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传：一个改良主义者的成长(1)

   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史上，吴敬琏可谓经济学领域中成就最大者之一，几乎参与了1978年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改革论战。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

   财经作家吴晓波，与吴敬琏访谈6次，每次3个多小时，完成了对一位备受尊敬的、年界八十的经济学家的完整记述，将于2010年1月底出版《吴敬琏传》一书。FT中文网被授权首家连载该书内容。我们将在未来两周里，与读者率先分享该书精彩内容。

连载之一：一个改良主义者的成长

   “一棵植物，就其本身而论，是无足轻重的。它构成风景的一部分，因某一机缘而在这里落地生根。朦胧的微光，沁凉的寒风，每一株花朵的闭合—这些并不是因，也不是果。”

   德国思想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对植物的思考宛若对每一个人生的描述。人们对自己的出生、国家和时代别无选择，一切因果，其实就是命运而已。生命之绚丽或平淡，在很大程度上竟取决于环境和性格的造就。生是别无选择的，而命则可以被改变，这正是生命的精彩所在。

   换而言之，在现代文明史上，如果脱离了时代和国家的背景，任何一个人的经历都是苍白而没有意义的。

   很多年后，回望吴敬琏那充满了动荡和戏剧性的人生，也许要从这样的一个场景开始。

   1903年，大清帝国风雨飘摇的时刻，一艘海轮从上海港缓缓驶向遥远的日本横滨。早在9年前，爆发于中日之间的一场甲午海战让中国这个老大帝国蒙受两千年来最大的耻辱，从此，“一战而人皆醒矣”，举国青年为强国雪耻寻求出路，有的呼唤革命，有的力主改良，而“渡洋学日”也成了当时最时尚的事情。就在这艘海轮上，两位同样来自四川的青年人相识了，一个是34岁的邓孝可，全国最大火柴公司之一—重庆森昌火柴厂老板邓徽绩的大公子（他还有一个弟弟叫邓孝然），另一个叫吴玉章，是来自四川省荣县的25岁农家子弟。

   因乡音亲切，两人成了话语投机的好朋友，他们相约到了横滨后，就一起去拜访正流亡在那里的维新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不过，到了横滨码头后，他们却分道扬镳了，邓孝可投奔梁启超，成为梁最信任的爱将之一；而农家子弟吴玉章则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投身于推翻清帝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元老。邓、吴都是热血爱国青年，因阶层身份迥异和理念不同而对改变国家前途有了不同的抉择。

   吴敬琏是邓孝然的外孙，是这个改良世家的血脉延续。

   邓孝然生有十子，长女邓友兰，后更名邓季惺，就是吴敬琏的母亲。1923年，邓季惺结识了吴念椿，两位花样少年迅速陷入热恋，吴念椿因为爱慕邓友兰，改名吴竹似，寓意“与兰为友，似竹高洁”。一年多后的1925年年底，两人结为伉俪。

   1930年1月24日，吴敬琏出生了。仅仅一年半后，他父亲患上了当时被视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病，到1931年7月，吴竹似去世。时年，邓季惺24岁，膝下三子，长女吴敬瑗5岁，次女吴敬瑜3岁，幼子吴敬琏1岁半。

    正是在这凄风苦雨中，陈铭德（1897~1989年）恋上邓季惺。1933年1月，陈邓在北平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礼堂结婚，前来道贺的来宾均拿到一张粉红色的卡片，上有这对新婚夫妇的署名协议，内容是约法三章：一，婚后邓季惺将继续姓邓；二，她的三个孩子将继续姓吴；三，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这三条约定，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可以算得上是惊世骇俗。陈邓恩爱一世，此后携手共度56载春秋，而邓季惺从来被叫做“邓先生”，而非“陈太太”。

    1933年6月，法律学士邓季惺毕业，从留存至今的毕业照上可见，这真是一位美丽、智慧、坚忍的中国现代女性。晚年的吴敬琏说，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母亲邓季惺。从相貌上看，他继承了母亲东方式的鹅蛋脸型轮廓和精致细薄的嘴唇。

    邓季惺精力旺盛，办事井井有条，面面俱到，是一位罕见的行政干才，而她对女性独立和法治建设更是有着空前的热情。大学毕业后，邓季惺就携子女回到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先是在司法行政部工作了两年，然后辞职挂牌当起了专职律师。当时的《新民报》报馆设在南京的闹市区新街口，一层和二层为编辑部，邓季惺的律师事务所就在第三层，迎梯而上就是六个大大的黑体字—“邓季惺大律师”。在这里，她还和李德全（冯玉祥的夫人，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曹孟君（王昆仑的夫人）、倪裴君（贺耀祖夫人）等人组织“妇女文化促进会”，提出要进行“女权运动”的实验。她们创办了“南京市第一托儿所”，邓季惺自告奋勇当所长。她还在《新民报》上开办了《新妇女周刊》，发表《妇女运动的时代性》、《妇女运动与家庭》等大量文章。很快，她成了南京城里相当活跃、很有知名度的女性活动家。

    1937年6月，在陈铭德的再三恳请下，邓季惺正式加盟《新民报》，担任掌管财务、发行、广告和印刷业务的经理。很快，她以惊人的经营才干让这家中小型报馆迅速壮大。在她的倡议下，7月，报馆集资5万元成立新民报股份公司，由之前的“同人办报”转变为公司化运营。7月7日，北京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新民报》随国民政府内迁到重庆。由于邓家有极深的四川渊源，加上邓季惺长袖善舞，报纸事业蒸蒸日上，报社数次公募增资，重庆及成都比较著名的工商企业和银行几乎都参与投资。1941年，《新民报》增出晚报，1943年，在成都推出日报和晚报，到抗战后期，两地《新民报》最高日发行量达10万份，与《大公报》一时瑜亮，并列为后方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民营报纸。报社内英才云集，如当时中国优秀的时政评论家赵超构，散文家张友鸾、张慧剑，及畅销小说家张恨水、知名度极高的女记者浦熙修等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结束。当月，邓季惺就飞赴南京，紧接着转抵上海和北平，筹办复刊事宜。越年开春后，《新民报》在三地相继发刊，至此，报系拥有五社八报，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民营报业集团，达到事业空前的巅峰。邓季惺统领报馆经营，如鱼得水，成了中国百年报业史上无出其右的“女强人”，报社同仁有诗曰“百剑相随惟一盾（邓）”，可见其在报界的地位与威望。

    上海版创刊时，邓季惺亲任总经理，在发刊词中，她让编者写上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愿意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

    很多年后，她对心爱的儿子吴敬琏说：“这自是我一生的立场。”

    小学和中学时期的吴敬琏并没有表现出对经济学的兴趣，他最热衷的事情是拆装钟表，而“科学救国”是他的理想。

    少年时期的吴敬琏最喜欢理工科，他的数理化、生物等功课都非常好，当实业家的外公以及律师母亲，都认定唯有科学和实业才能救国，希望这个聪慧的男孩能够走上科学家或工程师的道路。吴敬琏心灵手巧，喜好钻研，平日在家时，总是把各种钟表、机械都拆开来看看，倒腾一番后再装起来，这让他很有成就感。更让他开心的事情是，他还有一个“科学迷”舅舅。

    邓季惺的六弟叫邓友海，他对政治、新闻之类毫无兴趣，却无比痴迷于科学。他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的纺织机械系，还到英国留过两年学，回国后在重庆一家丝织厂当厂长，平时就常常住在大姐家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装拆各种东西，搞实验，做工程。有一段时间，他疯狂地迷上了发明制作滚珠的最新办法，反复试验却始终无法成功，以至于全家人绝对不能在他面前提“滚珠”两字。吴敬琏自幼无父无兄，自然对这位六舅舅无比崇拜，整天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装东拆西，不亦乐乎。十来岁时，他最朝思暮想的东西是一只装有各式各样工具的木箱子，当时名叫“双手万能”。13岁生日时，母亲真的给他买了一个，这让他几乎兴奋了一年。

    他对科学和机械的爱好保持了一生，甚至在日后的困顿时刻，这成了他聊以自慰的手段。在“五七干校”时期，他当过瓦工和电工，自学过木工，还业余为人修理自行车和收音机，他对最新的科技动态始终非常敏感，对高科技产业十分重视，近年来长期担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的吴敬琏对于高新技术的专业指示常使内行人士感到惊诧。这些都得益于孩提时培养起的那些兴趣，后来竟成了他的经济研究中重要的领域。

    一直到读中学的时候，吴敬琏仍然不改“科学救国”的梦想，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那时，我的理想是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以为依靠声、光、电、化，就可以发展起现代工业，抵御洋人的坚船利炮和货物倾销，建设富强的中国。至于要依靠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来实现这种理想，我却几乎完全没有思考过。”

    后来的吴敬琏，之所以没有如愿以偿地当上一名优秀的科学家或工程师，而成了经济学家，竟还是因为身体羸弱。

    17岁那年，吴敬琏被确诊患上了肺结核，因为父亲吴竹似死于此疾，大姐刚进大学也染上了肺结核，这自然让母亲邓季惺无比紧张。吴敬琏的学业停停读读，上学又休学，成了一个无奈的病号。1948年，吴敬琏以同等学力报考金陵大学，他选择的是自己最喜欢的电机系。可是考上之后，马上就因病不得不又一次休学。此刻，他意识到，凭自己现在的身体条件根本无法从事艰巨的科学实验及野外考察，理工科的梦想就此破灭。

    就这样，在再次复学的时候，他乖乖地选了文学院。他在口述史中说：“其实我不喜欢文学，但是文学院里面有其他的东西，比如说经济学，后来我就选了经济系，这个学问与实业救国好像还有那么一点儿关系。”

   日后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就是这样病怏怏、半情半愿地“入门”了。

    （未完待续）

    注：本文选自吴晓波著《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中信出版社2010年出版，作者授权FT中文网首家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