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足的千年政治导向

文/刘正山
当女人足之大小不仅取决于男人的好恶，甚至攸关文化兴衰和国家命运，缠足与放足就不再是一项个人权利。
在现代人看来，中国古代妇女缠足是个“历史之谜”，至今仍难理解。缠足，何时产生？何以流传千年？
主流观点把缠足看作一种病态或变态行为，认为缠足折射出的是一种“变态的文化现象，畸形的审美观念，畸形的心理”，甚至相当长时期里的古代社会也因此而被认为是一个“变态的社会”。
然而，让我迷惑不解的是：缠足成为一种通行的社会习俗有千余年历史，小脚在那个时代是一种美的体现，缠足是实现这种美的手段，都是不争的事实。在千余年的时间里，一个民族中的多数男子都喜欢小足，多数女子都缠足，是否可以简单地说他们是病态呢？很显然，一个民族集体“患病”千年，是说不通的。
收益与风险的博弈
司马迁的《史记》称：“临淄女子，弹弦，跕缠”。其中跕缠可能指缠足，或许仅限于少数风月场所中的女性所特有。唐朝白居易的诗中有一句“小头鞋履窄衣裳”，可能描写的是缠足女性。杜牧诗中 “细尺裁量约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则刻画妇女用布带缠足的情况。但是，五代以前，缠足并不流行。湖南马王堆古墓出土的汉代妇女是天足，五代时，韩熙载《夜宴图》中的侍女也都是天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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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足 回复：宋代妇女生活
陈存仁在〈女性酷刑缠足考〉中，认为缠足可能始于秦代，因为汉代司马迁史记：“临淄女子，弹弦，跕缠”。其中跕缠可能指缠足，或许仅限于少数风月场所中的女性所特有情况。唐朝白居易的诗中有一句“小头鞋履窄衣裳”，可能是他目睹缠足女性。杜牧“细尺裁量约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则刻画妇女用布带缠足的情况。
五代南唐李后主的宫嫔窅娘缠足，屈上作新月状，创意造奇，渐增形式之美，由五代至宋熙宁元丰之前，缠足妇女仍少，以后才多了起来。
苏子瞻《菩萨蛮咏足词》是专门为咏缠足而作：
涂香莫惜连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
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
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
纤妙说应难，需从掌上看。
宋代的缠足妇女仍是少数，可能是以红伶与妓女为主，因为缠脚之后，行路不稳，如风吹摆柳，媚态横生，风情万千，比较能够吸引男性的注意。
【参考资料】
陈存仁，〈女性酷刑缠足考〉
陳存仁（1908年─1990年），原名承沅，江蘇省上海老城廂人。
出生於家道中落的綢緞商人之家，八歲喪父，畢業於上海中醫專門學校，拜國學大師姚公鶴、章太炎、名中醫丁甘仁、丁仲英父子為師，在山東路設診行醫，擅長內科、婦科及針灸科，並創辦《康健報》。1929年3月17日主持在上海總商會大廳召開全國中醫中藥業反對廢除中醫的大會，被選為赴南京請願團五人代表之一，最後由陳果夫兄弟轉呈蔣介石。1935年，主編二百三十万字的《中國藥學大辭典》，又編《皇漢醫學叢書》數十冊，系收錄日本漢醫書籍，分類編集。陳存仁研究廣泛，曾在〈女性酷刑纏足考〉中，以為纏足可能始於秦代，因為漢代司馬遷《史記》：「臨淄女子，彈弦，跕纏」。著作等身，有《中國醫學史圖鑑》、《傷寒手冊》、《食物療病方》、《胃病驗方》、《小儿百病驗方》、《抗戰時代生活史》、陳存仁遺稿《銀元時代生活史》（《傳記文學》雜誌連載）代表。1947年當選第一屆中華民國國民大會代表。他於1964年由南韓駐香港總領事推薦，南韓慶熙大學授予作者名譽博士銜，以表彰其對漢醫學的傑出貢獻。於1970年被法國美食協會授予「美食家」稱號。於1980年榮獲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名譽博士銜。最後於1990年，因突發心臟病，於美國洛杉磯寓所去世。
《史记》载：“临淄女子，弹弦，跕缠”。所谓的“跕缠”，今人推敲，大约该是缠足了。不过，通常地认为，这样一个陋习，在五代的末期就形成了。本是破落官宦人家的女孩儿邀宠的法子，不知怎么地，仿佛于一夜间就红遍了大江南北。再后来，连这般残酷的桎梏，竟然还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歪理邪说”。比如，“尖、瘦、弯、小、正、软、香”，所谓“七字诀”，把半边天们的足下风采，生生分出三六九等来。
缠足，本不是我华夏的古风。无论起于秦汉，亦或者始于后主，它在我们的历史上，铭刻下的痛苦实是鲜血淋漓。想像一下：才几岁的小女孩，便要用长5尺宽2寸的布条，死死地裹住双脚；足背和四趾下屈，压至足心，小女孩痛得汗如雨下，直到鲜血淋漓；动手者，每缠一层，还要加一些唾沫以便防滑收紧，不管如何哀哀痛哭，毫无怜惜之情，还说是什么“娇女不娇足”。夜间，疼痛得无法入睡的小女孩们常常偷着起来，松一松裹布，以求一丝舒服；倒是大人们更加地勤快，也时时起身，把女儿们的裹布紧上几圈。如此反复，惨不忍睹…………
不过，幸而不是所有的人，都喜好这样残忍且变态的枷锁，并奉之为美。打从缠足诞生的那一天，抨击的声音，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哪怕是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时代。宋代人车若水在《脚气集》中就大骂了一通：“自幼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来，不使何用？”看来好同志还是有的。就连那个不济事儿的满清王朝，还在顺治年间道颁个法令，说是什么“凡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后来还着重强调一下“抗旨缠足者，其父或夫杖八十，逐三千里”。据说康熙老爷子也专门为这等事情下过旨；不过，有道是法不责众，最后反缠足的法令似乎都不了了之了。由此看来，对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思想政治教育，确实有必要从娃娃抓起，而且要年年抓、天天抓、时时刻刻抓，不然哪天缠足之类的“遗风”又打着“复古”的伟大旗帜卷土重来，指不定下一个轮着谁遭罪。
要说风水轮流转呢，估计是一部分男人和大部分女人的忍耐都憋到了极限，对缠足这等烂事儿的愤怒，终于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被引爆了。率先发难的是我们的康有为同志，写了个《请禁妇女裹足折》，往皇帝那儿送去了；打出来的由头是仿效欧美女性装束。且不说照搬照抄西方模式的思路是不是对头，唯一的好处是有了个好的开始，于是，成功便有了一半。1898 年盛夏，光绪帝布下圣旨：“令各省督抚，饬地方官劝诱士庶，光绪十五年所生女子至今十岁者，无得裹足”，并且这次连慈禧太后也难得地和光绪找到了某种共同语言。直到1904年，“中国十八省总督皆有戒缠足之示，所缺者惟浙闽与陕甘而已”。平时总说，封建上层是保守的、反动的，云云。这次倒是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里那句大名鼎鼎的矛盾具有特殊性。反而是上层最早开始解除缠足的痛苦；配合上官方的宣传机器，才使得大家伙对长久以来某种特殊的爱好态度有所改变。
日月星辰，历史的车轮滚滚。很快，走了皇帝，来了总统，青天白日遍地红赶跑了龙旗，我们的台历上也开始写“民国元年”了。辛亥起义成功后的的第9 天，湖北军政府通告全国：“照得缠足恶习，有碍女界卫生。躯体受损尤大，关系种族匪轻。现值民国成立，理宜百度维新。男子一律剪发，女子亦宜振兴。况为国民之母，岂可玩忽因循。特此示令放足，其各毋违凛遵。”反缠足的运动，红火的时候，也不是没闹出过上纲上线的事情来：孙中山先生就称，缠足“恶习流传，历千百岁，害家凶国，莫此为甚”；到民国21年，洋人在河北农村拍妇女缠足照片，当地驻军上报中央，说是“该外人未经我政府批准，复不明了我整个国情，割取前清时代所遗留之片断恶俗，遽尔作恶意宣传，更属不当。且攸关国体…………”，连蒋介石都大为光火，亲自下令：“未经当地政府允许，一概不准外人拍照。并呈准国府，交由文官处通令全国各省市政府一体查办”。这场和缠足之间没完没了的拉锯，就是抗日战争炮火连天的时候，都没有停顿下来，1944年，内政部再次颁布《查禁民间不良习俗办法》，禁止缠足还是主要条款。
直到1949年，共和国的旗帜飘扬在北京上空，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震撼着华夏大地，缠足也还没有完全禁绝。有些边远地方的女孩子们，缠足延续到大炼钢铁的年代，才彻底解放。
为此，她们专门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名词——“解放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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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足得以流行，南唐皇帝李煜的“推广”功不可没。《道山新闻》记载说:“后主宫嫔窅娘，纤细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
上有所好，下必仿之。通过缠足，窅娘的体态更加轻盈，如弱柳扶风，备受皇帝赞赏与宠幸。为了争宠，后妃们竞相模仿，缠足便在皇宫内流行起来。
只要许多人卷入其中，那么，从众的情形就将是强烈的。一旦模仿作为一种策略被采纳，那么，它就可能转变为一种日常的惯例或者习俗。由此，皇宫内流行的缠足，被贵族士大夫阶层的家眷所模仿，进而蔓延到普通阶层。
从文字记载和地下发掘物来看，在北宋已有相当一部分妇女缠足，到了南宋得到普及。《辍耕录》云：“元丰（宋神宗年号）以前犹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足为耻。”另外, 从福州黄升墓中出土六双女鞋, 其中一双穿在死者的脚上,五双为随葬品。平均长度为13.3至14厘米，宽度为4.4至5厘米, 死者脚上还裹着210厘米的裹脚布。这已经是较为标准的缠足，与明清两代的缠足已十分接近了。
缠足在古代受到普遍欢迎，并非现代一些人所说的“陋习”、“丑恶”。连苏轼、辛弃疾这样杰出的男士都有歌咏和欣赏缠足的篇章。苏轼的《菩萨蛮咏足词》是专门为咏缠足而作：“涂香莫惜连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需从掌上看。”
许许多多男人对缠足入了迷, 沉醉其间不能自拔。元末著名诗人杨维桢用纤足妓女的鞋子“载盏行酒，谓之‘金莲杯’”。清代诗人袁枚在《答人求妾书》中说:“今人每入花丛，不仰观云鬟，先俯察裙下。”
缠足恶俗，攸关国体
不过，现代女子均为天足，缠足现象已然绝迹。流传千余年的习俗，为何消亡？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模仿和偏见引致的。清朝末年，体制僵化，政治腐败，在与海外殖民者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割地赔款，民不聊生，起义不断，可谓内忧外患，到了民族存亡之秋。社会精英从夜郎自大到虚心寻找与国外差距。
在寻找差距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两种“偏差”：一是隐瞒信息。特别是一些官吏，为了逃避战败的责任和处罚，将与外敌战败的原因归为缠足，认为小脚是中国“野蛮”和“落后”的主要象征之一，是“国耻”。1896年，康有为在奏折中说：“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臣窃深耻之。”
二是替代性考核失灵。一般地，由于直接考核的成本太高，人们往往使用替代性的指标进行考核。清末一些人寻找与国外差距的过程中，考虑到成本问题，也在寻找替代性考核的指标。恰好，被视为西方先进文明的掌握者传教士，因为考虑传教的成绩，而采用的逆向选择策略，给那些寻找替代性考核指标的中国官员和精英，提供了指标。
据考证，缠足被刻意进行由美转丑的现代“制作”，传教士是始作俑者。他们通过兴办教会学校和成立“不缠足会”来推广不缠足之举。当然，这些举措的作用有限。于是，传教士打着“科学”与“文明”幌子，制造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将缠足行为置于一个非科学的、反动的境地，促使那些自认为“现代”而“文明”的人们划清与缠足的界限。
传教士把缠足看作是应在医疗领域中予以观察的行为，试图直接建立起缠足与“疾病”表现症候之间的关联性，从而确立起了一种评价缠足的“卫生话语”。当时的医生陈微尘说：缠足女性由于缺乏运动，“气先不足已成定论，加以足帛之层层压迫，使血管受挤，血行至足，纡徐无力。一人每日之血液，本应环行全身一周，若在足部发生障碍，则其周流必生迟滞之弊”。
当时像《万国公报》这样的教会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评缠足是导致女性健康衰弱的祸首，有的说缠足是害所谓“节片淫乱症”的表现，有的认为缠足应为中国疯癫和灾荒的频繁发生负责。这种舆论迅速在知识界传播开来，成为主流声音。
一种典型的演化是将缠足与弱种退化相联系。张之洞讥缠足使“母气不足”，袁世凯则说缠足“其于种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长之原，有隐相关系者”。进入晚清后期，缠足与国弱民穷的关联性就不是“隐相关系”，而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了。一位四川地方官的表述更加直白：“女子缠足，就会把一国的男子，天下的事情弄弱了。”
从中国历史上看，几乎所有的中原汉族王朝都被外族或者取代或者困扰，而其中至少千年以上的王朝并没有缠足。再稍微引申一下，缠足导致弱种退化的论调，实际上是男性中心主义话语。
另一种演化是将缠足作为束缚妇女的一种手段，于是呼吁放足以解放妇女。如果说放足之后男女就人格平等，实际上等于拿脚的形状来衡量妇女的人格，显然仍带有贬低妇女的倾向。从当时流行的言论看，天足不过是为了给“现代男子”看，是为了好嫁男学生，其思路与缠足者毫无区别。
假如“女为悦己者容”的社会体现了男尊女卑，从小脚美改为健康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不平等”特性。所谓“女为悦己者容”就不平等，其实还是先存了社会已经男女不平等的固定认知，所以才从某一特定现象看出其不平等的性质来。重要的是，修饰身体的特定部位以顺应社会的审美观念（以及其它观念习俗），应当是个人的基本权力。
还有一种是，在前两种演化的基础上，将缠足上升到“国体”的高度加以批判。1912年3月13日，孙中山称：缠足“恶习流传，历千百岁，害家凶国，莫此为甚。”到了1933年底，一些外国人在张家口一带乡村拍摄妇女缠足照片，当地驻军经北平军分会向上呈报至最高层，认为“缠足恶俗，系我国曾经通令严禁在案。……该外人未经我政府批准，复不明了我整个国情，割取前清时代所遗留之片断恶俗，遽尔作恶意宣传，更属不当。且攸关国体”，故应予严禁。后由蒋介石亲自下令：“未经当地政府允许，一概不准外人拍照。并呈准国府，交由文官处通令全国各省市政府一体查办。”拍摄缠足一事惊动到这样高的层次，且通令全国，正是因为此呈文说到的“国体”乃是清末以来反缠足者极为关心的问题。
我想，当时的社会精英的这些演化和上纲上线，传教士们也许始料未及吧？
传教士们是否想过，这样的精神病竟能在千年中传染许多亿人，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吗？从严格的医学角度，也不能断然将缠足与妇女健康衰弱乃至精神病关联起来。事实上，现代的一些研究表明，古代女性比男性长寿。其中，缠足与长寿有显著关系。缠足后，脚趾弯曲在脚底，前脚掌不能着地，走路时主要用脚跟，这样，只要走路就会刺激脚后跟的肾经穴位。而中医认为，人的衰老的主要原因就是肾气虚衰。
放足以扫除积弊
在以西方为典范的“文明”成为憧憬目标的时代，许多人或者真觉得否定中国的“野蛮”象征的缠足，并不需要什么学理的依据，毕竟，直接照搬他人的看似成功的模式，是短期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一种策略。从历史经验看，后发国家的制度建设，采用模仿方式的效率高于干中学。
所以，当缠足被作为束缚妇女的一种手段，被当作病态文化的体现，“其于种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长之原，有隐相关系者”，应为中国疯癫和灾荒的频繁发生负责，那么，清朝要赶上并超过西方那些“船坚炮利”的“西方强国”，首先应该模仿西方国家，让中国妇女“解放足”。这样才能保障国民身体的强健乃至国力的增加。于是，从官方到精英开始大力开展“放足”运动。
1898 年8 月13 日，光绪帝颁发诏书:“令各省督抚，饬地方官劝诱士庶，光绪十五年所生女子至今十岁者，无得裹足”。1902 年清廷颁布了劝戒缠足上谕:“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晋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
清廷的上谕不仅减少了社会上的阻力，在某种程度上也转变了部分地方大员的趋向，使之成为不缠足思潮的鼓吹者和不缠足运动的参与者。官方的重视和推行，戒缠足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当时影响较大的《女子世界》就有《痛女子穿耳缠足之害》、《戒缠足诗十首》、《放足歌》等专稿。还出现了专门反对缠足的妇女刊物：《天足女报》、《天足会报》、《天足会年报》等。《天足会报》就宣称：以劝导不缠足与谋利益为宗旨，以发动广大妇女参加天足会及附设的女学堂为目的。强大的思想舆论不仅是戒缠足思潮深入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又是戒缠足思潮深入发展的结果。到1904 年，“中国十八省总督皆有戒缠足之示，所缺者惟浙闽与陕甘而已。”
辛亥革命之后，把废除缠足列为将来“扫除积弊”的重要工作。1928 年5 月, 南京中央政府批准由内政部颁发禁止男子蓄发辫和妇女缠足的禁令，规定：“未满十五岁之幼女, 已缠足者应立即解放, 未缠者禁止再缠, 劝导期满而仍未解放者, 罚其家长一元以上十元以下之罚金, 并再限令一个月内解放; 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之妇女缠足者, 应在解放期内一律解放, 期满而未解放者, 罚其家长或本人一元以上五元以下之罚金, 仍限令两个月内解放; 期满而仍未解放者, 加倍处罚, 并由女检查员强制解放之。”到1944年5 月, 内政部再次颁布《查禁民间不良习俗办法》, 其中禁止妇女缠足仍是主要条款。
这场由官方主导的持久的禁缠足运动，经过种种意识形态的强化，人们对于小脚的偏好得以改变。缠足，在人们的认知中逐渐由美好变成邪恶，从而缠足习俗日益走向消亡。
20世纪90年代，报告文学《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揭示：在国内大部分地区，缠足绝迹了，仅有最后一块土地——云南通海县的六一村，至今生活着300多位缠足的老太太，她们大多经历缠缠放放，放放缠缠，有的1946年缠，1954年放；有的1943年缠，1950年放，1951年再缠， 直到1958年才解缠。现今70岁的老人差不多到共和国成立前后才放足，称为“ 解放脚”。小脚在人们的认知中终于逐渐由美变丑，最终走向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