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医学漫谈：上工治未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23:18:41
中国古老的观念中就有预防生病的想法，例如《周易》有云：“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意思是说在承平之时应该想到并且要预防将来有病的时候。《国语》中也提到人都会得疾病，好的医师可以早将疾病去除，并且警告说，人民的宿怨对宗族不好，它也可以被认为是国家的疾患，要审慎的面对，且要及早预防除去。
中国早期修道人与中医师的重要参考书籍《黄帝内经》有云：“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是说好医生都是修道的，修道的人都是顺从阴阳而不反阴阳的规律行事，就如同治国明君不逆反天的阴阳道理，他们都有一样的特性，因此好的医生在病人尚未生病之前就已经治好了病，好的治国者于未乱之时就已经把乱平复了。
对于预防疾病，唐朝孙思邈说过：“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大圣之至教。求民之瘼，恤民之隐，贤人之用心。”预防疾病之发生，也就是中医学上所云“上工治未病”的理想，有无可能实现？
理论上可能，但是实质上很难。如何可以达到“上工治未病”？看看古代医生的“知未病”、“治未病”的能耐，也许可以作为以后医师的参照。
人们难以相信自己看不到的疾病
《史记·扁鹊仓公传》记载了扁鹊见齐桓侯的故事。
扁鹊……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后五日，桓侯体病，使人召扁鹊，扁鹊已逃去。桓侯遂死。（《史记·扁鹊仓公传》）
《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中记载了一个东汉名医张仲景预见疾病的故事。
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含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勿服。居三日，仲景见仲宣谓曰：“服汤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信。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序》）
萨斯病（SARS）肆虐极为严重，二零零三年三月至六月达到颠峰期，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台湾、加拿大的多伦多当时都笼罩在发病的危险疫区，实际上，在《黄帝内经》早就有关于“金疫”的说法，“金疫”就是肺的流行病，而且发生“金疫”之前三年（庚辰年，乙庚失守）已有状况发生；之后又有大风沙遮蔽视线（原野昏雾，白埃四起）的先兆的发生，都是匪夷所思的。不但如此，还有，如果早一点发生的话，壬午年（二零零二年）就见到端倪，而稍慢就于癸未年（二零零三年）发生。
要治未病就要知道病和疾病的进程
中医用“望、闻、问、切”的“四诊”之法诊病，用“八纲”的方式判断出病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而“四诊”之上者望诊，次之者闻诊，再次之者问诊与切脉之诊。所以《难经·六十一难》有这种的说法：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望而知之者，望见其五色，以知其病；闻而知之者，闻其五音，以别其病；问而知之者，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切脉而知之者，诊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病在何脏腑也。
中国古代科学建基于阴阳五行学说，认为所有物质与精神的东西都与此学说有关。所以唐朝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的《大医习业》篇云：“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要想做个好的医生，就必须学习古时候的经方，也需要知道命理、卜筮等术，能别具慧眼，才能当个好医生。
《黄帝内经》也记载了“五运六气”的审病治病方法，以五行金、木、水、火、土，又称之为“五运”，配合天气、气象的“风、火、热、湿、燥、寒”六气在一年四季的变化，而能审断这一年可能会有什么疾病发生。前面所举的预见癸未年发生“金疫”，便是运用“五运六气”计算而得。如果能预先知道疾病的发生，就可以对人民发出警讯，避免遭受六气之风寒湿热等侵袭，“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再加上人民的精神与物质生活，都能配合着以简朴的方式进行，就不容易生病了，“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治病与治未病的方法
“八纲”的辩证已经了然，治病就有所本；中医学的治疗方法非常多元，最简单易懂的方法就是“正治”之法；所谓“正治”和另一种叫“从治”的观念，是依据《素问·至真要大论》里“逆者正治，从者反治”治疗的指导方法而来，“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这种“正治”之法，是采用与病情相反之药物治疗；而“以热治热，以寒治寒”之“反治”或又叫“从治”的方法，就是针对病情，采用与病情相同的药物，行“从顺病气而治之”的方法。了解病情的八纲后，就可以制订治病的正治之方了，中医有这八种“汗、吐、下、和、温、清、消、补”治疗的方法，都是根据不同的辩证“八纲”而拟定的。
“正治”也就是用正常的方法治病，而“反治”就是依据特殊病情的反常的方法治病。另外，还有根据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的方法来治病的。
治未病亦是一样，是类似的“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治病方式，如此而已。
诸家对于治未病之看法有不同
大部分中医学者都认为“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的意义所在是预防重于治疗。可每家学说都有些许不同，也许因为医生的医术与医学素养层次不同，而有不同层次的理解吧。
《难经》与《金匮要略》都说，治病的时候，好的医生会知道病情要传到其他的脏腑经络了，就先把那个可能患病的经络脏腑治好，于是病情就不会相传到其他经络脏腑，这着实可以达到一些预防疾病的目的。
“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中工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难经·第七十七难》）
“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金匮·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宇宙中有什么，人体也就有什么。天有风、火、湿、燥、寒五气；地有金、木、水、火、土五行，地上生产的万物包括药物，也都有与五行相对应的酸、苦、甘、辛、咸五味，和寒、热、温、凉、平的五性；人的五志（怒、喜、思、忧、恐）和五脏（肝、心、脾、肺、肾）都是遥相对应的。于是，用药物治疗病的时候，首先就考虑到利用五味与五脏生克或相同、相异的关系。
“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故实脾，则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经曰：‘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金匮·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
针灸的穴道每一个经络都有井、荥、俞、经、合五个俞穴，与五行有关，在用针灸的治疗法时，也会考虑到穴道的五行生克属性与病情的相应关系。如此可以把人体各经络与脏腑的能量变化与天地相应，病就容易痊愈了。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于预防病情上，例如“春取络脉分肉、夏取盛经分腠、秋取经俞、冬取井荥”的预防方法。举冬取井荥为例：
帝曰：冬取井荥，何也？岐伯曰：冬者水始治，肾方闭，阳气衰少，阴气坚盛，巨阳伏沉，阳脉乃去，故取井以下，阴逆取荥以实阳气，故曰“冬取井荥，春不鼽衄”此之谓也。（《素问·水热穴论》）
预知了未来的病情，应当有妥善的治疗之方。服用药物治病或先行给药改善体能与体质固然好，但是没病的为了以后不生病的话，也可以服饵养生。
许多医药典籍中都记载有所谓的“服食法”，就是为了保养人的身体，使之不生病，例如“服地黄方”、“黄精膏方”、“服松脂方”……等多样化的服食方法。在中医药的历史上，有用于各脏腑补养的方剂、天然食物的处方等的制作。例如补脾的“归脾汤”、“四君子汤”，补心的“天王补心汤”，补肾的“六味地黄丸”，双补脾肾的“还少丹”，气血双补的“八珍汤”、“十全大补汤”……等药方，以及前面提到的张仲景为王仲宣处方的“五石汤”，和《黄帝内经·素问》里提到的“汤液醪醴”，都无非是为了补养先天之本的肾，或补养后天之本的脾，或养肝与泻肝之火热，或补心气之虚的，都是期望五脏六腑的功能协调，使得抗病的能力增强，而免于以后的病情发生。许多方剂学书籍里面也记载有不用药物治病的方法，例如清朝汪昂《医方集解》有《勿药元诠》篇，就告诉后人，可以用各种按摩或呼吸调息的方法或修养性情的方式，让人可以免于疾患。
《黄帝内经》认为治病与病情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关系，而且认为气的逆顺与脉的虚实，阴阳五行都与治疗有一定的相关性，掌握了这种治病的方法，就有可能开出治疗之方。开出好的治疗之方与打仗有类似的关系，在病势昌盛、严重的时候不要冲逆着与之相抗衡，而等病势较衰退之时再治，就像打仗的时候不要在其锋头上抗争，才会比较有效果：
气之逆顺者，所以应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也。脉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气之虚实有余不足也。刺之大约者，必明知病之可刺，与其未可刺，与其已不可剌也。
《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陈。刺法曰，无刺隐隐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无刺病与脉相逆者。
上工，刺其未病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与其形之盛者也，与其病之与脉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灵枢·逆顺第五十五》）
好的医生治病，是能够在病情还没有发展到某种状况时，就已经能掌握病情，而且进行早期治疗。例如《素问·刺热篇》的“肝热病者，左颊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是预防病情的发作；而《素问·阴阳应像大论》的“善治者治皮毛”，《素问·八正神明论》的“上工救其萌芽”都是希冀在病情才要发生之前，就已经看出病的后续发展而治好了。可如果一位医生能在病情未发之前的更早期就让人们能注意养生，而使病情根本没有机会发生，那是更高瞻远瞩的医生才做得到的。
《黄帝内经》认为，道德水准的低下是生病的原因。当道德稍衰败后，人就开始生病了，而黄帝之时的人们已经不知道多么糟了，以致于要用毒药与针灸治病了。“汤液醪醴……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也。”（《素问·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不但如此，《黄帝内经》以为，“针石”，也就是治病的方法，不是个普通的事情，它其实跟修道的理有关，一定要精神意志都在道上，病才有可能治好，“针石，道也。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素问·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而《素问·汤液醪醴论》也认为，如果人们的嗜好欲望无穷，就会忧患不止，以致于精气神都弛乱坏去，荣卫之气也就变坏了，那么，就是用大量的毒药治疗病人的内科疾病，再用针灸的处理方式治其外，也难以有功。所以《素问·汤液醪醴论篇》有“今之世不必已”、“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荣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与“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之叹。
《史记·扁鹊仓公传》也说，治病靠的是良医与病人的合作；良医能在早期知道病情的发展，病就可以早些治好了，而病人也可以被救活了，并且提出了有六种人的病难治：
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史记·扁鹊仓公传》）
古时注重医病关系的，都希望病人的心也跟得上治病方式，由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云：“圣人所以药饵者，以救过行之人也，故愚者抱病历年而不修一行，缠屙没齿，终无悔心。”可见一斑。
好的医师，是注重养生之道的，并且要教育病人做一个善良的人，性善就可以免除百病；而养性也就能治了未病，且并不强调病人必须吃药；而一个好医生之所以要病人吃药，是为了暂时挽救那个行为与思想稍有偏差的人，如果这个人改正行为思想方式，就可以不生病了。例如，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里说：
“夫养性者，欲所习以成性，性自为善，不习无不利也。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经也。
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
故养性者，不但饵药飧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
故夫子曰，善摄生者，陆行不遇虎兕，此则道德之祜也，岂假服饵而祈遐年哉。
圣人所以药饵者，以救过行之人也，故愚者抱病历年而不修一行，缠屙没齿终无悔心。此其所以歧和长逝，彭跗永归，良有以也。”（《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上古天真论》。
为什么古代名医能知道未来的病？
作为一个好的医生，学习古时候的经方如《素问》、《甲乙经》、《黄帝针经》、《明堂》、《流注》、《草药对》，以及张仲景、王叔和等人的著作，还需要知道命理学以及卜筮等学问，否则就像没有眼睛还要夜间行路似的，无法成为好医生。除此之外，还得有恻隐之心，把病人当作自己的亲人，当作自己，要非常地关心他们，并且想尽办法来治疗他们的疾病。
“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备急千金要方·大医习业》）
“故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故学习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己了，深自误哉。”（《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
“凡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
现代的气功书籍所云的“开天目”，在古代名医扁鹊的故事里就有记载：
“扁鹊者……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欲传与公……饮是以上池之水……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古代名医故事中也有多个提到医术来自神授。
“华先生讳佗，字元化。性好恬淡，喜味方书，多游名山幽洞，往往有所遇。一日，因酒息于公宜山古洞前，忽闻人论疗病之法。先生讶其异，潜逼洞窃听。须臾，有人云：华生在迩，术可付焉。复有一人曰：此生性贪，不悯生灵，安得付也？先生不觉愈骇，跃入洞，见二老人，衣木皮，顶草冠。先生躬趋左右而拜曰：适闻贤者论方术，遂乃忘归。况济人之道，素所好为，所恨者，未遇一法可以施验，徒自不足耳。愿贤者少察愚诚，乞与开悟，终身不负恩。首坐先生云：术亦不惜，恐异日与子为累。若无高下，无贫富，无贵贱，不务财贿，不惮劳苦，矜老恤幼为急，然后可以脱子祸。先生再拜谢曰：贤圣之语，一一不敢忘，俱能从之。二老笑指东洞云：石床上有书一函，子自取之，速出吾居！勿示俗流！宜秘密之。先生时得书，回首已不见老人。先生慑怯离洞，忽然不见，云奔雨泻，石洞摧塌。……先生未六旬，果为魏所戮，老人之言，预有斯验。”（邓处中《中藏经·序》）
结语
不同的古书对于“上工治未病”的解释都不尽相同，《难经》认为看病，是认知病情以后会有所转化，必须早做预防。而《灵枢》对于病，则认知病情之方盛或已衰，最好是未病之前，先预防；否则要在病势尚未起来之时或病势已经渐衰之时立即治疗。《素问》则认知病的发生与道德的衰败有关，与个体的不节制饮食、不节制行为、欲望太多、说谎、说大话等有关。唐朝《千金方》跟《素问》的说法比较类似，认为个性善良自然不生病，连祸乱灾害都难以发生；所以善养性的人就已经在未病之前把病治好了，因此好的医生只是为了救那一时思想行为偏差了的人，对于永不肯改正其思想行为的，那就经常生病了。
古时的好医生需要给病人灌输类似《素问》或《千金方》那样的养生防病的方法，教给病人生活起居与天地的阴阳五行完全配合，要病人的吃喝与睡眠都要有节制与合于恒常的（“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而且要避免风热等天气对人的侵袭，要病人也把自己的生活欲望减低，如此就根本不会生病（“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因此，古时候医生治病跟现在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我们现在的医生也能重视而且学习古代医生的医病方法，让病人从此不再与病魔打交道不是很好吗？
中国早期修道人与中医师的重要参考书籍《黄帝内经》有云：“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是说好医生都是修道的，修道的人都是顺从阴阳而不反阴阳的规律行事，就如同治国明君不逆反天的阴阳道理，他们都有一样的特性，因此好的医生在病人尚未生病之前就已经治好了病，好的治国者于未乱之时就已经把乱平复了。
对于预防疾病，唐朝孙思邈说过：“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大圣之至教。求民之瘼，恤民之隐，贤人之用心。”预防疾病之发生，也就是中医学上所云“上工治未病”的理想，有无可能实现？
理论上可能，但是实质上很难。如何可以达到“上工治未病”？看看古代医生的“知未病”、“治未病”的能耐，也许可以作为以后医师的参照。
人们难以相信自己看不到的疾病
《史记·扁鹊仓公传》记载了扁鹊见齐桓侯的故事。
扁鹊……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后五日，桓侯体病，使人召扁鹊，扁鹊已逃去。桓侯遂死。（《史记·扁鹊仓公传》）
《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中记载了一个东汉名医张仲景预见疾病的故事。
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含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勿服。居三日，仲景见仲宣谓曰：“服汤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信。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序》）
萨斯病（SARS）肆虐极为严重，二零零三年三月至六月达到颠峰期，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台湾、加拿大的多伦多当时都笼罩在发病的危险疫区，实际上，在《黄帝内经》早就有关于“金疫”的说法，“金疫”就是肺的流行病，而且发生“金疫”之前三年（庚辰年，乙庚失守）已有状况发生；之后又有大风沙遮蔽视线（原野昏雾，白埃四起）的先兆的发生，都是匪夷所思的。不但如此，还有，如果早一点发生的话，壬午年（二零零二年）就见到端倪，而稍慢就于癸未年（二零零三年）发生。
要治未病就要知道病和疾病的进程
中医用“望、闻、问、切”的“四诊”之法诊病，用“八纲”的方式判断出病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而“四诊”之上者望诊，次之者闻诊，再次之者问诊与切脉之诊。所以《难经·六十一难》有这种的说法：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望而知之者，望见其五色，以知其病；闻而知之者，闻其五音，以别其病；问而知之者，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切脉而知之者，诊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病在何脏腑也。
中国古代科学建基于阴阳五行学说，认为所有物质与精神的东西都与此学说有关。所以唐朝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的《大医习业》篇云：“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要想做个好的医生，就必须学习古时候的经方，也需要知道命理、卜筮等术，能别具慧眼，才能当个好医生。
《黄帝内经》也记载了“五运六气”的审病治病方法，以五行金、木、水、火、土，又称之为“五运”，配合天气、气象的“风、火、热、湿、燥、寒”六气在一年四季的变化，而能审断这一年可能会有什么疾病发生。前面所举的预见癸未年发生“金疫”，便是运用“五运六气”计算而得。如果能预先知道疾病的发生，就可以对人民发出警讯，避免遭受六气之风寒湿热等侵袭，“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再加上人民的精神与物质生活，都能配合着以简朴的方式进行，就不容易生病了，“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治病与治未病的方法
“八纲”的辩证已经了然，治病就有所本；中医学的治疗方法非常多元，最简单易懂的方法就是“正治”之法；所谓“正治”和另一种叫“从治”的观念，是依据《素问·至真要大论》里“逆者正治，从者反治”治疗的指导方法而来，“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这种“正治”之法，是采用与病情相反之药物治疗；而“以热治热，以寒治寒”之“反治”或又叫“从治”的方法，就是针对病情，采用与病情相同的药物，行“从顺病气而治之”的方法。了解病情的八纲后，就可以制订治病的正治之方了，中医有这八种“汗、吐、下、和、温、清、消、补”治疗的方法，都是根据不同的辩证“八纲”而拟定的。
“正治”也就是用正常的方法治病，而“反治”就是依据特殊病情的反常的方法治病。另外，还有根据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的方法来治病的。
治未病亦是一样，是类似的“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治病方式，如此而已。
诸家对于治未病之看法有不同
大部分中医学者都认为“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的意义所在是预防重于治疗。可每家学说都有些许不同，也许因为医生的医术与医学素养层次不同，而有不同层次的理解吧。
《难经》与《金匮要略》都说，治病的时候，好的医生会知道病情要传到其他的脏腑经络了，就先把那个可能患病的经络脏腑治好，于是病情就不会相传到其他经络脏腑，这着实可以达到一些预防疾病的目的。
“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中工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难经·第七十七难》）
“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金匮·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宇宙中有什么，人体也就有什么。天有风、火、湿、燥、寒五气；地有金、木、水、火、土五行，地上生产的万物包括药物，也都有与五行相对应的酸、苦、甘、辛、咸五味，和寒、热、温、凉、平的五性；人的五志（怒、喜、思、忧、恐）和五脏（肝、心、脾、肺、肾）都是遥相对应的。于是，用药物治疗病的时候，首先就考虑到利用五味与五脏生克或相同、相异的关系。
“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故实脾，则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经曰：‘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金匮·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
针灸的穴道每一个经络都有井、荥、俞、经、合五个俞穴，与五行有关，在用针灸的治疗法时，也会考虑到穴道的五行生克属性与病情的相应关系。如此可以把人体各经络与脏腑的能量变化与天地相应，病就容易痊愈了。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于预防病情上，例如“春取络脉分肉、夏取盛经分腠、秋取经俞、冬取井荥”的预防方法。举冬取井荥为例：
帝曰：冬取井荥，何也？岐伯曰：冬者水始治，肾方闭，阳气衰少，阴气坚盛，巨阳伏沉，阳脉乃去，故取井以下，阴逆取荥以实阳气，故曰“冬取井荥，春不鼽衄”此之谓也。（《素问·水热穴论》）
预知了未来的病情，应当有妥善的治疗之方。服用药物治病或先行给药改善体能与体质固然好，但是没病的为了以后不生病的话，也可以服饵养生。
许多医药典籍中都记载有所谓的“服食法”，就是为了保养人的身体，使之不生病，例如“服地黄方”、“黄精膏方”、“服松脂方”……等多样化的服食方法。在中医药的历史上，有用于各脏腑补养的方剂、天然食物的处方等的制作。例如补脾的“归脾汤”、“四君子汤”，补心的“天王补心汤”，补肾的“六味地黄丸”，双补脾肾的“还少丹”，气血双补的“八珍汤”、“十全大补汤”……等药方，以及前面提到的张仲景为王仲宣处方的“五石汤”，和《黄帝内经·素问》里提到的“汤液醪醴”，都无非是为了补养先天之本的肾，或补养后天之本的脾，或养肝与泻肝之火热，或补心气之虚的，都是期望五脏六腑的功能协调，使得抗病的能力增强，而免于以后的病情发生。许多方剂学书籍里面也记载有不用药物治病的方法，例如清朝汪昂《医方集解》有《勿药元诠》篇，就告诉后人，可以用各种按摩或呼吸调息的方法或修养性情的方式，让人可以免于疾患。
《黄帝内经》认为治病与病情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关系，而且认为气的逆顺与脉的虚实，阴阳五行都与治疗有一定的相关性，掌握了这种治病的方法，就有可能开出治疗之方。开出好的治疗之方与打仗有类似的关系，在病势昌盛、严重的时候不要冲逆着与之相抗衡，而等病势较衰退之时再治，就像打仗的时候不要在其锋头上抗争，才会比较有效果：
气之逆顺者，所以应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也。脉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气之虚实有余不足也。刺之大约者，必明知病之可刺，与其未可刺，与其已不可剌也。
《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陈。刺法曰，无刺隐隐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无刺病与脉相逆者。
上工，刺其未病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与其形之盛者也，与其病之与脉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灵枢·逆顺第五十五》）
好的医生治病，是能够在病情还没有发展到某种状况时，就已经能掌握病情，而且进行早期治疗。例如《素问·刺热篇》的“肝热病者，左颊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是预防病情的发作；而《素问·阴阳应像大论》的“善治者治皮毛”，《素问·八正神明论》的“上工救其萌芽”都是希冀在病情才要发生之前，就已经看出病的后续发展而治好了。可如果一位医生能在病情未发之前的更早期就让人们能注意养生，而使病情根本没有机会发生，那是更高瞻远瞩的医生才做得到的。
《黄帝内经》认为，道德水准的低下是生病的原因。当道德稍衰败后，人就开始生病了，而黄帝之时的人们已经不知道多么糟了，以致于要用毒药与针灸治病了。“汤液醪醴……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也。”（《素问·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不但如此，《黄帝内经》以为，“针石”，也就是治病的方法，不是个普通的事情，它其实跟修道的理有关，一定要精神意志都在道上，病才有可能治好，“针石，道也。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素问·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而《素问·汤液醪醴论》也认为，如果人们的嗜好欲望无穷，就会忧患不止，以致于精气神都弛乱坏去，荣卫之气也就变坏了，那么，就是用大量的毒药治疗病人的内科疾病，再用针灸的处理方式治其外，也难以有功。所以《素问·汤液醪醴论篇》有“今之世不必已”、“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荣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与“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之叹。
《史记·扁鹊仓公传》也说，治病靠的是良医与病人的合作；良医能在早期知道病情的发展，病就可以早些治好了，而病人也可以被救活了，并且提出了有六种人的病难治：
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史记·扁鹊仓公传》）
古时注重医病关系的，都希望病人的心也跟得上治病方式，由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云：“圣人所以药饵者，以救过行之人也，故愚者抱病历年而不修一行，缠屙没齿，终无悔心。”可见一斑。
好的医师，是注重养生之道的，并且要教育病人做一个善良的人，性善就可以免除百病；而养性也就能治了未病，且并不强调病人必须吃药；而一个好医生之所以要病人吃药，是为了暂时挽救那个行为与思想稍有偏差的人，如果这个人改正行为思想方式，就可以不生病了。例如，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里说：
“夫养性者，欲所习以成性，性自为善，不习无不利也。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经也。
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
故养性者，不但饵药飧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
故夫子曰，善摄生者，陆行不遇虎兕，此则道德之祜也，岂假服饵而祈遐年哉。
圣人所以药饵者，以救过行之人也，故愚者抱病历年而不修一行，缠屙没齿终无悔心。此其所以歧和长逝，彭跗永归，良有以也。”（《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上古天真论》。
为什么古代名医能知道未来的病？
作为一个好的医生，学习古时候的经方如《素问》、《甲乙经》、《黄帝针经》、《明堂》、《流注》、《草药对》，以及张仲景、王叔和等人的著作，还需要知道命理学以及卜筮等学问，否则就像没有眼睛还要夜间行路似的，无法成为好医生。除此之外，还得有恻隐之心，把病人当作自己的亲人，当作自己，要非常地关心他们，并且想尽办法来治疗他们的疾病。
“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备急千金要方·大医习业》）
“故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故学习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己了，深自误哉。”（《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
“凡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
现代的气功书籍所云的“开天目”，在古代名医扁鹊的故事里就有记载：
“扁鹊者……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欲传与公……饮是以上池之水……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古代名医故事中也有多个提到医术来自神授。
“华先生讳佗，字元化。性好恬淡，喜味方书，多游名山幽洞，往往有所遇。一日，因酒息于公宜山古洞前，忽闻人论疗病之法。先生讶其异，潜逼洞窃听。须臾，有人云：华生在迩，术可付焉。复有一人曰：此生性贪，不悯生灵，安得付也？先生不觉愈骇，跃入洞，见二老人，衣木皮，顶草冠。先生躬趋左右而拜曰：适闻贤者论方术，遂乃忘归。况济人之道，素所好为，所恨者，未遇一法可以施验，徒自不足耳。愿贤者少察愚诚，乞与开悟，终身不负恩。首坐先生云：术亦不惜，恐异日与子为累。若无高下，无贫富，无贵贱，不务财贿，不惮劳苦，矜老恤幼为急，然后可以脱子祸。先生再拜谢曰：贤圣之语，一一不敢忘，俱能从之。二老笑指东洞云：石床上有书一函，子自取之，速出吾居！勿示俗流！宜秘密之。先生时得书，回首已不见老人。先生慑怯离洞，忽然不见，云奔雨泻，石洞摧塌。……先生未六旬，果为魏所戮，老人之言，预有斯验。”（邓处中《中藏经·序》）
结语
不同的古书对于“上工治未病”的解释都不尽相同，《难经》认为看病，是认知病情以后会有所转化，必须早做预防。而《灵枢》对于病，则认知病情之方盛或已衰，最好是未病之前，先预防；否则要在病势尚未起来之时或病势已经渐衰之时立即治疗。《素问》则认知病的发生与道德的衰败有关，与个体的不节制饮食、不节制行为、欲望太多、说谎、说大话等有关。唐朝《千金方》跟《素问》的说法比较类似，认为个性善良自然不生病，连祸乱灾害都难以发生；所以善养性的人就已经在未病之前把病治好了，因此好的医生只是为了救那一时思想行为偏差了的人，对于永不肯改正其思想行为的，那就经常生病了。
古时的好医生需要给病人灌输类似《素问》或《千金方》那样的养生防病的方法，教给病人生活起居与天地的阴阳五行完全配合，要病人的吃喝与睡眠都要有节制与合于恒常的（“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而且要避免风热等天气对人的侵袭，要病人也把自己的生活欲望减低，如此就根本不会生病（“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因此，古时候医生治病跟现在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我们现在的医生也能重视而且学习古代医生的医病方法，让病人从此不再与病魔打交道不是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