可能剥削性很强，但是应该说是比较能干。李光耀说之所以中国会腾飞就是因为他认为华人是比较聪明的，因为有关数据显示，华人的智商平均是200分，白人是100分，还有一些是80分。李光耀一般不会告诉别人，他悄悄地告诉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转告给我，他说你读了《红楼梦》和《金瓶梅》就知道了，中国历史上那些优秀的男人往往是娶很多老婆，生很多小孩，结果几千年下来优胜劣汰，聪明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古希腊那么多人才，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现在希腊却好像没有一个叫得名字的大人才，什么原因？因为欧洲的人口流动很大，现在希腊人不一定就是那个时候的后代，这是第一。第二，希腊的传统是男的喜欢当将军，外出打仗，英年早逝，没留下后代，几千年下来人就不行了。所以他那套观点我听过之后也中毒，看谁都会想基因问题。我看巩俐到新加坡去，我想李光耀碰到她肯定会说你得生小孩才行，因为巩俐应该还是比较聪明的。看到鲁豫一直没生小孩，我也着急，一天到晚搞《鲁豫有约》，还不如生10个小孩，至少有5个像鲁豫那么厉害。　　我这个猜想也不一定是错的。为什么新加坡选苏州做工业园区？我看过李光耀的观点之后我就自己猜测，我说一定是李光耀认为苏州人比较聪明，而且苏州的文化比较重商。后来他们的议员跟我讲，他说是的，当时还有威海之类也想做工业园区的，也是参考之列。他后来还是选苏州，为什么？他说他们调查发现，苏州古代状元出得最多，近代院士最多，这波人的后代能不出名吗？新加坡甚至还想让新加坡人跟他们联姻结婚，来优化后代。所以新加坡有关的制度包括他们的人口政策，你要去仔细思想跟这些都有关系的。但由于时间关系，不讲那么多。李光耀也有理由这么说，他两夫妻都是剑桥大学毕业，他两个儿子也是剑桥毕业，李光耀本人两兄弟也是剑桥毕业，但是这东西可能讲多了也不好，也很不幸，李显龙总理的前妻就生出了一个有白化病的儿子，而且还有自闭症，出生之后不久他前妻就去世了。民间有一个说法说可能是李显龙家里人对他前妻说了一句重的话“怎么生出这样的小孩”。她就受不了自杀了，但这可能是猜测，估计可能不是那个情况。而且李显龙总理也很不幸，1992得了癌症，五年不复发算好的了。我刚才说的那番道理也许在科学上有道理，但是不宜多讲，有点太刻薄了。　　第三点，解密这个制度，一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活力和廉洁？前面的实用主义和精英主义是个原则，制度都考虑这个东西。这里我想从新加坡模式的角度来说，我个人把新加坡模式解读为约等于英国的制度加东方的传统加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我写过一篇这样的文章，而且给了新加坡的议员看，他们说我写得好，不愧是新加坡专家。不过我建议你在其中一句话上加两个字。我说“两个什么字？”他说“你在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前面加‘早期’比较好”。因为这是确实。（掌声……）大家的掌声其实给我们的党增加了鼓励，就是我们曾经是非常好的，我们将来肯定会更好。（掌声……）英国的制度是给了新加坡议会式民主，当然它有变化，它在制度设置上可能让制度更有利与它一党独大，但是议会是民族本身，他的精神是让民做主。东方传统他们自己说是托管式民主，接受人民委托，但是代表人民来管理。也许你一时不理解，不高兴，但是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你不高兴我也要做。叫要受人尊重，不要讨人喜欢。所以李光耀是个强人，这里有点“为民做主”的精神。群众式民主就是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你们注意，咱们共产党是很了不起的，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包括我自己也觉得党的传统在现代社会有什么作用？我到新加坡发现，它很多地方是很像共产党，后来我一查资料，一追究，它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所谓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们的党刊也写这句话，只不过是有点变化，“来自于群众，又回到群众”。他们党刊还经常讲要和人民“打成一片”，他们党员之间也叫同志。群众路线也有人叫逆向民主，为什么叫逆向呢？因为一般是精英决策，民主决策是打开门来让群众进来参与决策，但是中国共产党群众是民主，不光是打开门让群众进来，还是领导干部主动走下去，叫“三进三同”：进村庄、进基层、进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待群众为师，先做群众学生，再做群众先生，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很厉害，所以我讲这叫“认民做主”，认人民是我的主人，百姓是天，人民最大。当然我讲这些也不要把新加坡当作天堂，不是那么回事，也有人讲新加坡远看像天堂，近看像银行，走进去是监牢，但这话不一定对，因为它管得很细很严。　　为什么是英国的制度呢？有一次我到新加坡国会参观，到里面去了，我就坐里面看他们。你们看，（看图）他们的议员，这个是议长，过去的话一般是要戴一个假发，现在不戴了，但是议长有一个袍，这是议长议会的权杖。开国会的时候，议员先入席，然后议长才进来，议长进来的时候卫士长扛着权杖引议长进来，议长进来的时候全体起立，然后议长走上去，上去只有之后他坐这个位置（看图），下面是副议长，权杖就放在桌子上面两个托上，当权杖放在上面的时候，议长享受首长的权力。当权杖往下放的时候，议长又跟议员一样。这是卫士长的位置，这边是执政党，那边是反对党，前排是前座议员，前排是后座议员，后座议员里面是新议员之类的。所以整个礼仪制度都是英国来的，包括你讲话的时候，你是以对议长讲话这个角度来说，比如我本来是对你讲话，你也是个议员，但我不能对你说你，我说你肯定就是议长，我认为某某选区的议员怎么样，这套礼仪是从英国来的。当时我坐在这个位置，有玻璃隔开，他们开辩论会的时候，新加坡人也好，外国人也好，只要登记申请手续之后就可以进去，他们着装也比较整齐。我就亲身感觉到他的制度是英国来的，英国的制度有一种议会民主，所以它是一党独大，但是多党并存竞争等等之类的。他们也有秘密投票，当然也有不足，他们的选票，每一张票都有号码，为什么有号码？他是强制性投票，如果你不投票，下一次就取消你的公民投票资格。这会导致新加坡人投票的一种心理负担，万一被你执政党看到怎么办呢？但一般人可能不怕，但是一般做公务员和做生意的就怕，做生意的难免有点坏事，万一查到不就糟糕了，所以他们还是有点害怕的。他们讲投票之前会叫一下你的号，包括名字，比如说“吕元礼，投票。”如果我心里有些鬼的话，一叫吕元礼我投起来就有点怕了。但他们讲如果不写号码也不好，不写号码你搞了鬼就查不出来。按规定是票投完之后就封存起来，半年之内如果没有什么异议，就烧掉。这是他们的制度，这个制度也有好处，有规则的话是游戏，没有规则的是玩耍。游戏竞争之间是对手关系，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玩耍的话是敌手关系，场上场下都是敌人，你死我活。这两个图（看图），就是两个党的议员候选人在竞选期间走访选民，正好两个人碰见了，两个人以前是同学，他们就握手之类的。所以有这套制度的话，还是能变成对手关系。　　最近我的一个学生写了一篇硕士论文，叫《博弈论视野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国民选举竞选机制研究》。这个论文如果搞成一本书，书名也比较花哨《新加坡大选：行动党为什么总能赢？》这我们会比较好奇，他们连续多次当选，当然跟这个党比较廉洁、有活力有关系，但是跟他们的选举制度也有关系。所以我的学生从博弈论来讲也挺有意思的，我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章是“锻造”博弈者，博弈双方，一个人民行动党，一个反对党，要熔炼我方，提高我方，然后打压对方；第二是设置博弈制度，怎么能赢敌手呢？你要把制度设计好。比如说乒乓球，中国人老赢，怎么办呢？他就变制度，变规则，过去21分变成11分，强队也容易输。所以制度设置也是一个问题，然后是控制博弈资源，实施博弈策略，营造博弈环境。　　我这里想讲一两个，比如说他怎么锻造博弈者，怎么搞自身建设，他们党的制度非常有意思，他们分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普通党员在党支部申请就可以加入，普通党员没有投票权，干部党员才能投票来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也就是说中央常务委员是由干部委员选出来的，干部党员多少人呢？我估计也就是五、六百人左右。干部党员由谁来选呢？干部党员必须是由议员或者部长推荐然后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才能当干部党员，也就是个互选。为什么搞这个制度呢？因为在50年代，人民行动党党内有两派，一个叫非共派，一个叫亲共派，亲共派是华文教育的，非共派是受英文教育的。亲共派很有发动群众的能力，所以有一次选举的时候，一家伙就把很多亲共派选上去了。李光耀发现有问题，因为李光耀骨子里是反共的，但是他现在不会说反共，但是意识形态跟共产党就不一样。所以为了保证他能够当选，有一次在罗马，看到天主教的制度，他发现天主教的制度很有意思，就是教皇来委任红衣主教，红衣主教来选教皇，所以后来就改变了制度。一般的党员没有权利选举，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是干部党员，然后由干部党员来选中央执行会委员。这些都不太民主，但是确实可以保证李光耀他们那批人能够经常当选。另外，他们是党找人才，不是人才找党，这个话是我们共产党过去归纳出来的。他不需要你去写入党申请书，真正的人往往是不写入党申请书的，他也不需要你写。新加坡领导人怎么找那些人才？是从全体国民里面，报税额谁最高，比如教室里面50个人报税最高，说明他的收入高，收入高说明他有能力。企业家里面有50个人，各行各业的几十个人找出来，可能有几百个人，按照德能勤绩，这个人收入很高，但是德不行那就不行，最后选出来我们讲就符合“三个代表”的人。找到之后，首先请你喝茶，第一次可能是很多个人喝茶，第二次可能只有几个人，第三次可能一两个人就跟你讲明“我们现在需要人才，你能不能加入？”一加入之后，“过两个月大选了，你能不能代表我们党来参选？”所以直接作为议院候选人，所以他们讲他们是党内人才党外培养，政策人才社会培养的情况。　　关于打压反对党我们不讲多，我只讲一两条。比如新加坡大选的时候，人民行动党就会承诺如果说这个选区你选了我们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党议员，我们给你翻新组屋，因为组屋一翻新就可以很漂亮了，过去可能只有单层有电梯，现在一搞可能每一层都有电梯了；过去是三室一厅，现在给你四室一厅，所以翻新组屋还是很有吸引力。如果你选我，我当选了，我给你翻新组屋。如果你选的是反对党，那就是推辞翻新，他也不是不翻新，就是等到大家都翻完之后再翻新。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承诺了，你选我的话就给你翻新，你不选我说明你对翻新没有兴趣，所以我就不给你翻新。这一招让很多人也许在感情上投反对党的票，一想觉得组屋很重要，第二天又投了他的票。所以在新加坡往往是那样子，在竞选大会期间，反对党开大会是人山人海，而人民行动党开大会人比较少，这也很正常，因为执政党天天看他的面孔，反对党很难有机会露面，所以一旦出现就是人山人海。但是第二天投票，昨天晚上人山人海，今天反而落选了，因为人都很理性。　　另外，通过划分选区来赢得选举。比如他发现这一带的人喜欢投反对党的票，我就把选区分裂，分到各个地方去，然后加在这一块，反正结果都还是选我人民行动党。因为人民行动党执政党有这个主导权，还包括什么时候大选，选举时间也是个秘密，我现在很关心他什么时候大选，你搞不清。因为按照规定在2012年3月以前，随便哪个都可以选。而且新加坡大选一旦宣布大选大概10天就解决问题，不能耽误太多时间。什么时候大选一般是有诀窍的，大家都比较满意的时候就开始选了。所以他们讲在美国，什么时候大选人人都知道，但是谁当总统不知道。但是在新加坡谁当总理、谁能赢都知道，但是什么时候大选搞不清。另外还有很多东西，因为时间关系不能讲。　　我刚才讲了英国的制度，我们看东方传统。吴作栋讲“华文课文的第一课是"爸爸早，妈妈早"这类富有伦理的内容，而英文第一课则是A是Apple这么一个纯知识灌输。这是他们的第二任总理吴作栋（看图），抱着他的小孙子，为什么把这个照片放出来呢？说明政府领导人以身作则，家庭为根，注重家庭，旁边还写了四个字，叫“含饴弄孙”，这反映东方特点。后来我想如果是西方老人抱的话，一般抱什么呢？狗比较多，后来网上搜有个抱狗的，后面还写着“含饴弄狗”四个字。　　我也发现中西方对政府的观念是不一样的，西方是把政府看成“必要的恶”，因为是恶，所以他建一个限权政府，最好的政府是最少的干预，角色是“守夜警察”。而中华文化，至少孔子、孟子他们本人的理念应该说是把政府看成善，政府应该教民、养民、爱民，既然是善就要行善，要给他权利，所以目标是建个强大的政府，他的理念是最好的政府，最多的关爱，决策是“操心父母”。李光耀说可以用一件事把新加坡和美国的区别讲清楚，美国对付可怕毒品，在国内是无能为力，到国外谁提供毒品我打谁。但新加坡不行，新加坡只好在国内定一个法律规定任何海关官员或警察，发现任何人行为可疑，有理由认为是处于吸毒状态时，就可以要求此人进行尿检，一旦尿验中发现有毒品，此人立即被送入医院。而在美国，如果某人这样做了那就是对个人的侵犯，他也将遭到起诉。为什么呢？还是政府观不一样，因为美国把政府看成是“守夜警察”。我在家里吸毒是我个人的私事，你不能管我。我们是把政府看成父母，老百姓是子女，子女吸毒父母一定要管理。所以中西方观念不一样，我认为各有优劣。　　中国政府也是秉持东方的原则，所以我在网上看到有段图片很有意思，“我终于明白，什么叫人民军队”，是比较中美救灾。（看图）这是汶川地震，这是美国飓风袭击新奥尔良。你们看，我们是因为政府是个“善”，军队作为政府的延伸去行善，所以他们带着铲子去救人。而美国是把政府看成是“恶”，只不过是个必要的“恶”，为什么必要呢？因为没有政府的无政状态更糟糕，所以只好让政府的“恶”阻止更大的恶，所以他们不是拿着铲子救人，是拿着枪去救更大的恶。我们的军人跟老百姓血浓于水，而他们是用铁栅栏隔开了；我们是用担架，而他们搞不清是救人还是抓人；我们是一样的眼神，一样的心情，而他们是傲慢等等之类的。也难得照片的收集人搞得这么对立，但是也大体反映了中美两国政府观不一样。　　刚才我讲新加坡是把政府看作“善”，那要行善，怎么行善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新加坡很强调家庭为根，很倡导三世同堂，他认为小孩必须在祖父祖母关照下，因为祖父祖母有传统价值观传下去比较好，而传统之所以是好的是因为经过了历史考验。所以他就规定买祖屋，如果是小两口买，按部就班来，如果是跟祖父祖母一起，可以优先优惠。后来他们又说建一种三室一厅跟一室一厅相连的房子，老父老母住一室一厅，旁边住子女和孙子孙女，可以互相照顾。后来他们又规定只要买房子离父母不超过5公里可以享受一万新币（约5万元人民币）的津贴。后来又规定如果看父母开车去，停车会有半价停车月票，现在还有一个规定，把幼儿园和老人日托所毗邻而建，这个做法毫无疑问政府不是一个“守夜警察”，而是一个“操心父母”。话说回来，我写得很好，他们具体实践过程中也没那么好，是我的一个归纳。　　我们再看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在新加坡影响挺大。我刚才讲了当年人民行动党是有两派，一个非共一个亲共。李光耀认为亲共派可能就是共产党员，他说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奉献精神、清廉作风，另外从技术层面来说，怎么发动群众、联系群众，他说我是看到他们变戏法，只不过我不是台下看，我在幕后看，我也学会了。讲到这里我想引申说一下蒋经国和蒋介石不一样，蒋介石很威权的样子，蒋经国非常朴素、平易近人，什么原因？所有的书都写清楚了，因为蒋经国当年在苏联生活了12年，他本身也是共产党员，他的作风是从苏联学会的。所以蒋介石很庄重，即使跟夫人在一块也是不苟言笑，而蒋经国勾肩搭背、笑容满面，有点像《亮剑》里面李云龙的味道。李光耀跟蒋经国本来在天赋秉性上不一样，李光耀很理性，蒋经国比较感性，喜则大笑，悲则大哭。但他们的行为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打着伞下乡，穿得比较朴素，走访选民，亲历亲为，以身作则。（看图）这个是扫地，因为是搞大扫除运动；这是一家一户去走访。我们也知道蒋经国平常穿个夹克衫，台湾所有地方都走遍了。他们说蒋经国去了金门188次，所以金门还有蒋经国的塑像，蒋经国很自豪说“台湾我都走遍了。”后来有一个人跟他讲“有个地方你没去。”他说“哪个地方？”“钓鱼岛你没去。”反过来证明蒋经国是喜欢走访的。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蒋经国在临川练兵，刚刚从苏联回来帮国民党练兵，他发现那边很多人会逃走，怎么办呢？他想起当年在苏联，苏联每个连队，里面有棋牌，能跳舞，可以搞各种活动，他就想也搞个列宁室，然后他的同僚说讲得好，不过名字得改一改，叫列宁室你老头肯定不高兴，改叫中正室。但是实质就是学苏联的。　　我们再想想看，马英九在大选的时候为什么能赢？他不是靠大佬来站台，也不是靠电视的电影明星，他也是挨家挨户去走访老百姓，住在别人的家里，也是同吃同住同劳动。而马英九的作风是从哪儿来的？他们说马英九是蒋经国的关门弟子。而蒋经国是学苏联共产党的，所以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他们自己跟我讲“我们就是学你们的。”比如说他们规定国会议员每个礼拜有一个晚上接见选民，把接见选民的地方叫做民事诊所，这是我拍的照片。我当时一看，心中一亮，眼睛一胀想要流眼泪，为什么要流眼泪？我突然感觉什么叫为人民服务？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心中一亮为什么是叫“民事诊所”？这一排排坐着，就像看病的人似的，上面有个电视机，一个一个按秩序的进去找议员。告诉议员我有什么事情要解决，议员就会写信给相关部门，相关按规定必须在两个星期内答复，就像写了个处方。但是他也规定议员只能跟你本选区的选民写信求情，你不能帮别人，而且必须通过书信的方式。这是民事诊所，（看图）这里是一个国会议员，也是他们的副总理接见选民的照片，反倒是国会议员正襟危坐，而选民翘着二郎腿，指手划脚。这个精神就是毛主席讲的“我们的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有这个味道。这是李显龙接见选民，是我们南方日报去观摩他，南方日报记者还特意描写：这是一间称得上简陋的小屋，约十平方米，除了一张颇为平常的桌子和几张半新的折叠椅外，没有其他摆设，墙上的电风扇来回摆着头，屋里有些热，李显龙不时拿出手帕擦汗。也就是说很简陋，连空调都没有，作为总理为什么不搞空调，那么热，他是有意为之，这样才能够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如果穿个西服，坐在老板椅的地方，老百姓一看就怕了。后来我进去之后，议员就跟我讲，他说这个房间平时是人民行动党幼儿园园长办公室，他们议员接见选民的地方很简陋，就在组屋的一楼，本来空的隔几个房间，白天是办幼儿园，晚上就是议员接见选民，墙上有议员照片写着：为国为民”，但是旁边几个墙全是小孩的画。后来我归纳了一下，议员接见选民有这几个特点：主动下访而不是等待上访，沉到地层而不是浮在上面，打成一片而不是高高在上，排忧解难但不是有难必解。他不会说李显龙反正是总理，你必须给我解决，不一定的，有些事李显龙说我解决不了，就解决不了。他们也跟我讲大概80%解决不了，只有20%能解决得了。但是经过走访接见之后，老百姓心理更舒服，所以他们讲这不仅是“民事诊所”，也是个“人心诊所”。　　另外，他们也访问选区，他们规定一个议员在两年内必须把本选区挨家挨户走一遍，后来我算了一下，一个议员所在选区大概有一万户，两年大概100个星期，也就是他平均一个星期必须走访100户，所以挨家挨户走访选民是他们经常的工作。他们讲别人是登山锻炼，我们是登楼。当然他的挨家挨户走访也不是每家每户都进去，没事的话打个招呼也行，如果没有人，留个名片在那个地方：有事解决问题。我估计他们一任期间要走访三遍，因为四年，每两年一遍，然后大选期间又要突击走访一遍。这是走访的照片，房子也比较简陋，这是人民行动党总部，总部只不过在这个楼里租了300平方米，工作人员11个人，这是党的支部所在地，也是很简陋。这里是黄根成副总理接见选民，也是个幼儿园，他们都是一个套路，每个党支部都办一个幼儿园，幼儿园就是接见选民的地方。后来我问他，党办幼儿园当年是亲共派先搞还是非共派先搞，他说没考证。也就是当年的亲共派也办幼儿园，我见过很多新加坡人，他说“我早年就是在左派，号称亲共派，在他们幼儿园长大的，那个时候还教《东方红》、有的时候还学“老三篇”之类的。后来我问他“你们现在还会不会教爱党的歌？”他说不会，但是你在那个地方读过书，整天看那个党徽，能到你年满可以投票的时间，在同等情况下，你在感情上就难免会投人民行动党的票。后来我就问一个人，你在人民行动党幼儿园长大，会不会因此而投人民行动党的票？他说那不会，他认为那是应该的。但是我看过另外一个写实，他说“当我投票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人民行动党幼儿园的党徽。”他们也说政府不会干那种赔本的生意，肯定是有利才会干的。后来我就看到副总理接见选民，也是很朴素，穿着比较的简单，一进门就分不清谁是副总理，谁是选民，谁是工作人员。后来我们一块照了个相，这里有三个高中生，来做义工帮忙的。　　话说回来，新加坡很多人也认为国会议员之间选民搞得不是很成功，比如说那些普通党员、义工，有80个人在场，当他们问“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认为你的议员表现杰出”的时候，大概只有10个人举手，说明7/8的人是不满意这个议员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反对党议员也接见选民，因为反对党没什么资源，连房间都没有，只好在屋屋的一楼，拿个题板，平时挡挡风、挡挡雨，晚上的时候拿下来，隔成一个没有封口的口字型，我曾经去参观过，我就远远从旁边走过，他他赶紧跟我招手，所以我对反对党议员印象很好。老百姓也说“反对党议员是用心听我们讲话，尽管他没有资源。”人民行动党也说如果你选他的话，就不放心了，但是老百姓还是一次又一次的选他，这个选就叫“波东巴西”，有一个记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波东巴西人》，所以这帮人有骨气，不会因为有好处才去选执政党。　　另外，基层组织搞得也比较活跃，他们叫民众俱乐部，突出民众两个字。每一个选区都有一个民众俱乐部，这个俱乐部里开展各种活动。这里我们可以数一下，一个平常的晚上，我就进去了，每一个活动都拍了照片（放图）：第一个小孩画画，第二个小孩唱卡拉OK，第三个开讲座，第四个是拉小提琴，第五个是学韩国语，第六个是打鼓，第七个是跳扇子舞，第八个是跳交谊舞，第九个是练瑜珈，第十个是打马来拳，十项活动。看了活动之后，我又跟他们的义工一块，这个是义工（看图），他已经退休了，当年他也是正式工作人员，但是现在也在那帮忙，他叫黄招华（谐音），他本来叫招和，因为日本人侵略的时候，叫招和你，他的爸爸被日本人给杀死了，他后来改成招华了。　　基层组织给我们很多点心吃，我们一边吃一边喝，当时感觉很好，后来我感觉再也没喝过那么好的饮料，也没吃过那么好的东西了。因为感觉到基层组织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感同身受的感觉。后来我出来的时候，就跟一个当年的左翼人士说“人民行动党政府不错，基层组织搞得很好。”他听过之后不以为然，他说“你别把那些公共劳动归功给闪电党（人民行动党）。其实六、七十年代基层更活跃，更有积极性。”因为当时还有很多亲共派在搞，后来我就问他“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人民行动党基层组织的做法是学中国共产党的。”他说“可以这么说。”所以我就想起我们当年解放军进上海，本来上海人是看不起共产党，说土包子，会打天下不会治天下。但是解放军规定进上海之后不入民宅，吃在外面吃，睡就睡在街上。当上海人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他们说第一次被感动了。他们不入民宅都睡在街上，而且那么整齐，像叠着一叠调羹似的。第二天醒来之后，他们发现解放军早就已经起来了，已经把街上扫得干干净净了。上海市民第二次被打动了。上海市民打开门之后解放军才进去，他们讲进去之后有三个动作，打开米缸一看没米，把干粮袋往里倒；打开水缸一看没水，拿起扁担挑水去，然后问“你们家有没有小孩？”“有啊。”“小孩怎么样？”“生病了”。解放军马上说“卫生员过来。”马上就会有一个长得像白如，脸上两个小酒窝那种女卫生员过来之后问寒问暖。他们说三个动作一做，老百姓就说“咱儿子当兵去。”而当时国民党在抓壮丁，也正因为很多上海人看了这个情况就说“看来国民党回不来了。”所以我就感觉我们共产党的体制本来是很有竞争力的，很有凝聚力的，关键就是要有这种压力给他才行。　　为什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接见选民的作风能保持下来，什么原因？我可以将一个例子，新加坡搞了“居者有其屋”，为什么搞“居者有其屋”？因为李光耀发现世界上所有的首都选民都倾向于投反对党的票，我现在执政了，如果首都选民倾向于投反对党的票，意味着我下次就下台。因为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国家就是首都。他就想这个问题，后来发现人们对买来的房和租来的房态度不一样，买来的房很珍惜，租来的房乱涂乱画，他又说产权意识是与生俱来的。他后来又发现当人们没有财产的时候，街头发生暴乱，路人也会参与。反之，当人们有财产之后，态度不一样，他亲眼看到一个小伙子，按道理也是个年轻气盛的时候，街道发生暴乱，他没参与，为什么呢？他是一把把旁边的摩托车抱起来，三步两脚抱回家，因为他刚刚买了那辆新的摩托车。当他有财产之后，他首先是要保护自己的财产。他说摩托车还是抱得动的，当人们有了房子之后，他的利益就跟国家连起来。所以他讲要人民保卫新加坡，就必须让每个家庭有什么让他去保护才行。当他们没有房子的时候，他倾向于投那些善于哗众取宠的党的票，而当他有了房子之后，他就要投能让我房子保值的党的票。他说你要提高人民觉悟，没有什么比给他财产来得有效。李光耀在新航飞机上碰到一个空姐，他就问空姐有没有买房子，她说买了，问买了哪个地方，她说“我就买了目前新加坡最漂亮的组屋”。李光耀听过之后就说“下次大选的时候你别忘了这件事。”也就是说，新加坡居者有其屋为什么能行得通，为什么落实得来，因为他有压力，没有这个压力他也搞不了。李光耀说“如果我当年选举没有赶紧建好组屋的话，我第二次大选就落选了”。　　在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写着三句诗，是杜甫写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开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是杜甫先前的一个理想，但是在新加坡确实基本上实现了。后来我也感觉这像三段论，“风雨不动安如山”是结论，就好像象征他们的国家相对比较稳定，这个党能够长期执政。前面两句话就是前提，有房子。温家宝总理到新加坡特别到组屋去看了看，他也在建屋发展局楼顶放目深思想了很多很多。后来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我提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他说新加坡和中国都是一党执政，你认为一党执政有没有前途？这个问题很尖锐，你说该怎么回答？后来我想了很久，终于想了一个拿得上台面，也符合实际的话：就像社会主义必须吸收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才能成功一样。一党长期执政模式必须吸收包括两党轮流执政模式在内的各种模式的合理因素，才能有效。你们说这话对不对？（掌声……）前面这话是邓小平的话，后面这些话就可以推导出后面的意思。纯粹的社会主义和纯粹的资本主义都不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比较成功就因为吸收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所以我认为一党执政要成功要有前途也必须吸收包括两党执政的那种合理因素。你不一定搞两党执政，但是合理因素应该吸收。所以你们看，在六十四卦，第一组卦是纯阳和纯阴，乾和坤。但最后一组卦是阴阳阴阳阴阳，阳阴阳阴阳阴，叫“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必有仇，仇必和而解。”两种模式交融才有生命力，这是古人的一个昭示。后来我又想这是新加坡高等法院，（看图）当年英国人建的一个塑像，是希腊女神泰美丝，也号称正义女神，她右手拿天平，左手拿着剑，天平意味着公平，剑意味斩除邪恶。香港的女神也是右手拿天平，左手拿剑，而且眼睛还用布蒙住了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看人脸色，凭良心判案子。这可以反映了英国人对法的理解。我们中国文化是如何理解法的呢？我就想起了繁体的法字--“灋”一个三点水，一个廌，一个去，三点水是端平一碗水，象征着公平，跟天平一个意思；廌是个独角兽，如果判案搞不清的时候把独角兽放出来，它会用角去顶那个犯罪分子，所以廌相当于正义女神；去就相当于一把剑。所以我讲中西方对法的理解既有形式不同，也有实质相通。也就是说西方文明的好成果在本质上也会是适应东方的，因为都是人。但是确实国情不一样，西方可能更多是商品经济，他是用天平做公平的意思，我们当年是自然经济，我们是用水做公平。所以你移植模式必须要有变化，但是有些道理可以说是公理或者定理，所以我们既要敢于吸收，反映了人类共同成果的文明，又要找到我们的合理模式，结合中国的国情。　　最后我想讲为什么李总理给我写了个序，因为他此前看过我一篇文章，他对四句话比较欣赏：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因为时间关系，我向大家的汇报就到此为止，下面的时间可以让大家提提问题，谢谢各位。　　主持人：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大家，看一下各位有什么问题跟吕先生一起来分享。　　提问：吕教授你好！你讲了很专业的新加坡制度，但是你在演讲的过程中似乎感觉到你是带着一种调和的心态。我们感觉到现在社会的一种制度的确立化，我们从宪政的理论方面去建构，现在很多人对新加坡有一种误解，很多人说新加坡貌似是人民行动党延续的执政，好像是一种独裁的形式，你研究的是新加坡政治制度，以你个人认为他到底是民主制还是独裁制。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您刚才讲到李光耀有一个个人感言：制度是慢慢演进的。但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看到根本不是如此，他肯定一个制度必须有一个架构、有一个基础，然后才能在这个架构上慢慢完善。就像美国，他在200多年前就建立了一个框架，跟我们建房子一样的一个基础，尔后才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进行完善，进行操作。作为一个研究政治制度的学者来讲，宪法的基础根本目的建设是什么？所以我想您能从这方面来阐述一下。　　吕元礼：我认为新加坡也可以叫“独裁的民主”或者“民主的独裁制”。从更高的民主看它有独裁的成分，但是从更独裁的角度看也有民主的成分，不过他建国到现在还是比较管用的制度，不过他也面临挑战，他目前在不断走向更向西方那种民主，但是他不这样说，他们搞政治改革，他们讲“我们应该走向一种更平衡的制度。”我们也看到李显龙讲“我们是以民主为目标”。他们是讲“我们要以更平衡为目标。”我认为可以值得参考。第二个问题，可以这样讲，有两种类型，两个思路都有用。西方近代民主有一条线是从民主的理念出发，像卢梭那种人，他先搞清楚民主是什么，然后用定义来看现实。你这个不符合民族的定义再批判你，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让你不断的民主，但是完全按照他的定义去做可能不符合实际，另一个从现实出发，他不考虑定义，像李光耀更多考虑从现实出发，但是我们也要强调民主的理念也别丢，应该是脚踏实地，但是又要眼望星空，两个结合起来比较好，我个人这么认为。　　提问：吕教授你好！我前两天看了一篇文章，他主要提出一个观点是引用了中国科学报的一个报道，说中国现在的维稳费用已经达到了5000多亿，相当于中国的军队开支，以每年40%多的速度增长。我不知道如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去，中国大陆会不会出现像天安门事件的动乱？如果出现这种动乱，中国青年追求民主自由的那种潮流，您认为是好事还是坏事？对我们中国社会的前进是发展还是倒退？谢谢。　　吕元礼：现在我有点像新闻发言人，面临各种非常尖锐的问题。我想起苏联的一个笑话：在苏联，一辆社会主义号火车停下来，机长跑过来报告说前面铁路断了怎么办？第一个是列宁回答的，他说让我们发动一场星期六义务劳动，把它修好；第二个是斯大林，他说一定是阶级敌人破坏，把他们抓起来；第三个是勃列日涅夫，他说既然过不去，就让咱们倒车吧。因为他搞所谓的和平演变；勃列日涅夫就说没关系，不妨让几个人下去摇摇火车，乘客感觉到火车在动就以为火车在前进。还是戈尔巴乔夫最绝，戈尔巴乔夫说干脆把火车拆了，我们拿着零件往前走，等到有铁轨的地方再把它接起来。但是问题是拆完之后就接不回来了，也就是苏联解体了。一般人可能会觉得最后一个很绝，拆完之后接不起来，说明改革确实不能用休克性疗法，应该是比较渐进、比较和平的进行是比较好的。但是话说回来，当一个社会中产阶级占多数的时候，他必须喜欢和平的演进；当一个社会全是打着赤脚，赤贫者的时候，他喜欢革命的。就像鲁迅讲过一句话“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此，大抵！”孟子也说过“民无恒产则无恒心”，马克思也讲过“无产者设计的是锁链”。所以打扑克牌的时候，如果抓的是臭牌想造反，但抓的是好牌就想维持现状，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总的来讲，还是希望国家稳定的前进。但是，勃日涅夫的说法也很有意思，他说既然前进不了干脆叫几个人去摇摇火车，乘客以为火车在动就以为在前进。他这个做法就直接导致了所谓的勃力日涅夫停滞期。按道理他应该改，他没改，但他手上没出事，但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手上就把问题变大了，出大事。那我们想想看，我们中国现在在某些地方也存在这个问题，有人说要改革，但是好像有点类似于“摇摇火车”这个感觉，要改革改革，其实在摇火车，但老在摇是不行的。来之前讲了一个事：温水煮青蛙，很容易把青蛙煮死，因为他感觉很舒服，就让他慢慢煮，结果透不过气就死了，党也是这样子。但如果说用热水煮的话，这青蛙本来是活的，一放热水它马上跳起来，跳走了，你煮它不死。所以不断的有一定的刺激、压力，可能能让一个组织活跃起来，你长期没有刺激，让他慢慢就给煮死了。所以我们要警惕温水煮青蛙以及勃日涅夫停滞期最后导致解体这么一种危害性。那么具体该怎么操作，应该是政治家的事，我只不过是因为你的话想了这么几点。　　提问：我想问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城市，一把手决定了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城市的命运。对于现在的深圳来说，刚好现在是深圳30年的发展庆典，实际真正的发展是前20年，后10年都停滞不前。之前有一个院长说了“现任领导提出要向北京、天津、上海学习”，当时他就说这是不对的，因为深圳10年以前已经完成了向发达国家学习，所以我想问有关深圳的执政你是怎么看待的？　　吕元礼：应该说当年深圳是很有闯劲的，杀出了一条血路，我们现在是提出走出一条新路。我也赞成必须要有当年那股劲才行，像袁庚那些人。所以当时我被深圳吸引是因为想到蛇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那些口号很激动人心，后来也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但是具体怎么做，这也是政治家的事。我认为应该更有闯劲才行，我始终认同孙中山讲的“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可能我们官场的很多人只是为了做大官，当上去说，而且我们曾经很多当上去之后都已经老了，所以与其如此，还不如再一个地方干好一番事，我认为目前的官员应该有这种精神，我自认为我这个当官的意识，比如我干不了这个事，你给我这个官当我都不要，如果说我能干得好，我认为当官才有价值，我相信袁根当时也是这样的精神。当时说给袁根一片更大的土地，袁根说“我不要，这么小就可以了，我关键是要干事。”他是这么做的，所以袁庚的精神还是很宝贵的。　　提问：我想问“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是根据什么事情？　　吕元礼：这里有一个典故，是袁根先生在香港谈了笔生意，香港老板已经叫好了一个车子，一签完字马上就到银行存这笔钱，为什么呢？如果说过一会儿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两天过去那笔钱就不能增值了，所以袁根亲身体会到时间就是金钱。　　主持人：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关于新加坡制度说到深圳的改革开放，聊了很多，在后面的时间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和吕先生再进行沟通。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非常感谢吕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演讲。无论您曾经熟悉还是陌生新加坡，相信吕先生今天的演讲会让大家对新加坡这个社会有更多的了解。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它曾经在历史上跟我们一样创造过经济发展的奇迹。而新加坡作为东方式的民主也在今天留给我们很多思考和启示，也让我们中国在未来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上有更多的选择和借鉴，非常感谢大家来到现场，谢谢吕先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