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崩溃』从何谈起？

（一）摩罗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

     回望2009年，有一道别致的文化风景线，展现在国人面前。
    宋晓军、黄纪苏、王小东、刘仰、宋强，联袂推出《中国不高兴》，时间不长，刘仰的《中国没有榜样》出炉。“中国牌”的书，具有整体的风格，主题先行，气势恢宏，大话连篇，情绪激烈。《中国不高兴》的副标题是：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中国没有榜样》印在封面的话语更是壮怀激烈：西方不是上帝，美国不是救世主，终结资本主义制度的激情之书，澄清中国观念谬误的清醒之作。
    历史依然在继续，2010年1月，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中国站起来》。作者摩罗，让读界眼前一亮，这不是精神界的战士谱系的自觉传承人吗？
    摩罗自己，不大愿意把自己的书与《中国不高兴》、《中国没有榜样》归置在一起的。但是，《中国站起来》，民族主义的情绪宣泄，比起《中国不高兴》、《中国没有榜样》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站起来》的副标题——我们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作者的精神所达到的亢奋状态，令人感动不已。
    在《中国站起来》的崩溃篇中，摩罗特别写到《一百年前的精神大崩溃》，认定五四丧失了民族自尊心，不具有民族自信力，甘愿接受西方人的精神奴役。
    “在西方殖民者攻占与掠夺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中国一开始就一败涂地，但是并没有马上出现精神崩溃。从魏源到王韬到严复到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几代学者，从林则徐到曾国藩郭嵩焘到陈宝箴李鸿章等等几代政治家，他们在殖民者面前一直失败，但是他们的内心一直坚忍不拔，至少没有出现一溃千里的崩溃现象。”
    “孙中山、黄兴这一代革命家，与康有为、梁启超虽然政见不同，有时候甚至形同水火，但是他们在心理状态和精神力量上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能够以如此顽强、坚韧、挺立的姿态反抗西方的殖民掠夺，应对世界历史的新格局。”
    “可是这种坚韧挺立的姿态，止于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那两代，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代，拥有话语权的中国精英群体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崩溃。”
    难以想象，2001年，还写出《请文言文退出基础教育》，坚定维护五四新文化传统的摩罗，经过精神的蜕变，不惜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呈现给我们迥然不同的新颖的摩罗。
    摩罗原名万松生，之所以要起这个笔名，在我看来，灵感来源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鲁迅原本在摩罗心目中崇高和神圣的地位，与此可见。下一步，摩罗是否要废弃摩罗这个笔名，恢复本名，不得而知。
    经过凤凰涅槃的摩罗，彻底否定了狂飙突进时期的摩罗，摩罗内心深处以为：现在呈现给知识界的，才是真正的“精神界的战士”的光辉形象呢？因为，吃着五四文化乳汁长大的摩罗，已经超越了五四那一代具有奴性的知识分子，摒弃了五四知识分子的理念，摩罗认定自己与五四那一代最大的不同，就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匍匐在西方殖民者的脚下，讨得一点人家剩下的残羹冷炙，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摩罗看来：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崩溃，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这种精神崩溃一直在影响着百年文化生态和心态，谬种流传，这种精神上的狼奶，养育着包括王瑶、钱理群、孔庆东、摩罗、余杰在内的三代知识分子。

（二）蔡元培和孙中山不是一代人？
    西学东渐，既是一种文化移植、散播的过程，同时，也是异质文化间的碰撞、冲突、融合的过程。钱钟书先生认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如果，在文化移植的过程中，本土文化具有吸收异质文化的心理结构和社会需求，那么，两种异质文化的融合，就会成为一种现实。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移植，一种具有生长基础的文化，随时都有可能落地生根。地理大发现，使得全球普世文化成为一种可能，这在周有光先生看来：“不是西风压倒东风，便是东风压倒西风”，只看到了文化的平面分布和水平移动，没有看到文化的层次重叠和前进发展。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并存的“双文化”时代。人类无可置疑，已经进入“双文化”甚至“多文化”时代。
    面对强势文化，有出息、有志气的后进国家，努力便是了。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李鸿章“自强运动”、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出这些方略，都是为了天朝上国的面子和威仪。西方把清朝廷打趴下了，朝廷口服心不服，心中默念：站直了，别趴下！精神固然可嘉，但是，怎么也要动一番脑筋：西方何以兴，大清何以衰？历史都到了一九〇〇年了，冷兵器时代已经过去，义和团还在那里耍大刀。能行吗？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学”在燕园开始升温，文化领袖季羡林先生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蒋庆提出“政治儒学”，其实，这是接续八十年代文化热潮当中涌现出来的“寻根派”的工作，李零先生深为惊异：传统为什么这么红？可以说，这是一种文化转向，这种转向在李零先生看来，确实具有意识形态的意味。在我看来，也是一代知识分子寻找精神资源的自觉行动。向中国寻找精神资源的，可以称为“本土派”，向西方寻找精神资源的，可以称为“西化派”。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历史上文化论战的影子。
    摩罗在“本土派”里面，属于原教旨主义的本土派，百岁思想家周有光先生给原教旨主义下了一个定义：凡是经典的教条都要实行；凡是传统的习惯都要遵守。
    难怪摩罗极力抨击蔡元培先生，认为老先生担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所推行的文教措施，从根本上毁灭了中国传统的礼教，造就了一代洋奴。这就奇怪了，摩罗心目中，作为光复会和同盟会重要领导人的蔡元培，居然与黄兴、孙中山不是一代，摩罗都懒阅读近代史书，蔡元培的教育总长，还不是孙中山任命的？蔡元培所推行的文教措施，还不是执行民国政府的思路？何以作为一代人的孙中山、蔡元培，孙中山精神没有崩溃，蔡元培怎么就崩溃了呢？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哪里有什么固定不变的传统？历史上那么多的变易，多数属于“与时俱进”，康有为老辈都懂得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难道摩罗非要在民主、科学昌明的时代，关起门来称大王？

    (《河北青年报》2010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