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侵略”不妨多一点好/谢保安 - 海 纳 百 川 - 3z1966 - 和讯博客

这种“侵略”不妨多一点好/谢保安
黄道坤在说二十三中搬迁一事时提出：“训女书院为英籍基督教传教士李大卫出资创建。传教士的文化投资算不算文化侵略？不能简单的说是或否。大家也可以评论一下”。我想就这个话题谈点个人看法。
首先，道坤兄把传教士早期在中国创建学校等文化活动说成“文化投资”这是极不准确的。事实上自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以后，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从事传教活动并兴办学校和医院都是带有慈善性质的。即以我的老家湖北钟祥旧口来说应算是中国内陆一个交通闭塞的穷乡僻壤，当时就有一个丹麦籍的传教士在那里传教三十多年，我的祖父在晚清时是个没有任何功名的读书人，思想比较开明，他不仅自己入了教，还带着他的两个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和叔父受了洗，成了真正的基督徒。我父亲的教名就叫约翰。那个丹麦牧师终生未娶，也未回过故土，后来得伤寒死在钟祥，并埋在那里的山水之间。这种为宗教理想献身的精神对我的父辈的人生，产生过重大持久的影响是勿庸置喙的。我父亲和叔父就是在钟祥城关的教会学校完成了高小学业的。以他们家当时的经济条件根本无力支撑两个孩子同时上学，完全是得益于教会的慈善政策才成为读书人。据我父亲生前所述，当时的教会学校不仅免收学费，并且还提供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学生主要为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所以说传教士的文化传播，兴办教育并不是商业投资行为，这里没有商品交换的价值动机。
其次，道坤兄提出了是不是文化侵略的问题，这个问题由一个高中历史教员提出来就更值得认真讨论了。还是以我的父辈来举证这个命题吧！我父亲和叔父连同我的祖父都是钟祥最早受大革命影响，卷入中国近代农民运动的早期人物。他们父子两代人从1925年开始在家乡办农民协会(早期的农民协会并不是共产党的专利，而更多的是受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三民主义思想影响而出现的)，以后又成立了钟祥最早的共产党支部，我叔父还担任了钟祥早期的县委书记，我父亲则到武昌都府堤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培训，并参加了有名的黄麻暴动。我说这些陈年老事并不为炫耀家史，只是为了说明早年的教会学校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侵略的产物。相反，据我父亲说，教会学校使他们接受了自15世纪宗教革命以来，西方基督教内涵的平等意识和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当时对这些属于西方宗教文化的东西还并不是有意识的，也不可能提到今天的高度，但这种平等和人文主义的意识才是影响他们投入大革命历史潮流，后来又接受共产党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原动力。早期湖北的革命先趋人物如恽代英、李求实、陈谭秋都有大致的经历。只有董必武老人是个例外，他是个前清的举人。
第三，据史料考察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崇拜等。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习中国经书一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科举考试的需要，再者也是为了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和地方官绅接触，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至于被传统知识分子歧视。三是西方科学知识。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另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课的设立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我父亲的英语并没有经过专门学习，完全是早年在教会学校打下的基础，后来在抗战时带领流亡学生在恩施办学时，因经费不足聘不到专职英语教师，我父亲就兼做了英语教师，每谈及此事他都对早年在教会学校课目的设置和优秀的教育品质心生感激之情。当然，也有人说中国的教育史远远长于西方国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就初等教育来说也有过私塾，高等教育方面则有中央官学、国子监之类的机构。然而，无论是私塾还是国子监都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学校，而教会学校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许多方面都为中国后来的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的内容。
所以说把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兴办的教会学校说成是一种文化侵略，是违背客观历史事实的，就象说国民党不抗日一样，是一种历史的悖论，长期以来它作为一种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定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并通过教科书、影视作品又继续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使之变成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并影响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情感，这不仅是荒谬的，也是十分可悲的，现在应该是正本清源还历史真面目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