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知青下乡：1700万人的大迁徙

　　【前言】

　　1968年，在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下，数百万城镇中学生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奔赴农村和边疆，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这次大迁徙既不是发端，也不是结束。实际上，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结束于70年代末，总共涉及到1700万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

　　整整一代人的命运在1976年10月的政治巨变后发生了裂变。

　　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句民谚形象地注释了知青格局的分野。知青群体全方位突变的勇气源于反思灾难后的人类智慧，源于每个知青对梦想的渴望和人性的伸张，是被压抑之后如地火运行最终迸发的勃勃生机。那些有幸赶上77、78届大学末班车的知青们后来成为社会的中坚，在各个领域里影响着中国改革的进程，而大多没能考上大学的回城返乡知青最终沉淀在社会的各个阶层。

　　人们有理由向他们表示敬意，一代知青！

　　【导读】

　　知青下乡经历：青春有悔抑或无悔

　　“知青之父”追忆知青大返城始末

　　卫生部长陈竺知青生活：土坯房里夜读熏黑蚊帐

　　宗庆后：15年知青生活曾挖盐种茶

　　聂卫平：插队北大荒曾因打架被铐

　　知青：那些损失掉的光阴

　　1968年10月26日是很多广州知青心中一个永远难以忘却的日子，那一天，《南方日报》头版报头赫然印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语录：“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滚滚洪流裹挟而至，个人是何等渺小。于是，“上山下乡”深深烙印进无数正值花样年华的知识青年命运中。

　　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尽管积极向上是永恒的宣传主旋律，但十年知青生活带给这一代人的更多的是艰苦磨难。四十余载逝去，岁月蹉跎。这个群体，有些已经成为社会的精英，而大部分仍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但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困顿者，那一段历史，共和国永远不能忘记。

　　南方记录

　　1968年的《南方日报》早已发黄，而且几近文物，因其易脆而被小心翼翼地收藏着，然而，只要你轻轻打开报纸，那个时代就跃然纸上，扑面而来。

　　1968年10月26日，《南方日报》的头版，仅有两条新闻，并列摆放，一条是新华社发的关于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稿件，另一条是本土新闻，标题是《广州市高、初中毕业生七万多人举行下乡上山表忠誓师大会 决心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在伟大的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

　　新闻记载着历史。据《南方日报》报道，那一天，广州市高、初中毕业生七万多人，上午在越秀山体育场举行下乡上山表忠誓师大会。他们高举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抬着“坚决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下乡上山，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的横额，敲锣打鼓，排着整齐的队伍，精神焕发、昂首阔步进入会场。

　　虽远在千里之外，“主席挥手我前进”

　　也许人们永远不能用现在的思想去怀疑当年的真实，也许对于绝大多数当时的中学生来说，他们真的是坚定地认为要“听毛主席的话，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把自己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虽然远在千里之外，那个时代广大的知青们感觉与伟大领袖的心贴得很近，随时都可以聆听最高指示。1968年12月24日《南方日报》头版报头又刊发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主席挥手我前进”。为了积极响应，那一天的《南方日报》头版头条是《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省大批革命知识青年豪情满怀迅速下农村 各地出现了知识分子、城镇居民争先报名下乡，革命干部、职工带头送子女去农村落户，贫下中农热情欢迎新社员的动人情景》。

　　据《南方日报》报道，在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当天晚上，广州市、海南行政区和梅县、肇庆、湛江、惠阳、韶关、佛山、汕头等专区革委会和各县市革委会都连夜召开了会议，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广州市在两天中就有一千多名知识青年和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愉快地奔向韶关、肇庆、惠阳、佛山各专区的农村去安家落户。”

　　一些报道涉及知青内心挣扎

　　滚滚洪流裹挟而至，个人是何等渺小。在这股热潮中，有人小心观察着，有人设法回避着，而更多的人，只能是颗棋子，任人摆布，随波逐流。

　　自然也有人脱颖而出，出于政治的需要，他们被当作那个时代的典型摆上了台。第二年，知青运动开展半年多，各种先进典型就开始在《南方日报》露脸。

　　1969年8月20日的第二版，《南方日报》就以相当的篇幅报道了广州知识青年陈惠珍落户海南以后的先进事迹——《五指山下扎了根》。报道说，小陈当了饲养员以后，真是把心都放到这上面去了。她遵照毛主席关于“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的伟大指导，决心向有实际经验的场部畜牧站饲养员老黄学习，决心把猪养好。

　　其实，知青的生活更多的是艰苦磨难，但在那个时代的宣传中，积极向上永远是主旋律。报道说，从小陈所在的生产队到场部畜牧站有十多里路，还要经过一个又一个的高山峻岭。但是，小陈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她接受任务的当天晚上，就摸黑赶到老黄那里，虚心向老黄学习养猪的经验。一次，她发现一头母猪缺奶，十多头小猪饿得呱呱叫，心里很焦急，她立即到老工人家里去请教。在老工人的指导下，小陈每天都给小猪熬粥，一头一头地喂，还到山上去找木瓜熬汤给母猪吃。经过她一番精心的料理，母猪终于长奶了，小猪也长得肥壮喜人。”

　　但慢慢地，也有一些报道开始涉及知青内心的思想斗争，但是，这种内心的挣扎还是不可避免地被简单化了，高大化了。例如，1969年12月16日，《南方日报》报道了一名叫陈苟的知青的事情，陈苟当时是从化县吕田公社狮象大队上围生产队下乡知识青年，1965年他就响应号召来到从化落户，吕田是一个山区，生活比较艰苦。报道说，陈苟初来时很不习惯，思想有点动摇，劳动不起劲。这在当时可是一件大事！于是，生产队长巢金恒“亲切地找我谈心，向我讲述狮象大队贫下中农解放前的苦难生活，以及解放后翻天覆地的变化，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课。……队长的话，使我的脸一阵阵发热。毛主席教导我们：‘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山区虽然艰苦，但越是艰苦越能锻炼人。从此，就决心学习贫下中农为革命开发山区的精神，他们干什么，我们就跟着干什么，不懂就问。这样，我和贫下中农就接近了，越干越起劲”。

　　去年是中国知青运动四十周年的纪念。回望四十年，岁月蹉跎。这个群体，有些已经成为社会的精英，而大部分仍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但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困顿者，那一段历史，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还看今朝

　　留岛未归乡音未改

　　彭隆荣，这位40年前来自潮汕地区的中学生，现在已是海南省农垦总局的副局长、全国劳模、海南岛上响当当的人物。当年，他从家乡坐船过海两天两夜来到宝岛海南，没想到一生就定格在了这里——当时三师八团的小知青，现在南田农场的掌门人。

　　我们采访的那天正逢海南农垦在三亚一个新的高尔夫球场剪彩，而南田农场又成功拿下了世界芒果论坛的举办权。晚上，曾经的三师八团张灯结彩，高朋满座，彭隆荣大醉。他叫来了全农场所有善歌的汉族、黎族的兄弟姐妹，和大家干了一杯又一杯，拥抱了一位又一位，合唱了一首又一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那熟悉的旋律、统一的表情、深情的合唱声让人一下穿越时光隧道，回到那难忘的岁月。

　　“老许”许广林也留下了，现在他是南田农场的场长助理。“我们这边留下十几位，都是潮汕知青。为什么留下来？大家觉得回去也是人多地少，没什么发展机会，而这里地多，阳光灿烂雨水充足，种什么活什么，起码有口饭吃。”尽管留守海南四十年，但老许这位潮汕金山一中的学生乡音仍未改，闲暇时，他最喜欢的就是和一帮老知青唱唱潮剧，练练书法。

　　去年的海南岛是热闹的，一批又一批的知青农友回到这里，在原来的宿舍、操场、伙房前唏嘘感慨，重温岁月。老花工方木火也和大家一起感慨着，这位当年黑瘦的普宁知青自从20岁上岛后就一辈子吃住在农场，一辈子过着集体生活，没有回过一次家乡，也没有和家人有任何联系，永远留在了海南，到现在仍是一个花工，仍然未婚。

　　穿梭在海南岛上，这种留守的广东知青故事并不难找。他们不少人仍生活在原来的农场，家家都有几亩果地。而一到夜晚，路边一间又一间的潮汕饭店香气扑鼻，“地胆头煲鸡”让不少开着奔驰宝马的人前来宵夜。听着老板那口浓郁的潮汕口音，不用问，十有八九是曾经的知青。

　　延伸阅读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报道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同日，《人民日报》报道兰州市1.8万名初中、高中毕业生，武汉市2万名中学毕业生奔赴农村插队落户的情况。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此形成高潮。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

　　●1971年2月规定下乡两年以上知青可作为招工对象。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读了福建李庆霖的信后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李庆霖在给毛泽东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的困难。

　　●1973年7月19日，《人民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对招生考试提出质疑。

　　●1975年一年共有236万城镇知青下乡，为“四五”期间最多。

　　●1976年2月，毛泽东在一封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

　　●1976年5月，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立。

　　●1977年，高考恢复。

　　●1978年10月31日到12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12月12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两个文件，提出对城市中学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

　　●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劳动部门统一管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解决上山下乡运动的遗留问题。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基本结束。

　　记者点题

　　流放与救赎

　　中国的知青运动从狂飙突起到最后偃旗息鼓，延续了整整十年。

　　十年知青运动的发生，其中一个深层次背景就是城市青年的就业难，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经济日益困顿的新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一次独特的人口大迁徙——1700万知青从城市迁移到农村。

　　城市青年的就业难问题今天仍困扰着发展中的中国，而人口大迁徙每天仍在这个国家上演，只是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两亿多的农民从落后的农村涌向发达的城市。

　　知青，共和国特殊年代有着特殊际遇的特殊一群。他们与共和国一起成长——新中国成立时他们呱呱落地，“文革”爆发时他们正值青春叛逆期，上山下乡运动让他们小小年纪背井离乡，终于回城了，却蓦然发现，城市已不是自己熟悉的城市。青壮年适逢30年改革开放，他们投身其中，成为天然的拥护者，更成为这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推动者、受益者。

　　当然，不少至今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知青也为此承受阵痛，付出高昂代价。他们的青春开放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他们的命运随国家的命运而沉浮。

　　今天，这个渐渐老去的一群，开始品读共和国历史上这沉重得难以翻过的一页，开始咀嚼灵魂深处这一段久久不能释怀的生命历程。

　　是青春无悔还是青春忏悔？是狂热盲从还是真诚无我？是流放还是救赎？……对于这曾经付出的沉重代价，人们开始了反思。

　　但可以肯定的是，面对苦难，承受苦难，逆难而行，获得新生，这是知青一代不可磨灭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肉身流放后所获得的精神救赎，而这种精神，正是这个民族崛起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