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保“舍生护桥”事件

刘学保“舍生护桥”事件

1968年4月24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发表由《解放军报》通讯员、《解放军报》记者联合采写的长篇通讯 《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毛主席———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战士刘学保》，并配发评论员文章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从通讯可知，刘学保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马额公社一个贫农家庭。1966年3月入伍，到他在1967年底成为“英雄”时，入伍还不到两年。
通讯所介绍的刘学保“英雄”事迹大致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学保坚决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入这场“大革命”运动。1967年7月，刘学保奉命来到甘肃省永登县连城林场支左 （即毛泽东所号召的“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简称，当时所谓“左派”即造反派）。到林场后，刘学保就注意到了一个 “曾经当过国民党宪兵副连长”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并同他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同时，他深入发动群众，帮助一些受蒙蔽的群众觉悟过来，揭发出林场“党内走资派”和那个“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促进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2月17日，永登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林场职工前去参加庆祝大会，刘学保留在林场执行警戒任务，他发现那个“反革命分子”偷偷闪出了大门，便立即叫上另一同志一起追出去。快到大桥的时候，刘学保断定“反革命分子”是要破坏大桥，就叫同来的那位同志回去叫人，自己一人去制止“反革命破坏活动”。“反革命分子”发现刘学保追来了，反扑过来攻击刘学保，刘学保与他搏斗，并将他打死。刘学保发现“反革命分子”用来破坏大桥的炸药包已经拉燃导火索，便“以惊人的勇敢”冲上桥墩，抱起炸药包，往远离大桥的河滩跑，边跑边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最后将炸药包扔出去，大桥保住了，刘学保却“失去了左手”……
然而，刘学保的这一切言行都不过是在“做秀”，是在那个荒诞年月里做“革命秀”、“英雄秀”。刘学保的“英雄”伪装，在文革结束之后被剥去了。尘埃落定，水落石出，真相终归大白于天下。原来，他不但不是什么英雄，倒是一个十分凶残的杀人犯！其实，在这个所谓“英雄事迹”发生的第二天，就已引起有关部门怀疑了。据甘肃省甘南州委党史研究室翟翔、郝德有所写《“刘学保事件”及其思考》（载《党史风华》1992年第一期）披露，当时永登县公安局勘察现场后即发现，并没有“炸桥”的任何证据，便上报武威地区公安处军管会和省公安厅军管会，要求将该案“暂挂起来”。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这种冷静的要求是很难得到赞同的。
刘学保事件发生于1967年12月17日，18日，刘所在部队便赶紧上报军区为其请功。此后，刘学保“荣立一等功”，被提拔为副教导员，荣任兰州军区党委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直到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对“刘学保事件”的怀疑才又重新被提了出来。有关方面组织了庞大的联合调查组，搜集到大量足以推翻所谓 “英雄事迹”的证据材料，然后由兰州市公安局立案侦察。最后得出了结论：刘学保自述的“英雄事迹”完全是一出编造的闹剧，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假案。经专家们通过反复实验论证，刘学保自述的所谓 “脸盆大的炸药包”根本不存在，炸断刘学保左手几个手指头的，充其量只是一个雷管或者是由雷管引爆的不到10克的炸药。而被刘学保诬为“反革命”的林场干部李世白，经大量证人证明，李世白在案发前并未离开过林场场部（不可能去安放炸药包。实际上，当时已处于被监督管制状态下的李世白，也根本不可能搞到炸药包），晚上李世白出去未带任何东西，行为正常。而刘学保则在案发当天曾两次外出并去过大桥。当李世白外出时，只有刘学保一人“发现”可疑，但他既不向军管会领导汇报，又不叫他人帮忙，却只把一个炊事员叫上跟他一起去跟踪。在距大桥一公里多的地方，他自称发现了“反革命阴谋”，但他明知桥北有建桥工人，身后又紧靠人员密集的八冶工地，却舍近求远，强行命令炊事员返回林场去叫人……调查结果证实，李世白是被刘学保为制造假案而骗去现场残忍地杀害的。当时李世白被刘以斧头砍、石头砸而致颅顶头皮裂开、颅骨开放骨折，尚未断气，在与刘学保一起被送往医院途中，因刘学保诬其是“反革命炸桥罪犯”，因而得不到医护人员及时救治，还不断受到“革命群众”枪托捅捣，最终含冤去世。1985年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刘学保无期徒刑。
（摘自《当代中国名案1949—1995》）
 
英雄丑剧：
在“文化大革命”年代里，真可谓“英雄辈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政治舞台上如走马灯似的不断转换着形形色色的各路“英雄”。常常今天是“英雄”，明天就成了“罪人”。于是，一些不可思议的怪事就应运而生了。这其中，有一件曾经震动国人的“英雄”事迹，颇有代表性，就是刘学保“舍生护桥”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