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固无声之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3 14:39:17
    过去的一年多,摄影师刘浚致力于拍摄中国聋哑儿童的生活。他的镜头里,记录了上百名聋儿的生存状态。

    这个28岁的年轻人,被父母责怪为没有一份“正经工作”,也没有稳定收入。唯一能表明他身份的,是名片上印着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官方合作摄影师”。

    3月26日,T42次列车缓缓驶出北京西站。刘浚要赶去陕西“还债”。“债”是去年11月欠下的。几位西安网友给他发来一些聋哑学生的信息,并邀请他前去拍摄。但那恰好是他最穷的时候,“钱包里只有30块钱”,买不起一张到西安的火车票。他只好告诉网友,“眼下很忙,等等再说”。

    实际上,刘浚转身便去挣钱攒路费了。

    一个家庭有多脆弱

    在火车上安顿好,刘浚从马甲兜里掏出网友提供的失聪学生名单。这些学生大都就读于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红太阳学校。

    只是他还未来得及看名单,手机已收到短信息。发信息的人是西安美术学院特殊教育学院的一名毕业生,邀请他去拍摄那里的失聪大学生。

    “跟他们交流时,尽量要说这个,不要直接说‘聋哑’俩字,不然他们可能会介意。”小伙子一脸严肃地指着“失聪”两个字,提醒记者。

    经过19个小时奔波,刘浚冒雨赶到了红太阳学校。校园不大,200多名健全学生和34名失聪孩子同处一个院子学习和生活。

    刘浚扔下行李,拿起相机,抓了一把糖果塞进马甲兜里,便直奔二楼的聋儿教室而去。眼前的学生,最小的6岁,最大的19岁,都趴在油漆斑驳的课桌上,挤在两个相互连着的小教室里。

    “我可以拍照吗?”他压低声音问正在上课的女教师高亚兰。

    “什么?你大声说,他们听不到,不会受影响。”高亚兰提醒道。

    近4个月没有直接和聋哑人打交道,经高亚兰一提醒,刘浚忍不住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

    他习惯性地把目光转向孩子们的耳朵,发现“竟然没有一个戴助听器的”。

    “拍了那么多聋儿,这是我见到的最惨的!”在拍照的间隙,他一遍遍向身旁的网友感叹道。

    后来到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学院时,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小伙儿首先看的,还是学生们的耳朵。他发现全院90个学生,只有一个做了人工耳蜗(一种能使全聋患者恢复听觉的医学装置)手术。

    做一个这样的手术,大约需要20万元左右,那大概是他肩上背的摄影器材的价格。

    这是刘浚第一到西部拍摄,像这样一次次令他震惊的状况,一直伴随他的整个拍摄过程。

    名单上第一个名字是“雷海珍”。不过,13岁的小女孩几天前患上感冒,已被母亲领回武功县薛固乡下雷村的家里,一直在打吊瓶。

    刘浚约上高亚兰,租车赶到雷家。刚刚病愈的雷海珍正在纺线。卧室又暗又小,土炕前勉强能摆下一架纺车。十几个纺锤上的红线与白线,是她和妈妈轮流纺出来的。雷海珍用手语告诉老师,这是在给姐姐织嫁妆。

    小海珍身上的衣服,全是网友捐的。透过鞋尖已经开裂的运动鞋,能够看见白色的袜子。见有陌生人来,她用力把脚趾往里面缩,想不让袜子露出来,同时把红肿的双手紧紧插在衣兜里。

    不过,看到老师让她很高兴,脸上便挂着笑容。这表情像是“傻笑”,高亚兰很熟悉。2007年春天,雷海珍来学校报名,高亚兰第一次见到她时,这个女孩就是冲老师傻笑了一下。那时,雷海珍穿着已经发白的红色外套和蓝色牛仔裤,脚上的运动鞋也开胶了。

    那年海珍11岁了,才开始上一年级。高亚兰带她去和班里同学见面时,雷海珍也是朝大家咧嘴笑了一下,然后走到自己的座位上,从粉红色的旧书包里,掏出一个本子和半截铅笔。除此之外,她再无其他文具。

    如今雷海珍也是傻笑着,到门口迎接老师和客人。她身后的门洞上,垂挂着塑料和旧布条,下面依次摆着一个陶缸、几个大小不一的铝盆和塑料盆。屋檐上的雨水沿着塑料和旧布条,有一滴没一滴地滴着。陶缸里略显浑浊的水中,能看见一些小虫子在蠕动。

    雷海珍的妈妈解释说,这雨水要用来洗菜和洗手洗脚。自家井上的水泵坏了很长时间了,没钱买新的,吃水只好从邻居的井里提。这赶上雨天,接点雨水,少从邻居那里提点水,也就少讨人嫌。

    由于家里欠人家4000块钱,雷海珍的爸爸已在十几天前出去躲债了。在孩子们上学需要用钱时,这个男人常常会“失踪”。门楣上贴的一小张红色剪纸,在微微颤动。她家过年没钱买对联,就贴了这剪纸。

    在邻居眼里,这个家现在已经不像个家了。从他们七嘴八舌的介绍中,刘浚得知,雷海珍的爸爸是当地技术最好的电焊工之一,脑子挺灵。1988年,雷海珍的姐姐出生。3年后,雷家盼来了一个儿子,却发现是先天性残疾。1996年,在雷海珍出生前,家人都希望生下的是个健康的儿子。

    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很严,为避免被工作队的人发现,刚生下的女孩儿被整天捂在炕上。悲剧最终在雷海珍7个月大的时候发生。她的耳朵开始流脓流血,她妈妈向婆婆要钱给孩子看病,却遭到了失望老人的拒绝。几经拖延,雷海珍最终失聪。

    不仅如此,这个不怎么受家人待见的小女儿,也没有给上户口。一岁半时,她被送给甘肃的一户人家。几十天后,对方发现孩子对声音没反应,就又送了回来。

    刘浚试图问雷海珍一些问题,但因为她所学的手语有限,小姑娘只能表现出一脸茫然,紧张地靠在墙上,用手不断抠墙上的小孔。

    在她哥哥看来,正是自己的残疾和妹妹的聋哑,使得“整个家庭的幸福和信心,都在瞬间破碎了”。

    “我爸爸对我们这个家没有信心了,没负起责任。”18岁的小伙子说道。他的神情有些忧郁,甚至带着一丝冷漠。

    他成绩优异,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妹妹这些年的遭遇,他很清楚。“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妹妹过上好日子!”在与刘浚道别时,他郑重地说了这句话。

    一张“全家福”有多难

    这样的话,刘浚已经听了不下百次。

    2008年9月,他到深圳拍摄一个聋儿。孩子的爸爸和爷爷,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身家以亿计。一下飞机,刘浚便被一辆奔驰车接到了别墅里。当晚,平时不怎么沾酒的老爷子多喝了几杯,之后跟这个年轻人几乎倒了一晚上苦水。

    老爷子当初立下规矩,如果儿媳能生个孙子,便大加奖励。最终孙子生了,却发现先天失聪,“一家人的心顿时一紧”。

    “只要能把孙子的耳朵治好,花多少钱都行。”老爷子几乎逢人便是这句话。他花钱为孙子做了耳蜗手术,把孩子送到香港最好的语训学校,家里还专门请了一个语训老师。在老爷子看来,只有这样把钱花到了,心里才稍微觉得安慰。

    有一天,孙子终于开口喊了声“爷爷”,尽管听上去有些大舌头的感觉,但这让老爷子高兴了好几天。

    “你知道吗,叫这一声‘爷爷’,花了四五万块钱。”老爷子告诉刘浚。但他转瞬又强调:“如果孙子正常,我宁愿住筒子楼!”

    花钱买安慰这样的事情,对武功县彭家底村的彭永发来说,实在太过奢侈了。这个66岁的乡村医生,是名单上的学生彭仪的爷爷。随着两个聋哑儿子的出生,他的幸福生活似乎也突然消失了。

    好在老人名声不错,两个儿子最终都娶妻生子。但老人心里的那根“弦”从没敢松,直到大儿子生下一对健康的孩子,他终于喘了一口气。

    但这口气并没喘太久。2003年10月,小孙女彭仪出生,孩子像她妈妈一样,仅仅残存一点听力。不仅如此,在发现女儿也聋哑之后,彭仪的妈妈丢下女儿和丈夫,在2005年春节离家出走。

    找回妻子,成了彭仪的爸爸这些年唯一做的事。“这4年多,他一直在外面,有时候一年回家一次,有时候整年不归。”彭永发苦笑着告诉刘浚。

    每当彭仪问起妈妈怎么还不回来,老人一如既往地告诉孩子“妈妈在外面打工忙”。须发花白的老人,不得不亲自将年幼的彭仪拉扯大。而彭仪叫得最清晰的,也是“爷爷”这个称呼。

    作为医生,老人原本不信神信鬼。但在孙女出生后,有人说是彭家的祖坟埋得不好。这个一度只信科学的老人,第一次动了自家祖坟。他甚至还请来巫婆作法。

    “没有办法,就当是为娃们积德积福吧。”老人摸着彭仪的头,无奈地说。

    2008年6月,刘浚在安徽农村时,也有聋儿的爷爷拉着他哭诉:“我们家祖上八辈都是贫农,没有为富不仁,没干什么不积德的事啊!”

    27岁的刘珍从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学院毕业后,临时留校工作。她至今还记得24年前自己因注射青霉素过量而失聪时,妈妈带着自己四处求医的情景。“那时我妈妈非常痛苦,差点不想活了。”她在纸上一笔一画地写道。

    刘珍聪明漂亮,2008年曾参加残奥会开幕式表演。在学院里,她是学生们的老师和“青春榜样”。正是父母的苦苦支撑,才使得她一步步完成了大学教育。

    到聋儿家拍照时,刘浚无一例外会给每家都拍一张全家福。

    这个习惯来自他在吉林白城的一次经历。那个聋儿家庭,装不起防冻玻璃,虽是中午,但家里的墙壁上凝着霜,窗台上结着冰。家里两个孩子唯一可玩的东西,是一副扑克牌。哥哥站在炕上一把将牌在空中撒开,口中喊“下雪了”,失聪的弟弟则从地上把牌一张张拾起来,交给哥哥。他们一遍遍地重复玩这个游戏。

    刘浚在一旁拍下这个场面后,孩子的父亲开口了。他请刘浚给他们拍张全家福,理由很简单——“等我死了,孩子看到照片,还知道我长什么样。”

    拍完这张全家福,刘浚说,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聋儿幸福不幸福,首先在于全家人怎样呵护。”

    如今,他有了更鲜活的解释:“你看看刘珍,如果不是她爸妈和家人一心想救她,她绝对没有今天。”

    当然,他更忘不了的是在北京聋校昌平分校看到的一幕。时值新年,学校给孩子们分蛋糕吃。蛋糕刚刚切好,有个孩子便冲过来抢了最大的一块,扭头便走。

    “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自私!”刘浚心想。但后来他发现,抢到蛋糕的孩子,自己并没有吃,而是径直拿着蛋糕到了另一间教室,找到了另一个孩子。

    刘浚记住了这个“自私”的孩子,并和在聋校附近租住的聋儿家长们聊起这事。有家长告诉他,那两个孩子是兄弟俩,都是聋儿。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只能给一个孩子做耳蜗手术,另一个戴助听器。父母原本决定让兄弟俩抓阄,但哥哥知道后,把做耳蜗手术的机会留给了弟弟。那个抢蛋糕的孩子正是弟弟,他要把好东西给他哥哥。

    只是,这次在陕西拍的这两张“全家福”,让刘浚觉得不是滋味。在照片里,6岁的彭仪看不到她的父母,13岁的雷海珍也找不到她爸爸的影子。

    一道鸿沟有多深

    在雷海珍需要用钱上学时,她的爸爸总会习惯性地“消失”,待孩子在学校安顿好之后,他就会回到家中。这让学校的老师们对小姑娘的未来,“心里没一点儿底”。

    “谁也说不准,她的书还能读多久。”高亚兰告诉刘浚,就在2008年,还没上完一年级的雷海珍曾一度失学。

    2008年4月,雷家准备盖新房子,雷海珍的姐姐把自己在广东打工攒下的9000元钱寄回家。她妈妈刚从银行取出钱,便被人在大街上抢了,新房子于是泡汤。

    一个月后的一个星期三,雷海珍在教室里收拾起了书包。“要去哪里?”同学们问她。“和妈妈一块回家。”她笑着比画道。

    她回家后才知道,妈妈要带她去内蒙古帮人摘枸杞子。在内蒙古时,小姑娘常常在地头躺着就睡着了。后来妈妈告诉她,摘这些红红的东西能挣钱回家读书,她便来了劲头。偶尔在半夜醒来,她会跟妈妈比画说,想回去上学。

    每天从早上5点摘到晚上9点,母女俩最多能摘60斤,一斤6角钱。前后50天,她们挣了1700多块钱。

    雷海珍吃饭时,每咽一口,喉咙会发出一种像是被卡住了似的“嗯嗯”声。一开始,听到这声音,高亚兰觉得难受,吃饭时会刻意离她远一点。但雷海珍突然退学,没了那种“嗯嗯”声,高亚兰反倒不习惯了。

    今年春节后,在网友的帮助下,雷海珍重回学校,这让高亚兰喜出望外。还是那个穿着发白的红色外套和蓝色牛仔裤的雷海珍,傻笑着和大家打了招呼。然后从一个白色的方便袋里,拿出她所有一年级和二年级的书,还有她曾用过的本子和半截铅笔。

    她尽力想用手语向老师叙述她过去一年的生活,但怎么也比画不出来。不过高亚兰注意到:“她回来上学时,脸比以前更红,手也比以前更粗糙了。”

    “你看她的手,完全不像是一个13岁孩子的手。”刘浚说道。他刚给雷海珍的手和冻伤的脸拍完特写。

    辍学期间,雷海珍曾叫开学校大门,到教室里转了一圈,然后把两只手插在上衣兜里,低着头走回家。在哥哥的记忆里,她不开心的时候,常常喜欢这样低头走路。

    重返校园后,小姑娘告诉高亚兰,她将来想当老师,因为当老师可以给同学上课,可以和同学玩,可以留在学校。

    然而平时下课后,雷海珍却常常独自坐在教室里看书,或是站在二楼窗前,看楼下院子里的健全孩子们玩耍追逐。

    聋哑学生喜欢远远地看健全同学做游戏,他们相互打着手语,对游戏发表议论。偶尔有胆子大一点的,会靠近些,但并没有机会加入。

    在一旁看着这场面的史校长,进退两难。红太阳是一家原本只招健全学生的寄宿制私立学校,学生大部分是留守儿童,2003年才开始招收聋哑学生。史校长希望两类学生之间可以多一些交流,“毕竟聋哑孩子长大后,还是要接触社会上的健全人”。

    但今年春节过后,学校的健全学生一下少了四五十人。家长告诉史校长,他们发现孩子回家跟人说话时,像聋哑孩子一样边说边比画,他们担心,孩子会被聋哑孩子影响得不会说话了,于是选择转学。

    这让刘浚想起,离开北京前在地铁里的一次经历。当时有三男两女在打手语,聋哑人进行手语交流时,往往显得表情夸张而情绪激动,这让周围的人都转过来看他们。有个小孩跟妈妈说“真有意思”,便跟着学。妈妈拍了孩子一下,厉声说:“别学这个!”然后狠狠瞪了一眼那5个聋哑人。

    刘浚上前和他们交流,得知他们是北京聋校昌平分校的学生。

    “我们是两个群体,不可能交健全的朋友。”下地铁前,学生在刘浚的本子上写道。

    在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学院,为了促进相互交流,聋哑学生的宿舍和健全学生的宿舍被安排在一起。“我们有时候也跟他们交流,比如踢球,但是很少。”23岁的杨峰还没在纸上写完这句话,围观的同学几乎同时都点了点头。

    他们喜欢足球,但跟他们提到“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句著名的解说词时,他们摇了摇头。他们曾与我们同时观看电视屏幕,但他们永远无法体会这句话诞生时的声嘶力竭。

    作为学院里唯一一个做耳蜗手术的聋哑学生,小李原本是大家羡慕的对象。但一出校门,他很少戴耳蜗。因为在公交车上,常常有人看到这个不大像耳机的东西,好奇地问他戴的是什么。

    “这样就让别人知道自己是聋人了。”17岁的男孩试着说了好几遍,但刘浚还是没听明白,他只好在纸上写下来。

    大多数时候,这些聋哑学生还是乐意跟本院同学一起玩。女生们喜欢在一起追捧韩国帅哥明星,男生们则聚在一起在网上看成龙的动作电影,看足球比赛。为了争论曼联队和利物浦队谁是英超最牛的球队,他们会把一枝笔夺来夺去,把记者面前的一张A4纸写得密密麻麻。

    同样也是在一张A4纸上,记者问雷海珍:“你几岁了?”

    “13。”她写道。

    “在哪里上学?”

    小姑娘看着纸上的字,摇了摇头。她看了看妈妈,试图寻求帮助,但妈妈不会手语,只是重复地大声对她喊道:“你在哪儿上学?”

    她认真地一遍遍看妈妈的口型,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咬着手指头,有些难为情地笑了。我们的交流,也只能到此结束。雷海珍低头去逗脚边一黑一白两只小狗。她妈妈说,这是她最开心的时候。

    帮妈妈做完家务后,她喜欢到巷道和村头走走。除了同村另一个聋哑女孩,她很少跟其他孩子一起玩,见到邻居,也只是点点头。

    一个“喜喜”字有多辛苦

    “现在我算知道聋儿家庭能惨到什么地步了。”在雷海珍家进进出出拍照时,刘浚一再重复这句话。

    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像他这样直面这种惨状。这一点,他很清楚。

    在刘浚从事摄影的第10个年头,他准备拍点有意义的东西时,一个做公益事业的朋友告诉他,“据2006年不完全统计,在全国的8000多万残疾人中,聋哑人有2000多万,其中5%左右是先天性残疾,7岁以下的聋儿达80万”。他被这组数据震惊了,于是开始拍摄聋儿群体。

    他原本在一家文物研究院上班,每天的任务是为文物拍照,突然间却三天两头到中国聋儿康复中心、同仁医院跟一些聋儿家庭接触。

    2008年春节一上班,领导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老老实实在研究院待着,要么辞职。他选择了后者。与此同时,在银行工作的女友提出分手,并丢给他一句话,“整天到处瞎跑,不正经工作不正经生活”。

    2008年4月,在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等有关机构支持下,刘浚的摄影展“天爱——关注失聪儿童”得以举办。事后,他到北京一所高校办了第一次讲座,在该校第二大的电教室里,只分散坐着6个听众。而为联系这事儿跑前跑后的志愿者,就有7个。

    “当时我眼泪都快下来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做的事情特有意义,但那会儿发现,不过如此。”刘浚一边说,一边把因为摇头叹息而下滑的眼镜,扶回到原来的位置。

    尽管这样,当晚他还是从19∶30准时开讲,直到22时“有些悲壮地结束”。

    而拍摄的过程也常常并不顺利。不少聋儿的父母,并不愿意自己和孩子被拍。“拍了这照片,你要是出了名,我顶不住压力。我可以在村里丢人,但不能在全中国丢人。”这些父母有他们的道理。

    4月2日是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学院招生报名的日子。一个衣着时尚的女子,带着一个聋哑女孩来报名,却始终躲在招生现场的茶色玻璃背后,直到两小时后,招生老师到场,她们才走出来。

    深圳那个富豪老人,一开始也拒绝了刘浚。“如果所有人都不愿意被拍,就永远没有人会关注聋儿这个群体。”再次通电话时,刘浚这句开门见山的话,让他获得了拍摄机会。

    只是这些照片,至今只能存在刘浚的电脑里。老人担心一旦这些照片发表或展出,以后孩子知道了,会影响他的成长。

    “伤口只有长在自己身上时,才知道痛。”老人告诉刘浚,以前当地残联找上门来募捐时,他每年“也就意思意思”。而现在,他已经跟家人交待,“等我死了,把我的财产全部用来成立一个聋儿基金会。”

    然而,哪怕是些微的帮助,在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学院的应届毕业生看来,都是那么稀缺。他们的工作,至今均无着落。

    “他们说宁愿要女娃也不要我们(聋哑男生)。”杨峰在纸上写道。

    “他们都是骗人的,为了减税而来的。”另一个学生写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聘用残疾人达到一定比例,企业可以减税。这些毕业生去过很多次招聘会,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有学生跟刘浚抱怨,学院不关心他们的就业。作为学院的负责人,秦东对此也颇为头痛。“健全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已经很严峻,至于聋哑学生,靠学校的力量根本解决不了。”他边说边挠头。

    曾经有企业想在学院招几个学生,不过企业领导告诉秦东“这些学生最好是配成对儿来”,因为在解决完工作之后,聋哑人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婚姻和家庭。

    由于手语的语法和表达习惯,跟健全人的语法不大一样,在与健全人交往时,聋哑学生也确实面临着诸多问题。秦东收到的请假条上,写的是:“秦老师,我应该请假了。”而类似这样“别扭”的短信,他经常收到。

    秦东面前的两个柜子里,5个隔层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奖杯和获奖证书。但这些荣誉,并没有给学生们带来就业机会。

    “不公平,不平等!”刘珍写得更为直接。

    聋哑学生的求职简历和健全人唯一不同的是,在手机号后面,他们需要加一个括号,写上“发短信”三个字。而这,往往意味着他们收不到回音。

    这些经历,对雷海珍来说,还很遥远。甚至上大学,她也根本都没想过。放假在家时,她喜欢看电视,尽管不大知道电视里发生了什么,但看电视里的人哭她也哭,人家笑她也笑。看电视里的人结婚了,她会跟妈妈打手势,然后在地上写一个“喜喜”字。

    这个正在给姐姐织嫁妆的小女孩,还不知道对一个聋哑女子来说,要给自己写这样一个“喜喜”字将会多么辛苦。其中的滋味,刘珍清楚。

    刘珍的男友是健全人,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为此,秦东还曾给刘珍做思想工作,劝她最好找个聋哑人,这样会“少很多事情”。但刘珍告诉领导,自己喜欢健全人,要像健全人那样恋爱结婚。

    如今,经过3年恋爱,他们已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但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遭到男友父母的反对。

    “我为他父母做什么事情都行!”刘珍写道,她一心想说服男友父母同意男友和自己结婚。她想给他们看自己的个人简历:她曾参加在日本举行的国际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并作为中国残疾人代表团的代表上台接受主办方的祝贺和问候,她还参加过残奥会开幕式演出。

    然而被问到有没有信心时,她摇头写道:“不知道。”

    一束光能照多远

    拍完最后一个聋儿家庭,刘浚在天黑前返回了武功县城。

    晚饭时,刘浚告诉高亚兰,自己第一次拍摄的聋儿,是河南省洛阳市的一个弃婴。这个女婴被好心人收留。收养她的人,给她做了耳蜗手术,还把捡到她的那一天,作为她的生日。

    听到这些,高亚兰突然眼圈一红,在饭桌上掉起了眼泪。在下午家访的过程中,她无意中得知自己曾教过的一个脑瘫学生,在去年夏天退学后,被家人托人带到广东扔了。

    “他身体那么差,能活三天就不错了。”高亚兰很担心,甚至绝望。

    她所教过的残疾学生,大多像雷海珍一样没有户口。他们无论是生,还是死,都没人能从户口簿上找到他们。在这个国家数以十万、百万、千万计的统计口径中,他们不过是一个并不存在的“0”,再“阳光”的政策,也照耀不到他们。

    有一次,高亚兰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愿意资助学生的网友,当她告知对方要资助的学生是聋哑孩子时,对方立即就放弃了。

    “现在唯一支撑着他们的,只有他们贫困的家庭。”高亚兰在博客里写道。而刘浚相信,用镜头对准他们,至少会有一束光,使他们无声的世界不至于一片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