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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宝鉴
作者：犀利公 2010-09-23 14:19:03 发表于：博客中国
清末50年（1861-1911），不仅仅是丧权辱国的50年，也是类似于你我今天正在感受的改革开放的50年。期间慈禧当政达47年（1861-1908），因此可称之为“慈禧改革”时期，主要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61-1894年（34年），洋务运动。长达34年的洋务运动，兴办了一大批工业和基础设施；初步建立起北洋、南洋和福建三只海军；创办了北京同文馆、武昌自强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一批新式学校。据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和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等著作提供的数字，在洋务运动结束后六年即1900年，中国GDP占世界11％，日本占2.6％，中国GDP是日本的4.2倍，比今天的数字还要高，可谓成果巨大（2008年中国GDP占世界7.23％，今年一季度末中国GDP赶上日本）。
第二阶段，1895-1898年（4年），维新变法。1895年3月，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完败，也宣示了坚持一条腿改革的洋务运动的失败。1895年5月2日，康有为(1858-1927）联合全国举人1300多人，向都察院送达他亲笔起草的上皇帝书，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史称“公车上书”。光绪深受感动，随即任命他为工部主事。从此，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等一干维新派，拥有了主导清廷第二轮改革的舞台。改革的核心是政治，即力图建立中国的君主立宪制。1898年（戊戌年）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实行新政，变法自强。然而风云突变，
第三阶段，1901-1908年（8年），清末新政、预备立宪。1899-1900年，慈禧的改革被迫停止了两年，因为她遭遇了继1860年逃难承德以后的第二次逃难之祸，史称“庚子之乱”。1897年发端于山东尔后又漫延到直隶的义和团运动，因大肆屠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引来列强干涉。1900年（庚子年）8月16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帝在破城前两天逃往西安避难。事后，慈禧以反过来帮助洋人剿灭义和团并签订赔银高达10亿两（含息）的《辛丑条约》为条件，与洋人重归于好。庚子之乱过后，慈禧继续按照“稳健”的方式步步推进她的改革。1901-1905年的五年，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连续颁布了一系列上谕，实行新政，史称“清末新政”。内容涉及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改革刑律、编练新军、兴办商务、振兴实业、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等多个方面。这种“开明专制”性质的举措，符合时代潮流，有利于社会进步，并最终促成了中国的经济自由，初步建立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运作架构。革命党人说清末新政是假变法，主要出于革命口号的需要，是不客观的。清末新政期间开设的新学堂、编练的新军，恰恰是日后革命党人的思想摇篮和革命生力军。由此可见，清末新政，慈禧是玩真的。1905年，慈禧开始考虑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宪法大纲》，宣布九年后正式召开国会，推行宪政。多数史学家认为，尽管《宪法大纲》的规定与君主立宪政体存有距离，但对于一直实行君主集权的清王朝来说，这无疑是一场颠覆性的政体变革，是慈禧一生的亮点。
1895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它既是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年份，又是“慈禧改革”进入第二阶段（维新变法）的年份，也是孙中山开始造反的年份。以慈禧去世的1908年为限，期间共14年，这是“慈禧改革”与“孙文革命”赛跑的时间。
研究清末中国历史走向的人，都会纠结于两大疑问。一是为何日本“明治维新”成功而中国“康梁维新”却失败？二是为何“慈禧改革”在与“孙文革命”的竞跑中败北？
慈禧享年74岁（1835-1908），当政47年（1861-1908）；明治天皇享年61岁（1852—1912），当政45年（1867—1912）。二者当政年代几乎同步，是中日双方第一次殊死搏斗时期的最高领导人。
对于第一个问题，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基本相同，归纳起来有两点。（1）中国的维新派实力弱、没有兵权。日本的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并获得了广大农民和市民的支持，力量强大。而中国的维新势力仅以有改良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联合少数开明官僚，既没有基地，也无兵权、财权，根本无法抗衡以儒学传统为纽带，以传统官僚、将领、地主和富商为主力的守旧派势力。（2）中国的维新派犯了一个策略性错误——反慈禧。日本的维新派始终打着天皇的旗帜，而且获得明治天皇的坚决支持；而中国的维新派虽然打着皇帝的旗帜，也获得了光绪皇帝的坚定支持，但掌权的是慈禧，维新派清楚这一点并且一开始也成功地获得了慈禧的支持，但后期嫌恶慈禧碍事，并密谋除掉她，却反被慈禧所制。第二点错误是致命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学者们的意见分歧较大，研究结论五花八门。犀利公认为，慈禧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出在人身上，一是她本人，二是权贵集团。
慈禧的一生，经历了5次列强侵华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出于对祖宗基业和皇族利益的维护，为了外抗列强、内避革命，她必定会努力改良统治。在其当政的47年中，设工厂、造轮船、修铁路、办学堂、派留学生、练新军等都在陆续推行。晚年还积极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央设资政院，地方设谘议局，1908年颁布了《宪法大纲》，宣布九年后正式召开国会，推行宪政。这些改革是前所未有的。然而，与明治天皇相比，君主地位的丢失、改革的最终失败，反映了她在性格、学识、抱负等各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1、专权。慈禧对权力有着近乎病态的渴求，大半生都在追逐权力的刺激和享受权力的快感中度过，在通常由男人角斗的权力场中游刃有余。她没能像明治天皇那样给予文臣武将充分施展才华、分享权力、为国家共谋新局面的机会，各级官僚大多持有类似于李鸿章“做裱糊匠”的心理：干一天算一天，糊一年是一年。
2、狭隘。洞悉人性、工于心计、妒妇使诈，慈禧将这些宫廷内斗的本事用在对外上，并不灵光。上行下效，官场生态恶化，当然不可能营造出适应改革所需要的新权力运作环境。另一方面，慈禧的反复无常，如“戊戌政变”，对义和团先利用后镇压等事件，失去了改良派的信任，迫使许多立宪派人士走上了推翻清廷的革命道路。
3、短视。在列强环伺的关键时期，作为最高统治者，本应该运用权力引领中国闯过险滩。遗憾的是，慈禧虽然熟谙权力场上的帝王术，却不具备政治家的眼光和抱负，或视而不见，或反应迟钝，或决策失误。采取“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政策，对外妥协，签订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成为中华民族永久的伤痛和耻辱。对她的改革，人们由感动、支持，到观望、敷衍，最后是怀疑、拒绝。
4、奢靡。慈禧青年丧夫、中年丧子，既不能享受一个正常女人所需要的男欢女爱，也无法获取一个正常母亲所拥有的儿女绕膝、含饴弄孙的幸福，因此，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异乎常人。以挪用海军经费为例。1885-1895年 “改修三海”（南海、中海、北海），持续十年，耗银600万两，其中挪用海军经费436.5万两。1888-1894年改修颐和园（原名清漪园），持续七年，耗银2000多万两，拨款不够，又从地方上勒捐300万两，通过海军衙门收取各省海防捐银158万两，直接挪用海军专款210万两。1895年，办六十大寿，耗银500多万两。此三项，耗银超过3000万两（也有说高达8000万两），相当于四个北洋舰队的建设费用（北洋海军7艘主力舰总费用为778万两）。事实上，为了颐和园工程和筹办慈禧六十大寿，从光绪十四年(1888年)开始，清廷就停止了新购军舰和更新装备。
与此同时，为了建设一支强大海军，1874年明治天皇带头节省宫廷开支。1887年7月又从内库中提取三十万元帑银资助海军，不到三个月，全国竞相效仿，捐款总额达103万之多。1893年天皇又决定此后六年，每年从内库中拿出30万元用于海军建设，为此皇室要缩减十分之一的开支。此举再次带动了政府议员们主动献出四分之一的薪俸用于造军舰。到甲午战争前，明治天皇甚至每天仅吃一餐以支援战争。此消息传到北京，竟成为大清国那些沉醉于崛起迷梦的达官贵人们餐桌边的笑谈。
两相对比，犀利公不由得一声长叹：天不亡清天不公！
除慈禧本人外，另一个毁灭改革、成全革命的是权贵集团。洋务运动持续积累了巨额国家财富，在清廷极权庇护下，养肥了一大批权贵，形成了中国第一代军阀，民众与改革成果无缘。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却成为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最大阻力。在“百日维新”中，尽管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权贵集团的阻扰，根本就不可能实施。著名汉学家、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二品洋官W·A·P·马丁（丁韪良），在他所著的《中国之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一书中说：“慈禧太后在其以权位性命为赌注的保守做法遭受失败之后得了教训，转而实行进步政策。实际上，她做得超过了她的外甥光绪皇帝”。尽管如此，一向强势的慈禧在其晚年也无法撼动那些脑满肠肥的权贵们，她在人生的最后时期为挽救清廷所推行的“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两组政策，更多的是在权贵们所把持的各级衙门里玩上传下达的文书游戏，并未让改良派进入权力中枢真正参与其中。这与“明治维新”由中下级武士、广大农民和市民唱主角完全不同，失败当是注定之结局。
历史的结局不能简单地用“历史的必然”一句作结，其中的偶然却是“以史为鉴”中的一块块很有价值的铜鉴。清末50年遭遇“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可谓宝鉴多多。
宝鉴一：太后慢慢行，革命不等人。
为了平息守旧派的争议与阻扰，慈禧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改一改看一看，走一走停一停。所以，尽管上天给了她比明治天皇还要长的充裕时间，但她的“拖字诀”却让民众最终抛弃了改良派、而选择了革命党。设若“戊戌政变”不在全国大肆捕杀维新派，而是在制止他们的“倒慈”冒险行为后，继续支持光绪帝在前台推动变法，那么十年内（1895-1905）新政必定会深入人心，革命党也就没有鼓动的空间了。前面第二部分说过，革命党成气候是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以后的事。事实上，孙中山尽管革命到底的决心是坚定的，但对于何时能够成功并无预期。从1907年起，迫于清廷缉捕，孙一直居留海外，直到六年后辛亥革命成功，才于1911年12月20日回到上海，28日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三日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有史学家研究，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到美国时，孙正在丹佛市一个朋友的餐馆里打工，事后孙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
宝鉴二：一条腿改革站不稳。
“慈禧改革”采取经济与政治相分离的方式，经济、军事、外交、教育方面大力革新，政治方面却严加禁锢。在34年的经济改革（洋务运动）取得辉煌成就、恰恰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日益严重的诸如贫富悬殊、腐败失控等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慈禧仍然迷信强权，对群体性事件（如捻军、义和拳）采取高压态势，残酷镇压，对新兴资产阶级的民主呼声不以为意，以“拖”维稳。设若洋务运动完成后立即启动政改，即便是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但推行君主立宪制、保住皇位还是没有问题的，也比日后被扫地出门、炸坟曝尸强万倍。
宝鉴三：官富民受穷，到头一场空。
“慈禧改革”的第一阶段（洋务运动）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就，1870年时中国GDP占世界17.3％，是日本的7.5倍；1900年时占世界11％，是日本的4.2倍，要远远高于今天中国占世界不到8％的比例水平。但因为担心积富于民会危及皇家江山，清廷便垄断一切产业，限制民间资本。结果，官办产业变成了权贵分赃的盛宴，权贵富可敌国，百姓穷困潦倒，民众享受不到改革的成果。以至于为了糊口，许多青年加入到洋人的队伍，1900年攻打北京城的八国联军所属的“华勇营”，就是地道的清朝子民。“慈禧改革”的前30年，尽管对社会底层的开放面不大、容量也有限，但弱势群体毕竟还存在上升的机会，如幼童留美、进入洋务工厂、加入新军等。这其中就有不少人日后成长为新兴权贵，他们是清末民初中国第一批军阀的来源。进入1890年代以后，各种利益部门已经完全被世袭权贵和新兴权贵所把持，底层上升通道被堵死，社会彻底板结。
宝鉴四：权贵集团靠不住。
“慈禧改革”一向倚重权贵集团，而对知识分子和草根民众却是相当怀疑与防范，这与日本“明治维新”完全不同。慈禧这样做自然有她的逻辑：权贵们家财万贯、妻妾成群、儿女众多，当然最爱国。回头看清廷完蛋的全过程，挖墓人正是权贵，袁世凯是典型代表。清末权贵们的贪婪与短视几乎是群体性的，只要今天还有银子贪，不管明日会否有洋人抢或穷人夺。于是极力拒绝政治改良，拼命护卫专制政体，一步步将国家推向动乱。更为诡异的是，这些权贵们，许多人不仅多次出洋考察、能识洋文、会说洋话，而且还送子女留学，比一般人要了解外面的世界。他们越是看到国内好捞钱，就越是极力维护旧体制。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百年后的今天，此类“爱国”精英依然活跃在舞台上，他们在欧美置办好家产、安顿好妻儿，把中国当作升官发财的战场，精神抖擞，颂赞集权，大骂美帝，大谈爱国，大肆捞钱。
宝鉴五：君主立宪制的沃土掺上革命的硬砂，生长出不同寻常的中国人。
对于慈禧晚年搞的“预备立宪”活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说过几段话：
“我认为如果真的实现了预备立宪的目标的话，是有可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现代民主国家，是有可能完成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真正转换。”
“民主共和肯定比君主立宪好，君主立宪肯定比封建专制好。但按照当时国内国际的一流思想家的研究和认识，都认为至少是在当时的中国国情下，应该走的是君主立宪制的。……皇权是一种国家稳定的象征，也是一种最高仲裁者，特别是在君主立宪的体制下皇权的能力非常有限，像日本天皇、英国女王。这种君权是象征性的。特别是对于中国当时的文化程度根本就不普及的状态下意义非常大。”
“康有为的《中华救国论》论证了君主立宪的好处，事实上民主共和的发展也反过来证明推翻了封建专制所带来的后果。……经过20多年的震荡，只是得到蒋介石这样一个新的法西斯专政。实际上回到了一个没有皇帝的皇帝的状态。”
这些话颇有见地。马勇先生绝不是保皇党、复古派，他的意思是说，君主立宪制绑住了君王害人的双手，但却留下了使国家稳定的象征，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他特别提到了康有为的《中华救国论》。作为中国第一批探索宪政的人，康反对专制政体，主张君主立宪，提倡权力制衡，欣赏西方民权观，强调公民自治。即便是在今天，这些思想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其实，中国绕了100多年，还没有回到出发时的原点。
全球现有38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历史较长、政局稳定的有英国、日本、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国。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的封建历史要久远得多，具有更深厚的君主立宪制土壤。孙的民主革命、蒋的国民革命、毛的共产革命，象锐利的硬砂，生生掺入君主立宪制的软土，于是，中华大地变成了四不像的“复合土”，生长出不同寻常的现代中国人。不寻常在何处？不敬鬼神、不信宗教、不守世规、不留底线。虚伪是这个“不寻常”的基本特征，从上到下，人人两张脸。
立宪派抬出的是皇帝，革命者抬出的是“人民”，前者具体，后者虚幻。民主革命建立了腐败的军阀政权，国民革命建立了独裁的领袖政权，共产革命建立了万岁政权，人民实际上生活在没有皇帝的皇帝时代，但口头上和理想宣传中还不能这样说。于是乎，人人只得心口不一，人格分裂在所难免。国人信仰缺失、价值观断裂，是近年来知识界、教育界相当关注的话题。其实，在此之前的中国人是有明确信仰的。不管是本土的儒、道、墨，还是外来的佛、主、回，人人都有对应的信仰。但自从老佛爷搞砸了君主立宪制之后，革命趁虚而入，中国人便没了信仰。
在改革开放32年之际，回顾一个世纪前的洋务运动，“中国模式”这种权贵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其实早已似曾相识。“权贵资本主义问题怎么解决呢？不走民主道路不可能解决。”周有光这位百岁老人的忠告实在是醍醐灌顶。主政者切不可沉迷于马屁学者们拔高出来的所谓“中国模式”，重饮一百多年前太后曾经喝过的“中兴盛世”迷魂汤，从而错失进行深层次改革的大好机会。
两年后的2012年，改革开放将进入与洋务运动等长的第34个年头，犀利公与朋友们一起思考：民主进步之光能否和平照进神州，等待中国的将是一个怎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