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犬疫苗的利益江湖

在中国，疫苗问题从未像今日这般成为国人之忧—两年之内，四家企业，几十万人份的狂犬疫苗先后因质量问题被召回。当时代周报记者试图抽丝剥茧，探究行业之疣时，却发现，这个十几厘米的小玻璃瓶中，装的不仅是乳白色的狂犬疫苗，更是一个半透明的逐利江湖。从疫苗的生产、流通到监管，利益之手在发力，而它的背后，是安全的隐患。

5月25日，疫苗行业再次“地震”。

湖北省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武生所）紧急决定，召回200905007-3批次的10902人份“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该所研究员徐葛林向时代周报记者证实，“苗子有缺陷，里面残留的细菌肉毒素超出了规定标准”。这是去年以来的第四起狂犬疫苗丑闻。此前，辽宁金港安迪、江苏延申、河北福尔三家企业的18批次54万人份狂犬疫苗因“实际效价”不足而先后被召回。

让人胆战心惊的是，根据中信证券去年的市场调研，自2005年，国家药监局下发327号文件，实施强制性技术升级后，全国的狂犬疫苗生产企业缩减至十三家，而如今，污点企业占去1/4。

问题疫苗的生产者

不管是接二连三曝光的“问题疫苗”，还是以假乱真的“瓶装生理盐水”，已被某些人设计为“逐利工具”。

6月1日，位于常州市中吴大道的江苏延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早已人去楼空，只有传达室里的两名保安反复向时代周报记者澄清，工厂确实处于全面整顿之中，包括甲流疫苗、狂犬疫苗在内的所有延申产品都已停产。

据这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保安回忆，几周前，某国家级媒体驻江苏记者站的记者曾以洽谈狂犬疫苗业务之名，咨询延申客服。不明情况的接线员不仅回答“有货”，还热情地为其转接至销售部。一时间，“问题企业疑似复工”的消息甚嚣尘上。

延申风波起于去年12月，但直至今年3月才引发强烈关注。此时，山西疫苗乱象的“震波”已让疫苗安全成为国人之忧。

5月15日，国家药监局对江苏延申作出行政处罚。公告指出，2008年7—10月间，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存在偷工减料、弄虚作假、逃避监管等违法行为，致使4个批次17.9952万人份的“效价不达标”的产品流向市场。目前，这批“问题疫苗”早已被安徽、贵州、河南等多个省份“消化”，难以追查。

被国家药监局通报的还有河北福尔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去年1月，大连金港安迪公司也被通报“涉嫌故意造假”。而今，名单上又多了一个武生所。

不过，让人费解的是，4家“问题企业”，其实皆为行业龙头企业。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中检所）的数据显示，2007年，金港安迪销售收入1.8亿元，净利润8000万元，同时，有两个疫苗的市场份额位居全国第一。

2008年，江苏延申在全国的狂犬疫苗批签发总量达到2086274人份，位列国内企业第四，并占据了11%的市场份额。2009年，国家药监局仅批复了8家企业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生产资质，“常州明星”江苏延申位居其中，还接到了工信部630万份的订单。

此外，河北福尔2008年也交出了实现产值1.3亿元、上缴税金2671万元的成绩单，并因此获得当地政府一辆帕萨特轿车的奖励，而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下属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今年被评为湖北省创新型企业建设试点单位，享受省科技厅的多项政策优惠。

“优质企业有意制假，是非常少见的。因为一旦发现，就会被吊销疫苗生产资格证。这样的风险成本实在太高。”长期从事药品生产行业的广州迈特华制药有限公司总工李德生如是分析道。

在他看来，更可怕的造假主体是一些不法分子。2006年，黑龙江警方曾破获一起“狂犬疫苗大案”。涉案的吕某用灌装机将生理盐水注入密封瓶，贴上标签制成“真药真品”。每支假疫苗成本仅0.6元，暴利倾销。

对此，李德生有些愤慨：“不管是接二连三曝光的‘问题疫苗’，还是以假乱真的‘瓶装生理盐水’，狂犬疫苗已被某些人设计为‘逐利工具’。”

被操纵的成本

在国内若干家疫苗生产企业中，谁能控制原材料成本，谁就能抢占市场和利润的高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从某个角度说，狂犬疫苗的逐利特性是政策赋予的。

根据国务院规定，我国疫苗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第一类疫苗”，又称为“计划免疫疫苗”；另一种是“第二类疫苗”，即“有价疫苗”。前者属于国家免疫规划，由中央及地方财政采购、分发。而流感疫苗和人用狂犬疫苗属于后者，由各地疾控中心、医院等机构向疫苗生产企业购买，并对自愿注射者收取费用。

从江苏延申的招股说明书上，时代周报记者发现，这是一家以生产“第二类疫苗”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其中，2007年上半年，流感疫苗和人用狂犬疫苗创收4125.75万，占主要收入的93.7%。此外，河北福尔被通报时，狂犬疫苗是在产的唯一品种，而现已倒闭的金港安迪的经营范围亦为以狂犬疫苗为主的“有价疫苗”。

常州市多家医药企业的法律顾问高春芳律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当狂犬疫苗与创收挂钩，控制成本成为企业在同质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的有效手段之一。但现实问题是，降低狂犬疫苗的生产成本并不容易。

从生产过程看，一支狂犬疫苗从原料到成品，至少需经过细胞培养、收获、灭活、纯化、装罐等逾10道工序。而每一环都可能因细菌入侵而被污染，随之，原、副材料报废、流程推倒重来，巨额损失不可避免。

辽宁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医学经理张怡滨对时代周报记者坦言，为了降低“流水线”被污染的风险，企业需要不断引进技术、改良工艺。所以，狂犬疫苗的过半成本用于保证无菌化生产，除非遇上技术革新，否则，很难大幅缩减。

此外，由于疫苗行业的特殊性，国家对其的要求远远高于一般的注射剂、蛋白质剂生产商。目前，一条狂犬疫苗生产线的国家标准是，最低投资不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而且，各企业为了获取狂犬疫苗生产资格，花去的科研经费也是一笔“刚性”大开销。延申在招股说明书上披露的数字就高达2000万。

《中国新闻周刊》援引一位业内人士的话指出，在国内若干家疫苗生产企业中，谁能控制原材料成本，谁就能抢占市场和利润的高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为了占领利益制高点，辽宁金港安迪、江苏延申、河北福尔先后付诸行动。李德生这样解释延申的“造假术”，狂犬疫苗主要由一定数量的狂犬病毒和相关辅剂组成。针对病毒培养环节，国家确立的生产规范，对病毒毒株的投放量设有微控标准，而企业则有更严苛的内控指标。严格意义上，企业必须以后者为投量标准，而延申的投量可能只达到微控量的下限，甚至远低于此数值。

相较之下，金港安迪显得“技高一筹”。正如三聚氰胺可以“提高”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数据，金港安迪违规添加的核酸类物质聚肌胞注射液，能够使“狂犬病毒量不达标”的疫苗瞒天过海，顺利通过中检所的抽样检测，获得投放市场的“准生证”。

时代周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狂犬疫苗的原、副材料成本约占总成本的41.5%，其中，病毒的毒株主要有两种进货渠道，一是购自中检所，比如，江苏延申；二是由国外引进，比如，辽宁成大。前者的行情价早在近十年前就已达到几十万一株，而后者至少贵20%。

“我们的原材料成本本身更高，如果企业同行再偷工减料，一支的投料分两支用，那他们的利润空间就非常大。”张怡滨说道。

反思中的监管者

由于缺乏检测手段，中检所只有能力确认哪支是“灌装生理盐水”，哪支确实含有“狂犬病毒”。至于准确的效价数值，中检所无能力测定。

企业因逐利而造假固然惊人，但更可怕的假设是，监管部门也参与了利益勾兑。

据香港《大公报》4月2日报道，在延申问题疫苗被查的同时，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调研员卫良先被“双规”，继而以“受贿罪”被捕。而该机构承担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指导、监督人用狂犬疫苗等生物制品的批签发。

常州坊间一直认为，卫良下台，与“问题狂犬疫苗”有关。这种猜测源于2009年7月8日，卫良曾公开视察江苏延申甲流疫苗的生产情况。不到半年，延申停产，卫良被捕。时间亦基本吻合。

尽管两者的必然联系无法证实，但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疫苗的监管之网布满了权力寻租的漏洞。

按理，狂犬疫苗安全设有三道防线。首先，企业自身监管，包括流水线监督、检验科把关，以及负责质量的副总在药监局的“探照灯”下，审核生产批和检验批。其次，政府监管，也就是，药监部门的抽检、送检以及中检所的批签发。此外，还有驻厂监督员的全程跟踪。其中，批签发管理是疫苗安全的“生命线”。

根据国家药监局的通告，疫苗在出厂销售前，必须获得批签发的合格证书，而这项工作由中检所负责，北京、吉林、上海、湖北、广东等七个获得授权的地方药品生物制品鉴定所，负责管理辖区内疫苗的现场抽样和部分项目的检验工作。

张怡滨还向记者提供了这样的信息，早些时候，由于缺乏检测手段，中检所只有能力确认哪支是“灌装生理盐水”，哪支确实含有“狂犬病毒”。至于准确的效价数值，中检所无能力测定。此次，延申的狂犬疫苗被查出“效价不足”还得益于武汉生物研究所研制的最新的检测方法。

依照医学学理，“效价”是产品所达到其目的作用的预期效能，也是最能体现疫苗质量的指标之一。而全国唯一具有疫苗质量评估资格的中检所却不具备检测能力，这不禁让高春芳律师等业内人士困惑，究竟是真的检测不出，还是“被”检测不出？

更让高律师质疑的是“驻厂监督员”的作用。为了加强监管，2007年，江苏省药监局就下派监督员进驻延申公司。按照制度设计，监督员就如拿着“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有权监督生产过程，查阅批签发记录，甚至纠正人员培训中的不当之处。

然而，高律师向记者坦言，这项制度本身是个矛盾体。他解释称，如果派外行人，疫苗生产是技术活，他看不懂；派内行人的话，短时间里，他不了解企业的具体情况，等到了解了，他可能已被企业同化，除了增加利益勾兑的可能性，实际的监管效果不得而知。

江苏延申风波之后，“狂犬疫苗”在常州成了敏感话题。当时代周报记者试图与当地卫生局、药监局联系采访时，均遭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