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的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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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尝试业务外包的是制造业。如今，公司为了削减成本、加快新产品的市场化步伐，正纷纷把研发工作迁往海外。它们是不是走得太远了？
当太阳从地中海海面上冉冉升起，戛纳城的小镇——蔚蓝海岸逐渐变得喧嚣起来，咖啡馆和店铺全都沉浸在一片节日的喜庆气氛之中。挂着摩托罗拉、皇家飞利浦电子、palmOne和三星等公司旗帜的豪华游艇停靠在小镇的港口里，一阵海风吹来，旗杆上悬挂的旗帜迎风飘扬。这些天来，游艇上始终人声鼎沸。白天，各家公司的高层经理马不停蹄地举办各种推介会；晚上，大家则借着在香槟酒会上推杯换盏的机会，大力宣传自己的最新无线产品。小镇大会堂的外面，狂欢节向导、踩高跷的小丑以及头戴大红色假发、热情洋溢的模特儿正忙着吸引路人进入光怪陆离的会展大厅一窥究竟。对于那些希望向全世界宣扬自己的发展成就的电信公司来说，没什么场合能比今年2月在这个法国南部小镇举办的“3GSM世界大会（3GSM World Congress）”更合适了。
但是，在戛纳发布的最为诱人的无线产品中有许多都选择了比较低调的发布方式。当前炙手可热的多媒体手提设备开发商宏达电脑公司（HTC Corp.）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展台。相反，这家中国台湾的公司选择了与合作伙伴一起展示自己最新的无线设备，其合作伙伴以自己的品牌来销售宏达公司的产品。伟创力公司（Flextronics Corp.）在私下里单独展示了几款概念电话。赛龙国际公司（Cellon）则在会展中心对面租下了一套单独的3居室，向众多的电信业高管人员展示自己的新设备，其中包括安装有眼控软件的C8000智能手机。当用户把C8000贴在耳边时，它会自动切换至电话模式；当用户透过取景器观察时，它又自动切换为相机模式；而当用户握住C8000底部将它靠近眼前时，它又变成了一部摄像机。
宏达、伟创力、赛龙？没有一个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原因很简单。根据这些公司设计的样品生产出来的多媒体设备在最终摆放在商品货架上时，全都贴上了其他厂商的品牌标识，而这些厂商并不希望消费者知道这些产品的设计究竟出自谁人之手。但是，作为推动技术行业发展的一支幕后力量，这些公司正与其他一大批默默无闻的公司一道迅速崛起，例如广达（Quanta Computer）、普立尔（Premier Imagine）、威普罗（Wipro Technologies）以及仁宝（Compal Electronics）等公司。
全球外包行业正逐渐转入下一个发展阶段——技术创新的外包阶段，而上述公司正是这一阶段里的先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公司纷纷开始出售工厂、削减生产规模，以集中精力提高经营效率，当时大多数西方公司都坚持认为，所有重要的研发工作都应该由公司自行完成，绝不能交给外人。
但是这种观点在今天已经完全过时了。如今，戴尔、摩托罗拉和飞利浦等公司正从亚洲开发商手中全盘收购部分数码设备的设计方案，然后再按照自己的具体要求做出适当调整，最后把这些设计用在自有品牌产品上。这样的经营模式已不再局限于手机。亚洲的代工厂商和独立的设计工作室几乎已经成为所有技术设备领域中的生力军，从笔记本电脑、高清晰电视、MP3音乐播放器到数码照相机无所不包。中国台湾的普立尔公司负责财务工作的副总裁谢祖葳说：“两三年前，客户还会时不时参与到部分产品的设计过程中来。但是从去年开始，许多客户只是从我们手中购买产品。这完全是价格竞争造成的结果，它们也是迫不得已。”普立尔公司是美日两国知名数码相机制造商的主要供应商。
正当电子产品行业在创新外包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时，向海外市场寻求创新援助的趋势也正在席卷经济发展的每一个角落。2月8日，波音公司表示，它正在与印度的HCL技术公司合作开发一种全能型软件，这种软件可应用于飞机的导航系统、起落架以及即将问世的波音7E7梦想飞机的驾驶舱控制系统等诸多领域。在制药行业，新药问世所需的平均成本为5亿美元，有鉴于此，葛兰素史克、礼来等制药巨头正与亚洲的生物技术研究公司构建合作伙伴关系，以削减这笔巨额成本。宝洁公司说，到2010年，它希望公司一半有关新产品的想法出自公司外部，而目前这个比例仅为20%。
竞争危机
面对这个发展趋势，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更多的创新对公司发展固然至关重要，但是与公司目前的研发开支相比，研发成果却微不足道。多年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直想方设法在工厂车间、后勤部门及仓储领域节约开支，如今他们又对一度与世隔绝的研发部门提出了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从实验室转入市场的畅销产品如此稀少？这些高薪聘请来的工程师们究竟创造了多少能够改变行业发展格局或者具有突破性技术的产品？艾森哲公司高科技咨询业务负责人埃伦·德拉特说：“在可控制的开支中，研发经费是目前仅存的、数目最庞大的一个项目。未来，公司要么削减研发部门的预算开支，要么提高它的生产力。”
最终的结果是要对现代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行重新审视和规划。具体而言，就是从现在起还有哪些工作必须在公司内部完成？至少，大部分著名的西方公司已经在朝新的创新模式转变，公司转型后将借助全球合作伙伴网络来谋求发展。这些合作伙伴包括美国的芯片制造商、中国台湾的工程师、印度的软件开发商和中国内地的工厂。IBM甚至已经拿出自己最先进的研发实验室以及一支由全球1200名IBM工程师组成的工作组，让其利用下一代的先进技术帮助顾客开发未来的新产品。如果由此形成的一整条工作链能够协调运转，那么全世界的产品开发速度和效率将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是，一旦这条工作链的发展出现失衡，由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将非常严重。首先是新竞争对手的崛起。摩托罗拉曾经雇用中国台湾的明基公司为其设计、生产了数百万部手机。但是从去年起，明基开始在利润丰厚的中国市场销售其自有品牌的手机。此举促使摩托罗拉终止了双方的合作合同。另一个风险是，著名的公司有可能因此而失去投资新技术的动力。波士顿咨询顾问集团高级副总裁吉姆·安德鲁说：“这是一个非常滑溜的斜坡。一旦创新活动开始有赖于供应商，你会在不知不觉中放慢创新的脚步，直至停止。”
这也是促使许多公司甚至是那些大规模采取外包模式的公司拒绝谈论它们从谁手中购买了硬件产品设计方案且对供应厂商的情况严格保密的主要原因。福里斯特研究公司的顾问内维·拉乔是公司创新问题专家，他说：“至今公司还很忌讳谈论有关设计外包的话题。”。
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心，各个公司在朝新的管理模式转型时纷纷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例如，戴尔很少自主设计笔记本电脑、数字电视或其他产品；惠普公司表示，公司负责提供主要的技术，并在所有产品的设计上至少提供部分投入，但是公司依靠外部合作伙伴共同开发从服务器到打印机等一系列产品；摩托罗拉从外部合作伙伴手中全盘收购低档手机的设计方案，但是公司仍然控制着高端无线设备，如畅销的Razr手机的所有研发工作。公司高层领导们认为，无论公司控制的是最新技术、新产品的外观和感受还是客户关系，这样做的关键是要保护公司部分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摩托罗拉的首席执行官爱德华·赞德说：“为此，你必须划清界线。”在摩托罗拉，“核心知识产权处于保护线以上，而常规实用技术则在保护线之下”。
无论公司把这条保护线划在什么位置，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至关重要的研发工作和常规实用技术间的分界线正变得日益模糊。这个趋势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如印度、中国这样的国家不但拥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而且每年还会培养出大量工程专业的毕业生，这些国家很可能会继续在技术就业方面获得最大收益，而且还将日渐成为重要的知识产权供应者。一些分析人士甚至预见到一种新的劳动分工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将把注意力集中在产品创新的最高层次，而把想法转变为实际产品和服务的所有工作都可以转移至其他国家和地区。《全新的思想》（A Whole New Mind）一书是咨询顾问丹尼尔·平克的新作，他认为，“左脑”负责的是思维工作，这部分工作“千篇一律，工作方式类似于计算机，而且可以利用设计图纸进行总结和描述，鉴于亚洲经济体日渐崛起以及电脑网络的神奇作用，这部分工作完全可以转移至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美国则将仍然保持“右脑”工作的优势，这项工作“需要一定的艺术性、创造性以及对顾客体贴入微的态度，这需要你密切接触和了解市场”。
你会看到，这个重要的分工趋势已经在全球电子行业蔚然成风。这一过程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由于关键技术逐步实现了标准化，中国台湾逐渐成为以微软公司的操作系统和英特尔公司的微处理器为基础的全球个人计算机设计中心。今天，由中国台湾的“原始设计制造商”（ODMs，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们既为名牌厂商设计产品，又为这些名牌厂商生产产品）供应的笔记本电脑占全球笔记本电脑产量的65%。广达计算机公司仅在今年一年就有望生产1600万台50种不同型号的笔记本电脑，其买家包括戴尔、苹果和索尼等。
如今，中国台湾的原始设计制造商和其他外部设计公司几乎已经成为市场上所有数字设备的主要生产和供应商。据市场研究机构iSuppli公司的高级分析师亚当·皮克预测，今年全球的手机销量有望达到7亿部，其中20%将由原始设计制造商生产。由原始设计制造商生产的数码相机将达到30%，MP3播放器将达到65%，个人数字助理几乎达到70%。不仅如此，这些代工厂商根据以往设计和生产个人计算机的经验，可以把定制芯片、专业化软件以及尖端数字零配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融合在一起，研究出自有品牌的高科技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方案。芯片生产商德州仪器公司通常负责为原始设计制造商供应芯片以及提供初步的设计方案，该公司的全球战略市场营销经理道格·雷泽说：“在亚洲，一大批有实力的生产厂商逐渐崛起，它们有能力完成全部生产过程，能够从事系统整合、塑料加工、工业设计和低成本制造等工作，而且它们乐于把戴尔这样的公司品牌标签贴在自己的产品上。这是该行业中一股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
中国台湾的原始设计制造商显然并不甘于只为别人打工。对此，只要问问宏达公司的高层领导你就可以明白，该公司为沃达丰、Cingular等无线服务供应商以及其他不愿透露姓名的设备生产商开发并生产智能电话。“我们对此类产品的了解远胜于我们的客户，”宏达公司的总经理周永明说，“我们有能力把所有最新的技术融为一体。除了微软公司的操作系统外，我们无所不能。”
或者你也可以拜访一下位于中国台北郊外华亚技术园区的广达公司总部。这是一幢亮闪闪的建筑，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大批的工人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走上一排宽大的台阶，可以看到若干个白色石柱，石柱支撑着一个由特弗龙和玻璃制成的巨大穹顶。这幢建筑以后将成为广达公司的研发总部，将有数千名工程师在这里研制下一代显示器、数字家庭网络设备和多媒体播放器。今年，广达公司招聘的工程师人数翻了一番，达到7000人，而公司的研发开支则提高到了2亿美元。原因何在？公司希望藉此提高日渐萎缩的利润率，而且这也是国外客户对公司提出的要求。“目前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顾客需要我们负责产品的全盘设计工作，”公司董事长林百里说。事实上，对于未来的产品而言，“现在已经很难再从我们的客户那里找到优秀的创意。我们必须自我创新”。
翻天覆地的变革
印度也正逐步成长为设计领域中的重量级选手。带领印度软件开发行业跻身世界领先行列的顶尖公司（如HCL和威普罗）有望在3年内把印度每年的研发承包收入从现在的10亿美元提高到80亿美元。班加罗尔市的胡苏尔大街上尘土飞扬、交通拥堵，威普罗公司的一个实验室就坐落在这条大街旁一幢普普通通的建筑物里，而它只是公司众多实验室中的一个。在这里，1000名年轻的工程师分坐在灯光明亮的格子间里埋头工作，格子间里堆满了电路板、芯片和金属架，他们正在进行的开发项目多达26个。其中一个项目是为欧洲厂商的运动型汽车研制一种可以安装在遮阳板上的免提电话系统。在另外一个格子间里，设计师正在改进一个装有卫星导航系统的完整的汽车仪表板。在威普罗公司设在班加罗尔的另外两个实验室里，工程师正在为各种各样的产品设计样品，其中既有高清晰电视，也有卫星机顶盒。
在新近涉足设计领域的众多企业中，伟创力公司恐怕是最雄心勃勃的一家了。这家制造业巨擘已经在为北电网络、施乐、惠普、摩托罗拉和卡西欧计算机等著名公司生产网络设备、打印机、游戏机手柄以及其他硬件产品。但是从3年前开始，中国台湾的原始设计制造商在手机和个人数字助理市场上从伟创力手中夺走了大量业务。从那时起，伟创力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马克思斥资8亿多美元大肆开展收购行动，建立起了一支由分布在印度、新加坡、法国和乌克兰等地的7000余名软件、芯片、电信和机械设计师组成的庞大队伍。在马克思出手最阔绰的一次行动中，伟创力以近3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青蛙设计公司（Frog Design），这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桑尼韦尔的行业先驱曾经是许多信息时代标志性产品的设计者，如1984年为苹果电脑公司设计出第一台Mac电脑。截至目前，伟创力已经开发出了自己的手机、路由器、数码相机和影像设备的基础性平台。马克思的目标是把伟创力公司塑造成为一家可以为消费类电子产品和技术设备提供全套生产方案的低成本开发商。
关于设计外包，迈克尔·马克思有一个非常激进的观点。他认为，一场全面、彻底的改革正在席卷研发领域，这场改革的影响完全可以与制造业向海外市场迁移的大变革相媲美，而西方的技术巨头已经身处这场改革的峰头浪尖之上。迈克尔·马克思说，上世纪90年代，象伟创力这样的公司“彻底改造了世界电子制造行业。如今，我们将彻底改造设计行业”。他指出，如果你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从事产品开发工作的工程师手中有近80%的工作可以轻而易举地外包给其他厂商，如根据生产要求修改样品的设计、进一步完善成熟产品、测试产品质量、撰写产品使用指南、对零配件生产商进行资格验证等。此外，目前数字发明中所采用的绝大部分核心技术已经完全开放。由于半导体的嵌入功能越来越强，因此从数码相机到网络交换机等各种产品所采用的电路板也变得越来越简单。迈克尔·马克思说，“真正艰巨的技术工作”正在向德州仪器、高通、飞利浦、英特尔和Broadcom等芯片制造商转移，“所有的电子产品正逐渐转变为由塑料片包裹起来的硅晶片”。
随后迈克尔·马克思又指出：既然如此，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阿尔卡特、西门子、三星等著名公司还有什么必要去大规模地重复别人的劳动？在能够从其他厂商手中购买硬件设计的情况下，各家公司还有什么必要投资3000万美元去开发新的智能电话？抑或投资2亿美元修建传递手机信号的基站？迈克尔·马克思说，这一趋势最终的结果是，部分电子产品巨擘将把自己的研发队伍从原先的几千人精简至几百人，从而把注意力集中到专利体系的构建、关键规格的设定和管理全球研发队伍的工作上来。“毫无疑问，公司雇用的设计人员将越来越少，”迈克尔·马克思说道，“未来的情况会愈来愈难以预料。”
马克思听起来有些激进的想法的确值得人们思考。尽管技术行业正逐渐复苏，但是许多公司的研发预算依然吃紧。惠普公司的研发开支长期以来一直占公司销售额的6%左右，但如今却下降到了4.4%。思科系统公司的研发预算已经从过去的17%下降到了现在的14.5%。就连摩托罗拉、朗讯科技和爱立信也同样难以避开这一趋势。2004年，诺基亚公司的研发开支占公司销售总额的12.8%，去年11月，诺基亚表示，到2006年年底公司将把这一比例降至10%以下。
生死攸关
不过，绝大多数公司目前仍然坚称，它们将继续独立完成大多数关键性的设计工作，而且也无意削减研发预算。摩托罗拉公司的发言人说，公司将把研发开支长期保持在公司销售额的10%左右。朗讯公司在对研发队伍实施了多年的大幅裁员计划后，如今也表示将保持近9000人的研发队伍。尽管许多西方公司不断在其母国精兵简政，但它们分布在印度、中国和东欧地区的实验室却仍然在大量招兵买马。负责跟踪公司研发开支状况的工业研究协会（Industrial Research Institute）总裁弗兰克·安布雷克特说：“公司已经意识到，如果它们希望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外包模式将不会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公司也在为自身的这种行为向投资者发出的信号感到担心。从财务管理的角度来看，把生产、技术支持和后勤工作外包出去完全合情合理。但是设计方案的所有权却与公司内在价值核心紧密相联。如果公司的设计工作完全依赖于外部供应商，投资者也许会产生疑问：公司的知识产权究竟有多少？一种热销产品所获得的利润中，有多少是流回公司的腰包而不是用来支付特许权使用费？这也正是苹果电脑公司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公司的热门产品完全是自己独立研发而成的原因之一，为此，苹果公司甚至在每一个iPod音乐播放器的背面都印上“本产品由加利福尼亚的苹果公司设计”的字样。
尽管如此，一些曾经坚决反对设计外包模式的公司如今也开始有所动摇了。长期以来，诺基亚公司一直坚持独立开发所有产品，甚至连芯片这样的尖端产品也是自主研发，为此公司感到非常自豪。然而从现在开始，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诺基亚公司首席技术官珀蒂·科霍恩说，鉴于如今的技术进步和供应链发展已经达到异常精密复杂的程度，因此“根本没人能够做到样样精通。你必须考虑清楚，哪些工作是核心内容，哪些工作只是技术背景”。朗讯公司说，把部分开发工作外包出去完全符合发展规律，这样一来公司的工程师就可以集中精力开发下一代技术。“此举解放了公司的高级技术人员，他们可以致力于新产品线的开发工作，”朗讯公司负责平台和工程业务的副总裁戴夫·艾尔斯说，“外包并不是工作转移。它体现的是公司能否在恰当的时间把资源分配到合适地点的灵活程度。”
外包还牵涉到严峻的经济学以及永无休止的消费者需求问题。为了能够在Best Buy或者Circuit City这样的电子产品卖场中获得一席之地，名牌厂商通常必须开发出全系列的产品，从售价100美元、分辨率为200万像素的全自动数码相机到售价700美元、分辨率为800万像素、配备优质光学变焦镜头及摄像功能的高档数码相机，缺一不可。更为重要的是，白热化的市场竞争可以在几个月内让热门产品骤然跌落为平常商品。因此，公司必须加快新产品的市场化速度，以获取可观的利润。“消费类电子行业的发展情况几乎已经与制造业相差无几，”惠普公司影像产品部的高级副总裁迈克尔·福克斯说，“它们必须经常更新换代。”
如此强大的压力使外包模式变得愈来愈诱人。以手机为例，如今的手机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时尚饰品。据赛龙公司负责市场营销工作的副总裁威廉·王预测，利用事先设计好的平台，公司可以在生产一种新型手机时节约70%的开发成本。这笔费用可非同小可。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一切从零开始，研制开发一款新型手机，公司需要投资1000万美元，并且需聘请150名工程师。如果摩托罗拉或诺基亚对未来一年内手机市场的发展趋势预测有误，则将遭受巨额损失。因此，这些公司必须开发多款手机产品。
赛龙公司的800名工程师大多分布在中国和法国，公司每年开发出若干款基本设计方案并把设计成本分摊给多个买家。此外，公司还具备许多专业技术，可以利用基本型号衍生出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机。你希望用一款200万像素分辨率的照相手机取代100万像素的手机吗？你想在手机中增添音乐播放功能吗？你想把原来的灰色翻盖式手机变为大红色的块状糖果手机吗？没问题，赛龙公司的工程师能够迅速研制出一款样机，并对它进行全面测试，最后将它送交中国的工厂进行大规模生产，而这一切只需几个月就能完成。
向食物链上游前进
目前，各个公司仍在研究究竟应该把哪些工作外包出去。对此，大家可以参考palmOne公司与中国台湾的宏达公司合作开发畅销的Treo 650智能手机的例子。长期以来，palmOne公司一直要求代工厂商按照自己的工业设计组装硬件产品。但是公司在2001年做出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软件开发上，并且把硬件生产业务外包给了中国台湾的原始设计制造商。palmOne公司的工程师仍然负责产品外观设计，负责挑选显示屏、核心芯片等关键零部件，并且对产品的性能要求做出具体规定。但是宏达承担了绝大部分机械和电气设计工作。palmOne公司负责全球业务的高级副总裁安杰尔·门德斯说：“毋庸置疑，它们已经成为我们创新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合作与业务外包不同，它更像是一种把设计工作融合在一起的合作方式。”palmOne公司由此把产品研发时间缩短了几个月，产品瑕疵率减少了一半，毛利率提高了近20%。
惠普悠久的创新历史让公司倍感自豪，甚至连公司的广告语也只是言简意赅地使用了“创造（invent）”一词，不过，惠普现在已经开始与外包合作伙伴在所有硬件产品上展开设计合作。惠普公司负责全球业务的高级副总裁狄克·康拉德说：“如今，我们的战略是与全球网络紧密合作，共同开发、利用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据iSuppli公司介绍，目前惠普公司把个人计算机的设计业务外包给了中国台湾的广达和鸿海精工（Hon Hai Precision），把打印机业务外包给了光宝集团（Lite-On），把服务器和MP3音乐播放器的设计外包给了英业达（Inventec），数码相机业务则外包给了华晶科技（Altek）。惠普公司不愿确认自己的供应商都是哪些公司，它表示，这项战略的确让惠普受益匪浅。康拉德说，目前惠普把一个新想法转变为产品并投向市场的时间比原先缩短了60%。此外，康拉德还表示，惠普可以“把自己的资产和资源重新部署到附加值更高的产品上来”，如更先进的打印机墨盒和功能更强大的公司软件。
设计外包战略究竟能走多远？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原始设计制造商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突破性概念和核心技术发展的原动力？从目前来看，这一目标还没有实现。距离是障碍之一。印度威普罗公司董事长阿齐姆·普雷姆吉说：“要想成为一家成功的公司，你必须与顾客密切接触。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上，这项工作很难向海外转移。”另外一个障碍是，原始设计制造商用于研发的开支依然比较少。普立尔公司的副总裁谢祖葳说，尽管普立尔公司可以独立开发绝大部分自有数码相机和投影仪，但“真正的核心技术”（如数字信号处理器）仍然由美国公司负责研发。例如，普立尔公司最新推出的钱包大小的投影仪就是根据核心芯片制造商德州仪器公司的设计草图开发完成的。然而，随着原始设计制造业的利润率逐渐萎缩，普立尔和其他中国台湾厂商已经意识到，它们必须朝创新食物链的上游移动才能获取更高的利润。
这也正是伟创力以及它所收购的青蛙公司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青蛙设计公司位于桑尼韦尔的办公大楼里，设计师正在为一家不愿透露姓名的客户开发一种全新的多媒体设备，该产品将在2007年以后问世。青蛙公司的副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夏·罗勒说，这项计划将利用伟创力公司在乌克兰或印度的软件工程师来开发具有创新性的应用程序，并由伟创力公司的工程师负责设计产品样品。最后伟创力公司将大规模生产这种新产品，而工厂很可能就选在中国。
究竟谁能最终在这场创新外包的变革中获取最大利益，我们目前尚不清楚。但从最初的发展迹象中可以看出，今天的西方巨头可以通过部署全球创新网络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但是，一旦它们失去了自己的技术优势以及与客户的亲密关系，就很可能在将来日渐衰败。与此同时，诸如广达和伟创力这样的代工厂商正沿着创新阶梯不断攀登，它们有可能加入到世界领先的工业公司队伍中来。可以肯定的是，拥有自己的工程师队伍已不再意味着公司可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相反，能够巧妙利用世界各地工人的技术和创造力的公司才是未来真正的赢家。
作者：彼得·恩加迪奥（Pete Engardio）和布鲁斯·艾因霍恩（Bruce Einhorn），与曼吉特·克里帕拉尼（Manjeet Kripalani）于班加罗尔，安迪·莱因哈特（Andy Reinhardt）于戛纳，布鲁斯·努斯鲍姆（Bruce Nussbaum）于纽?/td> 翻译：肖前、刘方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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