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吨卖出60吨 兰考无公害大米为何难叩市场门-兰考无公害大米--要闻-河南报业网

村民们为无公害大米的销路犯愁

　　米是好米——黄河水浇出的无公害大米；促销者是名人——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和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兼兰考县挂职副县长何慧丽等；价格不贵——比市场上的“无公害大米”每公斤差不多便宜一元钱，但米愣是卖不出去。在北京，１０吨大米叫卖一周，只卖出５０多公斤。大米为什么难卖？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困局？

　　卖大米何其难矣

　　８００吨大米只卖出６０多吨

　　“听说有温院长、何县长帮我们，大米还卖不出去，我连着两宿都睡不着。”兰考县三义寨乡南马庄村农民范振宇焦急地说，“要是今年卖得不好，今后谁还有信心搞无公害大米？”范振宇是村里的会计，又是成立了一年零两个月的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无公害大米协会会长。

　　让他睡不着觉的是从北京传来的坏消息——他们于去年１２月２５日运到北京的１０吨大米，按每公斤５元的低价叫卖了一周，只卖出５０多公斤。要知道，为卖这些大米，他们动用了能动用的所有“精英资源”：温铁军亲自在网上发“推荐信”，何慧丽召集同仁朋友搞促销会。他们村里的两个能人张砚斌和付玉平进京蹲点。“眼看春节逼近，再卖不出去，这年都过不舒心。”实际上，需要卖出的无公害大米远不止１０吨，而是８００吨——这是该村２３０户村民的辛劳成果。到１月６日，８００多吨无公害大米只卖出了６０多吨，不及十分之一。

　　与范振宇一样着急的是首倡兰考县“新农村运动”及无公害大米生产的何慧丽，去年１２月２５日晚，夜不成寐的她写下了《“卖大米”行动之忧喜录》，对两个月的卖米经历进行了盘点。文中，她写下这样一句话：“卖大米，卖大米，卖大米何其难矣！”

　　无公害大米种起来难

　　”四统一”严把质量关

　　南马庄村村民耿胜利是这个村首批种无公害大米的农民之一，说起无公害大米的好处，他如数家珍：“普通水稻有虫子时，都打有机磷等剧毒农药，农药残留高，施氮肥过多，硝酸盐含量高，对人体健康产生很坏影响。我们的大米都是按国家无公害标准生产的，用的是生物农药，没有残留。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对食品安全要求也提高了，吃无公害大米应是大势所趋，咋会这么难卖呢？我想不通。”

　　与他一起种这种无公害大米的，还有本地的几百户农民。他们之所以干起这“八辈子也没干过的事”，缘于一个叫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的诞生。

　　２００４年，何慧丽在兰考县搞“新农村建设”的思路得到兰考县很多人的追捧，南马庄村村支书张砚斌是其中之一。在与何慧丽多次接触沟通后，张砚斌与村民们决定成立一个农村经济发展合作社。９月１６日，“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的牌子终于挂在村里一间装修一新的农房门前。

　　合作社的主要任务是搞资金互助。但如何发挥本村优势、让村民们得到更大的实惠呢？有着农艺师中级职称的范振宇想到了提高本村特产——黄河大米的品质、搞无公害大米种植。这一想法得到了何慧丽、县农业局和许多村民的支持。毕竟绿色食品是当前的消费时尚，好东西不愁没人要。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０日，无公害大米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正式成立。范振宇被推选为会长。牌子一打出去，这个仅有３５０户的村子就有１８０户村民报名加入。这意味着村里将有２０００亩左右的土地会破天荒地产出一种迥异于以往的东西。

　　“无公害大米说着容易，种起来难着呢。”耿胜利回忆说，种无公害大米要求“四统一”：统一供种、统一供肥、统一供农药、统一出售。种子是协会从新乡农科所精选出的最新品种，肥料必须按无公害配方施肥、并加高微量元素化肥，农药必须是生物农药、不能用含有机磷的剧毒农药。“这生物农药打上去不像剧毒农药杀虫那么快，往往得过两三天虫才死，有些村民便偷着用起了剧毒农药，协会得知后便宣布这些村民的大米不属于无公害，协会不负责卖。这样被‘赶出’协会的农户有８０家——协会在这上面硬着呢！”

　　不仅如此，协会还申请无公害大米的产地认证和产品认定，申报了商业条码，注册了商标。这样，千百年来，“兰考大米”第一次得到属于自己的名字——“鑫合”。与此同时，这个村还带动三义寨乡建成３万亩标准化无公害水稻基地，并被农业部确定为２００５年示范基地。

　　“就像一个孩子，出生前就格外注重营养，出生后又起了个响当当的名字。这样的孩子咋会不健康？咋会不讨人喜欢？这么好的大米咋会不好卖呢？”村民周永利动情地说。

　　出门才知推销难

　　首次做生意险些被骗７万元

　　一直习惯于在田间地头坐等米贩上门收购的南马庄村村民，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为难。“出门才知推销难，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受骗。”由于在村民入协会时就承诺过统一销售，且在收购会员稻谷时就按每公斤多出市场价１角钱的价格给会员直接支付了米钱，同时许诺等到年底大米销完后再按利润的７０％返还给会员，所以协会必须尽快将大米售出，如期兑现承诺。

　　无公害大米刚趟市场，就遭遇了“洛阳受骗”。２００５年１１月，正当协会寻找销路时，洛阳一商贸公司表示愿买２０吨大米。协会立即按该公司的要求在１１月１８日把大米送到洛阳，但送到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对方原先答应的现金付款方式变成了银行电汇且对方说已经汇出了，但过了３天也没收到钱。问对方时被告知，会计没得到好处根本就没汇款，表示当天再汇。１１月２１日上午１１时，会计说汇过了。协会又等了３天，钱仍没汇到，再问时被告知账号记错了，汇到其他地方了，不能二次付款。又拖了３天，对方终于承认公司没钱，根本没汇款。骗局被识破后，协会设法把大米要了回来。事后，何慧丽总结“损失８４７０元，幸亏把大米拉回来，否则损失的将是７万元外加精神折磨”。

　　除了被骗，进超市难也让他们措手不及。大小超市都要押金，小超市最低５０００元，大超市最低３万元。还有占柜费，还得先货后款，有的货款要押后半年甚至一年才会给。来年的春耕靠的就是这有限的回转资金，农民们不敢把钱押在这上面。

　　除了这些，还有让他们惊讶的。他们发现，当他们拿出农业部发的无公害食品证书时，别的大米也有相关证书，在这方面根本体现不出优势。

　　“没想到北京的市场和河南一样，我们花了那么大力气才得到这个认证，他们怎么随便就可以得到了呢？”张砚斌对此既失望又无奈。南马庄村村民们对自己大米的无公害品质深信不疑，但别人的是真是假，“只有鬼知道”。

　　据张砚斌介绍，由于第一年种植，经验不足，水稻减产１７％，再加上生物农药比普通农药贵，同时还要承担１４００多元的检测费和产地认定费，大米的成本不低。但他们作了市场调查，把米价定在了每公斤５元（每袋５公斤），这在无公害大米中是中等价位，但由于没有品牌知名度，这个价格还是影响了销售。

　　北京情况不妙，郑州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６日，协会在郑州市二七区苗圃社区的售米点正式开张，但时至今日，１０吨大米才卖出去６吨，且一公斤才卖３．８元，与当初设想差距很大。“可能是这个社区比较偏，且附近市民不够富裕吧？问家多，买家少。很多人问，凭什么说这米无公害？把证书给他们看，他们说这东西造假的多了。”在此蹲点卖米的周孟奇说。

　　没销售人才也是一大难题。有人戏称，现在协会的状况是：老弱病残的多。协会里从头数到尾，能出来跑的、不迷失方向的、会把话说清楚的、见了坏人不会被骗的没几个人。

　　不符合市场规律

　　农民不能既搞生产又搞销售

　　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兰考大米”在兰考县究竟处于什么样位置呢？一名兰考县委的官员总结说：“不算‘名产’。花生、泡桐、大枣是‘兰考三宝’，大米还排不上号。”

　　由于大米所占比重很小，全县仅有４万亩稻田，其中３万亩在三义寨乡。南马庄村所在的三义寨乡是该县唯一一个大米主产区。因此，这个大米协会是该县唯一一个“四统一”的专业性组织。“由于水稻面积小，在全县没有形成气候，不像原阳那样有规模效应，因此进入不了县政府重点关注的视野。”

　　“搞无公害大米，在整个开封市恐怕都是第一。”兰考县农业局经管站站长许海涛说，三义寨大米与毗邻的开封县水源、地源、气候情况完全一样，只不过开封县大米生产面积大，但从无公害大米上来讲，南马庄村的做法显然超前开封县，从长远发展上看，南马庄村的无公害大米绝对能供不应求。在这上面，政府应有远瞻之明。

　　“起初我们搞合作社、协会时，何（慧丽）副县长主张村干部不要参与，主要是怕群众有政府牵头搞大轰大嗡之嫌。可在实际操作中，还得看村里干群关系怎么样，像我们村，群众就积极拥护干部参与进来。”范振宇说，“其实无论合作社还是协会，工作手段无非是整合民间资源，把散落在民间的人力、地力、财力集中起来使用，达到效益最大化。”

　　兰考县人大一位干部深有感触地说：“我干了十几年乡镇工作，最后得出一点教训：习惯听命于上级、照章执行的多；基本上没考虑如何整合民间资源，像南马庄村的做法具有超前性，但在销售上，地方政府能做的实在太少。市场无情呀，让农民既搞生产又搞销售，不符合市场规律。”

　　对卖大米难背后的深层原因，何慧丽分析道：“没有人给‘新农村建设’卖大米的行动准备好干部、人员队伍力量和环境，但是任务已经摆在了面前。秀才和农民如何联起手来应对市场这个难题，事关我们这几年的理念能否在大地上生根发芽的大局。”

　　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４措施能否有效尚是未知数

　　“一个新产品想一投放市场就立刻畅销是不可能的，市场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个我们懂。”范振宇说，“但是如何净化市场，让真正的无公害大米脱颖而出，是政府的分内工作。”

　　“南马庄村的大米是没有人要吗？不是，每天在南马庄附近的加工店等米的商贩不计其数，问题在于协会要卖出比普通米高出０．１元~０．２元的价格。是南马庄的米不值这么高的价钱吗？也不是，凡是具备无公害原产地认定、原产品认证、有条码、有商标的米，大都在２．５元~３元。而且我们敢说，凡是没有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很难是按照无公害生产的标准来的。”何慧丽总结卖米难症结有四：一是大米市场的饱和；二是市场上的恶性竞争环境使得不生态成了生态，生态成了不经济；三是社会的信任缺失；四是新品牌被市场承认有个过程。

　　何慧丽认为协会的努力一定要肯定：“（正是因为有了协会）整个三义寨乡的个体户谁也不敢进剧毒农药了；而且由于协会许诺比小商贩的价高，致使往年这个时候大米价格大跌的势头被牵住了，小商贩价压得太狠，就收不到大米。这些就是对三义寨乡米农的贡献，对吃米人身体健康的贡献。”但毕竟２０００亩的生产能力不足以连续供应一个较大点的市场，他们很清楚，销售还需他们自己趟路，“自己的东西自己知道啥价钱，卖起来心里有底。一旦销路打开了，必然会有更多的会员加入，生产规模大到一定程度，能充足供应市场时，再交给市场必然容易得多。”

　　说一千道一万，再好的大米也要尽快出手，且落个好价钱。无论是在北京由温铁军、何慧丽召集的专家座谈会也好，还是在兰考协会会员们合计主意，最终都落实为一句话：“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在北京，大家确定了４条措施：１．北京高校的几个志愿者组织拿出人力帮助零售；２．现场的与会人员，自愿购买，并尽量向周围熟人推介，最好销售出５份以上；３．寻找有可能团购的客户，争取大的组织性订购；４．把３０多个合作组织都联合起来，实行统一销售。一番讨论之后，大家也形成共识：力保北京、郑州两个城市有突破。在郑州要通过熟人关系在购买力旺盛的小区多开销售点、多搞团购，也可委托其他公司销售。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联合其他无公害食品同摊位销售，让消费者有更大的挑选空间。

　　深冬的兰考，寒风凛冽。南马庄村头，村民赵森焱又接了一个来自郑州的电话，来电者说他们从网站上看到温铁军发的“推荐信”，他相信温教授不会骗人，于是决定买２０吨无公害大米给单位发福利。赵森焱听后，对身边的记者笑笑：“看，还是‘大腕’的话有号召力呀！”

　　□记者杨振东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