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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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尽管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它却并没有完成好其战略计划的核心方面。原因很难说清，但我怀疑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有着一样的心态，它们都受到了2003年至2007年年中全球经济飞速增长的利益驱使。截止2007年年末，中国经济在那之前的三年中以惊人的12%的速度增长。尽管当时温总理提出了理性的担忧，但中国宏观政策的制定者们显然不愿意放弃如此高效的经济范式。现在的经济减速证明，那是个巨大的决策失误。由于当时没有听取总理具有先见之明的忠告，出口主导型增长的中国正在付出惨重代价。

中国悖论

Stephen S. Roach

04.27.2009

《国家利益》 2009年5～6月

中文中的“危机”一词，由“危”和“机”两字构成，其中的象征意义在最近几年尤为突出。事实上，现代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力量出现，可以追溯至其愿意将危难视作机遇把握的那些关键时刻。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就是如此，它是中国开始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的转折点，历史很可能在今天重演。

但其中暗含了一个问题：与以往的危机不同，目前并不清楚的是，中国是否真地意识到了这次危机的严重性——他们甚至处于一个几近否认的状态。这使得化危险为机遇变得困难了。

全球正处于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低迷期。从次级债到“没得贷”，这一度让人引以为豪的现代金融的标志已经完全崩溃，之后迅速波及美国实体资本市场和日益一体化的全球市场。全球经济正陷入二战以后第一次完全衰退之中。2009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或许会下降1.5%，相对于过去四十年全球产出年均3.7%的增长幅度而言这一降幅已经足够使人吃惊的了。对于价值64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体来说，这意味着将有3.2万亿美元缩水。现代全球经济头一次必须应对突发而剧烈的全球产出缺口扩大问题。

中国领导层应当加深对这次正不断扩大的全球性冲击的认识，只有如此中国才能真正领会本次衰退对其长胜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所带来的威胁。然而不巧的是中国并没有意会到这点，它仍然依附于过时的政策和经济增长战略，而其经济增长战略必须在全球需求快速回暖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这将使得中国无法为迎接以美国引起的以全球消费需求不足为其特征的后危机时代做好准备。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使其正好处于全球增长链上新生薄弱环节之上。

尽管存在许多令人不安的不平衡因素，自信满满的新中国已开始致力于在重新制定全球政策的讨论中提出自己的意见——警告美国其财政扩张可能导致中国在美国的国债投资缩水、建立全新的全球货币体系。中国的看法和意见的确重要，我们需要倾听。一个更加健全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能给世界带来更多，不过要是中国试图在不纠正自身失衡因素的前提下极力重塑国际政治体系或其他机构，这可能会触发更多的不稳定——甚至很有可能导致美元危机——这样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多麻烦。用“危机”一词来说，这可能使天平从机遇倾向于危险。因此，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问题形成了一个悖论。

对比二战之后亚洲其他增长较快的经济力量，中国发展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它将大把赌注押在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团队所做的一项计算，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经济开始起飞算起，之后的25年中国所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增长了八倍。这是其他亚洲经济体在可对比发展阶段的增长幅度的两到三倍，甚至更多。不止如此，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更是加大了自己的赌注，出口在GDP中的份额从2001年的20%增长到2007年的36%。中国作为全球大型经济体中最开放的一个——2007年出口与进口合起来占到了GDP的65%——很难再试图把自己置于这场全球震荡之外。

事实如此。随着出口的急速减少，中国2008年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长幅度跌至6.8%，相对于2007年13%来说这已经算是一个巨大的衰退了。尤为重要的，如果是环比的话，08年第四季度的增长就几乎为零了。不仅如此，随着2009年年初出口增速迅速下跌至负数——一月和二月同比突降21%——说外需减少的冲击让中国经济陷入停顿并不为过。

中国的决策者们迅速对严重的经济下滑作出回应。2008年十一月，中央决定投入总额为4万亿（5850亿美元）、为期两年的财政刺激计划，主要用于基础工程建设支出。用于农村发展、铁路、高速公路、机场以及能源网络支出占总投入的47%，用于四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工作的支出占25%。中国官方惯于称其为“积极的财政刺激计划”，此计划的提出借鉴了中国在遭遇最近两次外需危机——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0-2001年较为温和的全球经济不景气时采取的措施。在上述两次困难时期，以基础设施建设主导的财政计划都填上了外需短时不足的缺口。当全球经济复苏时，中国出口主导型经济马上归位，抓住全球贸易的下一轮机遇，这一做法极为奏效。

看起来这回中国也想押同样的注。除实施增加基础设施政策之外，中央政府也在为出口工业提供支持，比如纺织品业、钢铁业、设备制造业、轻工业、物流业，这些行业均包含在最近公布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之中。同时增加出口退税，这使得出口企业能够降低价格、增强竞争优势。中国对投资以及出口的大力扶持政策令人不由得想起早期西方国家为反经济周期所作的努力。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政府为其国内消费——相对于快速增长的总体经济来说这块已经落后很久了——所做的努力只是纸上谈兵而已。政府给农村居民发放了消费券、启动了一项相对温和的建立全国医疗保障制度的计划——这将在未来三年总计花费8500亿人民币（约1250亿美元）。实行这些刺激消费的措施自然没错，可惜的是我认为对于挽救国内消费来说——它占GDP份额的已跌至历史最低点，2007年仅占GDP的36%——这些举措实在微不足道。如果中国希望减少由缺乏安全感而驱动的过剩储蓄，形成基础更为稳固的消费文化，它需要做的是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社会保险和养老金制度付出更多实实在在的努力。

由于对调整失衡的经济结构这一重大工程束手无策，中国正打算再次借助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走出困境——毕竟这一模式在过去效果非常好。从本质上来说，这意味着中国的赌注不仅在于其积极的基础设施建设财政刺激方案，同时还包括了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复兴政策的有效性。而后者正是该战略最大的危险来源之一。如果事态如我所想的那样，未来好几年内美国消费者继续维持低消费增长率，中国将会处于出口徘徊不前的窘境。与1997-98年以及2000-01年时一样，中国当前的经济刺激方案是建立在外需会迅速反弹的假设条件下的。尽管这一方案在过去成效卓著，然而在当前经济泡沫之后危机四起的时代，情况极有可能会截然不同。

不幸的是，中国领导层对于判断风险可能性的过分自信使人震惊。由于无法大幅度地重塑其失衡的宏观架构，中国正面临新一轮更为显著的经济增长下滑的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受困于社会不稳定问题的国家来说，经济下滑导致失业率上升将使事情更加棘手。中央政府已经对外贸企业越来越多的工人失业表示担心——官方承认最近约有2000万失业农民工返回农村。如果按照外需快速反弹的愿景，这样的困难时期不会持续很久。然而在迟迟不见好转的全球经济环境下，中国工人身上所肩负的压力以及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只会增加。

经济当然不会顾自运转，在遇到经济危机或衰退时尤其如此，经济层面压力的增加往往导致强烈的政治反应。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其他任何国家无异。处于危机深处的中国，其政治家们所专注的不仅是诸如失业问题等内部事务，还包括其对外政策，比如与美国的贸易关系。

在经济面临越来越多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框架使其对外政治立场显得颇为矛盾。中国高层领导最近特别指出两个重要问题，分别为对美国国债保值和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缺乏信心。温家宝总理则在公开场合——并且是直言不讳地——对中国所持有的主要由美元构成的大量外汇资产安全表示担心，这其中单美国国债就有7000亿美元。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发表看法，担心以美元计价的储备制度在日益全球化以及不平衡的世界中的稳定性。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提出这些疑虑无可厚非。奥巴马政府已警告会在近年内实行数万亿美元的预算赤字，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自然不能不重视它日益增加的公债。由于储蓄的短缺，美国保持长期且大规模的财政赤字看来在所难免，因而不能低估美元大幅贬值的可能性。美元一旦贬值，将对中国持有的以美元为主的巨额资产产生极大影响。

中国的领导层提出了对上述后果的担心，却忽视了自身宏观经济失衡与上述后果之间的联系。这正是所谓的“中国力量悖论”的关键所在。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依然严重倚赖于由外部支持的出口主导型经济模式。与以往相同，它已及时调整政策，以期赶上下一轮全球经济反弹的浪潮。中国用“由政府操纵的浮动汇率”政策使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保持稳定，这是其出口型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这一汇率政策迫使中国必须将其贸易顺差及时转换为资产，否则人民币将急速升值，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将大幅下降。这反过来说明中国也希望美元币值保持稳定。

中国最后的出路是：直到（或者说除非）摆脱出口型经济发展模式，使经济结构恢复平衡，否则温家宝总理和周小川行长提出的担忧就不会得到解除。如果中国将他的外汇储备从美国国债及其他美元资产中抽离出来，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将被削弱，与此同时其经济又缺乏内需支持。因此，虽然中国政府对其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投资策略是否妥善有所忧虑合情合理，然而作为一个失衡的出口型经济体，中国几乎没有更好的选择。如此一来，中国政府关于其美国国债资产以及美元的主导地位的抱怨不太像是实话。

由于中国如此依赖于出口，因而他国的政治经济因素对中国的命运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这其中美国的政治走向尤其不可小觑。在当前环境下美国对中国的批评的反应非常重要。2005-07年，有超过45项独立的反华贸易法案向国会提交，所幸无一通过。在很大程度上，法案没有通过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正处于经济繁荣、失业率较低的时期。不幸的是当前美国的情况大不如从前，严重的衰退取代了繁荣，失业率也在飞速上升。这意味着长期存在于美国工人身上的压力正在加重，正如同他们选出的议员们办事的压力也在增加。

在困难时期，美国政界的黑暗势力就会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替罪羊身上。在国内，华尔街是当前的目标，而在国外中国则是关注的焦点。美国政府找中国茬的“推理”建立在三个主要考虑之上：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造成了国内就业压力以及实际工资下降；中国在美国外贸赤字中分得了最大的一份羹；中国有意识地将操纵货币作为其重商主义政策的一部分。没关系，这些观点都有着巨大的漏洞。首先，储蓄短缺的美国将其贸易赤字归罪于中美双边贸易问题，倒不如归罪于它和一百个贸易伙伴的多变贸易问题。第二，自三年前中国放弃固定汇率政策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按真实币值计算）已升值超过20%。第三，美国工人的糟糕境遇也反映出美国自身在人力资源以及教育改革的长期投资不足。不过对于美国政客来说，在举国忧心忡忡的困难时期，与其批判自己，把矛头指向中国显然要轻松得多。

这就提高了美国打出那张最令人不安的牌的可能性，即经过三年时间的舆论造势和耀武扬威之后，国会最终将通过某些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方案。不幸的是这种可能性再不能被轻易忽略了，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Geithner)已经在其听证会上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不仅如此，国会也已将名为“支持国货”的条款加入其最近的经济刺激计划。而新任美国总统在其竞选期间要求有关北美贸易协定重新进行谈判时，也反复提及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的区别。

一旦上述担心变成事实，且美国将敌对中国的情绪付诸行动，那时中国人的反应将和上文提及的底线策略非常不同。有理由相信，若美国针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中国政府将命令其外汇交易管理人员抵制下一轮美国国债拍卖，以此引起一场巨大的美元危机，使美元的长期真实利率陡然增高，这样会让脆弱的美国经济造成惨重的代价，更不必说其他国家了。没错，这么一来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国债持有者也会蒙受相当大的损失，但中国会把这一行为当成是一次全面的经济进攻，中国的民族自尊心会使投资方面的顾虑退居其次。总之，一旦美国将中国作为发泄对象，我毫不怀疑中国会选择以牙还牙。

本来甩出这张牌的可能性相当低。不幸的是，在严重的衰退和危机之中，就无法再低估坏事发生的概率了。明年美国失业率将上升到9-10%——或许不用等到明年——我预计今年或明年年初国会有25-33%的可能性通过反华贸易提案。这样的法案一经提出，将得到两党的共同支持——在国会两院亦可能会高票通过，甚至使得奥巴马总统也很难选择动用总统否决权来阻止此权宜之计。

一般而言对采取极端措施的情况并不值得过多探讨。然而在当前，由于采取极端措施的后果将会无比严重——使人想起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实施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导致类似的惨痛教训——因而这种做法需要被特别关注。

从表面上看，中国似乎也明白自身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和暗藏的危险。两年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温总理警告中国经济是“不稳定的、不平衡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的”。温总理的警告并不是随口而言，这是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实施1年后得出的，该计划开始于2006年初，其目标正是使中国摆脱过分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使私人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形成更为平衡的经济结构。

尽管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它却并没有完成好其战略计划的关键方面。原因很难说清，但我怀疑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有着一样的心态，它们都受到了2003年至2007年年中全球经济飞速增长的利益驱使。截止2007年年末，中国经济在那之前的三年中以惊人的12%的速度增长。尽管当时温总理提出了理性的担忧，但中国宏观政策的制定者们显然不愿意改动如此高效的经济范式。现在的经济减速证明，那是个巨大的决策失误。由于当时没有听取总理具有先见之明的忠告，出口主导型增长的中国正在付出惨重代价。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多次改革，对原来封闭的经济实行改革开放。这一转型的成绩斐然，其中最为卓著的便是其GDP以年均10%的速度急速增长，人均收入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翻了两番；然而这样骄人的成就却建立在中国日益失衡的经济基础之上。与所有宏观经济失衡一样，各种经济因素之间形成冲突并相互制约只是时间问题，想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日本和2009年的美国吧。

如今失衡的中国经济正面临同样的挑战，撞及南墙只是时间问题，而不再是会不会触及的问题。正如中国总理两年前所说的那样，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服务了三十年并产生了良好效用的经济模式目前亟需进行彻底的调整。对于其他亚洲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些外向型经济体都将自己的命运跟这台以中国为首的出口机器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出于某种原因，中国政府似乎不愿——或是无力——实施更加平衡的新经济增长模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自身失衡的经济变得愈加危险之时，中国仍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其新的自信。中国领导人仍然信心满满地宣称今年能完成年增长8%的任务，并认为中国能够首先带领亚洲以及世界其余国家走出衰退。对经济会快速反弹的预期助长了他们的自信，从而引发了中国对全球货币改革和美国财政自我约束性的并不常见的直率意见。

中国日益增长的自信心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发表其自身观点并无过错。实际上，这还是值得鼓励的。中国已经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作为一个五千年来都对外界不闻不问的国家，现在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放眼全球。世界只会从这一巨大变化中获益。但是那也是最为危险的——中国在其刚摸索到的外向型经济模式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从而忽略了危机过后将长期存在的、意想不到的困难。如果中国不能使其失衡的经济恢复平衡，那么中国崛起可能只会是昙花一现。

作者Stephen S. Roach为摩根士丹利亚洲董事长。

译注：由于本文较长，且涉及经济专业方面内容较多，翻译中遇到许多问题，译文中也肯定存在许多不足和错误，我已将翻译时的英文版本放在中英对照栏中，文中对存疑和不明确的地方做了标记，读者若能抽空提出宝贵意见或批评，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