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背后的利益：经济学是否客观？

经济学的客观梦想
有关经济学家的笑话很多，且贬远多于褒。不过，很少有经济学家对此耿耿于怀，因为经济学家这个行业依然是最受关注、最有地位、最能赚钱的行业之一；也依然不断有人试图进入经济学家的行列。 所以，很多经济学家自己也常常谈起此类笑话，看似自嘲，实则自夸。当然，也有些此类笑话是没有贬义的，或者对于经济学家自己来说，不觉得是贬义的。其中一则笑话说的是，一群物理学家看到经济学家所用的数学知识，感到大为吃惊：经济学居然用如此复杂的数学！经济学家看到物理学所用的数学知识，同样大为吃惊，物理学居然用如此简单的数学！在一些人看来，这是在嘲笑经济学对于数学的过分使用。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却是在褒奖经济学家所用的工具越来越先进，自然也就越来越朝着精确的自然科学的方向发展了。
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很不以为然，认为经济学家与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自然科学家们更不认为经济学是一门自然科学。而经济学家们则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摇摆。经济学家们自然希望经济学被认为是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更加精确，而且更加客观。客观与精确正是经济学家们自我标榜且引以为豪的地方，而且希望凭此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以理性人为出发点，引入了边际分析和广泛的数学工具，试图建立一个客观、精确的经济学帝国。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强调实证经济学的重要性，着重就某一个现象进行解释，认为经济学应该说明的是“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因为后者往往带有太多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难免包含太多的个人利益。
到了今天，计量经济学更是如日中天，在中国尤其如此。翻开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学术期刊，绝大多数都是计量文章，甚至某些期刊已经到了没有计量的文章便不能发表的地步。中国经济学家在国外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也几乎全部是计量文章。为什么计量经济学会如此兴盛呢？说到底无非是经济学追求所谓客观、真实与精确的结果。计量经济学通过不断改进的工具、大量的数据和严谨的方法为经济学建立起了一个看似精确与客观的经济学帝国。但是，事情果真如此么？
经济学家的客观
２００４和２００５年是中国经济学的多事之秋。从郎咸平炮轰格林科尔开始，中国大陆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与郎咸平展开了激烈交锋，甚至很多具有人身攻击意味的词语从一些名经济学家的口中说出。这场争论最后几乎演变成了全民参与的争论。从网络上看，郎咸平几乎是大获全胜，但是，也有人统计说，学习经济学的人大多反对郎咸平。众所周知，与一般人相比，学习过经济学的人多半更加右倾，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丝毫不奇怪。在这场争论中，毫无疑问，很多经济学家和学经济学的学生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论述的，而经济学的所谓客观就是“效率”。对于自我标榜为客观的经济学而言，选用效率作为评价经济政策或者经济表现的标准没有丝毫的意外。因为，从经济学的核心假定——人是自私和理性的出发，最终的结果只能用“效率”来衡量，而且，用公平来衡量经济政策或表现的好坏总是充满了“价值判断”，是极其主观的。
但是，从效率出发也不一定能够保证经济学的客观。特别是２００５年格林科尔最终倒闭，其董事长也因为涉嫌犯罪被捕之后，很多人对经济学家的客观与中立越来越怀疑。这本身不奇怪，也不能说明大陆的经济学家就失败了。但是，随后传出的消息无疑让人吃惊。在与郎咸平的争论中力挺格林科尔的部分经济学家曾经在格林科尔的资助下召开过一个学术会议批判郎咸平，并且将争论上升到改革路线的高度。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因为郎咸平的确试图得出一些普适性的结论，所以，将争论上升为“改革路线”之争也很正常。但是，在当事企业的资助下举行的学术会议是否可信就值得怀疑了。更为重要的是，随后的调查表示，格林科尔付给了这些经济学家高额的出场费和稿费。而且，还有经济学家随后不断出席由一些大型民营企业，尤其是由国有或者集体企业改制而来的民营企业举办的各种会议，高调发言，更是引发了一系列争论。普通民众对经济学们的不信任似乎也在蔓延。
这种不信任是建立在经济学家为少数人和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说话的基础之上的。不过，这种为少数人说话的经济学家往往会很快被大多数人不信任，并不能对经济学构成实质性的伤害。即使经济学家们依然信任这些人，也不要紧，因为大多数民众不信任意味着经济学市场必然萎缩。所以，个别经济学家没有任何根据的发言并无损于经济学本身的客观，只会有损于经济学家个人或者这个团体的客观。不过，问题往往是，经济学本身就是客观的吗？
经济学是否客观？
经济学往往有很多基本的假定，经济学中任何一个理论或者一个模型更是有非常多的假定。这些假定的本意是为了抽象与简化现实生活，从而增强模型的解释力。但是，这些假定往往与现实情况不符，由此导致它对现实情况的解释力不足。事实上，经济学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对经济学假定不断修正的基础之上。某种理论或模型的发展也是建立在对某个假定不断修正的基础之上。比如，对古典经济学价格刚性假定的修正，得出了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完全竞争假定的修正产生了不完全竞争理论；对交易成本为零这一假定的修正产生了新制度经济学。某个具体的理论或者模型的发展更是如此，从古诺模型到勃川德模型再到斯坦克博格模型，就是通过改变有关厂商竞争变量和竞争方式而得到的。博弈论的发展也是如此，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到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到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再到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都是基于对一些假定的改进。当然，这些对假定的改进，很多情况下都是越来越倾向于现实。也就是说，这使得假定越来越接近现实。但是，由于一个抽象的理论与模型往往需要很多假定，而要把假定做到完全与现实相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除给了经济学不断改进的空间之外，也给了经济学家很多解释的空间。这种空间其实就是经济学家的“权力空间”，这个“权力空间”不但给了经济学们改进理论的可能，也给了经济学家们争论和解释的可能。
如果说理论只是提供了一个想法或者解释的话，那么，实证经济学，尤其是目前高度繁荣的计量经济学则给了经济学们证明自身的客观与精确的机会。很多理论往往相互冲突。比如，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哪一种效应更强呢？这需要实证检验。比如说，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不同的理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哪个理论是可信的？这也需要实证经济学的检验。于是，实证经济学成了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
但是，对于理论经济学家而言，这种检验总是值得怀疑的。就案例检验来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相比，哪个更加成功？印度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哪个更加成功？如果单从目前的经验来看，毫无疑问，中国改革比俄罗斯改革成功，比印度的也更加成功。但是，如果我这样说，肯定会被经济学们认为不严谨，甚至被怀疑是否真的学过经济学，至少也是没有学好。比如，有很多经济学家就坚持认为，中国的改革不一定比俄罗斯的成功。因为，尽管从目前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好，但是，俄罗斯通过休克疗法建立起了更好的制度与市场环境，将来的发展可能比中国更快。也就是说，经济学告诉我们，从长期来看，中俄的发展情况还不一定。不过，正如凯恩斯所说，“长期是对目前的事情的一种误导，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而且，从长期来看，任何事情都是不一定的，因为谁又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些事情可能会彻底改变目前中俄经济发展的全貌。因此，说未来不确定可能是对的，却是毫无用处的。如果我们只会说不一定，经济学存在的意义就值得怀疑。也许经济学家会说，决策是领导者的事情，我们只是提供建议和信息，更加丰富的信息将有助于决策者做出更加正确的决定。但是，如果所提供的任何信息都是不确定的，而且，对于一个我们都能观察得到的事实，我们依然说，孰优孰劣不一定。那么，经济学作为一门“长期的学问”就是没有价值的。
同样，对于实证经济学家们而言，实证检验也是值得怀疑的。且不说不断改进的计量方法会让人发现前人所作的实证研究的缺陷，不同的计量方法之间也会产生各种争论。如果不同的计量方法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倒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绝大部分情况下，不同的计量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该信任哪一个呢？再者，很多计量研究对数据往往非常敏感，数据的变化往往会导致结果的改变。同样，熟悉计量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很多情况下，对变量的选择往往会成为争论的中心，而变量选择不同，得到的结果也是不一致的。
再以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例。从库兹聂兹以来，这一话题一直是经济研究的热点，因为这个问题对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含义，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也会形成冲击。但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始终在争议中进行。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近几年也有所增多。在１９９０年代以前，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多半表明收入差距有助于经济增长，或者二者呈现出倒Ｕ型关系。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议自然是追求更有效率而不是更公平的经济政策；１９９０年代以后，很多研究运用政治经济模型或者带有社会学倾向的模型，说明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政治上对投资的抑制，或者对社会地位的过分追求会使投资受到抑制，从而会阻碍经济增长，而且，相关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种理论分析。这些研究很多发表在很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比如《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结论也是莫衷一是。由于不同的研究结果推论出的政策建议是完全相左的，决策者无疑更加疑惑。
经济学家的解释空间
理论研究会得到相反的结论不足为奇，实证研究得到相反的结论也很正常。如果我们得到的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相悖，我们也许会由此发现一个新的理论，或者发现另外一个藏在证据背后的东西。自然科学常常这样发展，但经济学很难这样发展，原因在于，自然科学的事实只有一个，而经济学往往能够发现很多个“事实”。当我们发现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结论相反时，我们多半会去改进实证研究的方法，寻找新的数据，或者提出新的解释。但是问题随之而来：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型众多，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理论提出不同的解释，而哪个理论正确，往往依赖于实证研究的检验。如果实证检验的结果也是相反的，由于不同的检验结果也能得到不同理论的支撑，我们很难判断哪一个检验或者说哪一个事实是成立的。从而，我们会发现，理论和事实都是不清楚的。
很多初学计量经济学的人都会发现，数据或者方法的微小变化会使得检验结果大不相同。这说明结果不稳健。在很多情况下，尤其在我国的很多经济学杂志上，我们看到的计量检验都是不稳健的。但是，面对这些检验结果，我们往往能够看到很多似乎合乎理论的解释与说明。或者说，对于不同的计量检验结果，作者拥有很大的解释权。只要结果是显著的，我们便总能找到“合理”的解释。最著名的例子来自英国的一位经济学家。他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太阳黑子的活动对英国的经济发展周期有显著影响。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结论是荒谬的，并以此嘲笑经济学，但是，按照经济学家的逻辑，这事还真不一定啊。
好在，计量经济学的工具在不断改进，对各种因素的控制也使得计量经济学越来越精确。但是，经济学家对理论、对现实、对实证检验结果的解释依然存在很大空间，对同一事情往往存在多种解释，这无疑让人烦闷。就像我们看一些小品文，同一个故事，翻来覆去地讲，竟然能够讲出几十个道理，甚至还是完全相反的道理。
正是由于经济学对结果的解释空间很大，我们就不得不提醒自己：小心思想背后的利益。经济学家标榜自己的效率标准，以此说明自己的客观和中立。可是，阿克顿勋爵的话依然在耳边回响：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也有翻译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换成经济学的语言，有权力，就有寻租。而经济学家对理论、对现象、对实证检验结果的解释空间就是一种权力。因为有空间的存在，就有解释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必然导致寻租。正如经济学所认为的，经济学家绝不是道德上一定高尚的人，相反，他们都是自私的理性人。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不会利用自己的解释空间，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寻租呢？
如果经济学只是帮助人们解释现象存在的原因，或者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各种现象，那么，这种解释空间的存在没有任何不妥。但是，每一个经济学家总是希望自己的主张为决策者所用，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我曾经以为国外的经济学家可能不会如此，可是一名诺奖得主来复旦大学讲演的时候，ＰＰＴ（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 的幻灯片文件）上就几次出现与美国总统的合影，我顿时知道所有的经济学家果然都是理性人。而且，就目前看来，经济学对决策者和普通民众都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如果一个经济学家，一个理论是服务于少数人的，其后果往往会非常严重。所以，经济学的解释空间也就相对而言对社会有着潜在的危害。也正因为如此，一个充分竞争的经济学市场、一个反对垄断的经济学市场、一个能够允许而不是排斥所有人发言的经济学市场是缩小经济学的解释空间、瓦解经济学的绝对权力的必要条件。同样，一个更为广泛的知识市场，一个允许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等等充分表达的学术市场的存在也有利于控制经济学解释的空间，从而减少经济学家寻租的空间。
所以，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普通人，当看到一种经济理论时，请先告诫自己：警惕思想背后的利益。
贺振华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