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黄振迪：“别有用心”与“不可告人”解读(南方周末 2003-8-14)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2:23:35
“别有用心”与“不可告人”解读
南方周末 2003-08-14 15:13:42
■纵横谈
□黄振迪
这两个词，反映的本就是社会真实、多元的一面。
在汉语里，“别有用心”和“不可告人”是两个常常连用而含义丰富的词语。先从字面上来看，“别有用心”，不就是用心不同、另有用意吗？社会本来就纷繁复杂，“一娘生九子，九子九条心’，人人不同，心随人异，本是极为正常的现象。“不可告人”，不就是不能示人、不能告诉人吗？在我们的生活、工作、社会中，大到经国济世的谋略，小到个人隐私，不是什么事都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的。这两个词，反映的本就是社会真实、多元的一面。
实际上，这两个词的意义，却已远远超出了我们根据字面的想象：在我们的语汇体系里，如果是“不可告人”，那就等于说是见不得人———“不然，怎么就不能说出来呢？”这一逻辑，甚至还能从辞典上找到根据。比如现在有的辞典中，“隐私”一词的定义竟是“不愿告人或见不得人的事”（1989年版《新华词典》）。而在法律上，对隐私权的保护也还不够完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0条对“宣扬他人隐私”，“应当认定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这是从名誉权的角度来讲的。到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才对“隐私”作了明确的规定。这当然体现了我们社会的重大进步。但传统文化、社会风俗不是一纸法律条文就可以立即改变的。
同样，“别有用心”，别者，另也；用心，居心也。“别有用心”，一般是指“在背后另有居心、另有不良的图谋”。至于到底是什么用心，或是不想说，或是不用说，或是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名目，或是本就说不出口，或是干脆不说、无可奉告、暂且不表。但这些都不重要了———就像“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一样，虽然也有一些实体性根据，但这些都可以不说了：既然“用心”已“别”，就必是没安什么好心，其性质之恶劣就已经明摆着了。由此，可以看出，在我们的文化里，似乎有着一种“有罪推定”的、先决的传统。
这两个词，往往以暗示出之。别有用心，到底是什么企图？不可告人，到底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虽然所指不明却又是确定的、肯定的。因此，如有过，则是无名之过；如有罪，则是无名之罪。从手法到意义，都和“莫须有”有着一种天然的契合。
现在，我们强调法治，强调公正、权利、证据。不管是对公民，对团体，用这两个词来论事论人，给人的感觉只能是捕风捉影，空口说白话，一点实在意义也没有。如果从法律上来说，则是回避“举证”的责任，既没有说服力，又没有感染力，阴阳怪气，缺乏的恰恰是一种光明磊落的正派、坦荡如砥的浩然正气。
这种前现代的用语习惯还很顽固，仿佛中国的词汇，已经贫乏到只有翻来覆去、同义反复的地步了。如上所说，我以为“别有用心”啦“不可告人”啦，这类传统的判词还是少用或不用为好，感情色彩虽然强烈，却不足以服人，等于是废话。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30814/xw/sd/200308140638.asp
南方周末 2003-08-14 15:13:42
■纵横谈
□黄振迪
这两个词，反映的本就是社会真实、多元的一面。
在汉语里，“别有用心”和“不可告人”是两个常常连用而含义丰富的词语。先从字面上来看，“别有用心”，不就是用心不同、另有用意吗？社会本来就纷繁复杂，“一娘生九子，九子九条心’，人人不同，心随人异，本是极为正常的现象。“不可告人”，不就是不能示人、不能告诉人吗？在我们的生活、工作、社会中，大到经国济世的谋略，小到个人隐私，不是什么事都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的。这两个词，反映的本就是社会真实、多元的一面。
实际上，这两个词的意义，却已远远超出了我们根据字面的想象：在我们的语汇体系里，如果是“不可告人”，那就等于说是见不得人———“不然，怎么就不能说出来呢？”这一逻辑，甚至还能从辞典上找到根据。比如现在有的辞典中，“隐私”一词的定义竟是“不愿告人或见不得人的事”（1989年版《新华词典》）。而在法律上，对隐私权的保护也还不够完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0条对“宣扬他人隐私”，“应当认定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这是从名誉权的角度来讲的。到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才对“隐私”作了明确的规定。这当然体现了我们社会的重大进步。但传统文化、社会风俗不是一纸法律条文就可以立即改变的。
同样，“别有用心”，别者，另也；用心，居心也。“别有用心”，一般是指“在背后另有居心、另有不良的图谋”。至于到底是什么用心，或是不想说，或是不用说，或是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名目，或是本就说不出口，或是干脆不说、无可奉告、暂且不表。但这些都不重要了———就像“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一样，虽然也有一些实体性根据，但这些都可以不说了：既然“用心”已“别”，就必是没安什么好心，其性质之恶劣就已经明摆着了。由此，可以看出，在我们的文化里，似乎有着一种“有罪推定”的、先决的传统。
这两个词，往往以暗示出之。别有用心，到底是什么企图？不可告人，到底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虽然所指不明却又是确定的、肯定的。因此，如有过，则是无名之过；如有罪，则是无名之罪。从手法到意义，都和“莫须有”有着一种天然的契合。
现在，我们强调法治，强调公正、权利、证据。不管是对公民，对团体，用这两个词来论事论人，给人的感觉只能是捕风捉影，空口说白话，一点实在意义也没有。如果从法律上来说，则是回避“举证”的责任，既没有说服力，又没有感染力，阴阳怪气，缺乏的恰恰是一种光明磊落的正派、坦荡如砥的浩然正气。
这种前现代的用语习惯还很顽固，仿佛中国的词汇，已经贫乏到只有翻来覆去、同义反复的地步了。如上所说，我以为“别有用心”啦“不可告人”啦，这类传统的判词还是少用或不用为好，感情色彩虽然强烈，却不足以服人，等于是废话。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30814/xw/sd/200308140638.asp
黄振迪：“别有用心”与“不可告人”解读(南方周末 2003-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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