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苏联的王明晚年究竟如何评价毛泽东与文革？

         核心提示：1966年5月，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红卫兵蜂拥而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这股狂潮的冲击下，中国社会陷入空前混乱状态。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反修防修。王明寄居苏联，又是早已定性的“死老虎”，自然成为攻击的目标。

   此时的王明，进入人生暮年。政治上的分歧，历史恩怨的纠葛，亲朋好友的遭遇，国内生活的失常，令其躁动不安。他用独特的视觉评判“文化大革命”，掀起了人生的又一次写作“高峰”。

                      本文摘自：《王明的这一生》，作者：熊廷华，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防治血吸虫病十分重视，1956年成立专门机构，领导全国血防。余江县是血吸虫病重灾区，他们创造新疗法，迅速根除了为害多年的恶疾，创造了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

         7月1日，是党的生日。这一天，毛泽东读到这条消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在苏联的王明看到这条消息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也于7月7日写下了一首七律诗：

人体寄生畜体窝，

中间宿主靠钉螺。

百年为患从无已，

万众蒙殃莫奈何。

既是江山归共党，

岂容水草染沉疴；

政民医护齐斗争，

三载余江奏凯歌。①

            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纪念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和一批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前来北京祝贺。王明在莫斯科郊区别墅，作了一首七律——《建国十年》：

创建新华也十年，

人民干劲直冲天。

誓将弱土变强国，

决把穷乡变乐园。

大计指挥凭共党，

无私援助首苏联。

“帅旗”四面迷途引，

荡产倾家亿众难。

         这首诗，一方面歌颂了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美好家园的雄心壮志，赞扬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国际主义精神；同时也批评了国内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是1957年底开始发动的，1958年全面展开。党力图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一连串接踵而至的胜利，使毛泽东头脑开始发热起来，他相信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短期内实现，于是开始有计划地“向共产主义跃进”。

          一时间，全国各地你追我赶，放“卫星”，造“奇迹”，胃口越来越大。1月说15年超过英国；5月就说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赶上美国；到了9月，毛泽东干脆说5年超过英国，7年超过美国。①

         在王明看来，苏联远比中国发达得多。即使如此，赫鲁晓夫1957年提出的目标是15年赶上美国，基本到达共产主义。尤其是1959年下半年“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错误明显地暴露出来后，王明在诗句中提出尖锐批评，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他对毛泽东大肆诋毁，多少带有情绪化的私愤。

         国庆十周年之际，因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视点不同，中苏双方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严重争吵，根本上恶化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赫鲁晓夫含沙射影地攻击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幼稚，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此后，两国关系每况愈下。1960年，苏联片面撕毁协议，撤走援华专家，中苏关系走到破裂的边缘。1963年，中国陆续发表针对苏共中央的系列论战文章，中苏冲突达到白热化程度。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爆发，两国关系走到十分危险的地步……

         原本亲如兄弟的中苏两党，反目成仇，剑拔弩张，确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可对涉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和彼此对国际问题的不同意见，王明总是以苏联划线，不加分析区别，不管是非对错，都要求别国共产党真诚拥护，同唱一个调子，否则就是“反苏狂”。王明仍然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势，总是跟在苏联后面亦步亦趋，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的最大悲哀。

          “文化大革命”，王明逃过此劫，可在国内的亲人无一例外地受到打击。他强撑病体，对“文化大革命”评头品足，得出的结论似是而非，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1966年5月，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红卫兵蜂拥而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这股狂潮的冲击下，中国社会陷入空前混乱状态。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反修防修。王明寄居苏联，又是早已定性的“死老虎”，自然成为攻击的目标。北京和其他地方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标语：“打倒苏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帮、大叛徒王明！”王明经常被媒体作为批评和攻击的对象，几十万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论集》，编印成册，广为流传。

         王明远在国外，只受到舆论批评，受冲击的程度远不如在国内的“走资派”。不过，他在国内的亲属，无一例外地受到牵连，有的惨遭迫害，甚至折磨至死。

         陈聘之去世后，孟公府2号剩下三位老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总理派人将王明继母黄莲舫送回原籍。金寨县接收黄莲舫后，每月给她13元生活费，并拨给她一间房屋居住。1970年，黄莲舫病逝，县民政局拨款130元，安葬了这位老人。当时，“反动家属”有的被撵到乡下，无人过问；有的被打被抓，关进监狱。黄莲舫这样的结局，实属幸运。

        相比之下，王明的岳父岳母就惨淡得多。黄莲舫离开北京不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将孟公府2号看管起来，派人将王明的手稿和藏书搬走，王明的岳父岳母搬出。1968年，王明岳母病逝，岳父孤身一人，生活艰辛，含冤死去。

         王明的弟弟陈绍炜，在天津惨遭酷刑，险些丧命。王明的妹妹陈映民，这位红军女战士，当年浴血沙场，何等坚强。可她后来谈起“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未曾开口，泪流满面。她丈夫在四川遭受惨无人道的批斗，当场气绝身亡。

         红卫兵同样没有放过王明死去了的父亲，这位曾为党做过有益工作的“亡魂”，也没能躲避过这场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有文章称王明出生“地主家庭”，红卫兵不由分说，冲进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们见到陈聘之的墓碑，很为气愤。在一片“砸烂王明狗父亲”的怒吼声中，这些“革命小将”毫无顾忌，将墓碑砸成三截……

        此时的王明，进入人生暮年。政治上的分歧，历史恩怨的纠葛，亲朋好友的遭遇，国内生活的失常，令其躁动不安。他用独特的视觉评判“文化大革命”，掀起了人生的又一次写作“高峰”。

        王明久居国外，对国内政治运动只能是一知半解。他根据有限的材料，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虽然发现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缺点和错误，但得出的结论往往似是而非，有些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1969年3月，他写出《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给“文化大革命”定性为“武装反革命”。

         197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生100周年，他在苏联出版了《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一书，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反列宁主义的。

          197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他写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两篇文章。

         1974年初，中共“十大”召开后不久，他又写出《“孤僧”的命运和毛的十大》，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带着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

         “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客观上为王明攻击毛泽东创造了条件。在这些文章中，王明极尽恶毒攻击之能事，几乎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充满了奇谈怪论。

          在共产国际和延安时期，王明曾积极评价毛泽东，宣传毛泽东，表示要跟着毛主席的路线走。这时，王明无所顾忌，对毛泽东破口大骂，造谣中伤，大肆诽谤，恣意攻击，仿佛要把心中多年的积怨喷涌而出。他说毛泽东是“极端个人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叛徒”、“敌人”、“当代的秦始皇”、“新暴君、新军阀”……

          对毛泽东思想的评论，王明有以下几个主要观点：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只能是，将来也永远是国际主义的学说。”①

          王明说，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是封建主义，“天子”思想是毛泽东自我中心说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来源。他甚至说毛泽东的诗词渗透着封建君主思想，如《沁园春·雪》，《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些诗词鼓吹神秘论和迷信，如《送瘟神》、《蝶恋花·答李淑一》等。②

         人所共知，毛泽东诗词生动形象，精湛高超，出神入化，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有机结合的艺术典范。读过毛泽东诗词的人，除别有用心者外，恐怕没有人这样评价。当年在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将《沁园春·雪》抄送给友好人士，令其赞不绝口，视为珍品。倒是蒋介石组织一帮文人政客著文攻击，最后不了了之，草草收场。

          王明在《论中国事件》中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历着空前的悲剧，中国革命的成果遭到彻底毁灭的威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彻底崩溃的危险。”“根据无可辩驳的事实，根据我几十年来同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作斗争的切身经验，我首先要说，把中国共产党弄到目前这样的绝壁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是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这是毛泽东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思想和政策的必然结果。”

           当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一腔愤慨，说王明是教条宗派的罪魁祸首。如今，王明有了可乘之机，可谓以牙还牙。

           王明还说，“今天，毛泽东思想以及他本人，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者眼里，已成为灾难和谎言的象征，野蛮和残暴的象征，黑暗势力和反革命势力的象征。”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极为紧张。王明竭力攻击毛泽东，一方面是配合苏联对外宣传的需要，一方面是为了恢复自己“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形象。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曾经犯有错误，认为所谓的错误都是毛泽东强加在他头上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王明也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表面上似乎是一致的，但本质和内涵截然不同。

             王明说，毛泽东依靠受蒙骗的军队和受欺骗的红卫兵，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下搞反共反人民的政变，确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发动政变的是毛泽东本人及其集团，政变的工具是人民解放军。

                一般来说，政变是由少数人秘密策划，依靠少数人的有限力量，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以实现政权或政府更迭。而反革命政变，在中国应该是指一部分人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夺取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为目的。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领导发动的，又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公开发动起来的，当时作为全党全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由此可见，王明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王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看到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遭到迫害，而江青呼风唤雨，政治地位直线上升时，他下结论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了建立“江青王朝”。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确实重用了江青，使她利用自己的威信和错误，干了许多坏事，毛泽东对此是有责任的。当发现江青的“女皇”野心之后，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阻止了她的组阁阴谋，为党和人民粉碎江青集团，埋下了伏笔，只是王明没能看到这一天。

            在王明写的这些文章中，“毛美亲近”，“毛美合作”的字样，随处可见。王明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已感到孤立，等待“美国救援之手”，“同帝国主义合作是毛泽东反革命政变的组成部分”，并以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访华加以说明。

           按照王明的逻辑，只要和苏联站在一起，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事实上，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正确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正是他的一大历史功绩。对于毛泽东的这一英明之举，王明视为大逆不道，再一次证明“左”的思想，深深地根植于他的头脑之中。

          就在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问北京的时候，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九月事件”。被宣扬为对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跟得最紧、学得最好、用得最活的“英明副统帅”林彪，政变未遂，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大草原上。

         国外媒体议论纷纷，认为林彪与毛泽东决裂，与毛美亲近有关。王明根据一些零碎的材料，作出了“毛泽东迫害林彪”的结论。

         王明回顾历史，说林彪在政治和军事上往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不盲目服从毛泽东，但毛泽东又不能不依靠林彪。自从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毛泽东更加积极地利用林彪，大肆宣传自己的思想，而毛泽东控制的宣传机器，不分昼夜地叫嚷“林彪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忠诚的接班人”。

          王明接着分析说，林彪反对“文化大革命”，主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受到“四人帮”的坚决反对。毛泽东口头上抬举林彪，表面上同意让林彪作接班人，实际上是准备条件把权力让给江青。

           王明还说，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未遂政变，制定《571工程纪要》政变计划，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都是伪造。

          林彪与毛泽东决裂，是谁使用了阴谋手段？世人早已共知。王明为林彪辩护，只能说明在反对毛泽东这一点上，俩人各有千秋，殊途同归罢了。

         王明的晚年，大都是在轮椅和病榻上度过的。

          进入20世纪70年代，王明已是病魔缠身，即使躺在病床上，仍然心绪不宁，没有停止“战斗”。他表示，一定要尽一切力量，挤出一点一滴血汗，吐出一丝一毫的肝心，直到一息尚存。

           1972年8月前后，王明心脏病时常发作，有时肝胆肠胃病同时并发，他抱病写下《病豪》一首，自我慰之：

卅载受灾毒未尽，

遍身皆病药难良。

两遗一饭强廉颇，

千荡尤持傲武王。

已见叛徒永遗臭，

弥彰真理更留芳。

还期华夏妖气靖，

年近古稀还故乡。

          不几天，王明又在《生活与生存》中写道：“浑身全被病纠缠，饮食起居样样难。为什么生存要延续？好多事儿未干完，尤其还要参加斗倒毛集团。这对矛盾真可笑，现在解决办不到。凑合凑合活下去，存到几时天知道。”

           王明身体每况愈下，还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1973年7月29日，他写道：“我而今只剩下个有翅难飞的多病之身；但还留有腾空奋斗的战士之心。不过，我只能在好长的时间里，咏出若干首述怀诗句；在好长的岁月里，倾吐出几篇反毛论文。而且这我还只能躺在床上口讲，写和译还要全靠家人。知我者说，我确是在战斗到最后的呼吸。不知我者说，我真是个天下少见的懒人。”

             尽管此时王明力不从心，他还是下定了斗争到底的决心，甚至不斗倒毛泽东，誓不回故乡。

            王明强撑病体，将晚年撰写的几篇文章修改扩充，编辑成册。该书主要围绕“文化大革命”展开，贯穿了中国共产党50年的历史，其间不少个人之见。全书四篇12章29节，近20万字，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

           1974年3月27日，王明编写完此书后的第四天，病死于莫斯科，终年70岁。据孟庆树说，王明曾准备从哲学角度写一本批判毛泽东的书，终未能遂愿。看来，王明是带着深深的遗恨离开这个世界的。①

         王明去世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仍在进行。对于他的死，国内悄无声息，仅《参考消息》上略有见闻。苏联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王明的这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3月28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刊载了王明去世的消息，并开设专栏，配发照片，登载悼念文章。苏共中央《追悼王明同志》一文，称赞王明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中国共产党著名活动家”，“是苏联的老朋友，苏中两国人民友好和合作的积极捍卫者”。②

               苏联《远东问题》杂志刊载长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王明的一生，主要突出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歌颂王明的历史功绩。文章说，王明是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进行英勇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和国民党残酷镇压的条件下，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重大任务；他率先起来批评李立三的冒险主义纲领，表现出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坚强性；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一起根据中国情况发展了列宁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具有重要意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他始终不渝地为马列主义的纯洁性、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在中国革命的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而斗争；他一直是具有原则性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共产党人，杰出的革命家和为争取本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坚决反对者。

         二、赞扬王明和苏联的友好。文章大量引用王明称颂苏联共产党特别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话，说王明始终是苏联人民的真诚朋友，一贯主张中苏两国人民和两国间的密切合作，主张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改善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王明这位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儿子，杰出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铭记在伟大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苏联人民心中。

          三、称赞王明反对毛泽东。文章说，毛泽东是李立三路线形成和实施的积极参与者。王明关于统一战线的文章，对克服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所坚持的扩大内战的“左”倾宗派主义路线，有着极端重要意义。由于王明的威信，很长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王明不得不表示尊重，他千方百计地同王明套近乎，企图把他拉到自己一边。当没有成功时，就采取各种手段打击王明，培植个人崇拜，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在30年代共同制定的总路线进行攻击，并把两者在制定和实施马列主义战略和策略方面的全部功劳据为己有。

           王明去世后，苏联政府将其安葬在“新圣母公墓”。新圣母公墓位于莫斯科西南郊的列宁山下，从1923年起，这里成为名人公墓，安息在此的都是苏联人熟知的面孔，显赫的人物。有文学巨匠果戈里、屠格涅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紧挨着王明墓地的，是苏军元帅里昂诺夫。

          王明的墓碑上用俄文写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家。碑座上的雕像出自苏联一位著名雕刻家之手，其作品还有克里姆林宫墙外墓地的勃列日涅夫雕像。王明去世后，雕塑家先在其脸上用石膏做了一个模子，再参考生前的照片，几经修改而成。①

         1975年，王明的遗著——《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与叛徒毛泽东的行径》，在苏联用中俄两国文字出版。中文版印数极少，俄文版对原书的内容进行了修改。1980年，我国现代史料编刊社，将俄文版翻译成中文，内部出版，改书名为《中共五十年》。

         王明去世后，孟庆树竭尽全力，着手搜集整理《王明诗歌选集》，全书收录王明创作的诗歌399首，1979年莫斯科进步出版社用中俄两种文字同时出版。孟庆树终于了却自己的一桩心愿，1983年9月5日，撒手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