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苏轼元祐三年科场舞弊辨伪（二） - 古代文学 - 易写网——全国最大的免费论文资源库。硕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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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元祐三年科场舞弊辨伪(二)2009-10-27 09:38:16 来源: 作者: 【大 中 小】 浏览:24次 评论:0条 其一，北宋有严格的锁院制度。宋代自立国之初，即开始有意制定规范控制知贡举官的权力。首先是分割知贡举官的事权。一变唐代政府知贡举官多由礼部侍郎担任的作法，知贡举官成为皇帝临时任命的一种差遣。开宝八年(975)二月起，又增设权同知举官若干人，使其互相牵制。其次就是建立锁院制度，加强对知贡举官的监督。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四载，淳化三年(992)正月起，规定知贡举官奉到简任诏命必须立即赴贡院，以避请求，谓之“锁院”。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十一月十二日又诏：“自今知贡举及发解试官更不得乞上殿呈题目，并令门辞，差官伴入院锁宿。”大中祥符七年(1014)八月二十三日诏：“今后所差 考试 发解并知举官等，宜令于阎门候敕，出召到昼时，令阎门祗候引伴，指定去处锁宿，更不得与臣僚相见言话，如违，仰引伴使或阎门弹奏，并当重行朝典。”由此可见，北宋之时，知贡举官在得到诏令、受令及入院锁宿等各个时间环节上，都有朝廷派人监督。苏轼作为知举官，也不可避免地在各个时间环节上受到监督。大中祥符七年知贡举王曾受审查一案，颇见北宋政府对知贡举防范之密与监督之严。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九之一八载：“先是，王曾等授敕知贡举，与李维偶语于长春殿阎子，至审刑院伺侯鞍马，迟留久之。押伴阎门祗候曹仪虑其请嘱，因以上言。即令曾、惟演 分析 ，与李维词同，特放曾等。”知贡举一旦受敕之后，不仅有专人押伴，且不得与人私语，不得迟留。如此对知贡举进行防范，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机密，禁止“请嘱”。对当事人——知贡举来说，知法犯法，故意泄露朝廷机密，更是为法所不容。真宗朝以后，科场条例与防弊措施日渐严密。凡斯种种，苏轼作为朝廷的参政要员，对此不可能不知，作为知贡举的他，纵爱其门生心切，也不可能不对朝廷法令有所顾忌。因此，从制度这个层面来说，所谓“将锁院，坡缄封一简，令叔党持与方叔”这一事情是绝难发生的。
其二，苏轼在元祐初年屡次因考试 问题 受到政敌的攻击。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载，元祐元年(1086)十二月，左司谏朱光庭论学士院考试不识大体，伏望“正考试官之罪”，矛头直指进题者苏轼，后经殿中侍御史吕陶疏救，苏轼才免受中伤。元祐二年(1087)十二月，监察御史杨康国、赵挺之先后论苏轼试廖正一策题，认为苏轼所出馆阁策题，“公然欺罔二圣之聪明而无所畏惮，考其用心，罪不可赦”。元祐三年正月十九日，苏轼入贡院之前二日，侍御史王觌又以去年苏轼所试馆职策题借古讽今为由，认为苏轼不宜留在朝廷。是年二月初二日，在苏轼锁院期间，监察御史赵挺之再次发难，以风闻“外议以为苏轼主文意在矫革，若见引用《新义》决欲黜落”为由，“请礼部贡院将举人引用新经与注疏文理通行考校”。
从上述史料可知，苏轼在元祐三年正月二十一日领贡举事并入试院之前，因学十院试馆职撰策题而屡受政敌的攻扦。即或人贡院之后，仍有政敌如赵挺之等“因浮议以献言，用情诬实”。故其知贡举时之举止言谈必然会谨小而慎微，以免政敌再次有可乘之机。从现存的元祐三年省试策题来看，其中所提问题皆颇为温和，即为苏轼小事履行知贡举事的有力内证。从苏轼知贡举前后如履薄冰之心理状态，不难逆推，所谓“将锁院，坡缄封一简，令叔党持与方叔”也是绝难发生的。故清人王文诰在《苏文忠公诗编年集成总案》卷三○中说：“公屡奏未了榜时，党人先有失士之论。盖自知举命下，董敦逸已论奏必不当，其余造作不一，而流传小说，多有章援、章持窃得李廌策题之说。此不足道也。”附带说明一下，据《隐居通议》等书的记载，宋代州试的命题由主试官与监试官、同院考试官共同商定。由此推断，宋代省试试题同样由知贡举与同院考试官参详而定，未必是一人独断而成。因此，即使苏轼事先透题给其门生李廌，师生共同作弊也未必一定能成功。
南宋 理学 家魏了翁《跋苏文忠墨迹》云：“欧阳公之司贡也，疑苏公为曾南丰，置之第二，然南丰时在得中，公初不知也。及苏公司贡，则不惟其门人，虽故人之子，亦例在所遗。观其与李方叔诗及今蒲氏所藏之帖，若将愧之者。然终不以一时之愧，易万世之所甚愧。此先生行己之大方也。使士大夫常怀欧公之疑而负苏公之愧，古道其庶几乎!”魏了翁之论，是否针对因李廌落第而产生的不根之言而发，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议论至少可以启示我们两点：
其一，从考官的角度来看，元祐三年省试中李廌及不少苏轼故人的落第，正是苏轼“无情如造化”之笔，秉公而断之结果。苏轼赠李廌诗所谓“一时之愧”应当理解成苏轼对门生科场失利的惋惜之情，而不能理解成“伯乐不识千里马”的羞愧之意。因此，所谓“过眼终迷日五色”是一种谦词，也是一种托词。黄庭坚元祐三年省试锁院时曾对东坡的文章鉴别力下过一赞语，谓“其他在间伎俩，诸君或胜东坡，至于评论文章，东坡鼻端一嗅，可定优劣”。此语传出后，“诸生皆以为然”。黄 庭坚与东坡的对话提示我们，李廌省试落第，并非东坡不识真文章，而是其本身的程文未有特别的过人之处。
其二，从考生的角度来看，李廌之省试科文，可能并未达到“斯文如女有正色”的境界。宋人极重文章有老成之境，元祐三年省试中之李廌，尚未及而立之年，行文好为奇丽之言，然积学不厚，尚未至老成之境。故其科文未入东坡法眼，似亦不为过。李廌之《兵鉴》，向为后人所重视。四库馆臣认为“议论奇伟，尤多可取，固与局促辕下者异焉!”然苏轼在元祐初年给李廌的信中却说：“至若前所示《兵鉴》，则读之终篇，莫知所谓，意者足下未甚有得于中而张其外者，不然，则老病昏惑，不识其趣也。以此，私意犹冀足下积学不倦，落其华而成其实。”苏轼为翰林期间，尝在信中评李廌所献之文曰：“极为奇丽，但过相粉饰，深非所望，殆是益其病尔”。尺牍之言，乃作者真实情感之流露，故苏轼这两则议论说明青年时的李庸，其文章尚欠火候。有鉴于此，清代学者王文诰论断说：今“录公原书，观书(笔者按，指苏轼《与李方叔书》，载《苏轼文集》卷四九)中意，方叔之文似未到岸，即(轼)再知举，未见其必售也”。王文诰之言，并非仅为骇世之言。
自熙丰改制之后，宋代科举考试之 内容 亦为之大变，由诗赋取士一变为论策取士。“诗赋可以观辞艺，策论可以见才识。”从苏轼对青年时期的李扁的评介来看，其积学尚不深厚，故发而为文，“未甚有得于中而张其外者”，有“过相粉饰”之病。也就是说，此时之李扇，若考诗赋，则可见其辞艺奇丽之处，若考策论，则显其才识不足之病。不幸的是，元祐三年进士科考试之内容，依然一仍熙丰之旧，正是以经义与策论取士。李廌之“数奇”，或在此乎?
李庸省试时之策题程文，今虽不能窥其全豹。但因李氏在《师友谈记》中之回忆，幸有片言存焉。是书《范太史言人君之政令非天之时气》条载：“太史公(指范禹)讲月令……廌在元韦占三年省试，策问有魏相时令者，廌之所对，大略与太史公之说同。但其卒曰：‘王者应天以实不以文，故人和而天地之和应之，不必法其繁文末节，但时和岁丰，家给人足，则便为太平之实。若求夫芝草生、凤凰至等瑞，皆汉代君臣不务本，而区区尚其虚文也。汉之好复古者，无右王莽，而刘歆又以儒术缘饰之，奏祥瑞、作颂声者甚众，有益于治，有救其乱乎。’词多不能详，姑记其大概，昔既不效，何必道乎!”李氏特意摘出策文之结论与精彩部分。但私意以为，即或由此衡文，李氏之程文，尚不能与“笔势翩翩”名实相符。即或“奇丽”二字，似亦不能当之。显然，“论”之文体限制了他才情的发挥。《师友谈记》作于元祐八年(1093)，李腐在回忆五年前省试策题时，以“昔既不效，何必道乎”两句作为自己下第原因的 总结 ，不知是出自真心否?
其二，苏轼在元祐初年屡次因考试 问题 受到政敌的攻击。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载，元祐元年(1086)十二月，左司谏朱光庭论学士院考试不识大体，伏望“正考试官之罪”，矛头直指进题者苏轼，后经殿中侍御史吕陶疏救，苏轼才免受中伤。元祐二年(1087)十二月，监察御史杨康国、赵挺之先后论苏轼试廖正一策题，认为苏轼所出馆阁策题，“公然欺罔二圣之聪明而无所畏惮，考其用心，罪不可赦”。元祐三年正月十九日，苏轼入贡院之前二日，侍御史王觌又以去年苏轼所试馆职策题借古讽今为由，认为苏轼不宜留在朝廷。是年二月初二日，在苏轼锁院期间，监察御史赵挺之再次发难，以风闻“外议以为苏轼主文意在矫革，若见引用《新义》决欲黜落”为由，“请礼部贡院将举人引用新经与注疏文理通行考校”。
从上述史料可知，苏轼在元祐三年正月二十一日领贡举事并入试院之前，因学十院试馆职撰策题而屡受政敌的攻扦。即或人贡院之后，仍有政敌如赵挺之等“因浮议以献言，用情诬实”。故其知贡举时之举止言谈必然会谨小而慎微，以免政敌再次有可乘之机。从现存的元祐三年省试策题来看，其中所提问题皆颇为温和，即为苏轼小事履行知贡举事的有力内证。从苏轼知贡举前后如履薄冰之心理状态，不难逆推，所谓“将锁院，坡缄封一简，令叔党持与方叔”也是绝难发生的。故清人王文诰在《苏文忠公诗编年集成总案》卷三○中说：“公屡奏未了榜时，党人先有失士之论。盖自知举命下，董敦逸已论奏必不当，其余造作不一，而流传小说，多有章援、章持窃得李廌策题之说。此不足道也。”附带说明一下，据《隐居通议》等书的记载，宋代州试的命题由主试官与监试官、同院考试官共同商定。由此推断，宋代省试试题同样由知贡举与同院考试官参详而定，未必是一人独断而成。因此，即使苏轼事先透题给其门生李廌，师生共同作弊也未必一定能成功。
南宋 理学 家魏了翁《跋苏文忠墨迹》云：“欧阳公之司贡也，疑苏公为曾南丰，置之第二，然南丰时在得中，公初不知也。及苏公司贡，则不惟其门人，虽故人之子，亦例在所遗。观其与李方叔诗及今蒲氏所藏之帖，若将愧之者。然终不以一时之愧，易万世之所甚愧。此先生行己之大方也。使士大夫常怀欧公之疑而负苏公之愧，古道其庶几乎!”魏了翁之论，是否针对因李廌落第而产生的不根之言而发，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议论至少可以启示我们两点：
其一，从考官的角度来看，元祐三年省试中李廌及不少苏轼故人的落第，正是苏轼“无情如造化”之笔，秉公而断之结果。苏轼赠李廌诗所谓“一时之愧”应当理解成苏轼对门生科场失利的惋惜之情，而不能理解成“伯乐不识千里马”的羞愧之意。因此，所谓“过眼终迷日五色”是一种谦词，也是一种托词。黄庭坚元祐三年省试锁院时曾对东坡的文章鉴别力下过一赞语，谓“其他在间伎俩，诸君或胜东坡，至于评论文章，东坡鼻端一嗅，可定优劣”。此语传出后，“诸生皆以为然”。黄 庭坚与东坡的对话提示我们，李廌省试落第，并非东坡不识真文章，而是其本身的程文未有特别的过人之处。
其二，从考生的角度来看，李廌之省试科文，可能并未达到“斯文如女有正色”的境界。宋人极重文章有老成之境，元祐三年省试中之李廌，尚未及而立之年，行文好为奇丽之言，然积学不厚，尚未至老成之境。故其科文未入东坡法眼，似亦不为过。李廌之《兵鉴》，向为后人所重视。四库馆臣认为“议论奇伟，尤多可取，固与局促辕下者异焉!”然苏轼在元祐初年给李廌的信中却说：“至若前所示《兵鉴》，则读之终篇，莫知所谓，意者足下未甚有得于中而张其外者，不然，则老病昏惑，不识其趣也。以此，私意犹冀足下积学不倦，落其华而成其实。”苏轼为翰林期间，尝在信中评李廌所献之文曰：“极为奇丽，但过相粉饰，深非所望，殆是益其病尔”。尺牍之言，乃作者真实情感之流露，故苏轼这两则议论说明青年时的李庸，其文章尚欠火候。有鉴于此，清代学者王文诰论断说：今“录公原书，观书(笔者按，指苏轼《与李方叔书》，载《苏轼文集》卷四九)中意，方叔之文似未到岸，即(轼)再知举，未见其必售也”。王文诰之言，并非仅为骇世之言。
自熙丰改制之后，宋代科举考试之 内容 亦为之大变，由诗赋取士一变为论策取士。“诗赋可以观辞艺，策论可以见才识。”从苏轼对青年时期的李扁的评介来看，其积学尚不深厚，故发而为文，“未甚有得于中而张其外者”，有“过相粉饰”之病。也就是说，此时之李扇，若考诗赋，则可见其辞艺奇丽之处，若考策论，则显其才识不足之病。不幸的是，元祐三年进士科考试之内容，依然一仍熙丰之旧，正是以经义与策论取士。李廌之“数奇”，或在此乎?
李庸省试时之策题程文，今虽不能窥其全豹。但因李氏在《师友谈记》中之回忆，幸有片言存焉。是书《范太史言人君之政令非天之时气》条载：“太史公(指范禹)讲月令……廌在元韦占三年省试，策问有魏相时令者，廌之所对，大略与太史公之说同。但其卒曰：‘王者应天以实不以文，故人和而天地之和应之，不必法其繁文末节，但时和岁丰，家给人足，则便为太平之实。若求夫芝草生、凤凰至等瑞，皆汉代君臣不务本，而区区尚其虚文也。汉之好复古者，无右王莽，而刘歆又以儒术缘饰之，奏祥瑞、作颂声者甚众，有益于治，有救其乱乎。’词多不能详，姑记其大概，昔既不效，何必道乎!”李氏特意摘出策文之结论与精彩部分。但私意以为，即或由此衡文，李氏之程文，尚不能与“笔势翩翩”名实相符。即或“奇丽”二字，似亦不能当之。显然，“论”之文体限制了他才情的发挥。《师友谈记》作于元祐八年(1093)，李腐在回忆五年前省试策题时，以“昔既不效，何必道乎”两句作为自己下第原因的 总结 ，不知是出自真心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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