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史上最大拐卖儿童案宣判 揭秘拐卖团伙的利益链 - 八闽大地 - 中金在线

闽史上最大拐卖儿童案宣判 揭秘拐卖团伙的利益链2010年09月28日 08:18　海峡都市报　 　　
闽史上最大拐卖儿童案昨在安溪一审宣判，一年拐46名男婴，13人获刑

　　13名案犯，在短短两年的时间，疯狂拐卖儿童多达46名。
　　昨日，这起新中国以来福建最大的拐卖儿童案，在泉州安溪县一审宣判，其中，被告人李地基、吴随清被判处死刑；吴秋月、谢旦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他9人也分别领刑15年到1年不等。吴秋月是公安部督办的A级通缉犯，她和吴随清还是一对姐妹。短短两年时间里贩卖婴儿多达46名，其中两人因病死亡，这个疯狂团伙的背后，有怎样的严密分工和利益链？长达104页的判决书，揭露了这个团伙的内幕。
宣判： 13人被控3罪名2首犯获死刑

　　2009年2月22日，安溪交警大队交警巡逻时，意外发现3辆前后车牌用布蒙盖的面包车，上前盘查后抓获犯罪嫌疑人李地基。随后的4个多月里，警方根据李地基的供认，顺藤摸瓜揪出这起跨省拐卖儿童案的另10名嫌疑犯。由于案情重大，此案随即被公安部列为督办案件，其中，多方牵线并贩卖13名男婴的吴秋月成为公安部A级通缉犯。2009年12月22日，吴秋月在山洞躲藏8个多月后，被百余民警搜山抓获。至此，这起特大拐卖案的13名嫌疑犯全部落网。在此过程中，被解救的婴幼儿也从20多名逐步上升为46名。今年5月，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但当未庭宣判。昨日下午4时40分许，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安溪县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一审判决书长达104页，卷宗有厚厚的10多本。一审判决如下：
　　被告人李地基、吴随清2人被判处死刑；
　　吴秋月、谢旦2人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吴秋月的丈夫郑万年以“窝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王朝阳因收买被拐卖儿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其余被告人均因“拐卖儿童罪”获刑，视犯罪情节轻重，刑期从2年到15年不等。
　　昨日接受宣判的13名嫌犯，除王伦凤为四川人外，大多为安溪剑斗等地的农民，且年岁多偏大。六女七男中，除郑万年犯窝藏罪，王朝阳犯收买被拐卖儿童罪外，其他11人均以“拐卖儿童罪”获刑，其中李地基、吴随清因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一审判处死刑；另两名被列为首要被告的嫌犯被判处死缓，其中包括曾被公安部列为A级通缉犯的吴秋月。
揭秘拐卖团伙的利益链

　　在这起特大拐卖儿童案件中，拐卖团伙分工明确、利益链条分明，有跟外省人贩子联系的接头人、有跟买方接触的介绍人，还有人专门为团伙成员提供食宿等帮助，不同分工从中获利程度也各不相同；而收买婴儿的买方，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是通过村里熟人或亲戚介绍联系上中间人，有的是意外得到贩卖者的联系方式，还有的看到同村有人收买婴儿，便也萌发此意，但买主大多住在安溪、永春的农村一带，家中无子，想买儿防老。在这个庞大的拐卖男婴团伙中，56岁的安溪金谷镇农民李地基，是一个“核心人物”，也是中间联络人。一年多来，他负责从广西、四川、云南等地“上线”手中接取被卖婴儿，再通过发展下线介绍人，将这些孩子贩卖到安溪、永春等地。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从李地基手中经手买卖的男婴达23名。
　　在此之前，李地基是一名面包车司机，经常往返于安溪县城几个车站，载客或者拉货，赚点运费。据他供称，在与客人的闲聊中他获知拐卖儿童是一个很好赚的“行当”，便萌生了干这行的想法，最终一步步走上犯罪的道路。而包括公安部A级通缉犯吴秋月等在内，其余被判犯有“拐卖儿童罪”的10名嫌犯，多为李地基的下线。每回外地贩卖婴儿的人把小孩带来了，又或者得知乡里乡亲、熟人有想要买小孩的想法，这些线人就在中间奔走，跟“老板”联系抱小孩，再把小孩介绍到买主手里。交易一个小孩，牵线人可从中获取介绍费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吴秋月的丈夫郑万年，可能到现在也想不通自己怎么也上了公堂。妻子外逃后潜回老家躲在附近山上，他给她送米、盐等生活用品，最终跟妻子一样上了法庭。一审认定，由于郑万年早就知道妻子是公安部的通缉犯，却仍为她躲藏提供便利，最终构成窝藏罪，并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另外，55岁的剑斗农民王朝阳，收买被拐男婴，后又阻碍警方解救，终以“收买被拐卖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考虑其认罪态度良好，缓期两年执行。
李地基：两次回望旁听独子

　　李地基是本案主犯，半个多小时的宣判过程中，其他嫌犯多是低头不语，但戴着一副棕黄边框眼镜的他却一直把脸高高仰起。除了几次提到跟自己有关的事实时叹气外，他脸上几乎没有什么表情。但在宣读判决时，李地基几次回头望向旁听席，似乎在寻找家属。当记者询问有无家人前来听审时，李地基很平静地指给记者看，“那个穿蓝色衣服的是我儿子”。李地基唯一的儿子坐在旁听席后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李地基的儿子打算替父亲上诉。他说，自己在几个月前的庭审时才见过父亲。“因为家庭的事情，我和他吵架了，两三年都没有来往了。”他说，他一直在厦门工作，直到那一次听说父亲出事了才看到父亲，“又几个月不见，这一次就被判了死刑，我心里觉得无法接受。”他眼圈有点发红。“你们家会穷吗？为什么要赚这个钱？”记者问。他说，家里有房子，父亲早年做药材生意，后来开面包车做运输，家里并不穷，而父亲为什么做这个，他一直想不通，他觉得父亲很固执。

　　陈莲花：被判15年当庭晕倒

　　庭审现场，一直低着头的陈莲花，听到法官宣判自己被判15年有期徒刑时，当场晕厥在地。今年71岁的陈莲花的母亲洪某站立不稳，用手不停抹去眼中的泪花。走出宣判庭，老泪纵横的洪某，在陈莲花的丈夫黄某搀扶下，坐到法庭台阶上，两人抱头痛哭。洪某说，她连日来身体不适，得了肾病，昨日还在打点滴，闻知女儿要被判刑，拔掉针头硬是从医院赶了过来，“15年，太长了，我女儿只是做媒婆，求求你们记者好好跟法官说说。”此时，陈莲花的两个女儿，以及妹妹先后赶来，因伤心过度无法接受记者采访，含着眼泪匆匆离去。
吴秋月：夫妻均获刑 留下四儿女

　　昨日宣判中，吴秋月被判死刑，缓刑两年，她的丈夫因犯包庇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吴的大儿子、四个女儿都赶了过来，其中，大女儿和三女儿在旁听席上，听到父母亲被判结果后，两人顿时捂着哭泣的脸，快速来到法庭外放声大哭。吴的大儿子，一旁抽着闷烟，眼露悲伤。“被判死刑，缓刑两年，父亲也被判了，不知是怎么回事？”吴的大女儿说，希望记者以后如果见到她母亲及父亲，能转达她的想法，就是父母亲在服刑期间，一定要好好表现，争取减刑。

　　王朝阳：唯一没戴手铐者，悔恨交加

　　今年55岁的王朝阳，是本案唯一一个买儿子被判刑的，也是唯一一个没有戴手铐听判决的人。他原本是安溪剑斗的一个茶农，个头很小，看上去老实巴交。由于长时间阻碍公安机关对被拐卖儿童的解救，他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朝阳谈及当时阻碍一事很后悔，不时用手扶头，低头摇头感叹。王本有个23岁的儿子，还有一个已出嫁的女儿，年过半百的他，得知村里有人花钱收养男婴，他也萌生了再养一儿子的念头，在他看来，儿子越多越好。
　　2008年7月份，通过拐卖者，王花了3万多元买了个男婴，事后当公安机关来解救时，王一直不配合，“怪自己没文化啊，当时以为这样一闹，政府会以为我爱子心切，放过我一马，没想到，这原来是犯了法”。
姐死刑妹死缓　老姐妹为何沦落

　　
吴随清两姐姐在宣判现场低下头(右二，右三)

　　就在12年前，一起震惊全省的特大拐卖妇女案，就发生在安溪县龙涓乡——一个以李氏三兄弟为首的50人的拐卖妇女犯罪集团，4年间，拐卖妇女、儿童73起112人，奸淫被拐卖妇女13名，致使5人自杀，其中2人死亡。当年，省高院判处李氏三兄弟等7名主犯死刑，并执行枪决；另有两名罪犯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41名罪犯分别被判处一年零六个月至十五年的有期徒刑。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为何此次拐卖46名儿童，同样大部分来自安溪的案犯，还敢铤而走险？昨日，记者走访此案中被判死刑和死缓的一对姐妹的家，了解这对姐妹鲜为人知的一面。 妹妹吴秋月经常与丈夫吵架

　　昨日，记者走访了吴随清和吴秋月的家。吴随清被抓后，供出了自己的妹妹吴秋月。吴秋月嫁到剑斗镇潮碧村，吴随清嫁到该村桥兜的另外一个角落，两姐妹家的距离不到2公里。吴秋月的老公郑万年的家是一栋三层楼，没有外装修。记者到他家时，家中只有一个小男孩，没有大人。郑万年的二儿子住在这里，但一早就上山喷药去了，二媳妇也带着孙女回白濑乡娘家了。
　　郑万年家后面的一栋房子，是他大哥的。大哥的儿子郑先生说，他们之前并不知道婶婶是拐卖婴儿的，只知道他们夫妻的感情不好，经常打架吵架，结婚没多久，一个拿菜刀，一个拿锄头就要对干起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知婶婶不爱劳动，喜欢到处去玩，有时候去镇上就是好几天，回来村里，也就像留宿一样，住一晚就走，农活一般是叔叔在忙。对于昨日叔叔婶婶被审判的事情，他们一家均表示不知情。
　　说到叔叔的二儿子，“本来叔叔打算在去年年底为堂弟办喜酒，可酒席还没办，夫妻俩都被抓了”，郑先生说，堂弟小时候患有小儿麻痹症，长大后做事说话都很慢。所以，自打叔叔婶婶被抓后，堂弟的日子就不好过，种茶叶也种不好，连采茶一天70元的小工钱，都是借来的。那栋3层的楼房，还是郑万年三个女儿未出嫁时打工赚钱盖起来的。
　　而叔叔郑万年在村民中的口碑还是不错的，他和别人都合得来。

　　姐姐吴随清丈夫早逝只有过节才回家

　　吴随清的家是一栋4层楼房。昨日，记者来到她家时，家门紧锁，空无一人，她的大儿子到山上忙茶活。附近邻居介绍，吴随清嫁到潮碧村桥兜后，生下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丈夫去世了。邻居们对她知之甚少，只知一遇大节日她才回来，“平时我们也很少串门，路上见到，她还是很有礼貌地跟我们点点头，打打招呼。”邻居们称，吴随清与吴秋月这对姐妹虽是他们村里人，但大家都不知道她们干什么，被公安机关抓获后，才知道她们是在做拐卖婴儿的事。 【专家分析】案犯把拐卖当“生意” 逐渐淡化犯罪色彩

　　在这些案犯中，李地基最初只是送茶的司机，吴秋月等人也只是卖茶女，看上去都是普通的农民，他们为何冒着如此巨大的风险走上犯罪之路？此案中，吴秋月的姐姐、丈夫也一同涉案，为何此类犯罪会呈现出家庭化的特点？对此，泉州市公安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犯罪心理学专家陈本兰分析了两点原因。首先，这些案犯在经济上并不宽裕，他们把贩卖妇女儿童当成一种“生意”，在心理上不断淡化这种行为的犯罪色彩，事实上是在暴利的诱惑下，把犯罪的风险抛到脑后。　其次，这些案犯往往对违法犯罪的后果估计不足，在社会转型期，社会上一些人通过违法的方式获利，甚至发了大财，目睹这些情况，也容易让这些案犯产生侥幸心理，觉得别人可以自己应该也能侥幸逃脱。正是因为他们把拐卖妇女儿童这种违法行为当作一种“生意”，那么，肥水不流外人田，有了这样的“好事”，当然优先介绍自己的家人参与。
【动态】公安部通缉十名重大拐卖犯罪在逃人员
　　昨日，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公开通缉第三批10名重大拐卖儿童、妇女犯罪在逃人员，分别是：余昌海、王细灵、陈莲香(女)、陈小东(女)、安金良、赵超超、熊建桥、刘秀清(女)、彭家宝、化明。
　　公安部曾于2009年4月29日、6月4日分两批公开通缉20名重大拐卖儿童、妇女犯罪在逃人员，截至目前已抓获19名。公安机关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有关线索，同时检举、揭发拐卖儿童、妇女等违法犯罪活动。发现有关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报警电话。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缉捕有功的单位或个人，每抓获一名将给予人民币5万元奖励。
　　【专访】公安部打拐办：重点是清除买方市场
　　“现在全国还处于拐卖犯罪的高发期，而福建是重要的拐入地之一。”昨日，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从去年4月以来，全国公安机关部署开展打击拐卖儿童妇女的专项行动，已取得成效，然而，由于问题已久，一年下来，大部分被拐卖孩子还无法走上回家之路。
　　陈士渠认为，我国的拐卖犯罪主要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拐卖犯罪活动整体处于高发多发阶段，有的拐卖犯罪团伙已经发展成为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集团。二是犯罪手段不断升级，犯罪职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三是社会危害日益严重，特别是儿童被拐、被盗抢后，家人痛苦不堪。然而，由于此前相关法律和案件管辖等方面不够完善，处罚力度偏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今年3月颁布《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加大打击力度，依法惩治拐卖犯罪。陈士渠强调，在严厉打击前提下，清除买方市场是釜底抽薪。他透露，目前国家多个部委已就此开会磋商，尤其在社保等方面加强建设，以解决问题。　□新闻链接

　　多部门联合发布新法规力助打拐
　　2010年3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出卖亲生子女，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1)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手段，生育后即出卖子女的；(2)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目的，或者根本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为收取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3)为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4)其他足以反映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利目的的“送养”行为的。
　　对于明知是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而收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论处；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1)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后，违背被收买妇女的意愿，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2)阻碍对被收买妇女、儿童进行解救的；(3)非法剥夺、限制被收买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情节严重，或者对被收买妇女、儿童有强奸、伤害、侮辱、虐待等行为的；(4)所收买的妇女、儿童被解救后又再次收买，或者收买多名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5)组织、诱骗、强迫被收买的妇女、儿童从事乞讨、苦役，或者盗窃、传销、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的；(6)造成被收买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以及其他严重后果的；(7)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对此，华侨大学法学院老师吴情树分析说，《意见》是将此前散在《刑法》等条款中涉及拐卖的条款的整合，其中还新增若干条，如对于收买者新增的第6条，其中体现出，一旦出现被收买者过失死亡，也会论罪。该意见从刑事诉讼中的管辖、立案、证据到刑法中的定性、认定和刑罚适用都做了较为明确、详细的规定，有望加大打击拐卖力度。　44名孩子 仍与亲父母两不知

　　


　　随着案件的告破，46名被拐男婴的家，在警方眼中越来越近，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地区。可令人深感揪心的是，当人们真正走入当地时却发现，在这些竟然是专以生子、卖子为营生的落后村落里，辨识孩子们的亲生父母，如谜一样难解。　昨日，参与破获“2009·２·22”安溪特大拐卖男婴案的原安溪县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李东强，为记者还原了警方从去年起，历时近1年，先后辗转四川、云南和福建等3省11个县(市)，行程7.6万公里，抓捕13名犯罪嫌疑人，及解救男婴并寻找其亲生父母的辗转历程。目前，除了2名夭折的婴儿外，其他44名孩子，仍与亲生父母两不知。如今，他们还暂时寄养在养父母家中。他们的养父母给安溪县公安局签了一份保证书，保证要好好地抚养这些孩子。　【寻亲之路】
　　不需翻看任何案卷，李东强就能清楚地记起破获这起特大拐卖男婴案的每个细节。特别是前往四川、云南，寻找李地基上线尤朝香(另案处理)的历程，更让办案人员刻骨铭心。他们发现，孩子们的家，位于云南省与四川省交界处，地属四川凉山州的同一个县，竟然是一个以卖孩子为营生的落后地区。

　　颠簸十几个小时寻找“四川婆”

　　“6个多小时过去，到达西昌已是下午。尤朝香的老家云南省巧家县，距离西昌还有290多公里。坐上了西昌警方的车，3个多小时后，到达了巧家县。可是，要到尤朝香的家东坪村，还有100多公里的路程。”警方在办案中获悉，李地基买来的孩子，都出自一个叫“四川婆”的女人之手。但李地基并不知道“四川婆”的真实姓名和年龄，只提供了她的一个手机号码。利用技术手段，办案人员查到了这个手机号码的归属地在四川省凉山州，机主叫尤朝香，云南省巧家县人。
　　去年4月底，办案人员乘飞机前往四川成都，在事先与成都警方联系后，买到了成都往西昌市的火车票。6个多小时过去，到达西昌已是下午。尤朝香的老家云南省巧家县，距离西昌还有290多公里。坐上西昌警方的车，3个多小时后，到达了巧家县。可是，要到尤朝香的家东坪村，还有100多公里的路程。在这十几个小时的旅途中，办案人员的晚餐就是泡面。李东强说，到东坪村的山路常人无法想象，坐在车里时，几乎没有平稳的时候。翻山越岭，一路询问过去，直到找到了尤朝香的老家，一打听，才发现尤朝香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老家了。可是，她的手机号码却频繁在凉山州一带活动，民警又一次返回了凉山州。　蹲守5天开门人竟是嫌犯
　　“正当民警排查到7楼时，此时，开门的女子又一次出现了。”在凉山州呆了四五天，以暂住人口为线索去寻找，摸了二三十个小区，办案人员几乎敲遍了凉山州所有暂住人口的房门。5月7日那天，办案人员来到一个小区，在按了小区楼栋的门铃后，刚好有一个女子要出门，顺便帮办案人员开了门。女子见生人来，又返回了楼栋。正当民警排查到7楼时，此时，开门的女子又一次出现了。警方核对了该女子的身份，确认她就是尤朝香。后经当地警方核实，尤朝香与其2岁多的女儿染上了艾滋病，女儿生命垂危，每天必须靠药物治疗。而尤朝香的老公也因吸毒染上艾滋病，已被强制戒毒。据尤朝香交代，这些孩子均来自同一个县的一些村落，都是由他们的亲生父母卖出的。因染上艾滋病，尤朝香被四川警方另案处理。 村庄贫困竟以卖孩子为生
　　“当地人的人年均收入仅1000多元，而卖一个孩子5000元，相当于5年的收入。”据当地警方介绍，远在四川边境，属四川凉山州下属的一些县，落后贫穷，风气不大好，人们不爱劳动，主要以贩卖毒品和卖孩子为生。特别是当地人生孩子、卖孩子的风气，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气候，卖孩子成了当地人最大的经济来源。由于经济落后，当地人的人年均收入仅1000多元，而卖一个孩子5000元，相当于5年的收入。这笔可观的资金，导致越来越多的当地人生孩子然后贩卖孩子。而尤朝香，她以8000元的价格，从介绍人手中购买了婴儿。由此，介绍人从中赚取了3000元的介绍费。尤朝香再以22000不等的价格，将孩子卖给李地基。在本案中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的王伦凤，则扮演了一个保姆的角色。她负责从尤朝香手中，接送孩子到福建，由此得到2000~3000元的保姆费。据了解，尤朝香只是李地基的上线，在四川，她也仅是一个上线的中间介绍人。所以，对追查孩子的亲生父母，由此又断了线。
【抓捕撷英】

　　乔装打扮作茶商揪出“永春乌石女”
　　在李地基口中的“永春乌石女”，是一审被判处死刑的吴随清。在李地基落网后不久，她也随即人间蒸发，换了手机号码，民警们无从下手。仅凭李地基提供的原来使用过的手机号码，办案人员查到了这个号码与安溪、永春两地均有联系，永春的联系比安溪频繁。在联系人中，办案人员锁定了永春县玉斗镇玉斗村的康某生，并了解到康某生有个妻子是从安溪嫁过来的，即吴随清。康某生家有一片茶园，时值春茶上市，为避免打草惊蛇，办案人员化装成茶商，来到永春县玉斗镇玉斗村康某生家中。办案民警假意与康某生谈茶叶价格，耐心等待吴随清归来，随即将吴随清捉拿归案。

　　柴刀开路搜深山翻出“剑斗彩霞”
　　去年2月22日从李地基车上逃跑的女人，是吴秋月，也是李地基所说的“剑斗彩霞”。7月份后，吴秋月回到自己老公郑万年家。郑万年是当地的护林员，对山上的地形很熟悉。侦查员发现，郑万年经常在傍晚提着一个袋子，往山上走去；直到有一天，郑万年往山上去后，连续两个晚上没有回来过夜，侦查员判断吴秋月应是被藏匿在深山中了。去年12月23日早上8时许，侦查组下令100多名搜寻人员，每4人一组，用柴刀砍出路来，艰难搜山，从早上8点到傍晚5点，终于在一处杂草掩盖的洞穴处，抓获了吴秋月、郑万年夫妻。 　“没有儿子就会被人抽脊梁骨”

　　
为了“续香火”而买来的孙子病逝了，王礼谊的母亲至今还十分难过
　　本案中，44名被拐男婴分别被卖到泉州市区、石狮、安溪、永春等地，其中安溪、永春的偏远山村占据一大半。昨日，记者深入数个买婴家庭获悉，这些买婴者大多抱着同一个目的——买个儿子，老了才有依靠。这些原本生活已经很不景气的农村家庭，却还深受着“有儿才能延续香火”传统观念的影响，他们不惜砸锅卖铁，为的就是能有个儿子养老，能在村人面前挺起腰杆来。安溪当地有句俗话，是这个传统思想观念的直白体现：“没有儿子，就会被人抽脊梁骨”(备注：意指这个人没有儿子，就无法站着面对他人，脊梁骨像是被人抽掉一样)。 【样本1】

　　生了两个女儿 借4万再买一男婴
　　39岁的王国防，家住安溪县剑斗镇圳下村。昨天，记者来到他家时，王国防却已在湖北照顾生病的岳父，3岁大的养子和妻子也一同前往。王国防的大哥王礼普，也参与了当年的买婴活动，对于事情的经过他是非常熟悉。王礼普说，弟弟王国防在4个兄弟中排行老三，目前所住的土墙老厝已有40多年的历史了，墙上布满了一条条大裂缝。因为父亲过早去世，又遇家境贫寒，王国防到了30多岁还未结婚，这在农村是个备受人议论的话题。几年前，经人介绍，王国防和湖北一女子结婚，妻子给他生下两个女儿，如今大女儿上小学四年级，二女儿上幼儿园，但是妻子产下这两个女儿之后，身体虚脱不已，无法再生育。没有儿子，在农村人看来，是会被人指指点点“抽脊梁骨的”。
　　“有个儿子当然好。他现在还年轻，可以做工，老了没有儿子，指望谁来养他？”王礼普说，当时王家都想为王国防收养个儿子，2008年3月份，得知有人要卖小孩，他连忙打电话给在江西做矿工的王国防。第二天，王国防匆忙向工友借了4万多元，连夜赶回老家，当天就买回一个男婴。随后，王国防兴奋地抱着买来的男婴返回江西打工。“三弟辛辛苦苦，一个月才赚两千来块，那借来的4万多块，够盖得起一座漂亮的房子，但是为了以后老了能有个依靠，现在住破房子还是值得。”

　　【样本2】
　　连娶两个老婆跑了 买男婴传宗接代
　　在安溪县剑斗镇圳下村一处破旧的院落里，一位七旬的阿婆正弯腰捡拾地瓜叶，她就是其中一位买婴人王礼谊的母亲。记者提起“婴儿”两字时，老人一下子变得很激动，眼里满是泪花，拉着记者的手说：“那个婴儿已经没了……”　　王礼谊不在家，他母亲说他外出打工了，今年42岁的王礼谊，曾娶了两个外省的老婆，都跑掉了。第一个娶来没几天，就跑了；第二个娶来9个多月，后来也跑了。王礼谊的弟弟王礼串说，四哥的这两个老婆都没有生孩子，所以他们才去买那个孩子的。35岁的王礼串，至今也还未婚，他说，四哥王礼谊到处找亲戚朋友借钱，好不容易才买回了一个男婴，可过了几天，家人发现这个孩子的脸色很白很青，而且一直拉肚子。一家人着急了，把孩子抱到镇上的医院，镇上不敢收，让他们送去县城的铭选医院。后来检查发现，这个婴儿有心脏病，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婴儿就不治身亡了。婴儿的去世对王礼谊打击很大，那段日子，他足不出户，也很憔悴，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王礼谊的母亲打开一个房间的门，拿出了一个空的奶粉罐，她说，这就是当时买给婴儿吃的奶粉。老人的身后躲着个4岁的小女孩，不管问她什么，她都不说话，甚至哇哇大哭起来，老人说她不会说话，见了生人就害怕，她是王礼谊的第二个老婆捡回来的，都是老人一人在照顾她。 　【样本3】
　　向往“多儿多福” 阻碍解救被判刑
　　今年55岁的王朝阳，是本案唯一一个买儿子被判刑的，也是唯一一个没有戴手铐听判决的人。他原本是安溪剑斗一个茶农，个头很小，看上去老实巴交。由于长时间阻碍公安机关对被拐卖儿童的解救，昨日，他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朝阳对当时阻碍一事很是后悔，不时用手扶头，低头摇头感叹。王朝阳本来有个23岁的儿子，还有一个已出嫁的女儿，年过半百的他，得知村里有人花钱收养男婴，也萌生了再养一个儿子的念头，在他看来，儿子越多越好。2008年7月份，通过拐卖者，王朝阳花了三万多元买了个男婴，事后当公安机关解救时，王朝阳一直不配合，“怪自己没文化啊，当时以为这样一闹，政府会以为我爱子心切，放我一马，没想到，这原来是犯了法。”

　　□背景新闻
　　泉州今年以来打掉19个拐卖团伙解救140人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在闽南到底有多大的买方市场？这已经无法统计，但仅今年以来，泉州警方打掉的拐卖团伙就有19个之多。记者昨日从泉州市公安局获悉，今年以来，泉州警方重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已累计立案216起、破案163起，打掉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团伙19个，成功解救被拐儿童109个、妇女31个。目前，在公安部建立的DNA信息数据库中，泉州警方已累计为3854名疑似被拐儿童、125名丢失孩子的父母采集了血样。 　“养儿防老”背后的保障缺失
　　他们中不少人家徒四壁，却宁愿将两三代人辛苦攒下的钱或四处举债，去买一个男婴来“防老”。今年以来，泉州破获163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成功解救被拐儿童109个，而其中不少“买家”，都是经济窘困的农村家庭。泉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林纯凯说，泉州虽然经济较为发达，但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的思想仍根深蒂固，越是靠近山区、条件不好的地方，受这种观念影响往往就越大。因此，泉州的一些地方已经形成了婴幼儿，尤其是男婴、男孩的“买方市场”，在今年泉州破获的拐卖儿童案件中，绝大多数都是外地的孩子被贩卖到泉州。
　　原本质朴的农村，为何成为买卖儿童的重灾区？在“养儿防老”的纯朴愿望下，是否还存在着制度上的缺失？在农村养老和收养体制上是否还有待完善的地方？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昨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强调，在严厉打击前提下，清除买方市场才是釜底抽薪。他透露，目前国家多个部委已就此开会磋商，尤其在社保等方面加强建设，以解决问题。
【病变习俗】
　　“易儿”传统让拐卖见怪不怪
　　拐卖儿童，一向被媒体称为“阳光下的罪恶”。但记者深入调查发现，在闽南，买卖儿童，原本一直很“阳光”。至今，从被一审判处死刑的李地基，到收养孩子的家属，甚至大量村民在接受采访时都说，这都只是他们民间自我调剂模式的“升级”版而已。公安部的调查认为，有的农村地区“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儿女双全”等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使其不顾法律的约束，一意孤行地非法收买儿童，事实上形成了买方市场。而记者调查发现，在闽南一些农村，不仅有着很深的“养儿防老”意识，还有由来已久的“换儿”模式。在安溪剑斗镇圳下村，很多人都知道这里的孩子买卖。不过，村民们对这种行为也是违法感到无法理解。一位村民说，早些年他们村里就盛行“以儿易儿”。“比如，你家生了很多男孩，父母想要个女孩，而另一家恰好相反，这样双方家长就会互换孩子；如果有家庭认为自己孩子多、多病或者不好带，也会选择送人，这再正常不过。”村民老王说，这种民间的调剂，有时会用一头猪或者几只鸡鸭来换一个孩子，双方都乐意，也没听说过会产生什么问题，“这在我们几个村和临近的几个县都有”。
　　在安溪县城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公务员说，他爷爷生了六七个儿子，自己的姑姑就是跟别人换来的，“这很正常，现在都有人问我，有没有孩子可以换、可以买”。这一模式的演变也使拐卖儿童行为变得顺理成章。厦门大学社会学教授张友琴说，一个是“换儿”或“以物易儿”，一个则是为了利益将人变成商品，从中渔利，并形成团伙性组织，形成利益链，这已经区别于早期的自我调剂模式，质变为违法犯罪。
【学者会诊】
　　互助传统消逝加剧养老危机感
　　在采访中，有村民甚至自己住在危房，也要把辛辛苦苦积攒下的几万元钱去买儿子，他的理由很简单：我修了房子没有儿子，20年后，我住在老掉的房子里，谁来照顾我？但买儿是否真能防老，到底怎么才能真正解决这些村民善良的愿景？
　　“买儿子防老，这只是一种期望。”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冯刚说，在广大农村，由于养老保险薄弱，农民收入很低，缺乏积蓄，一些村民将儿子作为最后的保险。而随着未来10多年中国老龄化加剧，养老确实成为广大村民们心头所急，这是“买儿”一个现实出发点。而此前，中国传媒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马皑则说，过去农村是熟人社会，氏族宗族互助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能给孤寡老人提供生活帮助，但现在这一观念逐渐淡化，个人意识加强，原先的互助机制不复存在。　对此，冯刚也认为，几十年的市场经济使得个人自主性加大，农村社会关系单薄，传统社会原本的集体养老已很难发生作用，这使得新的养老模式势在必行。

　　现行收养制度穷人要不到孩子
　　记者调查买婴家庭发现，相当部分尽管家庭贫困，但对于孩子还是倾其所有，一位买孩子的村民说，他花了4万多元买回的孩子怎么可能不好好照顾？而且他买孩子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要好好地培养他，将来才可能给自己养老。但问题是，为何不能通过正常的收养手段，而是通过民间的地下买卖呢？
　　1991年12月通过、1998年11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对收养制度做了法律上的规范。该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严禁买卖儿童或者借收养名义买卖儿童。冯刚教授认为，目前国内的《收养法》对收养人条件要求严苛、收养程序繁琐、收养过程费时费力等不便因素，导致国内收养困难。一定程度上说，这使得一些确实想要收养的人，转向通过民间儿童非法买卖。
　　在这次案件中涉及的这些买孩子的村民，有着各种收养的困境，比如自己未婚等，但更重要的是家庭收入无法达到条件。冯刚说，在西方，由于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公民收养儿童十分顺畅，很少发生拐卖儿童案件；而中国，穷人想收养孩子，却遭遇经济“门槛”，这使得穷人收养实际上无路可走。
健全社保是釜底抽薪之计
　　“健全社保机制，这是根本的解决途径，也是对拐卖儿童行为的釜底抽薪。”冯刚教授说，这其实有成熟的模式可以学习。他说，在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危机时，发达国家却将福利健全做得很好，比如在日本，大部分的社会财富都给了60岁以上的老人，政府的养老支出堪比军费，而由于实行年薪制，居民本身收入和积蓄颇丰，这种由个人积蓄加上国家支付的养老方式，使得居民没有那么多现实的顾虑。冯刚认为，如果政府出资解决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等村民们老了也可以安度晚年，这种“买儿防老”的冲动才会消除。此外，他认为现有的收养制度也需改革，解决长期以来积累的问题。
　　“买儿防老，还不如自己赚钱。”张友琴教授也说，买儿防老只是村民一种原始的冲动，养老完全不必通过买儿子来实现，在厦门，更健全的社会保障会驱除无儿村民的买儿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