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新生代”民工

如中魔咒一般，众目睽睽下的富士康公司又发生了本年度以来的“第12跳”。短短半年内，就有 十二个年轻生命选择以跳楼这种惨烈的方式来诀别人世，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回想2009年底，当“中国工人”作为一个群体跻身《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榜单时，有评论称这是一种“带泪的荣耀”，今年以来发生在富士康的一系列悲剧，似乎为这种“荣耀”中的“泪水”添加了最好的注脚。

悲剧引发了无数情感上的唏嘘与理智上的反思，对民工生存状况的讨论、对中国制造整体前途的思辨，成为整个社会的舆论焦点。而在这一波多维度的反思浪潮中，中国制造企业可能必须开始正视这样一个现实：今日这一代“新生代民工”，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批同样背井离乡的父辈打工者相比，虽然身上都贴着“民工”这一相同的标签，但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都已经是完全迥异的两代人。对上一代民工那些已经形成定势的管理方式，在新一代民工身上非但不再适用，甚至还会引发种种不可预知的危机。

在以极致的成本压缩为主要利润创造手段的中国制造工厂中，过去的“工人”一直都是一个模子：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出卖劳力直至青春逝去，然后带着攒起来的或厚或薄的钞票重返家乡，展开梦想中的以盖房、娶媳妇等人生基本诉求为主要内容的新生活。管理这样的工人群体，企业几乎没动过什么脑筋，一家工厂的吸引力大于另外一家，往往只是因为前者满足了工人一些最基本的诉求：或是工资稍高，或是不拖欠工资，或是伙食稍好，等等。

然而，这种脸谱化的工人面貌在如今已经被打破了。从年龄来看，第一批出生于1980年的人已经正式进入而立之年，而30岁可算是一般工厂普通一线员工的年龄上限，在大部分工厂中，更多的是年纪更小的工人(富士康工人的年龄上限是28岁)，显而易见的是，今日工厂中的工人主力应该是80后、90后年轻人。与完全游离于社会主流生活之外的父辈相比，这些年轻人身上的现代特征要鲜明得多。由于独生子女居多，他们并不信奉吃苦耐劳的传统价值观，很多人都是“月光族”;在不穿工装的时候，他们乐于打扮自己，尽管无力追求高档服装，却力求款式时尚;他们的整体知识层次明显高于父辈，保持对工厂外的世界的好奇与兴趣，努力通过上网等途径感知和参与主流社会生活;与以出卖简单劳力赚钱回家为目标的父辈不同，他们更多地重视工作的发展前景而非一时的待遇得失，希望职业生涯能够具有可持续性，从而在大城市安家立业。

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的人，过去几年来，70后、80后和90后这些群体在舆论环境中早已被标签化，并不断引发一波波关于群体生存特征的讨论。然而，这些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似乎都还只是“白领”们消遣闲暇时光的口水游戏。尽管也有一些本土管理专家们受到国外管理学界关于如何管理“新千年一代”员工思路的影响，提出中国企业也应该根据不同年龄时代的群体特征来制定相应的管理对策，但是，习惯了粗放式管理的本土企业连很多普适性的管理体系都还未曾建立，更不用说照顾到这种精细化需要。而处于产业链最底层的制造型企业更是如此，在拥有40万工人的富士康，工人们所接受的就是最为传统的集体生活管理方式：每个人都是作为一个庞大生产机器中的一个小零件而存在，没有朋友，没有社区，没有交流，一言以蔽之，就是几乎没有具有“人”之特质的个人生活。

事实上，富士康工人的生活几乎也是所有中国制造企业工人生活状态的缩影。处于价值链最低端的中国制造业，其微薄利润的来源主要就来自于在漫长的生产流水线中的每个环节的精打细算，将每个工人的劳动价值都利用到极致。

对工人这种最为传统粗放的管理方式，随着新生代工人身上“新生”特质的显现，必然做出调整。2010年初，北京太和睿信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在关于民工荒的调查报告中显示，面对民工荒，89%的企业选择提高薪酬水平;75%的企业选择降低招聘门槛;41%的企业选择运用管理下行化的管理理念;27%的企业选择加大培训力度，创造职位通道;20%的企业还有其他做法。

显然，绝大多数企业仍然认为，要解决民工荒，涨工资就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从中国的现实来看，这种解决方式有其巨大的合理性。现代流水线生产方式对工人的伤害几乎是难以逃避的现实——日复一日的机械性劳动，吞噬了工人生命中最年轻、最健康的那个部分，给工人的整个人生价值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缺失。如果说基于追求生产效率的现实诉求，社会还必须继续优先选择这种生产方式，那么从道德层面出发，社会有必要对工人的牺牲做出补偿。金钱往往是最直接也最具现实意义的一项补偿。根据2006年的一项统计，通用汽车工人的时薪是每小时73.26美元(年薪146520美元)，而美国大学教员的平均工资是年薪73207美元。发达地区在人力上必须付出的高额成本，驱动了整个制造产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大转移。而根据相关调查，在现阶段的中国，考虑到CPI的因素，新一代的打工者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所获得的薪酬，要远远少于第一代打工者。这意味着为世界制造业贡献出人生最好时光的中国工人非但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其最基本的物质需求都还没有得到满足。因此，新生代民工提高物质待遇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他们的父辈更为迫切。

然而，新生代民工的诉求远不只是涨工资那么简单。在温州针对本地8家鞋服企业所做的抽样调查中，超过40%的新生代民工希望有更多的业余时间从事自己的活动，而他们在业余时间更多会选择去网吧上网或者手机上网聊天、逛街、约会或是打球，很多人在网上种菜都种到了十几级。还有调查显示，新生代民工中有17%的人希望有技术，75%有进行技能培训的欲望，仅有8%的人表示从未考虑过这些问题。

这些调查结果说明，新生代民工的主要诉求已经不是单纯的“生存”，而是“生活”与“发展”。他们所重视的，乃是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人生价值的全方位实现。如果企业没有正视这个事实，仍然将他们视为一群只需要“饱食”就能得到满足的简单劳动力，继续以粗放方式管理他们，最后受伤的将不仅仅是工人，更是企业自己。对企业来说，善待工人，帮助工人实现人生价值，绝不仅仅是一种对工人的善行，更是一种对企业自身的善行——只有员工得到传续，企业的价值才能持续，昙花一现的员工伴随的往往只是昙花一现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