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北京是否需要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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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马云和阿里巴巴
北京是否需要迁都？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7年11月15日
目录
胡星斗：《北京 迁都的缘由 》
岳山：《温家宝宣布港股直通车业务暂停》
发改委称农民惜售心理是粮价涨幅大原因之一
刘军洛：《粮食、黄金、房价将继续巨幅暴涨----杂谈黄金与中国房价》
全球食品价涨速“让人害怕” 平抑起来为何艰难
Albert Keidel：《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贫困程度》
曹建海：《好一个“30%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
何必：《通货膨胀将让我们如何应对？》
易宪容：《通胀压力远比我们看到的要大》
胡雅清 方玮：《解密马云和阿里巴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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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 "poster"日期: Tue, 13 Nov 2007 17:54:37 +0800收件人: 主题: Fw: 迁都的缘由
北京迁都的缘由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07年11月15日
中国应当尽快迁都，以缓解北京水、土地、交通等的紧张状况，减轻北方的资源、环境压力，降低北京的房价和生活成本，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宜居城市；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保护“老北京”及北京的文化古迹，促进北京的文化繁荣，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
如果不迁都，北京的水荒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北京水资源的形势十分严峻。据专家估算：到2010年，平水年份北京将缺水11.85亿立方米，枯水年份将缺水近20亿立方米；到2020年，平水年份北京将缺水23.76亿立方米，枯水年份将缺水30.9亿立方米。
目前，北京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300立方米左右，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七分之一、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二十五分之一。北京现在年来水量只有15亿立方米左右，超采地下水26亿立方米，连年的大量超采地下水已经使北京周边地区形成了2100平方公里的漏斗区，水位已经降至海平面五六十米以下，致使北京一些地方出现地面塌陷。可以说，北京继续超采地下水已经十分困难和危险。
现在，很多人把南水北调工程看成解决北京缺水难题的良方。但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2020年才能全部竣工，即使到那时北京可分得的水量也不过12亿立方米，与缺水30亿立方米仍然相差很远。何况，中线工程流经的河南、河北等省份都是缺水大省，如何分配这些水资源将会大有争议。
北京凡是能建水库的地方也已建完，基本无潜力可挖。唯一准备建设的张坊水库也仅可增加供水1亿立方米，抵不上官厅水库、密云水库未来减少的蓄水量。
更为严峻的是，科学家们预测，由于受地球温室效应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至少在未来一两个世纪内，全球干旱问题将更加严重，中国北方的缺水问题将更趋恶化。
> 沙漠化、荒漠化对北京的威胁也日益严峻。现在，中国的沙漠化、荒漠化国土不断扩大，沙漠离北京越来越近，最近的沙丘离市区仅70公里，可以说，沙漠直逼天安门。而且，沙漠处在北京的上风口，一遇刮风，黄沙便直扑京城。前总理朱镕基对北京的沙尘天气一直忧心忡忡，眼看着沙漠在一天天地逼近，他感叹中国有可能因此而迁都。
> 其实，北京作为首都，其中枢战略地位已经动摇。北京在历史上属于中枢战略要地，处于咽喉地带，它左拥太行，右临渤海，北连朔漠，南控江淮，枕居中原，龙蟠虎踞。但是到了近现代，随着海权时代的到来以及航空母舰、巡航导弹、战略轰炸机的出现，使得北京无险可守，其濒临海洋的弱点凸显出来。从八国联军海上登陆直捣北京，到巴西、巴基斯坦、缅甸、尼日利亚等国家把首都迁离海边，以及拟议中的伊朗、日本迁都，都促使中国也必须从战略上重新考虑首都的选择和安全。
资源高度集中于北京，也加大了国家的安全风险。北京是中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之一，坐拥最多的国有大企业总部；北京还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传媒中心，拥有中国最好的大学、科研院所、文化机构。这种资源高度集中于一地，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科技文化中心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只会大大地增加国家的安全风险。一旦爆发战争，北京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敌人攻击的首选目标。而美国的做法比较科学，其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大企业总部、一流大学与科研院所都是分散的。
人口的过度膨胀、工业的畸形发展、严重的污染，使得北京不再适合作为国家的政治首都。由于首都效应，以及近水楼台、特权很多，使得移民北京的热潮难以停止。目前北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每年增加40余万，相当于每年吸纳一个中等城市。据研究部门的报告：北京市可支撑的人口容量最大值是1277.77万人。但在1997年北京的总人口就已经突破1500万人，远远超过了容量的最大值。
而且，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打破，用过去的行政手段禁止农民进城已经不太可能。所以，北京的人口还会继续增加。
人口的膨胀加剧了北京水资源的紧张、交通的拥挤，也导致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消费品价格的虚高猛涨。北京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00，面积占我国国土的1/600，但2002年北京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国的1/8还多，2003年北京商品房施工面积占全国的1/10。北京的房地产虚热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可以说，北京成为吞噬全国资源和资金的黑洞。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以及改革开放以后政绩和财政收入增长的需要，致使北京的工业畸形发展，与天津、沈阳、唐山的工业几乎完全同构。北京成为中国的工业重镇，导致了天津、沈阳、唐山的衰落。
北京还是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世界卫生组织称，北京1999年的空气污染程度位居全球第三。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调查报告称，北京是全国18个主要城市中空气污染情况最严重的一个。鉴于以上因素，将政治首都从北京迁到中原或南方中部一带，同时实行“分都”战略，加强北京的文化首都的功能，确立上海的经济首都的地位，可谓势在必行。
2006-4-17，2006-5-9文，2007-11-13修改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附件一：
迁都与政府重建
吴飞
迁都建议的深层背景
“现在，许多反对我的人既不了解北京面临的问题与危机，也不了解我迁都建议的制度设计；支持我的人，也有不少人仅仅是出于对北京的表层问题的不满。”
>
> 2006年4月17日，北京遭遇特大沙尘暴，天空一片橙色，地上厚积黄土——人均尘土公斤！
> 第二天，胡星斗写下迁都建议书：“中国北方的生态环境已经濒临崩溃。 解决此环境危机的最直接选择便是迁都，我们呼吁：把政治首都迁出北京，迁到中原或南方。”
一石激起千重浪。
文章在网络上流布之后，引发了网友的强烈反应。
> 胡星斗是理工大学的教授，以研究中国问题著称的他，近年来常常就社会热点话题发表意见，这一次，面对沙尘暴的侵袭，他又迅速的做出反应，说出许多人心中均有而口中均无的建议，自然的获得广泛的共鸣。
> 但是这可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应时之作。
> “现在，许多反对我的人既不了解北京面临的问题与危机，也不了解我迁都建议的制度设计；支持我的人，也有不少人仅仅是出于对北京的表层问题的不满。”
> 胡星斗对说，提出迁都是在对首都北京诸多问题的长期的严肃研究思考做出的判断。他说：“我的迁都建议决不仅仅是一个迁都建议，我的迁都建议是与政府再造相连的，是有建立小政府——职能适度的现代政府体制的目标诉求在里面的。”
而提出迁都，胡星斗也并不是第一人。 近年来随着北京城市规模和人口的超常规发展，城市功能的过于集中，人口膨胀和资源需求给北京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由于北京环境资源紧张的问题，早在80年代末就有人提出过迁都问题，据说，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后因腐败问题下台的陈希同当时也提倡“北京迁都”说。
同时，迁都之外，有人提出“双都”说，如以北京为政治都，上海为经济都；有人提出“副都”说，在北京近郊的顺义、昌平一线，或河北涿州、廊坊等地，建分中心区；还有人提出维持北京首都地位不变，对城市结构和职能稍作调整等等首都发展战略方案。总之，迁都已经成为北京不得不面对的重要战略选择之一。
治沙是长久之事
因沙尘暴肆虐而提出迁都的，朱镕基也算一个。2000年5月，朱镕基总理在视察浑善达克沙地时挥笔写下了“治沙止漠，刻不容缓，绿色屏障，势在必行”十六个大字，勒石为证，竖立在沙丘之上。朱镕基表示：“如果治理不好沙害，北京就有迁都的危险。”
当时，由于旱灾情况日益严重，全国将近十年的降雨率都低于平均水平，地下水和水库水位则连年下降，许多地方的河川甚至都已经干涸。中国沙漠化的现象持续恶化，兰头沟周围的沙丘每年以3.5公里的速度南移，如果再不加以控制，再过30多年北京将面临沙漠化的危机。所以才有了朱镕基总理的担忧，他不止一次的提出，如果沙漠化问题不能予以控制，中国迟早要将首都迁往他处。
一位部委领导在考察内蒙时也曾说过一句肺腑之言：“干旱和沙漠化是中国人民的最大灾害，是人民的心头大患。”自此开始，国家启动了京津周边沙源治理工程，浑善达克成为治理重点，先后投入9亿多元。几年来在内蒙投入的生态建设资金累计达到几十亿元。但是近年来沙尘暴治理基本上没有缓解。胡星斗说：“沙尘暴侵袭北京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沙尘暴与荒漠化相联系，但是目前治沙几无成效，仅仅出于这个（沙尘侵袭）考虑，迁都也是很迫切的一个问题。”
根据中国气象部门的记录，20世纪50年代全国仅发生过5次强沙尘暴，进入90年代，则发生了23次。受沙尘暴影响所导致的社会经济损失逐年增长。
北京面临沙尘暴的侵袭，所以首都一迁了之，那北京将来怎么办？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也可以说是首都迁出北京面临的首要问题。胡星斗对此问答说，治沙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的理顺，建立产权清晰的土地制度，明确草地和林地管理政策，才是治沙的根本战略，也是实现草地与林地长久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对于治理沙尘暴，国家防沙治沙办公室主任刘拓甚至断言——中国不可能根治沙尘暴。治沙前景之不容乐观，由此可见。
北方地区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冷空气强劲、沙漠化严重等都是引发北方春天沙尘暴至关重要的因素，控制风沙的就要植树造林和绿化环境，然而国家计划时代的滥采、滥伐、滥耕、滥牧几乎将北方的生态破坏殆尽，而在中国目前这样不完整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下，当生态环境与经济利益发生碰撞的时候，生态环境作出退让就在所难免。
有专家称，在二三十年内，即便我们能够开展些有效的控制风沙运动，也无法根除北京的风沙之患。也就说，我们同风沙的搏斗将是持久战，并非朝夕之功。治沙与北京是否作为首都是没有太大联系的，为了治沙而不迁都难称长久之策。
水资源危机
除了沙尘暴的侵扰，北京还面临水资源危机的困扰。早在2000年2月23日，《中国环境报》文章提出：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钱易认为，北京的水资源危机，已到了不得不考虑迁都的问题。 文章指出，当时北京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300立方米，为全国平均占有量的1/3，世界平均占有量的1/30，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下限。除了严重缺水问题，还有水质污染严重问题，北京的污水集中处理率仅达40％，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排入河道和渗井、渗坑，加之农药和化肥的过量使用，许多地下水和河湖受到严重污染。城市下游的河道多为超五类水体，基本没有生物存活。
而北京市社科院的一个专门小组，在长期研究水资源供应与城市人口容量的关系后得出结论：2005年，北京可支撑的人口容量为1277.77万人，其中常住人口1156.01万人，外来人口121.76万人。这一结果是北京人口容量的最大值。但实际北京总人口在1997年即突破1500万大关，其中常住总人口1210万人，外来人口35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从水资源供应的角度看，北京的人口已超负荷300万人，而这一数字仍以每年20万人的速度在增加。
20世纪70年代北京水危机时，农业大量开采地下水，已形成大面积漏斗区，东郊出现了地面下沉。地面大面积下沉最终会影响整个城市建设，导致地基不稳，墙壁开裂，道路中断等严重后果。以北京市为圆心，800公里半径之内(200万平方公里，超过1/5国土)已没有一条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严重超采，最深的水井已达300-400米，而且，北京地区的地下水位还以每年1.5米的速度下沉。早在10多年前，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吴国昌就发出警讯：如果供水问题未有改善，只要再来一次大的旱灾，华北地区的经济都可能崩溃，大北京地区完全具备了被水危机摧毁的必要条件。
北京年来水量只有15-18亿立方米，加上地下水，平水年可用水资源量为41.33亿立方米，其中26.33亿立方米靠超采地下水，遇枯水年现状可用水资源则只有34.09亿立方米。而现在北京年用水量已达42亿立方米，入不敷出。
为了解决北方地区的水资源危机，国家斥资1240亿元，启动南水北调工程。北京作为南水北调工程的受惠者，2010年工程完工后，中线工程中供应北京的水量将达到13亿立方米。但是中线工程流经的豫、鲁、冀、晋都是缺水大省，如何分配这些水资源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最终能有多少流到京津还是大有疑问的。
同时，我国600多座建制市中，有近400座城市缺水，其中缺水严重的城市达130多个，大城市大都缺水。全国城市每年缺水60亿立方米，日缺水量超过1600万立方米。目前中国因污染而不能饮用的地表水占全国监测水体的40％，50％的地下水受到污染，64％的人正在饮用不合格的水。中国河流近1/2河段受到污染，1/10的河流长期污染严重，已失去使用价值。未来十年水源短缺将是国内最具挑战的问题。所以，如果迁出北京，要找一个不缺水的城市，并非易事。
但是，记者向钱易院士征求意见时，她表示她的说法是引自一个日本人，不是她的观点。胡星斗则表示，北京的水资源危机在学界基本说可以说是已经没有什么争议，这也是许多学者提出北京迁都的最主要理由，倘若水源和污染不能有效解决，迁都便是北京的重要选项。
急剧膨胀的人口
与北京的环境资源急剧恶化相联系的是，北京市的人口也在不断的膨胀。
> 如前所述，2005年北京可支撑的人口容量为1200多万人，但200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530万。今年年初，北京市政府提出201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为1600万左右的目标。这个目标在可以说是北京在面临环境资源危机时的一个治标之策，北京市人大在讨论时最后删除了这个控制目标，但是北京市如何应对人口的急剧膨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 16年来，北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每年分别增加了近20万，每年合计40万人口的增加额相当于每年增加一个中等城市。与此同时，经济更加发达的上海、青岛等城市，其主要城区的人口却在缓增长甚至零增长。
> 北京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魅力？胡星斗表示主要还是由于北京作为首都的强大功能和优厚的资源。如果背景没有改变它当前的地位，北京的移民潮就难以获得缓解。
> 值得警惕的是，北京经过50年的建设，到1999年，市区建成区面积已达到490.1平方公里，市区人口达到611.2万人，其中人口规模已接近市区的环境容量。
> 北京人口的膨胀，不仅加剧了包括水资源的紧张，导致了交通的日益拥堵和治安环境的日趋复杂，更是北京市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的内在原因。
> 北京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00强，土地连同郊区县也只占我国国土的1/600，而2002年北京房地产开发投资989.4亿元，占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7736亿元的1/8还多；全市商品房施工面积达7510.8万平方米，占全国商品房施工面积9.28亿平方米的1/12，2003年更已上升为1亿多平方米，占全国1/10。2002年，全国本外币储蓄余额共183388亿元，而北京人民币储蓄余额就有15392亿元，加上外币储蓄余额也占全国的1/10。
胡星斗表示这说明全国有大量资金流入了北京，造成了北京的房地产虚热，潜伏着很大危机，所以有人说北京是资源和资金的黑洞。
“环京津贫困带”
“北京像一部抽水机，吸干了周边的资源，形成了所谓的“环京津贫困带”。”
> 胡星斗在建议书中这样写到：河北的发展远远不如相邻的河南，更不要说与山东相比，河北一些地方的农民仍然住在茅草屋中！河北、山西本身就是严重缺水的省份，但还要忍痛向北京输水，为此当地几十万人没有水喝；为了保护北京的水源，为了植树育草，河北许多地方不让上马企业，限制发展养牧业，对此北京方面却不给予任何补偿，更没有市场化的利益交换机制。不像上海，市场经济发达，市场交易的结果是双赢，所以上海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繁荣。北京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多是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所以只能是“零和博弈”，一方所得就是另一方的损失，北京发展的结果是周边地区的萧条。
> 胡星斗的这番话不是没有来由，他为此收集了广泛的资料。
> 有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初期，环京津地区与京津二市的远郊区县基本处于同等发展水平，但2001年，“环京津贫困带”24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仅分别为京津远郊区县的1/3、1/4和1/10.北京地区农民收入人均7000元左右，而“环京津贫困带”的农民人均收入还不到2000元。
> “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主要是源于京津两个大城市对这些地区的“资源吸附”。
> 2005年8月份，亚洲开发银行与河北省政府公布《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贫困带”这一概念之后，从中央到京津两市，有关部门已经高度关注。
> 中国社科院、北京市社科院联合发布2006年《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指出，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江苏、浙江等相关地区的快速发展。而京津冀三地都是在相对独立发展，北京对两者的辐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由于北京的“空吸现象”还导致了“环京津贫困带”的出现。
> 蓝皮书指出，京津冀三地的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造成周边地区旅游发展等相对迟缓，甚至在河北省内还存在着272.6万贫困人口，如此形成了“环京津贫困带”。
> 胡星斗说，北京81%的用水、天津93％的用水都来自河北。作为京津的水源地，河北为了给京津提供充足和清洁的水资源，不断提高水源保护标准，加大对这一地区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制约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 北京对周边地区的吸附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索取远大于给予，造成了“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结果。首都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孤岛效应”，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 为此，胡星斗大声疾呼：政治首都迁出北京，可以大大缓解北方的资源环境压力，让河北、山西、天津等省市获得平等发展的空间和喘息的机会。
政府再造
胡星斗表示，北京面临的广泛的问题和现实的危机，但是他提出迁都，更是基于中国整体政治经济格局的思考。
市场经济要求建立“小政府”、“适度政府”、“有效政府”与之相匹配。胡星斗说，一方面，如果迁都，一定要同时进行“政府再造”：将迁都、缩省、机构改革结合起来，改变省级管理幅度过大、同时官僚机构庞杂的现状，实现首都职能的分解，由此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迁都一定要依法进行，在法制的轨道内实施，为法治国家的进一步变革和完善提供成熟的经验。
> 胡星斗提出，首都迁出北京，在深层的意义上，有助于从文化上、心理上摆脱几千年帝王文化、专制政治的阴影，促进中国进一步走向民主法治，进而有助于两岸的统一实现。
> 政治首都迁出北京后，由于不再具有行政资源的优势，北京会逐渐缩小城市规模，最终与其资源环境相匹配，从而化解北京的环境资源困局。
> 也就是说，迁都实际上是给中国的变革提供一个良好的契机。他更关心的正是以迁都为契机实行的缩省、机构改革和制度建设。
> 具体言之，缩省就是缩小中国部分地区的行政辖区范围，增设副省级直辖市，实行地方分治，适当扩大一些城市的权限，加快地方改革的步伐，减少权力层次，提高行政效率。
> 胡星斗说，中国存在严重的“软政权化”的问题，即宏观调控不力、中央号令不灵、地方势力膨胀、行政效率低下、司法松弛等，因此，为了克服这种现象，地方适当分权、分治，是必然的选择。
> 我国各省、自治区的辖区过大，加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我国省级行政单位平均人口在4千万左右，一些辖区范围远远超过英国、法国或德国的全部国土，这很不利于实行高效的现代化的行政管理。美国是发达国家，只有两亿多人口，却分成了50个州，而且有些州是强行一分为二的，如南卡洛莱纳州、北卡洛莱纳州；南达科他州、北达科他州。美国平均每州只有不足500万人。
> 即使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省、区、直辖市平均以2千万人口（直辖市的平均人口）为宜，那么，中国的省级和副省级区域最终应为60个左右才算合理。
> 按照胡星斗的设想，可以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可分为北疆、南疆两个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可分为东蒙、西蒙两个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恢复前藏、后藏的传统称谓，分为前藏、后藏两个自治区。
> 与此同时，我国还应大大增加直辖市（副省级）的数量，直辖中央。
> 迁都迁往何处？胡星斗表示，新政治首都将选在中原或南方中部，如河南、湖北、湖南一带，这样有利于国防安全和平衡国家的经济发展。
> 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已有20多个国家实施了迁都，还有10余个国家已提出迁都动议。其中，大多数国家将首都迁往或拟迁往该国的地理中心，如巴西、德国、哈萨克、尼日利亚、韩国等。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为了安全和平衡国内各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
> 胡星斗表示，具体位置将在他实地调研之后加以公布，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他的方案里，首都将是一座新都，主要考虑的是新都的国家安全位置，交通还有环境资源条件。
胡星斗提出，迁都为一个国家的重大议题需要由国家立法机构的表决通过。同时，我国的首都是由宪法第138条明确规定的，所以我们需要修改宪法，同时，我们还需要通过迁都的专门法律，在法制的框架下推进迁都。他说，在进行实地考察之后，他将公布它收集到的数据和迁都报告，并将依法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第138条的修正案，实实在在地推动迁都。
正是出于对迁都问题的整盘思考并寄予深厚的制度诉求，胡星斗在他的迁都建议书最末发出这样的期待：迁都，可能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转折点。
附件2：
迁都，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胡星斗
中国应当尽快迁都，以缓解北京水、土地、交通等的紧张状况，减轻北方的资源、环境压力，降低北京的房价和生活成本，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宜居城市；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保护“老北京”及北京的文化古迹，促进北京的文化繁荣，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
可以说，迁都给中国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一、为什么中国要尽快迁都？
1、北京的水荒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北京水资源的形势十分严峻。据专家估算：到2010年，平水年份北京将缺水11.85亿立方米，枯水年份将缺水近20亿立方米；到2020年，平水年份北京将缺水23.76亿立方米，枯水年份将缺水30.9亿立方米。
目前，北京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300立方米左右，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七分之一、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二十五分之一。北京现在年来水量只有15亿立方米左右，超采地下水26亿立方米，连年的大量超采地下水已经使北京周边地区形成了2100平方公里的漏斗区，水位已经降至海平面五六十米以下，致使北京一些地方出现地面塌陷。可以说，北京继续超采地下水已经十分困难和危险。
现在，很多人把南水北调工程看成解决北京缺水难题的良方。但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2020年才能全部竣工，即使到那时北京可分得的水量也不过12亿立方米，与缺水30亿立方米仍然相差很远。何况，中线工程流经的河南、河北等省份都是缺水大省，如何分配这些水资源将会大有争议。
> 北京凡是能建水库的地方也已建完，基本无潜力可挖。唯一准备建设的张坊水库也仅可增加供水1亿立方米，抵不上官厅水库、密云水库未来减少的蓄水量。
> 更为严峻的是，科学家们预测，由于受地球温室效应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至少在未来一两个世纪内，全球干旱问题将更加严重，中国北方的缺水问题将更趋恶化。
2、沙漠化、荒漠化对北京的威胁日益严峻。现在，中国的沙漠化、荒漠化国土不断扩大，沙漠离北京越来越近，最近的沙丘离市区仅70公里，可以说，沙漠直逼天安门。而且，沙漠处在北京的上风口，一遇刮风，黄沙便直扑京城。前总理朱镕基对北京的沙尘天气一直忧心忡忡，眼看着沙漠在一天天地逼近，他感叹中国有可能因此而迁都。
3、北京的中枢战略地位已经动摇。北京在历史上属于中枢战略要地，处于咽喉地带，它左拥太行，右临渤海，北连朔漠，南控江淮，枕居中原，龙蟠虎踞。但是到了近现代，随着海权时代的到来以及航空母舰、巡航导弹、战略轰炸机的出现，使得北京无险可守，其濒临海洋的弱点凸显出来。从八国联军海上登陆直捣北京，到巴西、巴基斯坦、缅甸、尼日利亚等国家把首都迁离海边，以及拟议中的伊朗、日本迁都，都促使中国也必须从战略上重新考虑首都的选择和安全。
4、资源高度集中于北京，加大了国家的安全风险。北京是中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之一，坐拥最多的国有大企业总部；北京还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传媒中心，拥有中国最好的大学、科研院所、文化机构。这种资源高度集中于一地，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科技文化中心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只会大大地增加国家的安全风险。一旦爆发战争，北京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敌人攻击的首选目标。而美国的做法比较科学，其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大企业总部、一流大学与科研院所都是分散的。
5、人口的过度膨胀、工业的畸形发展、严重的污染，使得北京不再适合作为国家的政治首都。由于首都效应，以及近水楼台、特权很多，使得移民北京的热潮难以停止。目前北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每年增加40余万，相当于每年吸纳一个中等城市。据研究部门的报告：北京市可支撑的人口容量最大值是1277.77万人。但在1997年北京的总人口就已经突破1500万人，远远超过了容量的最大值。
> 而且，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打破，用过去的行政手段禁止农民进城已经不太可能。所以，北京的人口还会继续增加。
> 人口的膨胀加剧了北京水资源的紧张、交通的拥挤，也导致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消费品价格的虚高猛涨。北京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00，面积占我国国土的1/600，但2002年北京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国的1/8还多，2003年北京商品房施工面积占全国的1/10。北京的房地产虚热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可以说，北京成为吞噬全国资源和资金的黑洞。
>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以及改革开放以后政绩和财政收入增长的需要，致使北京的工业畸形发展，与天津、沈阳、唐山的工业几乎完全同构。北京成为中国的工业重镇，导致了天津、沈阳、唐山的衰落。
> 北京还是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世界卫生组织称，北京1999年的空气污染程度位居全球第三。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调查报告称，北京是全国18个主要城市中空气污染情况最严重的一个。
> 鉴于以上因素，将政治首都从北京迁到中原或南方中部一带，同时实行“分都”战略，加强北京的文化首都的功能，确立上海的经济首都的地位，可谓势在必行。
二、迁都的弊端与阻碍迁都的因素。
1、迁都之弊及其化解。
迁都可能导致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衰落。不过，我们认为，只要北京发挥优势，找准自己的定位，把北京打造成为代表东方文化的世界文化之都，北京反而可能由此获得新生。
> 北京积淀了数千年来中国人的光荣和梦想，承载了近代以来中国的荣辱兴衰，而新首都可能缺乏北京这样的文化凝聚力，天安门的象征意义也将丧失。
> 但我们认为，新首都如果选择在中华文化的起源之地，那么新首都自会获得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内涵。
> 再者，民意可能难以接受迁都。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意识：国都就是举国的中心，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所在，代表了最高权力和大一统意志。迁都无疑将冲击国民的心理定势。
> 还有人说，迁都将会使得中央政府官员偷安一隅，不再治理北方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我们认为，解决环境问题，关键在于建立现代环境治理制度——清晰土地产权；明确利益主体；拍卖、赠送荒地、沙地；加强立法、执法；鼓励公民组织的参与；推动公益诉讼等。如果不能建立现代环境治理制度，即使首都留在北京，也永远无法解决沙尘暴的问题。
2、迁都的程序与阻碍迁都的因素。
迁都的程序是：先进行调研，由政府、学者、各界代表提出新首都的候选地点和迁都的方案，然后由政府提案，举行广泛的有代表性的听证会，最后由全国人大表决或者举行全民公决。
> 实施迁都，除了国家财政分年度拿出上千亿资金外，还应当大量地吸纳民间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 阻碍迁都的因素主要是原首都的既得利益集团，如部分官员、房地产开发商等。只要政府晓以国家大义，以及给予开发商建设新首都的机会和利益，我想阻力是可以化解的。
三、新首都的功能定位与新首都的最佳选择。
新首都是一个特区，由一批城市群组成，其中，中心城市是一个小型的花园城市，是真正的行政、立法、司法等机关所在地。之所以新首都是一个大特区，是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大首都思维定势；之所以特区中心是小型城市，是为了实现小政府、高效政府的现代理念。
> 新首都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中国的国际交流中心、文化中心之一。
> 新首都应当具有很强的文化凝聚力，是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象征。
> 新首都还应是生态环境、文明道德的首善之区。
> 新首都的选址应当兼顾水、资源、气候、生态环境、军事安全、地理地震、民族、文化、经济成本等多方面的因素。
> 有人提出在南京、西安、武汉等城市中选择新都，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些城市本身就遭遇了种种问题，它们也迫切需要“减压”，如果再在其上叠加首都的功能，这些城市将变得极其臃肿，拆迁成本也将是巨大的。
> 因此，实现迁都的途径是创建新都，这样还可以带动一方的经济社会发展。
> 四、迁都的伟大战略意义。
> 迁都有助于缓解北京水、土地、交通等的紧张状况，减轻北方的资源、环境压力；
> 有助于应对台海危机，适应海权时代，减轻未来首都来自北方、东部及海上的军事威胁；
> 有助于分散“国富”，防范财富过于集中带来的国家风险；
> 有助于保护“老北京”及北京的文化古迹，促进北京的文化繁荣；
> 有助于降低北京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减少工业项目，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宜居城市；
> 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促进新首都所在地即中部的崛起，促进上海和长三角的经济发展，同时还天津、河北、山西等地正常发展的机会；
有助于进行“国家再造”、“政府再造”，割断千年皇都的专制主义传统，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
综上所述，中华要崛起，迟早要迁都！
2006-4-17，2006-5-9文，2007-11-13修改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发件人：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7-11-14 20:16:2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港股直通车”急刹车内情
温家宝宣布港股直通车业务暂停
岳山
十月十三日晚，国务院召开国务会议，有关部门，包括发改委、财政部、央行、银监委、外汇管理局、中银，都被通知到会。 会上，温家宝宣布：经多方调研、评估，并报请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暂停港股直通车业务。
有关决定的五点
有关决定有五点：（一）八月二十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开放内地居民用外汇或人民币在天津滨海新区，通过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购买外汇或香港股票，是草率的，影响面是大的，国务院要承担一定责任；（二）被称为“港股直通车”的业务，是一项金融券、证券业重大的改革措施，要进行科学、有规则的评估、研究；（三）对港股直通车业务在实施前，必须充分就内部、外部各种风险作出评估，预防措施和针对政策要落实；（四）对港股直通车业务，要制订监管操作方案，报送审核；（五）港股直通车业务实施时间表、有关规则、办理机构等，经国务院审核后，由有关部门统一向外发布。
温家宝又一次自我检查
温家宝在会上又一次作了自我检查，称：这次就开放内地居民购买外汇及香港股票业务，尚未啓动，已经付出某种代价，反映出对经济、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还不能摆脱“大干快上”、“先破后立”违反科学的思维。中央作出暂停决定，是求真务实、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温说：作为总理，是要承担主要责任的，要从多方面来总结。对可能出现风险，及风险危害程度、市民承受力，都要有充分估计，以避免金融秩序混乱、资金外流失控、证券市场大幅波动，以及来自国际金融炒家的影响等。
温家宝对有关部门的指责
温家宝又指责从事件中反映出很值得注意的倾向，如：多中心，各自为政向外发布消息、作出承诺；又各自对外表示要参与业务，各自作出不同解释，被视为中央的决策。
会上决定统一对外口径
会上决定：发改委、财政部、央行、银监委、证监委、保监委，就境内居民境外投资，暂定统一对外口径：（一）经济、金融改革发展是中央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不会倒退；（二）有关金融改革非常重大，非常复杂，需要一个具体操作方案，需要一定时间。
会上披露了震惊性的内情：从八月二十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开放内地居民境外投资后，至十月十一日，内地资金外流到香港证券市场五千多亿元，还不包括通过非正常的途径和地下钱庄外流资金。 据国务院研究室、央行研究室调研评估：一个多月，内地资金外流一万亿，其中属官方和国企中资，占百分之七十五至百分之八十。至十月中旬，资金外流已达到三万亿到四万亿，其中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经香港流向欧洲、美国。内地金融秩序会发生震荡性混乱，包括恐慌性挤提、抛售人民币争购美元、欧元。人民币发行量将失控导致大幅贬值等。
港股直通车出台经过
八月十日，发改委、央行向国务院提交《关于金融发展、改革若干试行建议方案》，其内容为：（一）八月下旬，在天津试行开放内地居民用外汇或人民币，通过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购买外汇或香港股票，十月中旬扩大到其他土要城市；（二）十二月中旬或二００八年一月，开放内地居民用外汇或人民币，通过国有商业银行购买外汇、外国证券、股票；（三）十二月起，放宽内地居民兑换美元或等值国际货币二十万美元；（四）和国际主要货币面值、流通等方面衔接，二００八年一月，发行人民币五百元大钞；（五）如条件基本成熟，二００八年七月一日起，人民币对外自由兑换，是近期最好时机。
对此，温家宝召开专家会议，至少研究了六次。温说：对各种风险评估要有前瞻，要有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应对。温又强调：我主张要等、要看、要多研究，要多做好当前事，不要搞冒进。
发件人：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7-11-14 20:07:0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发改委官僚称农民惜售是粮价涨幅原因
评论： 物价上涨，也就是通货膨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货币的过量发行，银行贷款的过度膨胀（比如房贷炒作和其他金融贷款炒作）以及套利热钱的流进和物资（劳动成果）的廉价外流。随着外资银行的进驻以及其贷款额度的增加，外资银行也可以通过贷款的途径相当于印发人民币。
社会上的钱增加的速度了，物质没有增加那么快，那么物质的涨价是必然的。在不改变金融政策的情况下，管得住物价的办法只有实行严格彻底的奴隶制或者战争屠杀。现在随便去个医院就要几百上千元，凭什么让农民种一年地才获纯利几千块？我们反对一些无耻的北京官僚继续的压榨农民。请官僚们主动辞职。
发改委称农民惜售心理是粮价涨幅大原因之一
http://news.oeeee.com/a/20071114/500791.html
核心提示：发改委公布调查显示，07年中籼稻亩总成本上升，人工和土地成本也有上升。发改委还指出，农民惜售心理强是导致粮价涨幅较大的原因之一。截止10月，湖南平均出售数量比上年减少18.5%，湖北天门出售率为0。13日，调控中国市场的最高机构发改委对今年粮价上涨进行了分析，据发改委公布的调查显示，2007年中籼稻单产增加、成本上升、价格上涨、收益提高。
据发改委分析，主产区中籼稻亩总成本上升，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均有不同程度上升。数据显示，主产区中籼稻亩均产量483.1公斤，比上年增加39.00公斤，增幅8.8%；亩均总成本510.08元，比上年增加40.69元，增幅8.67%；亩均现金成本263.52元，增加 27.2元，增幅11.51%。
发改委分析称，“中籼稻每50公斤出售价格81.79元，比上年增加7.87元，涨幅10.6%，是有史以来的最好水平。”此外，发改委也指出，农民惜售心理强是导致粮价涨幅较大的原因之一，数据统计，截止10上旬,湖南调查户平均出售数量比上年减少18.5%；湖北天门市调查户出售率为0。
隶属发改委负责中国粮食流通的国家粮食局13日公布最新的中晚籼稻收购进度显示，截至11月10日，中国13个中晚籼稻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 2007年新产中晚籼稻816.2万吨，其中国有粮食企业收购447.1万吨，占收购总量的55%，比上年同期减少197.2万吨。
但是，发改委同时也指出，虽然主产区中籼稻亩均总成本上涨，但是今年农民种植中籼稻的收益有明显提高，因为出售价格上涨，亩均总产值达804.95元，比上年增加134.39元，增幅20%。另据发改委介绍，今年各级政府还在不断加大种粮补贴力度，截止到调查时主产区中籼稻落实到户的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亩均29.28元，比上年增加10.08元。
粮食、黄金、房价将继续巨幅暴涨
----杂谈黄金与中国房价
民间学者 刘军洛
2007年6月9日
黄金至少3000美金/盎司与美元历程
2000年以来本人艰辛、再艰辛在中国推销“次级金本位”，即以黄金、石油、铜、煤炭、土地等资源构建的人民币货币支付体系的建立。当时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要么选择黄金、要么选择崩溃》。
1944年~ 1971年全球货币体系是布雷森林体系（金汇兑本位制），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到1971年尼克松先生宣布解除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机制，并提议建立“美元本位制”全球货币体系。 德、法、日等国极力反对。这样“二十国集团”在1972年至1974年，开始协商以一种“特别提款权”来建立新的国际货币支付体系。
非常巧合的是，1973年以色列发动了赎罪日战争。1973年秋石油价格上涨四倍。同时，1974年尼克松先生解除了对进出口美国资金流动的管制。这时，华尔街则迅速把巨量石油美元分销到拉美及中东欧等广大地区。 德、法、日等国面对既成事实，只能是默认“美元本位制”的诞生。与此同时，弗里德曼的“浮动汇率”成了最前沿的市场学说。 而另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尼克松与基辛格于1972年来到了中国。三十六年以后的今天，中国成了全球最大的美元持有者。
到了上世纪80年代，里根与前美联储主席迈克尔的一场“美元秀”，让拉美地区成了美元债务的重灾国。到1985年冷战的继续以及“广场协议”的签定，分别使前苏联解体与日本陷入大通缩。而这时的华尔街同样又是迅速地把“休克疗法”与巨量美元债务送到了前苏联地区各国手里。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凭借着新自由主义胜利的浪潮，在全球大力推行金融与经济全球化。各国管制的争相解除、金融市场的美元标准、全球关税的整体大幅下降以及发展中国家资源的大量廉价私有化等等的推进，再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日本框架协议、全球电信、金融服务、信息技术产品以及免税电子空间的高技术协定、还有大量的主要贸易立法与次要贸易立法的通过，以及与越南、中国等的协定，为美元创建了最繁忙与最繁荣的一个年代。
那么进了二十一世纪，美元也进入了收获的年代。过去10年，美元货币印刷总量超过过去四十年印刷总量。全球官方储备增长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倍之多。中国官方储备由2000年1656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目前的1.3万亿美元。
站在全球最大的中国官方储备面前，我不由想起在2002年发表的文章里写下的一段话：“今天，美国民众借了几万亿美元用于消费，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海外拥有几万亿美元的投资。请经济学家来解释，是告诉你，美元的债务与债权相减，美元的债务是万亿美元。请格林斯潘来解释，是告诉你，美国民众用一堆纸消费了全球大量资源。美国跨国公司用一推纸占有了全球大量资源。一堆纸+一堆纸=一大堆纸在全球各国这里。而美元则掌握了世界各国的灵魂与生命。”
美元化的金融与经济的全球化，本来就是一场为食利者合法掠夺财富的运动。未来二十年，全球官方储备将达到30万亿美元规模。这笔巨量官方储备的增加并不是美国贸易盈余积累的财富，而只是通过新兴市场的打开以及非洲石油美元的创造为美国财政部提供的货币权的收益。同时，未来全球结构性通胀的出现，也将大幅削减各国官方储备的价格。请注意，黄金价格至少3000美元/盎司的“至少”两个字。还有，请记住，黄金的价格就是美元利润的体现。
WTO、小布什赤字与中国房价
首先来看一下，美国与亚洲贸易和储备的循环。美国政府赤字必定造成美国国内储蓄下降。这必定要通过国外以贸易的方式，使国外储蓄填补美国储蓄。这本来是一种很正常的循环模式。可问题实质是：亚洲储蓄在填补美国储蓄时，亚洲储蓄的计价标准是美元。
所以在2000年与2001年分别发生了两件非常有趣的事情。2000年中美WTO协议签订；2001年小布什与美国国会达成美国最大一笔1.35万亿美元减税计划。如果考虑进美元减税造成的少收利息及通胀成本，那么十年后美国财政部的税收损失将至少达到4万亿美元。按照中国现在大学里金融教科书解释，美国是破产了。但是问题的本质是：亚洲储蓄以美元计价的标准来购买了美元赤字。所以中国官方储备由2000年1656亿美元上升到今天的1.3万亿美元的同时，中国储蓄对应中国房价与粮食价格等等，中国储户是破产了。
就是今天你比以前有钱却越来越买不起房子，粮食价格也越贵。因为你的存款被拿去补贴了美国赤字与中国私人利益集团的腰包。所以，今天美国小布什与国会天天让人民币升值，到明天美联储再来做空你人民币。总之，就是为了让中国储蓄以美元计价方式去购买美国赤字。
未来二十年，小布什的减税计划将为美国带来近二十万亿美元赤字，以最繁荣的中国上海楼市推算，即中国GDP成长速度+美国赤字+全球通胀因素+中国低劳动生产率的人民币贬值因素，那么今天任何再夸张地推算，二十年后都将被证明是太保守。大概的价格这里笔者不写了，不是摆酷，只是不想扰乱市场。
房价这么简单的道理，在中国竟然是个谜？如果黄金价格是体现美元利润，那么中国房价则就是美元巨大利润的源泉。因为未来越来越高的房价，必定给中国带来越来越巨量的储蓄。美国今后20万亿美元的赤字，大部分必定被中国巨量储蓄以美元计价的方式包销或赠送。今天，明天，未来中国的房价必定是涨了再猛涨，而美国的货币权是富了再猛富。
这几年常有人说我观点极端、反美意识强。对不起，我并不反美，美元全球化本来就是美联储、美国财政部与华尔街制定的游戏规则。这里我再举一个几年常讲的故事——很久以前，又一位皇帝命令大臣们都必须穿丝制衣服，但国内只准种粮食而不准种桑树。这个国家丝价就猛涨。其它小国就纷纷不种粮食种桑树，卖丝赚银子，不亦乐乎。过了几年，这个皇帝又命令大臣们只准穿布衣，而不准卖粮食给其它小国。这样，这些小国的人就纷纷饿死。而这位皇帝就轻易获取了这些小国。而2005年小布什推出了《生物能源计划》。到2008年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玉米出口国将不会再有一颗玉米流到中国 。
俄新社：俄倡议成立“粮食欧佩克”
2007年09月02日 09:21:11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消息：据俄新社29日报道，今年6月，在俄罗斯-乌克兰农工综合体问题委员会会议上，俄罗斯农业部长阿列克谢·戈尔杰耶夫首次提出了成立“粮食欧佩克”的构想。乌克兰农业部长尤里·梅利尼克很欣赏这一建议，他表示，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必须在粮食市场上协调行动。戈尔杰耶夫目前盘算的则是如何令美国和澳大利亚对自己的提议产生兴趣。 这一想法是合理的：农业市场行情研究所的数据显示，目前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三国只占到全球粮食出口总量的近20%。这一份额未必能够对价格形成机制产生有力影响。然而，如果澳大利亚和美国也加入“粮食欧佩克”，该组织就能控制全球62%的粮食出口。 然而，上述国家未必能达成一致。农业市场行情研究所人士指出，排名前八的粮食出口国(除上述五国外，还有阿根廷、加拿大和欧盟)虽然占了全球份额的90%，但彼此间的竞争相当残酷。农业市场行情研究所的首席分析师伊戈尔·帕文斯基指出：“就采取联合行动达成共识相当复杂。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一直在相互竞争，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不例外。” 即使是这些永久性的竞争对手能够彼此妥协，另一个问题又产生了：粮食卡特尔的成员国将如何控制粮食生产规模、如何影响定价机制？欧佩克成员国对石油开采和出口实行国家垄断，所以政府在必要情况下“关掉阀门”以刺激“黑金”价格上涨，并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但粮食则完全两样。在各地从事粮食生产和出口的都是私人公司，它们并不会响应国家发出的第一声号召，提高或是降低价格。 但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为何需要“粮食欧佩克”？对此，部长没有给出答案，专家们也在绞尽脑汁。毕竟世界粮价一直在上涨，近两三年内不会走跌。两大因素决定了粮食的需求居高不下：全球每年新增人口8000万，而这主要发生在粮食产量较低的亚洲和非洲国家。此外，生物燃料的产量日益增加，粮食作物是其不可或缺的原料。
全球食品价涨速“让人害怕” 平抑起来为何艰难
2007年08月28日 10:34:20 来源：半月谈
鉴于全球食品需求上升、粮食增产不易、油价上涨、生物燃料工业消耗粮食增加，再加上旱涝灾害等因素，在可预见的未来，平抑食品价格绝非易事。 面粉和面包价格上涨的速度“让人害怕”：英国一位百年老面包店店主的话，表达了全球许多消费者的心情。最近，粮食和食品价格上涨已成全球普遍现象，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许多国家的食品价格上涨速度远高于整体物价上涨速度。
粮价上涨背后的一个根本原因，是需求的上升。世界人口已经达到66亿，全球经济稳健增长的态势已经维持了数年，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增加，饮食结构发生变化，导致蛋、奶和肉类消费量急剧上升。粗略估算，生产１公斤肉类需要消耗大概10公斤谷物。
生产成本上升、产量增加不足，是粮价居高不下的另一个原因。过去５年来能源和化肥价格增长到高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当时由于粮食库存低、化肥价格高、经济发展导致粮食需求增加，玉米和小麦价格翻了一番，大米价格上涨了一半。最近几年石油价格飞涨对食品成本的影响尤其大，它影响到食品供应链上的几乎所有人，从农民到超市经营者。农业技术研究者一直在寻找提高粮食生产效率的方法，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全世界用大致相同的耕地面积多生产了约170％的粮食。但是，气候变暖、水资源短缺、耕地面积减少等因素严重威胁着粮食产量增长。近几年来全球气温持续创下新高，使许多地区经历了历史最高温，而气温一旦超过作物生长的适宜范围，每升高1摄氏度就可能使粮食产量下降10％。水稻生长需要大量水资源，在亚洲，一些地区地下蓄水层下降、降雨减少，严重影响生产。此外，以基因技术为基础的新型生物技术研究有潜力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但这些技术的开发与应用面临不少障碍，包括观念方面的阻力，长期来看这也是妨碍粮食产量上升、导致粮价上涨的不利因素。
导致最近两年间粮价急剧上升的一个直接因素，是生物燃料产业的发展。油价高涨使生物燃料开始具备价格优势，各国纷纷开始建设生物燃料工厂。目前的生物燃料主要由玉米制取，而玉米是重要饲料，大量玉米用于能源导致饲养业成本抬高、形成了能源工业与食品工业争粮、争地的局面。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用玉米生产的乙醇燃料需求的增加是导致2006年上半年世界粮食储备减少的主要原因。一些生物燃料的支持者说，美国等国家还有大量空闲耕地，包括接受政府补贴的休耕地，利用这些耕地就可以避免生物燃料争夺口粮。确实，在玉米价格飞涨的刺激下，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大玉米出口国2007年玉米种植面积增加15％，达到60多年来的最高值。但是，玉米增产的关键是夏季生长期降雨充足，这样玉米价格才会回落，不到今年的收获季节还不好下结论。同时，为了增强国家能源安全并应对全球变暖，美国政府正继续支持生物燃料发展，按美国总统布什在2007年国情咨文中提出的计划，10年后美国的汽油消费量将削减20％，每年提供约1300亿升的乙醇燃料等替代性生物燃料。这个数字是2006年美国乙醇燃料产量的7倍。如果届时生物燃料生产技术没有重大突破、仍然需要利用粮食来制取，这对粮食供应将是一个重大挑战。平抑食品价格，也不全是坏消息。例如，一些科学家正尝试利用农业废物（如秸秆）或者不需要占用耕地的生物（如海藻）来制取廉价的生物燃料，如果能获得成功，它将显著减轻粮价压力。联合国粮农组织４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预测，2007年世界粮食产量将超过2005年的最高水平，创造20.82亿吨新的历史纪录。而美国、欧盟、巴西、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还有很大的农业增产潜力。但是，长远来看，需求增长、生态环境恶化、能源价格高涨等导致粮价上涨因素将持续存在，用英国农民联合会的话来说，“廉价食品的时代结束了”。这家代表农民利益的机构乐于见到粮价上涨。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就意味着要为食物花更多的钱。
如何将食品价格涨幅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使它既能让农民获得更多收入又不降低公众的食品消费水平？如何在这种局面下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使世界的温饱状况不至于发生倒退？这将是一个需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科研机构等多方共同求解的大难题。
（驻联合国记者 王艳红 编辑：周盛平）
发件人：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7-11-14 12:32:1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PPP and China‘s Size
Dear all,
please find below an interesting article by Bert Keidel of the Carnegie Institute that interprets the findings of an ADB study on China‘s price level, which I sent around before. Keidel points out that the preliminary estimates of the ADB can have major consequences for the measures of China‘s size in the World Economy and its level of poverty.
Best regards, Bert，
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贫困程度
The limits of a smaller, poorer China
By Albert Keidel
Published: November 13 2007 19:41 | Last updated: November 13 2007 19:41
In a little-noticed mid-summer announcement,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presented official survey results indicating China’s economy is smaller and poorer than established estimates say. The announcement cited the first authoritative measure of China’s size using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methods. The results tell us that when the World Bank announces its expected PPP data revisions later this year, China’s economy will turn out to be 40 percent smaller than previously stated.
This more accurate picture of China clarifies why Beijing concentrates so heavily on domestic priorities such as growth, public investment, pollution control and poverty reduction.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China living below the World Bank’s dollar-a-day poverty line is 300m – three times larger than currently estimated.
Why such a large revision in the estimates of China’s economic condition? Until recently, China had never participated in the careful price surveys needed to convert accurately it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to PPP dollars.
The World Bank’s estimates based on summary data from the late 1980s probably overstated China’s PP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even then. Up to now, the bank has revised its estimate very little. In the meantime, China has repeatedly raised the prices of food, housing, healthcare and a range of other non-traded goods and services. These reforms should have lowered the PPP adjustment, but the bank left it basically unchanged.Last month, Robert Zoellick, World Bank president, argued that the bank should continue to lend to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India and Brazil because they still had large shares of the world’s poor.
The new, more accurate statistics describing a smaller, poorer China strengthen this argument. The ADB’s announcement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number of dollar-a-day poor in India is closer to 800m than the current estimate of 400m. These PPP adjustments affect poverty measures because the World Bank’s dollar-a-day poverty line is a PPP dollar poverty line. Reducing PPP consumption estimates drops large numbers of additional households below the poverty line.
For China, the correction needs to be made back to the 1980s and 1990s, when instead of World Bank estimates of roughly 300m people below the dollar-a-day poverty line, the number was more likely more than 500m. China has made enormous strides in lifting its population out of poverty – but the task was perhaps more gargantuan than most people thought and progress has been overstated by bank estimates.
These calculations are not just esoteric academic tweaks. Based on the old estimates, the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reported this year that China’s economy in PPP terms would be larger than the US by as early as 2012. Such reports raise alarms in security circles about China’s ability to build a defence establishment to challenge America’s. Well-informed analysts know that PPP calculations are a poor measure of a country’s potential military base, but with the corrected China PPP statistics, the whole question is moot. China is just not that big now and will not get that big any time soon. Given uncertainties about China’s political and security evolution, this more moderate picture of China’s economic size is reassuring. It means that the US and other developed nations have more time to engage China and interact with its fledgling institutions. There might be no better place to start than with military-to-military relations.
The immediate international interest, however, is for China to succeed in its still daunting internal development challenges. Such opportunities might be manageable if engagement focused on a needy sub-region such as Sichuan Province, where the US has a flourishing Peace Corps programme. The goal is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ducive to political moderation.
Close contact with China’s development process on the ground might also help us understand better the lessons China’s experience might have for so many poor countries where development is stalled. Finally, both Congress and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should recognise the limitations and opportunities revealed by these more accurate data. For example, risks to its impoverished rural hinterland from a sudden large revaluation of its currency loom larger in Beijing’s eyes than in Washington’s. Acknowledging this could smooth negotiations.
The writer is senior associate at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e was acting director of the US Treasury department’s Asia Office 。
发件人："谢剑" 收件人： , 抄送：发送时间：2007-11-13 18:37:4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和讯网评论部11.12日及11.13日独家评论
好一个“30%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员 曹建海
2007年11月13日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先生11月10日在福州表示，城镇居民住房消费能力对收入高敏感、高弹性，这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前景持续看好的最重要的经济学依据。陈淮指出，现在全国大概有30%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这个数字虽然不是大多数，但是比起20年前我国只有不超过3‰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10年前大概有3%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中国城镇居民买得起房的人所占比重在20年里增长了100倍，而且这个比重还在不断提高，这是我们对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信心所在。
好一个100倍的增长，好一个高速度，好一个“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信心”！不知道陈淮先生在做出这个自信满满的判断时，有没有先到城镇居民当中，做过哪怕是几十个样本的抽样调查？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推论，是建立在简单的“时空转换”逻辑错误上的？有没有考虑过，作为房地产主管部门的首席智囊，不负责任的言论，对这个国家发展是否有益？
不过，简单否定陈淮先生没有做过调查研究，也很可能太过武断。如果我们把绝大多数城镇居民抱怨的“高房价让70-80%的城镇家庭买不起房”，对比陈淮先生“现在全国大概有30%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两个结论放在一起，我们甚至可以得出惊人的一致。看来，陈淮先生不过是换了一个视角，把民众普遍的抱怨和不满，转换成了具有积极、蓬勃向上意义的产业发展论断，真的是何其能也。
可见，在不同社会阶层利益冲突日益激烈的时期，经济理论被一些人当成了可以任意解释的“艺术”，而理性的、科学实证的因素和程序，则正在面临全面消失的危险。
在陈淮先生的演讲中，“城镇居民住房消费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有必要在这里简单地讨论一下，买房究竟属于消费还是投资？其实，在一些高官心目中，买房是属于消费还是投资，他们有截然不同的条件选择。这个条件选择就是：当房地产与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居住水平联系在一起时，买房就属于消费，属于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买房与消费物价指数联系在一起时，买房就变成了与工厂厂房建设一样的，按照国际惯例规定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因而房价上涨就可以不计入消费物价指数当中。
在陈淮先生的这个演讲中，因为要给“房地产市场发展”寻找一个持久的、内在的信心和动力，买房就被他直接定义成了“城镇居民住房消费能力”。不过，我倒愿意同意陈淮先生这个定义，把居民用于购房居住的行为，当作居民“衣食住行”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至于目前那些购买了新建商品房70-80%比例的住房投资者和投机者阶层，我倒认为应当归类于住房生产出来以来，还没有送达消费者手中的“交换”环节，不便于简单归结到“居民住房消费”的范畴当中。
当然，如果把这部分住房投资者和投机者阶层，从“城镇居民住房消费能力”当中剔除出来，陈淮先生的信心和乐观就要大打折扣了。我相信陈淮先生一定不会同意我的这个论断。
根据经济理论最基本的常识，物质资料生产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其中，生产是决定环节，分配和交换是中间环节，消费是最终环节，也是生产的目的。这个道理当然适用住房生产和消费领域。在富饶的阿拉伯国家，政府通常把建好的房屋，直接分配给居民居住。“买房”对于这些国家的居民而言，是一个完全“不必要”的经济行为。由于居民享受了政府提供的住房福利，他们有条件把收入用于改善生活的其他方面，因而他们是幸福的。
反过来，如果教条地以是否“买得起房”来衡量这些国家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那么他们应当还停留在我们上世纪70-80年代的“水深火热”阶段呢？这显然是难以服人的推论。
同样的，在我国1998年实施全面住房制度改革以前，政府、单位直接分配住房，当然还有一部分的城镇居民自建房，是城镇居民解决住房问题的两种最主要的途径。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时期，住房建设通常作为政府基本建设计划下的附属项目而存在的，由于那个时期我们的计划安排是经济建设为主、吃饭为辅，所以住宅建设规模和比例都非常小。这样一个大的时代环境，说明当时的资源配置主要是生产，生活是被放在次要地位的。政府要求人们勒紧腰带，把生产搞上去。显然，这属于当时的全社会资源配置问题，不能把房子建多了简单归结为市场经济优越，而计划就是差的。
至于居民自建房，还没有听说过去城镇居民“建不起房”的事情。因为自建房的成本，在1997年每平方米不过245元；1985年每平方米甚至只有惊人的45元。那个时候买一栋房子的价钱，一般并不比建一栋房子贵。我不知道陈淮先生如何将这些“建得起房”的城镇居民，连同可以从政府、单位分得到房的绝大多数城市居民，因为他们没有到1981年才诞生的房地产开发商那里购买商品房，就被一起归类到“99.7%”卖不起房的城镇居民行列中呢？
在居住方面生活水平的提高，能不能简单地以“人均居住面积的扩大”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志呢？且不说“人均”这个统计数字，对于普通老百姓蕴含了多大的水分；就居住的生活水平而言，住房支出是否在居民收入占有合理比重，才应当是我们衡量城镇居民居住生活水平的更重要标志。如果人们收入真的提高了，住房支出应该在总支出中的比重逐渐下降。就如同恩格尔系数所描述的食品比例变动趋势一样。住房消费支出比例下降，表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的真实提高；反过来，讲如果房子住的大了，但是住房支出远远突破了收入，这属于房奴机制、囚徒机制。这样的住房，是没有幸福感可言的，这属于被动的手段。认识到这一点，对于评判1998年以来的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成效，是非常重要。
就像笔者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现场所说，如果简单地追求“人人有房住”，那么，囚徒也有房住，也应该是幸福的。这样的居住又有什么社会意义呢？陈淮先生有意地把过去可以通过分房、建房解决居住问题的绝大多数城镇居民，归类到“卖不起房”的低收入水平阶层；而把在住房全面市场化条件下，人们不得不从房地产开发商手中购买价格超过造价数十倍的商品房，并因此沦为“房奴”的被动经济行为，作为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这样的比较，又有哪怕一点点理论上的积极意义和社会意义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员）
发件人："大侠"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relay.mail.sohu.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1-14 11:55:1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潘祎的稿子
通货膨胀将让我们如何应对？
何必
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10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6.5%，与8月份涨幅持平，是199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新华社办的上海证券报分析了CPI如此走强的原因和特点：10月份CPI与前几个月一样，继续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农村涨幅高于城市，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城市上涨6.1%，农村上涨7.2%；二是食品上涨高于非食品，食品价格上涨17.6%，非食品价格上涨1.1%；三是消费品上涨高于服务价格，消费品价格上涨7.8%，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3%。我国从2003年连续4年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但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快速攀升，特别是3月份以来，CPI涨幅连续八个月超过3%的警戒线，8月份CPI更是创下十年新高，达到6.5%。
而我再三举例说明的，中国成品油定价机制当中存在的巨大的、令人瞠目结舌的谎言，到现在也还是依然如故。国家发改委违背政府急于通货膨胀加剧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而作出今年基本品价格不调整的公开承诺，屈服于中国几大石油寡头，将国际油价上涨的幌子下的价格调整让全社会为寡头垄断状态下的石油巨擘们付出代价，形成劫贫济富赢家通吃的局面，这也是我们有目共睹的。而这种对于所谓和谐社会的地地道道的反动，却被官方说成是不得以而为之的被动选择。而类似中石油在回归A股后迅速套牢近千亿社会资产，让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幻象成为浮光掠影的昙花一现，也是用谎言掠夺国民财富的凶狠一招。
我在最近发改委调整成品油价格公告发布之日就认为，受害最大的应该是中国的农民。现如今看来，果不其然。农产品价格涨幅在CPI当中一马当先。而众所周知，这种价格上涨的赢家并不是农民，而是类似涉农的资本家们。比如，柴油价格的上涨，只不过是让类似中石化们那样把持着炼油环节以及成品油销售市场的主儿乐不可支，而农民不得不为此更加苦不堪言。
这就与现如今在中国被炒得风风火火的罗尔斯有关正义讨论当中的情形有了惊人的一致：任何变动当中，正义是应该考虑到这种变动所涉及的利益受损最严重的群体的规则。换言之，中国社会出现的，就是任何变动，都是对最弱势群体的掠夺，并且这种掠夺自下而上，会贯穿全社会，最终让富人群体也在劫难逃。于是乎，我们就会发问，通货膨胀究竟是个什么样？多年的朋友许峥给我发来了相关内容。
易宪容提到的中国CPI体系设置，本身就是个自欺欺人的货色。众所周知，按照恩格尔法则，中国食品开支在家庭及个人支出当中占比呈现下降趋势，而CPI设置却全然不顾这种事实，将食品权重按照计划经济时代的设定，保持在高位；而故意将住房这类品种放到投资品当中，在整个CPI当中，涉及到住房的，只不过是租房的价格；同时，房租的计算也是按照官方依据整个住宅面积而非真正进入租房市场住房面积计算，如此一来，涉及到住房的价格就被大大缩水，导致无法鉴别真实的通货膨胀面目。如此这般的倒行逆施，成就了官方通过弥天大谎向全社会掩盖物价真实水平的壮举，也是造成国民感受与官方数据之间大相径庭的制度性原因。
易宪容没有提到的，是他在香港师从张五常之际的同窗、在全世界大名鼎鼎的郎咸平谈到的，中国的通货膨胀当中，最大的原因不在别的，而是因为腐败。郎咸平通过财务分析得出结论，我们每消费一块钱当中，就有0.12元在为腐败买单。我在skype上总是能够见到郎咸平。前天与上海王炼利谈到郎咸平时，我认为，中国社会太需要郎咸平这样的人了。实际上，郎咸平、王炼利、华新民等等的存在，真是让内地那些经济学家（当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也包括其他各个领域的所谓专家学者）们无地自容，作为被称作社会良知的专家学者，通通屈从于体制内生存所要求的话语禁忌，完全丧失了知识分子的基本道德原则与人格尊严，沦为御用化的传声筒。当国民收到日益严酷的盘剥之际，他们却发出了腐败是社会进步的润滑剂、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的帕累托改进这种荒唐到极点的声音。
而民政部垄断下的殡葬业，利润率高达2000%，死了都没有地方埋。
通胀压力远比我们看到的要大
易宪容
结构性通货膨胀并非是部分通货膨胀，而是整体性通货膨胀，只不过，中国CPI结构体系的缺陷把它掩盖了。
在这里，有几个概念得理解清楚。一是中国经济可容忍多高的通货膨胀。一般来说，发达市场经济下的货币政策目标制的国家，CPI为2%就会十分警惕了，而也有的国家通货膨胀率不得超过1.6%。可以说，就中国来说，尽管没有实行货币政策目标制，但是由于早几年CPI一直处于低位运行, CPI为5.6%当然是值得密切关注的事情，否则，肯定不是可以容忍的事情。二是有人认为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结构性的，而不是整体的，因此，这种结构性通货膨胀不会对整体经济造成多少伤害。我想这种看法没有多少内在的经济逻辑。这是在玩一种文字概念，并没有表明现实事物的内在逻辑性。很简单，对于一件事件或一个市场而言，结构是什么？是事件或市场内部各个要素（或成分）之间规律性内在联系，而且这种内在联系并非机械相加而是规律性有机结合。如果事物或市场的结构不同，一定会引起性质与功能根本性变化。对于中国的CPI来说，结构是什么？CPI的结构无非是指不同消费品类型的构成、权重的内在规律性、稳定性及相互联系性等，它的功能就是通过不同消费品类型的构成与权重来表明消费品价格变化的趋势。如果中国的CPI出现了结构性的通货膨胀，那么也就表明中国通货膨胀是内在的、规律性的及相互联系的，也是整体性的。就7月份CPI为5.6%来说，相对于早几年的低CPI来说，不仅是较高的，而且也是中国经济进入全面通货膨胀的开始。
中国式的通货膨胀是从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开始的，然后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及各种服务全面上涨，再就是消费品的价格全面上涨。还有，假如有人讲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成立，由于目前中国CPI结构不合理，如果我们改变中国现行结构体系，那么中国的CPI应该会更高。比如中国CPI居住类现在为13.6%，但美国为42.7%，如果居住类在中国CPI的权重中上升到30%（其实应该比这还高）以上，那么在国内价格成倍上涨的情况下，居住类的上涨幅度也不会低于房价上涨幅度，而目前市场上涨幅度最快的居住类权重加大，那么CPI上涨幅度就会更快了。
因此，结构性通货膨胀并非是部分通货膨胀，而是整体性通货膨胀。无论是从中国现行CPI指数体系来看，还是从中国市场实际消费品价格上涨情况来看，中国全面的通货膨胀早就开始了，只不过，中国CPI结构体系的缺陷把它掩盖了。
北京是否需要迁都？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7年11月15日
目录
胡星斗：《北京 迁都的缘由 》
岳山：《温家宝宣布港股直通车业务暂停》
发改委称农民惜售心理是粮价涨幅大原因之一
刘军洛：《粮食、黄金、房价将继续巨幅暴涨----杂谈黄金与中国房价》
全球食品价涨速“让人害怕” 平抑起来为何艰难
Albert Keidel：《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贫困程度》
曹建海：《好一个“30%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
何必：《通货膨胀将让我们如何应对？》
易宪容：《通胀压力远比我们看到的要大》
胡雅清 方玮：《解密马云和阿里巴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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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 "poster"
北京迁都的缘由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07年11月15日
中国应当尽快迁都，以缓解北京水、土地、交通等的紧张状况，减轻北方的资源、环境压力，降低北京的房价和生活成本，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宜居城市；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保护“老北京”及北京的文化古迹，促进北京的文化繁荣，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
如果不迁都，北京的水荒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北京水资源的形势十分严峻。据专家估算：到2010年，平水年份北京将缺水11.85亿立方米，枯水年份将缺水近20亿立方米；到2020年，平水年份北京将缺水23.76亿立方米，枯水年份将缺水30.9亿立方米。
目前，北京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300立方米左右，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七分之一、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二十五分之一。北京现在年来水量只有15亿立方米左右，超采地下水26亿立方米，连年的大量超采地下水已经使北京周边地区形成了2100平方公里的漏斗区，水位已经降至海平面五六十米以下，致使北京一些地方出现地面塌陷。可以说，北京继续超采地下水已经十分困难和危险。
现在，很多人把南水北调工程看成解决北京缺水难题的良方。但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2020年才能全部竣工，即使到那时北京可分得的水量也不过12亿立方米，与缺水30亿立方米仍然相差很远。何况，中线工程流经的河南、河北等省份都是缺水大省，如何分配这些水资源将会大有争议。
北京凡是能建水库的地方也已建完，基本无潜力可挖。唯一准备建设的张坊水库也仅可增加供水1亿立方米，抵不上官厅水库、密云水库未来减少的蓄水量。
更为严峻的是，科学家们预测，由于受地球温室效应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至少在未来一两个世纪内，全球干旱问题将更加严重，中国北方的缺水问题将更趋恶化。
> 沙漠化、荒漠化对北京的威胁也日益严峻。现在，中国的沙漠化、荒漠化国土不断扩大，沙漠离北京越来越近，最近的沙丘离市区仅70公里，可以说，沙漠直逼天安门。而且，沙漠处在北京的上风口，一遇刮风，黄沙便直扑京城。前总理朱镕基对北京的沙尘天气一直忧心忡忡，眼看着沙漠在一天天地逼近，他感叹中国有可能因此而迁都。
> 其实，北京作为首都，其中枢战略地位已经动摇。北京在历史上属于中枢战略要地，处于咽喉地带，它左拥太行，右临渤海，北连朔漠，南控江淮，枕居中原，龙蟠虎踞。但是到了近现代，随着海权时代的到来以及航空母舰、巡航导弹、战略轰炸机的出现，使得北京无险可守，其濒临海洋的弱点凸显出来。从八国联军海上登陆直捣北京，到巴西、巴基斯坦、缅甸、尼日利亚等国家把首都迁离海边，以及拟议中的伊朗、日本迁都，都促使中国也必须从战略上重新考虑首都的选择和安全。
资源高度集中于北京，也加大了国家的安全风险。北京是中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之一，坐拥最多的国有大企业总部；北京还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传媒中心，拥有中国最好的大学、科研院所、文化机构。这种资源高度集中于一地，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科技文化中心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只会大大地增加国家的安全风险。一旦爆发战争，北京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敌人攻击的首选目标。而美国的做法比较科学，其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大企业总部、一流大学与科研院所都是分散的。
人口的过度膨胀、工业的畸形发展、严重的污染，使得北京不再适合作为国家的政治首都。由于首都效应，以及近水楼台、特权很多，使得移民北京的热潮难以停止。目前北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每年增加40余万，相当于每年吸纳一个中等城市。据研究部门的报告：北京市可支撑的人口容量最大值是1277.77万人。但在1997年北京的总人口就已经突破1500万人，远远超过了容量的最大值。
而且，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打破，用过去的行政手段禁止农民进城已经不太可能。所以，北京的人口还会继续增加。
人口的膨胀加剧了北京水资源的紧张、交通的拥挤，也导致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消费品价格的虚高猛涨。北京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00，面积占我国国土的1/600，但2002年北京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国的1/8还多，2003年北京商品房施工面积占全国的1/10。北京的房地产虚热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可以说，北京成为吞噬全国资源和资金的黑洞。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以及改革开放以后政绩和财政收入增长的需要，致使北京的工业畸形发展，与天津、沈阳、唐山的工业几乎完全同构。北京成为中国的工业重镇，导致了天津、沈阳、唐山的衰落。
北京还是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世界卫生组织称，北京1999年的空气污染程度位居全球第三。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调查报告称，北京是全国18个主要城市中空气污染情况最严重的一个。鉴于以上因素，将政治首都从北京迁到中原或南方中部一带，同时实行“分都”战略，加强北京的文化首都的功能，确立上海的经济首都的地位，可谓势在必行。
2006-4-17，2006-5-9文，2007-11-13修改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附件一：
迁都与政府重建
吴飞
迁都建议的深层背景
“现在，许多反对我的人既不了解北京面临的问题与危机，也不了解我迁都建议的制度设计；支持我的人，也有不少人仅仅是出于对北京的表层问题的不满。”
>
> 2006年4月17日，北京遭遇特大沙尘暴，天空一片橙色，地上厚积黄土——人均尘土公斤！
> 第二天，胡星斗写下迁都建议书：“中国北方的生态环境已经濒临崩溃。 解决此环境危机的最直接选择便是迁都，我们呼吁：把政治首都迁出北京，迁到中原或南方。”
一石激起千重浪。
文章在网络上流布之后，引发了网友的强烈反应。
> 胡星斗是理工大学的教授，以研究中国问题著称的他，近年来常常就社会热点话题发表意见，这一次，面对沙尘暴的侵袭，他又迅速的做出反应，说出许多人心中均有而口中均无的建议，自然的获得广泛的共鸣。
> 但是这可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应时之作。
> “现在，许多反对我的人既不了解北京面临的问题与危机，也不了解我迁都建议的制度设计；支持我的人，也有不少人仅仅是出于对北京的表层问题的不满。”
> 胡星斗对说，提出迁都是在对首都北京诸多问题的长期的严肃研究思考做出的判断。他说：“我的迁都建议决不仅仅是一个迁都建议，我的迁都建议是与政府再造相连的，是有建立小政府——职能适度的现代政府体制的目标诉求在里面的。”
而提出迁都，胡星斗也并不是第一人。 近年来随着北京城市规模和人口的超常规发展，城市功能的过于集中，人口膨胀和资源需求给北京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由于北京环境资源紧张的问题，早在80年代末就有人提出过迁都问题，据说，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后因腐败问题下台的陈希同当时也提倡“北京迁都”说。
同时，迁都之外，有人提出“双都”说，如以北京为政治都，上海为经济都；有人提出“副都”说，在北京近郊的顺义、昌平一线，或河北涿州、廊坊等地，建分中心区；还有人提出维持北京首都地位不变，对城市结构和职能稍作调整等等首都发展战略方案。总之，迁都已经成为北京不得不面对的重要战略选择之一。
治沙是长久之事
因沙尘暴肆虐而提出迁都的，朱镕基也算一个。2000年5月，朱镕基总理在视察浑善达克沙地时挥笔写下了“治沙止漠，刻不容缓，绿色屏障，势在必行”十六个大字，勒石为证，竖立在沙丘之上。朱镕基表示：“如果治理不好沙害，北京就有迁都的危险。”
当时，由于旱灾情况日益严重，全国将近十年的降雨率都低于平均水平，地下水和水库水位则连年下降，许多地方的河川甚至都已经干涸。中国沙漠化的现象持续恶化，兰头沟周围的沙丘每年以3.5公里的速度南移，如果再不加以控制，再过30多年北京将面临沙漠化的危机。所以才有了朱镕基总理的担忧，他不止一次的提出，如果沙漠化问题不能予以控制，中国迟早要将首都迁往他处。
一位部委领导在考察内蒙时也曾说过一句肺腑之言：“干旱和沙漠化是中国人民的最大灾害，是人民的心头大患。”自此开始，国家启动了京津周边沙源治理工程，浑善达克成为治理重点，先后投入9亿多元。几年来在内蒙投入的生态建设资金累计达到几十亿元。但是近年来沙尘暴治理基本上没有缓解。胡星斗说：“沙尘暴侵袭北京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沙尘暴与荒漠化相联系，但是目前治沙几无成效，仅仅出于这个（沙尘侵袭）考虑，迁都也是很迫切的一个问题。”
根据中国气象部门的记录，20世纪50年代全国仅发生过5次强沙尘暴，进入90年代，则发生了23次。受沙尘暴影响所导致的社会经济损失逐年增长。
北京面临沙尘暴的侵袭，所以首都一迁了之，那北京将来怎么办？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也可以说是首都迁出北京面临的首要问题。胡星斗对此问答说，治沙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的理顺，建立产权清晰的土地制度，明确草地和林地管理政策，才是治沙的根本战略，也是实现草地与林地长久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对于治理沙尘暴，国家防沙治沙办公室主任刘拓甚至断言——中国不可能根治沙尘暴。治沙前景之不容乐观，由此可见。
北方地区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冷空气强劲、沙漠化严重等都是引发北方春天沙尘暴至关重要的因素，控制风沙的就要植树造林和绿化环境，然而国家计划时代的滥采、滥伐、滥耕、滥牧几乎将北方的生态破坏殆尽，而在中国目前这样不完整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下，当生态环境与经济利益发生碰撞的时候，生态环境作出退让就在所难免。
有专家称，在二三十年内，即便我们能够开展些有效的控制风沙运动，也无法根除北京的风沙之患。也就说，我们同风沙的搏斗将是持久战，并非朝夕之功。治沙与北京是否作为首都是没有太大联系的，为了治沙而不迁都难称长久之策。
水资源危机
除了沙尘暴的侵扰，北京还面临水资源危机的困扰。早在2000年2月23日，《中国环境报》文章提出：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钱易认为，北京的水资源危机，已到了不得不考虑迁都的问题。 文章指出，当时北京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300立方米，为全国平均占有量的1/3，世界平均占有量的1/30，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下限。除了严重缺水问题，还有水质污染严重问题，北京的污水集中处理率仅达40％，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排入河道和渗井、渗坑，加之农药和化肥的过量使用，许多地下水和河湖受到严重污染。城市下游的河道多为超五类水体，基本没有生物存活。
而北京市社科院的一个专门小组，在长期研究水资源供应与城市人口容量的关系后得出结论：2005年，北京可支撑的人口容量为1277.77万人，其中常住人口1156.01万人，外来人口121.76万人。这一结果是北京人口容量的最大值。但实际北京总人口在1997年即突破1500万大关，其中常住总人口1210万人，外来人口35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从水资源供应的角度看，北京的人口已超负荷300万人，而这一数字仍以每年20万人的速度在增加。
20世纪70年代北京水危机时，农业大量开采地下水，已形成大面积漏斗区，东郊出现了地面下沉。地面大面积下沉最终会影响整个城市建设，导致地基不稳，墙壁开裂，道路中断等严重后果。以北京市为圆心，800公里半径之内(200万平方公里，超过1/5国土)已没有一条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严重超采，最深的水井已达300-400米，而且，北京地区的地下水位还以每年1.5米的速度下沉。早在10多年前，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吴国昌就发出警讯：如果供水问题未有改善，只要再来一次大的旱灾，华北地区的经济都可能崩溃，大北京地区完全具备了被水危机摧毁的必要条件。
北京年来水量只有15-18亿立方米，加上地下水，平水年可用水资源量为41.33亿立方米，其中26.33亿立方米靠超采地下水，遇枯水年现状可用水资源则只有34.09亿立方米。而现在北京年用水量已达42亿立方米，入不敷出。
为了解决北方地区的水资源危机，国家斥资1240亿元，启动南水北调工程。北京作为南水北调工程的受惠者，2010年工程完工后，中线工程中供应北京的水量将达到13亿立方米。但是中线工程流经的豫、鲁、冀、晋都是缺水大省，如何分配这些水资源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最终能有多少流到京津还是大有疑问的。
同时，我国600多座建制市中，有近400座城市缺水，其中缺水严重的城市达130多个，大城市大都缺水。全国城市每年缺水60亿立方米，日缺水量超过1600万立方米。目前中国因污染而不能饮用的地表水占全国监测水体的40％，50％的地下水受到污染，64％的人正在饮用不合格的水。中国河流近1/2河段受到污染，1/10的河流长期污染严重，已失去使用价值。未来十年水源短缺将是国内最具挑战的问题。所以，如果迁出北京，要找一个不缺水的城市，并非易事。
但是，记者向钱易院士征求意见时，她表示她的说法是引自一个日本人，不是她的观点。胡星斗则表示，北京的水资源危机在学界基本说可以说是已经没有什么争议，这也是许多学者提出北京迁都的最主要理由，倘若水源和污染不能有效解决，迁都便是北京的重要选项。
急剧膨胀的人口
与北京的环境资源急剧恶化相联系的是，北京市的人口也在不断的膨胀。
> 如前所述，2005年北京可支撑的人口容量为1200多万人，但200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530万。今年年初，北京市政府提出201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为1600万左右的目标。这个目标在可以说是北京在面临环境资源危机时的一个治标之策，北京市人大在讨论时最后删除了这个控制目标，但是北京市如何应对人口的急剧膨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 16年来，北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每年分别增加了近20万，每年合计40万人口的增加额相当于每年增加一个中等城市。与此同时，经济更加发达的上海、青岛等城市，其主要城区的人口却在缓增长甚至零增长。
> 北京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魅力？胡星斗表示主要还是由于北京作为首都的强大功能和优厚的资源。如果背景没有改变它当前的地位，北京的移民潮就难以获得缓解。
> 值得警惕的是，北京经过50年的建设，到1999年，市区建成区面积已达到490.1平方公里，市区人口达到611.2万人，其中人口规模已接近市区的环境容量。
> 北京人口的膨胀，不仅加剧了包括水资源的紧张，导致了交通的日益拥堵和治安环境的日趋复杂，更是北京市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的内在原因。
> 北京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00强，土地连同郊区县也只占我国国土的1/600，而2002年北京房地产开发投资989.4亿元，占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7736亿元的1/8还多；全市商品房施工面积达7510.8万平方米，占全国商品房施工面积9.28亿平方米的1/12，2003年更已上升为1亿多平方米，占全国1/10。2002年，全国本外币储蓄余额共183388亿元，而北京人民币储蓄余额就有15392亿元，加上外币储蓄余额也占全国的1/10。
胡星斗表示这说明全国有大量资金流入了北京，造成了北京的房地产虚热，潜伏着很大危机，所以有人说北京是资源和资金的黑洞。
“环京津贫困带”
“北京像一部抽水机，吸干了周边的资源，形成了所谓的“环京津贫困带”。”
> 胡星斗在建议书中这样写到：河北的发展远远不如相邻的河南，更不要说与山东相比，河北一些地方的农民仍然住在茅草屋中！河北、山西本身就是严重缺水的省份，但还要忍痛向北京输水，为此当地几十万人没有水喝；为了保护北京的水源，为了植树育草，河北许多地方不让上马企业，限制发展养牧业，对此北京方面却不给予任何补偿，更没有市场化的利益交换机制。不像上海，市场经济发达，市场交易的结果是双赢，所以上海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繁荣。北京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多是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所以只能是“零和博弈”，一方所得就是另一方的损失，北京发展的结果是周边地区的萧条。
> 胡星斗的这番话不是没有来由，他为此收集了广泛的资料。
> 有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初期，环京津地区与京津二市的远郊区县基本处于同等发展水平，但2001年，“环京津贫困带”24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仅分别为京津远郊区县的1/3、1/4和1/10.北京地区农民收入人均7000元左右，而“环京津贫困带”的农民人均收入还不到2000元。
> “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主要是源于京津两个大城市对这些地区的“资源吸附”。
> 2005年8月份，亚洲开发银行与河北省政府公布《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贫困带”这一概念之后，从中央到京津两市，有关部门已经高度关注。
> 中国社科院、北京市社科院联合发布2006年《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指出，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江苏、浙江等相关地区的快速发展。而京津冀三地都是在相对独立发展，北京对两者的辐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由于北京的“空吸现象”还导致了“环京津贫困带”的出现。
> 蓝皮书指出，京津冀三地的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造成周边地区旅游发展等相对迟缓，甚至在河北省内还存在着272.6万贫困人口，如此形成了“环京津贫困带”。
> 胡星斗说，北京81%的用水、天津93％的用水都来自河北。作为京津的水源地，河北为了给京津提供充足和清洁的水资源，不断提高水源保护标准，加大对这一地区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制约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 北京对周边地区的吸附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索取远大于给予，造成了“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结果。首都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孤岛效应”，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 为此，胡星斗大声疾呼：政治首都迁出北京，可以大大缓解北方的资源环境压力，让河北、山西、天津等省市获得平等发展的空间和喘息的机会。
政府再造
胡星斗表示，北京面临的广泛的问题和现实的危机，但是他提出迁都，更是基于中国整体政治经济格局的思考。
市场经济要求建立“小政府”、“适度政府”、“有效政府”与之相匹配。胡星斗说，一方面，如果迁都，一定要同时进行“政府再造”：将迁都、缩省、机构改革结合起来，改变省级管理幅度过大、同时官僚机构庞杂的现状，实现首都职能的分解，由此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迁都一定要依法进行，在法制的轨道内实施，为法治国家的进一步变革和完善提供成熟的经验。
> 胡星斗提出，首都迁出北京，在深层的意义上，有助于从文化上、心理上摆脱几千年帝王文化、专制政治的阴影，促进中国进一步走向民主法治，进而有助于两岸的统一实现。
> 政治首都迁出北京后，由于不再具有行政资源的优势，北京会逐渐缩小城市规模，最终与其资源环境相匹配，从而化解北京的环境资源困局。
> 也就是说，迁都实际上是给中国的变革提供一个良好的契机。他更关心的正是以迁都为契机实行的缩省、机构改革和制度建设。
> 具体言之，缩省就是缩小中国部分地区的行政辖区范围，增设副省级直辖市，实行地方分治，适当扩大一些城市的权限，加快地方改革的步伐，减少权力层次，提高行政效率。
> 胡星斗说，中国存在严重的“软政权化”的问题，即宏观调控不力、中央号令不灵、地方势力膨胀、行政效率低下、司法松弛等，因此，为了克服这种现象，地方适当分权、分治，是必然的选择。
> 我国各省、自治区的辖区过大，加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我国省级行政单位平均人口在4千万左右，一些辖区范围远远超过英国、法国或德国的全部国土，这很不利于实行高效的现代化的行政管理。美国是发达国家，只有两亿多人口，却分成了50个州，而且有些州是强行一分为二的，如南卡洛莱纳州、北卡洛莱纳州；南达科他州、北达科他州。美国平均每州只有不足500万人。
> 即使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省、区、直辖市平均以2千万人口（直辖市的平均人口）为宜，那么，中国的省级和副省级区域最终应为60个左右才算合理。
> 按照胡星斗的设想，可以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可分为北疆、南疆两个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可分为东蒙、西蒙两个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恢复前藏、后藏的传统称谓，分为前藏、后藏两个自治区。
> 与此同时，我国还应大大增加直辖市（副省级）的数量，直辖中央。
> 迁都迁往何处？胡星斗表示，新政治首都将选在中原或南方中部，如河南、湖北、湖南一带，这样有利于国防安全和平衡国家的经济发展。
> 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已有20多个国家实施了迁都，还有10余个国家已提出迁都动议。其中，大多数国家将首都迁往或拟迁往该国的地理中心，如巴西、德国、哈萨克、尼日利亚、韩国等。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为了安全和平衡国内各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
> 胡星斗表示，具体位置将在他实地调研之后加以公布，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他的方案里，首都将是一座新都，主要考虑的是新都的国家安全位置，交通还有环境资源条件。
胡星斗提出，迁都为一个国家的重大议题需要由国家立法机构的表决通过。同时，我国的首都是由宪法第138条明确规定的，所以我们需要修改宪法，同时，我们还需要通过迁都的专门法律，在法制的框架下推进迁都。他说，在进行实地考察之后，他将公布它收集到的数据和迁都报告，并将依法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第138条的修正案，实实在在地推动迁都。
正是出于对迁都问题的整盘思考并寄予深厚的制度诉求，胡星斗在他的迁都建议书最末发出这样的期待：迁都，可能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转折点。
附件2：
迁都，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胡星斗
中国应当尽快迁都，以缓解北京水、土地、交通等的紧张状况，减轻北方的资源、环境压力，降低北京的房价和生活成本，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宜居城市；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保护“老北京”及北京的文化古迹，促进北京的文化繁荣，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
可以说，迁都给中国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一、为什么中国要尽快迁都？
1、北京的水荒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北京水资源的形势十分严峻。据专家估算：到2010年，平水年份北京将缺水11.85亿立方米，枯水年份将缺水近20亿立方米；到2020年，平水年份北京将缺水23.76亿立方米，枯水年份将缺水30.9亿立方米。
目前，北京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300立方米左右，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七分之一、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二十五分之一。北京现在年来水量只有15亿立方米左右，超采地下水26亿立方米，连年的大量超采地下水已经使北京周边地区形成了2100平方公里的漏斗区，水位已经降至海平面五六十米以下，致使北京一些地方出现地面塌陷。可以说，北京继续超采地下水已经十分困难和危险。
现在，很多人把南水北调工程看成解决北京缺水难题的良方。但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2020年才能全部竣工，即使到那时北京可分得的水量也不过12亿立方米，与缺水30亿立方米仍然相差很远。何况，中线工程流经的河南、河北等省份都是缺水大省，如何分配这些水资源将会大有争议。
> 北京凡是能建水库的地方也已建完，基本无潜力可挖。唯一准备建设的张坊水库也仅可增加供水1亿立方米，抵不上官厅水库、密云水库未来减少的蓄水量。
> 更为严峻的是，科学家们预测，由于受地球温室效应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至少在未来一两个世纪内，全球干旱问题将更加严重，中国北方的缺水问题将更趋恶化。
2、沙漠化、荒漠化对北京的威胁日益严峻。现在，中国的沙漠化、荒漠化国土不断扩大，沙漠离北京越来越近，最近的沙丘离市区仅70公里，可以说，沙漠直逼天安门。而且，沙漠处在北京的上风口，一遇刮风，黄沙便直扑京城。前总理朱镕基对北京的沙尘天气一直忧心忡忡，眼看着沙漠在一天天地逼近，他感叹中国有可能因此而迁都。
3、北京的中枢战略地位已经动摇。北京在历史上属于中枢战略要地，处于咽喉地带，它左拥太行，右临渤海，北连朔漠，南控江淮，枕居中原，龙蟠虎踞。但是到了近现代，随着海权时代的到来以及航空母舰、巡航导弹、战略轰炸机的出现，使得北京无险可守，其濒临海洋的弱点凸显出来。从八国联军海上登陆直捣北京，到巴西、巴基斯坦、缅甸、尼日利亚等国家把首都迁离海边，以及拟议中的伊朗、日本迁都，都促使中国也必须从战略上重新考虑首都的选择和安全。
4、资源高度集中于北京，加大了国家的安全风险。北京是中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之一，坐拥最多的国有大企业总部；北京还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传媒中心，拥有中国最好的大学、科研院所、文化机构。这种资源高度集中于一地，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科技文化中心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只会大大地增加国家的安全风险。一旦爆发战争，北京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敌人攻击的首选目标。而美国的做法比较科学，其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大企业总部、一流大学与科研院所都是分散的。
5、人口的过度膨胀、工业的畸形发展、严重的污染，使得北京不再适合作为国家的政治首都。由于首都效应，以及近水楼台、特权很多，使得移民北京的热潮难以停止。目前北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每年增加40余万，相当于每年吸纳一个中等城市。据研究部门的报告：北京市可支撑的人口容量最大值是1277.77万人。但在1997年北京的总人口就已经突破1500万人，远远超过了容量的最大值。
> 而且，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打破，用过去的行政手段禁止农民进城已经不太可能。所以，北京的人口还会继续增加。
> 人口的膨胀加剧了北京水资源的紧张、交通的拥挤，也导致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消费品价格的虚高猛涨。北京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00，面积占我国国土的1/600，但2002年北京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国的1/8还多，2003年北京商品房施工面积占全国的1/10。北京的房地产虚热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可以说，北京成为吞噬全国资源和资金的黑洞。
>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以及改革开放以后政绩和财政收入增长的需要，致使北京的工业畸形发展，与天津、沈阳、唐山的工业几乎完全同构。北京成为中国的工业重镇，导致了天津、沈阳、唐山的衰落。
> 北京还是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世界卫生组织称，北京1999年的空气污染程度位居全球第三。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调查报告称，北京是全国18个主要城市中空气污染情况最严重的一个。
> 鉴于以上因素，将政治首都从北京迁到中原或南方中部一带，同时实行“分都”战略，加强北京的文化首都的功能，确立上海的经济首都的地位，可谓势在必行。
二、迁都的弊端与阻碍迁都的因素。
1、迁都之弊及其化解。
迁都可能导致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衰落。不过，我们认为，只要北京发挥优势，找准自己的定位，把北京打造成为代表东方文化的世界文化之都，北京反而可能由此获得新生。
> 北京积淀了数千年来中国人的光荣和梦想，承载了近代以来中国的荣辱兴衰，而新首都可能缺乏北京这样的文化凝聚力，天安门的象征意义也将丧失。
> 但我们认为，新首都如果选择在中华文化的起源之地，那么新首都自会获得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内涵。
> 再者，民意可能难以接受迁都。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意识：国都就是举国的中心，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所在，代表了最高权力和大一统意志。迁都无疑将冲击国民的心理定势。
> 还有人说，迁都将会使得中央政府官员偷安一隅，不再治理北方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我们认为，解决环境问题，关键在于建立现代环境治理制度——清晰土地产权；明确利益主体；拍卖、赠送荒地、沙地；加强立法、执法；鼓励公民组织的参与；推动公益诉讼等。如果不能建立现代环境治理制度，即使首都留在北京，也永远无法解决沙尘暴的问题。
2、迁都的程序与阻碍迁都的因素。
迁都的程序是：先进行调研，由政府、学者、各界代表提出新首都的候选地点和迁都的方案，然后由政府提案，举行广泛的有代表性的听证会，最后由全国人大表决或者举行全民公决。
> 实施迁都，除了国家财政分年度拿出上千亿资金外，还应当大量地吸纳民间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 阻碍迁都的因素主要是原首都的既得利益集团，如部分官员、房地产开发商等。只要政府晓以国家大义，以及给予开发商建设新首都的机会和利益，我想阻力是可以化解的。
三、新首都的功能定位与新首都的最佳选择。
新首都是一个特区，由一批城市群组成，其中，中心城市是一个小型的花园城市，是真正的行政、立法、司法等机关所在地。之所以新首都是一个大特区，是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大首都思维定势；之所以特区中心是小型城市，是为了实现小政府、高效政府的现代理念。
> 新首都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中国的国际交流中心、文化中心之一。
> 新首都应当具有很强的文化凝聚力，是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象征。
> 新首都还应是生态环境、文明道德的首善之区。
> 新首都的选址应当兼顾水、资源、气候、生态环境、军事安全、地理地震、民族、文化、经济成本等多方面的因素。
> 有人提出在南京、西安、武汉等城市中选择新都，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些城市本身就遭遇了种种问题，它们也迫切需要“减压”，如果再在其上叠加首都的功能，这些城市将变得极其臃肿，拆迁成本也将是巨大的。
> 因此，实现迁都的途径是创建新都，这样还可以带动一方的经济社会发展。
> 四、迁都的伟大战略意义。
> 迁都有助于缓解北京水、土地、交通等的紧张状况，减轻北方的资源、环境压力；
> 有助于应对台海危机，适应海权时代，减轻未来首都来自北方、东部及海上的军事威胁；
> 有助于分散“国富”，防范财富过于集中带来的国家风险；
> 有助于保护“老北京”及北京的文化古迹，促进北京的文化繁荣；
> 有助于降低北京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减少工业项目，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宜居城市；
> 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促进新首都所在地即中部的崛起，促进上海和长三角的经济发展，同时还天津、河北、山西等地正常发展的机会；
有助于进行“国家再造”、“政府再造”，割断千年皇都的专制主义传统，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
综上所述，中华要崛起，迟早要迁都！
2006-4-17，2006-5-9文，2007-11-13修改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发件人：
温家宝宣布港股直通车业务暂停
岳山
十月十三日晚，国务院召开国务会议，有关部门，包括发改委、财政部、央行、银监委、外汇管理局、中银，都被通知到会。 会上，温家宝宣布：经多方调研、评估，并报请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暂停港股直通车业务。
有关决定的五点
有关决定有五点：（一）八月二十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开放内地居民用外汇或人民币在天津滨海新区，通过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购买外汇或香港股票，是草率的，影响面是大的，国务院要承担一定责任；（二）被称为“港股直通车”的业务，是一项金融券、证券业重大的改革措施，要进行科学、有规则的评估、研究；（三）对港股直通车业务在实施前，必须充分就内部、外部各种风险作出评估，预防措施和针对政策要落实；（四）对港股直通车业务，要制订监管操作方案，报送审核；（五）港股直通车业务实施时间表、有关规则、办理机构等，经国务院审核后，由有关部门统一向外发布。
温家宝又一次自我检查
温家宝在会上又一次作了自我检查，称：这次就开放内地居民购买外汇及香港股票业务，尚未啓动，已经付出某种代价，反映出对经济、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还不能摆脱“大干快上”、“先破后立”违反科学的思维。中央作出暂停决定，是求真务实、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温说：作为总理，是要承担主要责任的，要从多方面来总结。对可能出现风险，及风险危害程度、市民承受力，都要有充分估计，以避免金融秩序混乱、资金外流失控、证券市场大幅波动，以及来自国际金融炒家的影响等。
温家宝对有关部门的指责
温家宝又指责从事件中反映出很值得注意的倾向，如：多中心，各自为政向外发布消息、作出承诺；又各自对外表示要参与业务，各自作出不同解释，被视为中央的决策。
会上决定统一对外口径
会上决定：发改委、财政部、央行、银监委、证监委、保监委，就境内居民境外投资，暂定统一对外口径：（一）经济、金融改革发展是中央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不会倒退；（二）有关金融改革非常重大，非常复杂，需要一个具体操作方案，需要一定时间。
会上披露了震惊性的内情：从八月二十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开放内地居民境外投资后，至十月十一日，内地资金外流到香港证券市场五千多亿元，还不包括通过非正常的途径和地下钱庄外流资金。 据国务院研究室、央行研究室调研评估：一个多月，内地资金外流一万亿，其中属官方和国企中资，占百分之七十五至百分之八十。至十月中旬，资金外流已达到三万亿到四万亿，其中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经香港流向欧洲、美国。内地金融秩序会发生震荡性混乱，包括恐慌性挤提、抛售人民币争购美元、欧元。人民币发行量将失控导致大幅贬值等。
港股直通车出台经过
八月十日，发改委、央行向国务院提交《关于金融发展、改革若干试行建议方案》，其内容为：（一）八月下旬，在天津试行开放内地居民用外汇或人民币，通过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购买外汇或香港股票，十月中旬扩大到其他土要城市；（二）十二月中旬或二００八年一月，开放内地居民用外汇或人民币，通过国有商业银行购买外汇、外国证券、股票；（三）十二月起，放宽内地居民兑换美元或等值国际货币二十万美元；（四）和国际主要货币面值、流通等方面衔接，二００八年一月，发行人民币五百元大钞；（五）如条件基本成熟，二００八年七月一日起，人民币对外自由兑换，是近期最好时机。
对此，温家宝召开专家会议，至少研究了六次。温说：对各种风险评估要有前瞻，要有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应对。温又强调：我主张要等、要看、要多研究，要多做好当前事，不要搞冒进。
发件人：
评论： 物价上涨，也就是通货膨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货币的过量发行，银行贷款的过度膨胀（比如房贷炒作和其他金融贷款炒作）以及套利热钱的流进和物资（劳动成果）的廉价外流。随着外资银行的进驻以及其贷款额度的增加，外资银行也可以通过贷款的途径相当于印发人民币。
社会上的钱增加的速度了，物质没有增加那么快，那么物质的涨价是必然的。在不改变金融政策的情况下，管得住物价的办法只有实行严格彻底的奴隶制或者战争屠杀。现在随便去个医院就要几百上千元，凭什么让农民种一年地才获纯利几千块？我们反对一些无耻的北京官僚继续的压榨农民。请官僚们主动辞职。
发改委称农民惜售心理是粮价涨幅大原因之一
http://news.oeeee.com/a/20071114/500791.html
核心提示：发改委公布调查显示，07年中籼稻亩总成本上升，人工和土地成本也有上升。发改委还指出，农民惜售心理强是导致粮价涨幅较大的原因之一。截止10月，湖南平均出售数量比上年减少18.5%，湖北天门出售率为0。13日，调控中国市场的最高机构发改委对今年粮价上涨进行了分析，据发改委公布的调查显示，2007年中籼稻单产增加、成本上升、价格上涨、收益提高。
据发改委分析，主产区中籼稻亩总成本上升，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均有不同程度上升。数据显示，主产区中籼稻亩均产量483.1公斤，比上年增加39.00公斤，增幅8.8%；亩均总成本510.08元，比上年增加40.69元，增幅8.67%；亩均现金成本263.52元，增加 27.2元，增幅11.51%。
发改委分析称，“中籼稻每50公斤出售价格81.79元，比上年增加7.87元，涨幅10.6%，是有史以来的最好水平。”此外，发改委也指出，农民惜售心理强是导致粮价涨幅较大的原因之一，数据统计，截止10上旬,湖南调查户平均出售数量比上年减少18.5%；湖北天门市调查户出售率为0。
隶属发改委负责中国粮食流通的国家粮食局13日公布最新的中晚籼稻收购进度显示，截至11月10日，中国13个中晚籼稻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 2007年新产中晚籼稻816.2万吨，其中国有粮食企业收购447.1万吨，占收购总量的55%，比上年同期减少197.2万吨。
但是，发改委同时也指出，虽然主产区中籼稻亩均总成本上涨，但是今年农民种植中籼稻的收益有明显提高，因为出售价格上涨，亩均总产值达804.95元，比上年增加134.39元，增幅20%。另据发改委介绍，今年各级政府还在不断加大种粮补贴力度，截止到调查时主产区中籼稻落实到户的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亩均29.28元，比上年增加10.08元。
粮食、黄金、房价将继续巨幅暴涨
----杂谈黄金与中国房价
民间学者 刘军洛
2007年6月9日
黄金至少3000美金/盎司与美元历程
2000年以来本人艰辛、再艰辛在中国推销“次级金本位”，即以黄金、石油、铜、煤炭、土地等资源构建的人民币货币支付体系的建立。当时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要么选择黄金、要么选择崩溃》。
1944年~ 1971年全球货币体系是布雷森林体系（金汇兑本位制），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到1971年尼克松先生宣布解除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机制，并提议建立“美元本位制”全球货币体系。 德、法、日等国极力反对。这样“二十国集团”在1972年至1974年，开始协商以一种“特别提款权”来建立新的国际货币支付体系。
非常巧合的是，1973年以色列发动了赎罪日战争。1973年秋石油价格上涨四倍。同时，1974年尼克松先生解除了对进出口美国资金流动的管制。这时，华尔街则迅速把巨量石油美元分销到拉美及中东欧等广大地区。 德、法、日等国面对既成事实，只能是默认“美元本位制”的诞生。与此同时，弗里德曼的“浮动汇率”成了最前沿的市场学说。 而另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尼克松与基辛格于1972年来到了中国。三十六年以后的今天，中国成了全球最大的美元持有者。
到了上世纪80年代，里根与前美联储主席迈克尔的一场“美元秀”，让拉美地区成了美元债务的重灾国。到1985年冷战的继续以及“广场协议”的签定，分别使前苏联解体与日本陷入大通缩。而这时的华尔街同样又是迅速地把“休克疗法”与巨量美元债务送到了前苏联地区各国手里。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凭借着新自由主义胜利的浪潮，在全球大力推行金融与经济全球化。各国管制的争相解除、金融市场的美元标准、全球关税的整体大幅下降以及发展中国家资源的大量廉价私有化等等的推进，再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日本框架协议、全球电信、金融服务、信息技术产品以及免税电子空间的高技术协定、还有大量的主要贸易立法与次要贸易立法的通过，以及与越南、中国等的协定，为美元创建了最繁忙与最繁荣的一个年代。
那么进了二十一世纪，美元也进入了收获的年代。过去10年，美元货币印刷总量超过过去四十年印刷总量。全球官方储备增长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倍之多。中国官方储备由2000年1656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目前的1.3万亿美元。
站在全球最大的中国官方储备面前，我不由想起在2002年发表的文章里写下的一段话：“今天，美国民众借了几万亿美元用于消费，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海外拥有几万亿美元的投资。请经济学家来解释，是告诉你，美元的债务与债权相减，美元的债务是万亿美元。请格林斯潘来解释，是告诉你，美国民众用一堆纸消费了全球大量资源。美国跨国公司用一推纸占有了全球大量资源。一堆纸+一堆纸=一大堆纸在全球各国这里。而美元则掌握了世界各国的灵魂与生命。”
美元化的金融与经济的全球化，本来就是一场为食利者合法掠夺财富的运动。未来二十年，全球官方储备将达到30万亿美元规模。这笔巨量官方储备的增加并不是美国贸易盈余积累的财富，而只是通过新兴市场的打开以及非洲石油美元的创造为美国财政部提供的货币权的收益。同时，未来全球结构性通胀的出现，也将大幅削减各国官方储备的价格。请注意，黄金价格至少3000美元/盎司的“至少”两个字。还有，请记住，黄金的价格就是美元利润的体现。
WTO、小布什赤字与中国房价
首先来看一下，美国与亚洲贸易和储备的循环。美国政府赤字必定造成美国国内储蓄下降。这必定要通过国外以贸易的方式，使国外储蓄填补美国储蓄。这本来是一种很正常的循环模式。可问题实质是：亚洲储蓄在填补美国储蓄时，亚洲储蓄的计价标准是美元。
所以在2000年与2001年分别发生了两件非常有趣的事情。2000年中美WTO协议签订；2001年小布什与美国国会达成美国最大一笔1.35万亿美元减税计划。如果考虑进美元减税造成的少收利息及通胀成本，那么十年后美国财政部的税收损失将至少达到4万亿美元。按照中国现在大学里金融教科书解释，美国是破产了。但是问题的本质是：亚洲储蓄以美元计价的标准来购买了美元赤字。所以中国官方储备由2000年1656亿美元上升到今天的1.3万亿美元的同时，中国储蓄对应中国房价与粮食价格等等，中国储户是破产了。
就是今天你比以前有钱却越来越买不起房子，粮食价格也越贵。因为你的存款被拿去补贴了美国赤字与中国私人利益集团的腰包。所以，今天美国小布什与国会天天让人民币升值，到明天美联储再来做空你人民币。总之，就是为了让中国储蓄以美元计价方式去购买美国赤字。
未来二十年，小布什的减税计划将为美国带来近二十万亿美元赤字，以最繁荣的中国上海楼市推算，即中国GDP成长速度+美国赤字+全球通胀因素+中国低劳动生产率的人民币贬值因素，那么今天任何再夸张地推算，二十年后都将被证明是太保守。大概的价格这里笔者不写了，不是摆酷，只是不想扰乱市场。
房价这么简单的道理，在中国竟然是个谜？如果黄金价格是体现美元利润，那么中国房价则就是美元巨大利润的源泉。因为未来越来越高的房价，必定给中国带来越来越巨量的储蓄。美国今后20万亿美元的赤字，大部分必定被中国巨量储蓄以美元计价的方式包销或赠送。今天，明天，未来中国的房价必定是涨了再猛涨，而美国的货币权是富了再猛富。
这几年常有人说我观点极端、反美意识强。对不起，我并不反美，美元全球化本来就是美联储、美国财政部与华尔街制定的游戏规则。这里我再举一个几年常讲的故事——很久以前，又一位皇帝命令大臣们都必须穿丝制衣服，但国内只准种粮食而不准种桑树。这个国家丝价就猛涨。其它小国就纷纷不种粮食种桑树，卖丝赚银子，不亦乐乎。过了几年，这个皇帝又命令大臣们只准穿布衣，而不准卖粮食给其它小国。这样，这些小国的人就纷纷饿死。而这位皇帝就轻易获取了这些小国。而2005年小布什推出了《生物能源计划》。到2008年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玉米出口国将不会再有一颗玉米流到中国 。
俄新社：俄倡议成立“粮食欧佩克”
2007年09月02日 09:21:11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消息：据俄新社29日报道，今年6月，在俄罗斯-乌克兰农工综合体问题委员会会议上，俄罗斯农业部长阿列克谢·戈尔杰耶夫首次提出了成立“粮食欧佩克”的构想。乌克兰农业部长尤里·梅利尼克很欣赏这一建议，他表示，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必须在粮食市场上协调行动。戈尔杰耶夫目前盘算的则是如何令美国和澳大利亚对自己的提议产生兴趣。 这一想法是合理的：农业市场行情研究所的数据显示，目前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三国只占到全球粮食出口总量的近20%。这一份额未必能够对价格形成机制产生有力影响。然而，如果澳大利亚和美国也加入“粮食欧佩克”，该组织就能控制全球62%的粮食出口。 然而，上述国家未必能达成一致。农业市场行情研究所人士指出，排名前八的粮食出口国(除上述五国外，还有阿根廷、加拿大和欧盟)虽然占了全球份额的90%，但彼此间的竞争相当残酷。农业市场行情研究所的首席分析师伊戈尔·帕文斯基指出：“就采取联合行动达成共识相当复杂。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一直在相互竞争，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不例外。” 即使是这些永久性的竞争对手能够彼此妥协，另一个问题又产生了：粮食卡特尔的成员国将如何控制粮食生产规模、如何影响定价机制？欧佩克成员国对石油开采和出口实行国家垄断，所以政府在必要情况下“关掉阀门”以刺激“黑金”价格上涨，并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但粮食则完全两样。在各地从事粮食生产和出口的都是私人公司，它们并不会响应国家发出的第一声号召，提高或是降低价格。 但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为何需要“粮食欧佩克”？对此，部长没有给出答案，专家们也在绞尽脑汁。毕竟世界粮价一直在上涨，近两三年内不会走跌。两大因素决定了粮食的需求居高不下：全球每年新增人口8000万，而这主要发生在粮食产量较低的亚洲和非洲国家。此外，生物燃料的产量日益增加，粮食作物是其不可或缺的原料。
全球食品价涨速“让人害怕” 平抑起来为何艰难
2007年08月28日 10:34:20 来源：半月谈
鉴于全球食品需求上升、粮食增产不易、油价上涨、生物燃料工业消耗粮食增加，再加上旱涝灾害等因素，在可预见的未来，平抑食品价格绝非易事。 面粉和面包价格上涨的速度“让人害怕”：英国一位百年老面包店店主的话，表达了全球许多消费者的心情。最近，粮食和食品价格上涨已成全球普遍现象，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许多国家的食品价格上涨速度远高于整体物价上涨速度。
粮价上涨背后的一个根本原因，是需求的上升。世界人口已经达到66亿，全球经济稳健增长的态势已经维持了数年，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增加，饮食结构发生变化，导致蛋、奶和肉类消费量急剧上升。粗略估算，生产１公斤肉类需要消耗大概10公斤谷物。
生产成本上升、产量增加不足，是粮价居高不下的另一个原因。过去５年来能源和化肥价格增长到高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当时由于粮食库存低、化肥价格高、经济发展导致粮食需求增加，玉米和小麦价格翻了一番，大米价格上涨了一半。最近几年石油价格飞涨对食品成本的影响尤其大，它影响到食品供应链上的几乎所有人，从农民到超市经营者。农业技术研究者一直在寻找提高粮食生产效率的方法，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全世界用大致相同的耕地面积多生产了约170％的粮食。但是，气候变暖、水资源短缺、耕地面积减少等因素严重威胁着粮食产量增长。近几年来全球气温持续创下新高，使许多地区经历了历史最高温，而气温一旦超过作物生长的适宜范围，每升高1摄氏度就可能使粮食产量下降10％。水稻生长需要大量水资源，在亚洲，一些地区地下蓄水层下降、降雨减少，严重影响生产。此外，以基因技术为基础的新型生物技术研究有潜力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但这些技术的开发与应用面临不少障碍，包括观念方面的阻力，长期来看这也是妨碍粮食产量上升、导致粮价上涨的不利因素。
导致最近两年间粮价急剧上升的一个直接因素，是生物燃料产业的发展。油价高涨使生物燃料开始具备价格优势，各国纷纷开始建设生物燃料工厂。目前的生物燃料主要由玉米制取，而玉米是重要饲料，大量玉米用于能源导致饲养业成本抬高、形成了能源工业与食品工业争粮、争地的局面。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用玉米生产的乙醇燃料需求的增加是导致2006年上半年世界粮食储备减少的主要原因。一些生物燃料的支持者说，美国等国家还有大量空闲耕地，包括接受政府补贴的休耕地，利用这些耕地就可以避免生物燃料争夺口粮。确实，在玉米价格飞涨的刺激下，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大玉米出口国2007年玉米种植面积增加15％，达到60多年来的最高值。但是，玉米增产的关键是夏季生长期降雨充足，这样玉米价格才会回落，不到今年的收获季节还不好下结论。同时，为了增强国家能源安全并应对全球变暖，美国政府正继续支持生物燃料发展，按美国总统布什在2007年国情咨文中提出的计划，10年后美国的汽油消费量将削减20％，每年提供约1300亿升的乙醇燃料等替代性生物燃料。这个数字是2006年美国乙醇燃料产量的7倍。如果届时生物燃料生产技术没有重大突破、仍然需要利用粮食来制取，这对粮食供应将是一个重大挑战。平抑食品价格，也不全是坏消息。例如，一些科学家正尝试利用农业废物（如秸秆）或者不需要占用耕地的生物（如海藻）来制取廉价的生物燃料，如果能获得成功，它将显著减轻粮价压力。联合国粮农组织４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预测，2007年世界粮食产量将超过2005年的最高水平，创造20.82亿吨新的历史纪录。而美国、欧盟、巴西、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还有很大的农业增产潜力。但是，长远来看，需求增长、生态环境恶化、能源价格高涨等导致粮价上涨因素将持续存在，用英国农民联合会的话来说，“廉价食品的时代结束了”。这家代表农民利益的机构乐于见到粮价上涨。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就意味着要为食物花更多的钱。
如何将食品价格涨幅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使它既能让农民获得更多收入又不降低公众的食品消费水平？如何在这种局面下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使世界的温饱状况不至于发生倒退？这将是一个需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科研机构等多方共同求解的大难题。
（驻联合国记者 王艳红 编辑：周盛平）
发件人：
Dear all,
please find below an interesting article by Bert Keidel of the Carnegie Institute that interprets the findings of an ADB study on China‘s price level, which I sent around before. Keidel points out that the preliminary estimates of the ADB can have major consequences for the measures of China‘s size in the World Economy and its level of poverty.
Best regards, Bert，
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贫困程度
The limits of a smaller, poorer China
By Albert Keidel
Published: November 13 2007 19:41 | Last updated: November 13 2007 19:41
In a little-noticed mid-summer announcement,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presented official survey results indicating China’s economy is smaller and poorer than established estimates say. The announcement cited the first authoritative measure of China’s size using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methods. The results tell us that when the World Bank announces its expected PPP data revisions later this year, China’s economy will turn out to be 40 percent smaller than previously stated.
This more accurate picture of China clarifies why Beijing concentrates so heavily on domestic priorities such as growth, public investment, pollution control and poverty reduction.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China living below the World Bank’s dollar-a-day poverty line is 300m – three times larger than currently estimated.
Why such a large revision in the estimates of China’s economic condition? Until recently, China had never participated in the careful price surveys needed to convert accurately it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to PPP dollars.
The World Bank’s estimates based on summary data from the late 1980s probably overstated China’s PP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even then. Up to now, the bank has revised its estimate very little. In the meantime, China has repeatedly raised the prices of food, housing, healthcare and a range of other non-traded goods and services. These reforms should have lowered the PPP adjustment, but the bank left it basically unchanged.Last month, Robert Zoellick, World Bank president, argued that the bank should continue to lend to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India and Brazil because they still had large shares of the world’s poor.
The new, more accurate statistics describing a smaller, poorer China strengthen this argument. The ADB’s announcement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number of dollar-a-day poor in India is closer to 800m than the current estimate of 400m. These PPP adjustments affect poverty measures because the World Bank’s dollar-a-day poverty line is a PPP dollar poverty line. Reducing PPP consumption estimates drops large numbers of additional households below the poverty line.
For China, the correction needs to be made back to the 1980s and 1990s, when instead of World Bank estimates of roughly 300m people below the dollar-a-day poverty line, the number was more likely more than 500m. China has made enormous strides in lifting its population out of poverty – but the task was perhaps more gargantuan than most people thought and progress has been overstated by bank estimates.
These calculations are not just esoteric academic tweaks. Based on the old estimates, the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reported this year that China’s economy in PPP terms would be larger than the US by as early as 2012. Such reports raise alarms in security circles about China’s ability to build a defence establishment to challenge America’s. Well-informed analysts know that PPP calculations are a poor measure of a country’s potential military base, but with the corrected China PPP statistics, the whole question is moot. China is just not that big now and will not get that big any time soon. Given uncertainties about China’s political and security evolution, this more moderate picture of China’s economic size is reassuring. It means that the US and other developed nations have more time to engage China and interact with its fledgling institutions. There might be no better place to start than with military-to-military relations.
The immediate international interest, however, is for China to succeed in its still daunting internal development challenges. Such opportunities might be manageable if engagement focused on a needy sub-region such as Sichuan Province, where the US has a flourishing Peace Corps programme. The goal is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ducive to political moderation.
Close contact with China’s development process on the ground might also help us understand better the lessons China’s experience might have for so many poor countries where development is stalled. Finally, both Congress and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should recognise the limitations and opportunities revealed by these more accurate data. For example, risks to its impoverished rural hinterland from a sudden large revaluation of its currency loom larger in Beijing’s eyes than in Washington’s. Acknowledging this could smooth negotiations.
The writer is senior associate at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e was acting director of the US Treasury department’s Asia Office 。
发件人："谢剑"
好一个“30%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员 曹建海
2007年11月13日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先生11月10日在福州表示，城镇居民住房消费能力对收入高敏感、高弹性，这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前景持续看好的最重要的经济学依据。陈淮指出，现在全国大概有30%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这个数字虽然不是大多数，但是比起20年前我国只有不超过3‰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10年前大概有3%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中国城镇居民买得起房的人所占比重在20年里增长了100倍，而且这个比重还在不断提高，这是我们对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信心所在。
好一个100倍的增长，好一个高速度，好一个“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信心”！不知道陈淮先生在做出这个自信满满的判断时，有没有先到城镇居民当中，做过哪怕是几十个样本的抽样调查？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推论，是建立在简单的“时空转换”逻辑错误上的？有没有考虑过，作为房地产主管部门的首席智囊，不负责任的言论，对这个国家发展是否有益？
不过，简单否定陈淮先生没有做过调查研究，也很可能太过武断。如果我们把绝大多数城镇居民抱怨的“高房价让70-80%的城镇家庭买不起房”，对比陈淮先生“现在全国大概有30%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两个结论放在一起，我们甚至可以得出惊人的一致。看来，陈淮先生不过是换了一个视角，把民众普遍的抱怨和不满，转换成了具有积极、蓬勃向上意义的产业发展论断，真的是何其能也。
可见，在不同社会阶层利益冲突日益激烈的时期，经济理论被一些人当成了可以任意解释的“艺术”，而理性的、科学实证的因素和程序，则正在面临全面消失的危险。
在陈淮先生的演讲中，“城镇居民住房消费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有必要在这里简单地讨论一下，买房究竟属于消费还是投资？其实，在一些高官心目中，买房是属于消费还是投资，他们有截然不同的条件选择。这个条件选择就是：当房地产与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居住水平联系在一起时，买房就属于消费，属于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买房与消费物价指数联系在一起时，买房就变成了与工厂厂房建设一样的，按照国际惯例规定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因而房价上涨就可以不计入消费物价指数当中。
在陈淮先生的这个演讲中，因为要给“房地产市场发展”寻找一个持久的、内在的信心和动力，买房就被他直接定义成了“城镇居民住房消费能力”。不过，我倒愿意同意陈淮先生这个定义，把居民用于购房居住的行为，当作居民“衣食住行”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至于目前那些购买了新建商品房70-80%比例的住房投资者和投机者阶层，我倒认为应当归类于住房生产出来以来，还没有送达消费者手中的“交换”环节，不便于简单归结到“居民住房消费”的范畴当中。
当然，如果把这部分住房投资者和投机者阶层，从“城镇居民住房消费能力”当中剔除出来，陈淮先生的信心和乐观就要大打折扣了。我相信陈淮先生一定不会同意我的这个论断。
根据经济理论最基本的常识，物质资料生产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其中，生产是决定环节，分配和交换是中间环节，消费是最终环节，也是生产的目的。这个道理当然适用住房生产和消费领域。在富饶的阿拉伯国家，政府通常把建好的房屋，直接分配给居民居住。“买房”对于这些国家的居民而言，是一个完全“不必要”的经济行为。由于居民享受了政府提供的住房福利，他们有条件把收入用于改善生活的其他方面，因而他们是幸福的。
反过来，如果教条地以是否“买得起房”来衡量这些国家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那么他们应当还停留在我们上世纪70-80年代的“水深火热”阶段呢？这显然是难以服人的推论。
同样的，在我国1998年实施全面住房制度改革以前，政府、单位直接分配住房，当然还有一部分的城镇居民自建房，是城镇居民解决住房问题的两种最主要的途径。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时期，住房建设通常作为政府基本建设计划下的附属项目而存在的，由于那个时期我们的计划安排是经济建设为主、吃饭为辅，所以住宅建设规模和比例都非常小。这样一个大的时代环境，说明当时的资源配置主要是生产，生活是被放在次要地位的。政府要求人们勒紧腰带，把生产搞上去。显然，这属于当时的全社会资源配置问题，不能把房子建多了简单归结为市场经济优越，而计划就是差的。
至于居民自建房，还没有听说过去城镇居民“建不起房”的事情。因为自建房的成本，在1997年每平方米不过245元；1985年每平方米甚至只有惊人的45元。那个时候买一栋房子的价钱，一般并不比建一栋房子贵。我不知道陈淮先生如何将这些“建得起房”的城镇居民，连同可以从政府、单位分得到房的绝大多数城市居民，因为他们没有到1981年才诞生的房地产开发商那里购买商品房，就被一起归类到“99.7%”卖不起房的城镇居民行列中呢？
在居住方面生活水平的提高，能不能简单地以“人均居住面积的扩大”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志呢？且不说“人均”这个统计数字，对于普通老百姓蕴含了多大的水分；就居住的生活水平而言，住房支出是否在居民收入占有合理比重，才应当是我们衡量城镇居民居住生活水平的更重要标志。如果人们收入真的提高了，住房支出应该在总支出中的比重逐渐下降。就如同恩格尔系数所描述的食品比例变动趋势一样。住房消费支出比例下降，表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的真实提高；反过来，讲如果房子住的大了，但是住房支出远远突破了收入，这属于房奴机制、囚徒机制。这样的住房，是没有幸福感可言的，这属于被动的手段。认识到这一点，对于评判1998年以来的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成效，是非常重要。
就像笔者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现场所说，如果简单地追求“人人有房住”，那么，囚徒也有房住，也应该是幸福的。这样的居住又有什么社会意义呢？陈淮先生有意地把过去可以通过分房、建房解决居住问题的绝大多数城镇居民，归类到“卖不起房”的低收入水平阶层；而把在住房全面市场化条件下，人们不得不从房地产开发商手中购买价格超过造价数十倍的商品房，并因此沦为“房奴”的被动经济行为，作为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这样的比较，又有哪怕一点点理论上的积极意义和社会意义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员）
发件人："大侠"
通货膨胀将让我们如何应对？
何必
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10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6.5%，与8月份涨幅持平，是199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新华社办的上海证券报分析了CPI如此走强的原因和特点：10月份CPI与前几个月一样，继续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农村涨幅高于城市，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城市上涨6.1%，农村上涨7.2%；二是食品上涨高于非食品，食品价格上涨17.6%，非食品价格上涨1.1%；三是消费品上涨高于服务价格，消费品价格上涨7.8%，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3%。我国从2003年连续4年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但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快速攀升，特别是3月份以来，CPI涨幅连续八个月超过3%的警戒线，8月份CPI更是创下十年新高，达到6.5%。
而我再三举例说明的，中国成品油定价机制当中存在的巨大的、令人瞠目结舌的谎言，到现在也还是依然如故。国家发改委违背政府急于通货膨胀加剧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而作出今年基本品价格不调整的公开承诺，屈服于中国几大石油寡头，将国际油价上涨的幌子下的价格调整让全社会为寡头垄断状态下的石油巨擘们付出代价，形成劫贫济富赢家通吃的局面，这也是我们有目共睹的。而这种对于所谓和谐社会的地地道道的反动，却被官方说成是不得以而为之的被动选择。而类似中石油在回归A股后迅速套牢近千亿社会资产，让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幻象成为浮光掠影的昙花一现，也是用谎言掠夺国民财富的凶狠一招。
我在最近发改委调整成品油价格公告发布之日就认为，受害最大的应该是中国的农民。现如今看来，果不其然。农产品价格涨幅在CPI当中一马当先。而众所周知，这种价格上涨的赢家并不是农民，而是类似涉农的资本家们。比如，柴油价格的上涨，只不过是让类似中石化们那样把持着炼油环节以及成品油销售市场的主儿乐不可支，而农民不得不为此更加苦不堪言。
这就与现如今在中国被炒得风风火火的罗尔斯有关正义讨论当中的情形有了惊人的一致：任何变动当中，正义是应该考虑到这种变动所涉及的利益受损最严重的群体的规则。换言之，中国社会出现的，就是任何变动，都是对最弱势群体的掠夺，并且这种掠夺自下而上，会贯穿全社会，最终让富人群体也在劫难逃。于是乎，我们就会发问，通货膨胀究竟是个什么样？多年的朋友许峥给我发来了相关内容。
易宪容提到的中国CPI体系设置，本身就是个自欺欺人的货色。众所周知，按照恩格尔法则，中国食品开支在家庭及个人支出当中占比呈现下降趋势，而CPI设置却全然不顾这种事实，将食品权重按照计划经济时代的设定，保持在高位；而故意将住房这类品种放到投资品当中，在整个CPI当中，涉及到住房的，只不过是租房的价格；同时，房租的计算也是按照官方依据整个住宅面积而非真正进入租房市场住房面积计算，如此一来，涉及到住房的价格就被大大缩水，导致无法鉴别真实的通货膨胀面目。如此这般的倒行逆施，成就了官方通过弥天大谎向全社会掩盖物价真实水平的壮举，也是造成国民感受与官方数据之间大相径庭的制度性原因。
易宪容没有提到的，是他在香港师从张五常之际的同窗、在全世界大名鼎鼎的郎咸平谈到的，中国的通货膨胀当中，最大的原因不在别的，而是因为腐败。郎咸平通过财务分析得出结论，我们每消费一块钱当中，就有0.12元在为腐败买单。我在skype上总是能够见到郎咸平。前天与上海王炼利谈到郎咸平时，我认为，中国社会太需要郎咸平这样的人了。实际上，郎咸平、王炼利、华新民等等的存在，真是让内地那些经济学家（当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也包括其他各个领域的所谓专家学者）们无地自容，作为被称作社会良知的专家学者，通通屈从于体制内生存所要求的话语禁忌，完全丧失了知识分子的基本道德原则与人格尊严，沦为御用化的传声筒。当国民收到日益严酷的盘剥之际，他们却发出了腐败是社会进步的润滑剂、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的帕累托改进这种荒唐到极点的声音。
而民政部垄断下的殡葬业，利润率高达2000%，死了都没有地方埋。
通胀压力远比我们看到的要大
易宪容
结构性通货膨胀并非是部分通货膨胀，而是整体性通货膨胀，只不过，中国CPI结构体系的缺陷把它掩盖了。
在这里，有几个概念得理解清楚。一是中国经济可容忍多高的通货膨胀。一般来说，发达市场经济下的货币政策目标制的国家，CPI为2%就会十分警惕了，而也有的国家通货膨胀率不得超过1.6%。可以说，就中国来说，尽管没有实行货币政策目标制，但是由于早几年CPI一直处于低位运行, CPI为5.6%当然是值得密切关注的事情，否则，肯定不是可以容忍的事情。二是有人认为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结构性的，而不是整体的，因此，这种结构性通货膨胀不会对整体经济造成多少伤害。我想这种看法没有多少内在的经济逻辑。这是在玩一种文字概念，并没有表明现实事物的内在逻辑性。很简单，对于一件事件或一个市场而言，结构是什么？是事件或市场内部各个要素（或成分）之间规律性内在联系，而且这种内在联系并非机械相加而是规律性有机结合。如果事物或市场的结构不同，一定会引起性质与功能根本性变化。对于中国的CPI来说，结构是什么？CPI的结构无非是指不同消费品类型的构成、权重的内在规律性、稳定性及相互联系性等，它的功能就是通过不同消费品类型的构成与权重来表明消费品价格变化的趋势。如果中国的CPI出现了结构性的通货膨胀，那么也就表明中国通货膨胀是内在的、规律性的及相互联系的，也是整体性的。就7月份CPI为5.6%来说，相对于早几年的低CPI来说，不仅是较高的，而且也是中国经济进入全面通货膨胀的开始。
中国式的通货膨胀是从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开始的，然后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及各种服务全面上涨，再就是消费品的价格全面上涨。还有，假如有人讲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成立，由于目前中国CPI结构不合理，如果我们改变中国现行结构体系，那么中国的CPI应该会更高。比如中国CPI居住类现在为13.6%，但美国为42.7%，如果居住类在中国CPI的权重中上升到30%（其实应该比这还高）以上，那么在国内价格成倍上涨的情况下，居住类的上涨幅度也不会低于房价上涨幅度，而目前市场上涨幅度最快的居住类权重加大，那么CPI上涨幅度就会更快了。
因此，结构性通货膨胀并非是部分通货膨胀，而是整体性通货膨胀。无论是从中国现行CPI指数体系来看，还是从中国市场实际消费品价格上涨情况来看，中国全面的通货膨胀早就开始了，只不过，中国CPI结构体系的缺陷把它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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