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夕毛泽东的思与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07:17:36
古曰:“诗言志”,作为二十世纪巨人的毛泽东,他所创作的绝大多数诗篇都与他的政治理想和报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66年6月毛泽东写就的七律《有所思》就是这样一首政治诗篇,它真切地透露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复杂运思。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降临北京。月初的第一天,刚刚改组的《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迅速传向全国。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次日又发布北京新市委成立的消息,顿时全国弥漫着一种强烈紧张的气氛。作为政治漩涡中心的北京及几个主要城市的大学则首先陷于动荡之中,继北大的陆平、彭佩云被宣布为“反革命黑帮”之后,众多大学的书记、校长纷纷倒台。为了取代已“烂掉”的各大学党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依照历次政治运动的传统办法,向各大学和文教单位派出暂行党委职能的工作队。在刘少奇看来,这是新一轮的反右运动,只是运动的规模要大大超过1957年。刘少奇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都惦记着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同时,他们也不清楚毛泽东对这场新运动的具体想法。但作为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刘少奇等必须承担起指导运动的责任,刘相信,按照过去的经验,领导这一次运动不应该会有什么大问题。
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对党中央的某些重大决策知之甚少,这是极不寻常的。
事实上,刘少奇长期参与中央决策,可是近年来某些决策似乎又与他无关。半年前的1965年12月上旬,刘少奇忽接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直飞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匆匆赶到上海的刘少奇下榻于锦江宾馆,但毛泽东、林彪均不住此。刘等一脸茫然,对即将召开的会议内容一无所知,竟向贺龙打听,对方回答:你都不知,我怎么会知道。很快,谜底终于揭开,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为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而召开的会议。同样的情况几个月后再次重演。1966年3-4月,正当刘少奇偕夫人出访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国时,毛泽东加紧了对彭真的进攻,待刘少奇返国后于4月20日赶往杭州出席会议时,等待刘的已是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实。进入5月,让刘少奇难堪的事继续发生。远在南方的毛泽东命刘少奇在京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却由康生在会上传达毛的最新指示。刘在这次历时23天的会议上扮演的只是一个会议召集人的角色,对会议的议程、全会通过的文件,无任何置喙的余地。6月1日,又是在刘事先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毛泽东命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由于对许多重大决策并不知情,刘少奇等极为迫切地想了解毛泽东对运动的意见。6月9日,刘、周、邓前往杭州向毛请示。然而,毛说话却模棱两可,让刘等相机行事。刘少奇对毛这番话并不陌生,多年来,经常也是这样。有时,毛会具体指示什么;有时,又显得深藏不露,扑朔迷离,全靠刘自己去领会、揣测。为了确保准确执行毛的指示,刘少奇还是每周向在外地的毛书面汇报工作一次。
1965年国庆节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在外地长达9个月,为毛历次巡视时间最长的一次。在这次南巡期间,毛以杭州为基本居住地,来往于上海、南昌、长沙、武汉之间,所思所行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酝酿文化大革命。直到6月15日,毛才离开杭州,经南昌转往长沙。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在极秘密状态下,住进了韶山的滴水洞,前后待了11天。据跟随毛住进滴水洞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回忆,在这十余天中,毛“任何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毛“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象烦躁不安”。喜欢户外活动的毛这次一反常态,仅让张耀祠等人用轮椅推着离开洞口不过三百米,而毛的习惯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
形迹隐密的毛泽东在滴水洞陷入深深的思考。1966年7月8日,毛在武汉给江青写下那封著名的信,但信的基本内容是在滴水洞完成的。除了这封信外,毛在这段期间有无其他抒发胸臆的文字,外界长期不得而知,直至1996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人们才知道,毛在1966年6月还写有一首《七律·有所思》,也是谈他对文革感受的,只是毛未注明写作此诗的地点。
毛泽东《七律·有所思》全文如下: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细细阅读毛泽东的这首七律,再来看他在1965年后的思与行,大致可以触摸到毛发动文革的初衷。作为一位坚定的革命者,毛终生信奉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斗争哲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为此,不倦地领导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毛执着地相信,惟有不间断地革命和阶级斗争,才能推动中国的进步,并永葆中国革命的青春。然而事与愿违,1959-1961年的的特大经济困难使毛的革命宏愿遭到重创,他个人的领袖威望也因此受到严重损害。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毛已退入“第二线”,毛的同事们虽没有直接批评他,但毛的一套已被他们悄悄地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转换。正是在这时,敏感的毛判定,神州开始“有事”了。在这之后,毛越来越感到,刘等所做的一切背离了他的“路线”,已使革命成了博物馆的陈列。1964年2月,毛对来访的金日成说,在中国各种“搞地下工作”的坏人有1000万人,毛计算了一下:在6亿5000万人口中,这种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个。1965年8月3日,毛又对法国国务部长马尔罗说,“我孤单一人”。毛断定,革命正在衰退。刘少奇等注重常规、秩序的务实做法,与毛永不歇止的革命激情逐渐产生了矛盾,这愈益激起毛的革命危机感,也促使他萌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念头。
对于毛泽东的这套思路,刘少奇其实并不反感。虽然刘倾向于常识理性,但他毕竟追随毛几十年。1963年后,刘支持大搞阶级斗争,毛提出要“洗刷几百万”,刘迅即布署大挖“四不清”(刘此举以后又被毛指责为“形左实右”)。他甚至有破有立,在1964年创造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毛、刘在理念上的分歧其实并不明显。
可是毛为何对刘必欲除之呢?
根本的原因是刘少奇“不听话”,“另搞一套”,触犯了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刘是全党公认的理论家,但他似乎忘了,在中国,唯有毛才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创造者。如果仅仅是工作中犯了“错误”,改了错误,重新跟上毛的步伐,也就可以了。麻烦的是,刘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样,毛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而这才是真正“有事”了。1964年12月,刘和毛就“四清”问题发生争论,刘又在毛讲话时打断他的话头,虽然事后刘向毛作了自我批评,但此事在毛眼里,非同小可,是彼“取而代之”意图之流露也。由于毛就是党和革命的化身,怠慢了毛,与毛发生口角,其实质就是怠慢了革命,这不是什么“尊重”和“不尊重”的问题,用毛的话说,在原则问题,他是不会作出任何让步的。毛将几年来这些分散的现象加以综合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的话在中国已不管用了,刘少奇等要把自己变成“牌坊”。1964年12月26日,毛71岁生日这一天,他难得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下宴席,请中央领导和一些劳模出席,事先他就准备在这个宴会上给刘少奇等一个突然袭击,毛对其女儿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果然在宴会上,毛严厉斥责中央领导同志,让与会者个个如坐针毡。1964年末,毛又当着其他领导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现在毛要“反潮流”,要象孙悟空那样,搅它个“周天寒彻”。
1965年10月,毛离开让他沉闷的北京,前往南方“踏芳枝”,所思所虑皆是“反击修正主义”的大事。1965年10月10日,毛多次放出空气: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在毛的想象世界中,违背他意见的修正主义者,早已盘根错节,非用大力不能摧毁。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只是一个试探气球,不出所料,彭真出面为吴晗讲话。毛不动声色,将其一步步诱入包围圈。1966年2月,在武汉东湖,毛与彭真等谈笑风生,彭真等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将大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但他们完全错了,一个月后,毛在杭州彻底否定《二月提纲》。毛再一次发怒:彭真是一个渺小人物,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他。5月,更挖出“彭罗陆杨定时炸弹”–––––正所谓“青松怒向苍天发”,毛之发怒挟以雷霆万钧之力,催枯拉朽,“修正主义者”、“不听话”者,则“败叶纷随碧水驰”。(1967年2月3日,毛在北京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好几年前,我就提出要洗刷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话嘛”,“《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
依毛泽东的逻辑,“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他也一再告诫人民:“敌人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反动派,敌人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除了地富反坏右,如今又增添了一个新品种:“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只是要让这些老百姓眼中的大人物束手就擒,还需要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对于这些,毛从来是高度自信的。不久前,毛在《七律·洪都》中自嘲“鬓雪飞来成废料”,那是揶揄,也是对将其视为“牌坊”的刘等的一种愤怒。毛不仅精神旺健,身体也极为健康。他象战争年代指挥军事作战那样,精心擘划每一个战术计划。正是在南方,他指示加强军队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保卫工作。1966年初,江青组织召开军队文艺座谈会,用迂回的方式向中央一线领导发起进攻。毛让江青去找林彪,随后又三次修改座谈会纪要,并在座谈会纪要上亲笔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的标题,林彪则将这份文件报给刘少奇等,经刘的手以中共中央的文件发向全党。刘少奇知道,在林彪的背后是何许人也,除了奉命唯谨,别无任何其它选择。毛一举打倒彭真后,刘迅速跟上,也对彭真进行批评。在4至5月召开的几个高层会议上,刘说,彭真一贯反对他。毛对刘的服从并不意外,甚至无动于衷,他还要继续向刘显示自己的最高权威。毛尤其要让刘知道,惟有毛个人才拥有对军队的绝对控制。
1966年春,也是在南方,毛命令增调若干军队加强北京外围的防卫,林彪在“5·18讲话”中直言不讳,对此加以点明。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在部署批判《海瑞罢官》时,却不让刘少奇等与闻,此中玄机,耐人寻味。
1966年5月,“彭罗陆杨”倒台后,广大高级干部群情惶惶,在惊吓之余同时又缓了一口气,他们为党中央挖出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感到庆幸,却再也不敢往下想。进入6月,各省纷纷揭露出“三家村”一类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文化、教育厅长,匡亚明、李达等都是在这期间被所在的江苏、湖北省委“挖”出来的。然而毛却渴望壮烈,为自己的下一步目标而思虑和振奋。
下一步的目标是谁呢?或曰:反修防修,深挖修根,只是毛从不喜欢无的放矢,反修防修须有目标,无此具体目标,一切大嗡大轰皆流于形式,现在毛到了下最后决心的关键时刻:是否赶刘少奇下台?
1970年,毛对斯诺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但这是事后所言,无从证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毛在这个问题上思路变化的过程。事实是,1965年1月,在刘少奇向毛检讨后,毛似乎宽谅了刘,尽管可以看到的线索是毛在为倒刘做精心的准备。可是毛的思路又是何等的复杂多变,在做出决定后,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毛的一贯风格,这也是为何毛会独自一人长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毛泽东的隐蔽的世界,他的同志们很难猜度,只有极个别的人才多少有些领悟,但他们都不愿也不敢在这微妙敏感的时刻去影响他的决定。毛的那些高级同事们虽然知道一年来毛对刘少奇的不满,然而十余年前高岗反刘的下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谨言慎行,谁也不愿涉足两个主席间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读书杂记中告诫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康生在这类问题上也是“九段高手”,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毕恭毕敬,六十年代初,还主动请缨,要为刘编《选集》,即使在他个人大出风头的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也顾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颂毛的同时,也不忘检讨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反对刘少奇的错误。长期在中枢行走的陈伯达,一直在两个主席间走钢丝,生怕稍有闪失,就会坠入万丈深渊。确实,扳倒刘少奇,将是中国政坛上的一场8级大地震,毕竟从1945年中共七大始,刘就一直是党的第二号人物。可能刘也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知道毛对自己有不少意见,但他显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质。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王光美作为工作队员,进驻清华大学。用毛的话说,敌人已为自己掘了坟墓。
从6月20日后,7月13日、19日、22日围绕派工作组的问题,中央上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笑脸相迎的康生、陈伯达,在会议上突然与刘发生了顶撞,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况。很可能,此时的康生、陈伯达知道了毛已下定决心。一年后的1967年5月,林彪在陪同毛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插话说:现在没有犯错误的同志,都是事先经主席交过底的。
毛泽东为自己下一步的设计而振奋,打倒彭罗陆杨,这不算什么,在这之前,不是也打倒了彭黄张周?即使在苏联、东欧国家,这也属平常现象。1957年,赫鲁晓夫不也搞出个“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中国要使世界震惊的何止是揪出几个人,而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创建共产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和新文化,这是何等令人血脉贲胀,这才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毛已清晰看到不久的将来,“一声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毛泽东在南方6月的潇潇雨中,想得很深很远,他坚信,他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因为毛是在与人类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点––––“私”作斗争,说到底,刘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围下,一些共产党人对发展生产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发扬革命精神的兴趣,而在发展生产的背后,则是与资产阶级精神相通约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适,追求物质,追求享受。毛就是要和这种“退化”作斗争,他相信,“公字当头”的新社会是可以设计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当然,这场革命最后能否胜利,现在还难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将来的革命是否也将取得胜利,现在更不知道,然而这一切阻挡不住毛的不容拂逆的意志,那些顾虑暂且放在一边,也许几百年后,人们会认为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可笑的,但那是以后的事,眼下要考虑的是具体问题,即,这场革命将以何种方式来展开?
不久,毛泽东找到了领导革命的具体形式,这就是在党的垂直机器之外,通过重组党的宣传媒介,再建立一个领袖与人民直接对话的新渠道。在这个新形式中,将实现领袖与人民的直接交流,而毛将以人民的化身来指导革命。毛将暂时把党机器搁置一边,在他的眼中,党组织已被以刘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牢牢控制,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把毛的一切设计加以过滤和改造,使之适合于他们的需要。毛已不愿意再做“牌坊”,他要重新回到中央领导的第一线,他所掌握的力量将是刘等永远无法掌握的,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集合名词“人民”。当然,毛内心十分清楚,人民是不会自发产生正确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才能给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代表人民在思索。
毛在6月思索的果实很快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现了出来。1966年7月16日,一声惊雷震惊中国和全世界,73岁高龄的毛在武汉横渡长江,突然在人民中现身,在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与人民已水乳交融,毛终于实现了领导这场革命的具体形式。
几个月后,他说,通过三件事,吹响了文革的号角:批准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8月1日写给红卫兵的一封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毛在6月的思考终于点燃起冲天的文革烈焰。
作者:高华 点击次数:1656
出处:《小百合BBS》 上传日期:20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