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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看市:政治红利真的会到来吗?   2010-9-20 8:43:11  本文来源:投资者报  阅读:88次  投资者报在线订阅     目前的经济困境,仅以经济求解效果已经不显,必须释放政治红利,方能确保万一

  如果政治红利真的到来,恐怕人们先要做好经历“贴水”的准备,因为,红利的到来一定是不轻松的

  上周,受到一系列“传言”的打压,股指在2700点前反复冲击后失败,选择了掉头向下。这让我这个对经济始终保持乐观看法的人感到非常泄气。我的同事进一步表达了“中国宏观经济陷于困局”的看法。
  在他们看来,表面上,经济数据表现良好,但在“骨子里”的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当前政府在房地产问题上的左右为难,在结构调整问题上的旷日持久,在出口市场上面对的重重阻碍,都预示经济困境的到来。这种困境,如果以最近3个月为指标分析,已经体现出短期滞涨的某些特征:经济下滑,通胀上升。
  另外,从高层最近的一些活动和讲话中可以发现,从深圳30年纪念到达沃斯论坛,高层连续释放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这说明高层也意识到,目前的经济困境,仅以经济求解效果已经不显,必须诉诸政治,释放政治红利,方能确保万一。但一切如果只是“口号”,不见行动,市场也就不敢大胆做多。
  嗯,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政治红利。我们知道过去三十年经济的成长获益于“人口红利”,但实际上,政治红利也一直在发挥作用,只不过很少有人正儿八经地提及。最近,经济学界已经热炒所谓“刘易斯拐点”,意即人口红利结束,劳动力数量由持续增加到持续减少,从而使经济增长放缓,甚至陷入停顿。
  那么政治红利是否也有这样的效果呢——如果这份红利消失,经济成长的内生动力也消失?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来弄清这份“政治红利”到底是什么。
  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治理,我一贯的看法如同本栏目上周所表达的——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就是官与民的二元结构。官为一方、行治理的角色,民为另一方、行被治的角色。(也许有人这时会来争辩:哪个国家的社会治理不是这样?大家不都是政府与民众、治理与被治理的关系吗?我不敢大声回应,只是提醒人们,无论如何这里还是有些差别的。)
  官与民的二元结构治理会带来以下几种状态:很紧、很松、不紧不松。
  很紧的官治民从,历史上往往发生在朝代的中晚期。这时,官府的用度越来越大,官员的欲望也越发膨胀,更为重要但又经常比较隐秘的是,官员的家人和奴才数量因天下太平富足而成倍增加。需求导向,官府就要增加敛财的手段和力度,时间不用多长就会闹出“官逼民反”的事情来。伴随着“很紧”的治理,社会逐渐会从富足走向衰败。
  随后,一定是新朝新气象,历史上官治民从的“很松”的状态又反复出现。新朝新君,不只是因为打天下的“合法性”,也是由于这时的新君往往又是历史中的“英雄”,确有过人之处。在新朝历经磨难,百废待兴之际,官府一定会行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很松”的治理。放松对民间的管制,减轻民间的负担。休养生息、放水养鱼总会是这段时间的标签。有趣的是,历史上有明君,曾要求自己的后代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清廉和放松管制的政策不动摇,但不出二代,就不会再有人去坚持了。
  在政治治理中,还有一种状态“不松不紧”。这种状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最优的”状态,在这样的时期,社会矛盾比较缓和,官与民之间容易自得其乐,互不干扰。但是,这样的时期如果让历史学家好好总结的话,也不会太多,最重要的是每一段时间都实在不长。而最终替代的,一定是朝向官逼民反的路上走。究其原因,官方胃口增大的速度大于民方做蛋糕的速度。
  早期历史中,官府敛财的手段无非是税赋和徭役。但到了近代,又现出了“官办企业”以及当代的“国有企业”。其实早在汉代,中国政府就发明了“均输”这样的机构,先用于平抑粮食价格和冶炼制铁产品价格,后来又用到盐的专卖和桑蚕制布行业。但与清朝中后期出现的官督商办和今天的国民经济支柱行业的国有企业相比,中国社会中官民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就已经完全升华到了集大成的境界了。
  五十年代后,政府实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进民退,最终的效果是二十年后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进国退。但又二十年后,情况似乎再次发生反转。这就使得当前民间积累的财富不知道是不是要真的投资于这样的形势——新能源是国家队,搞创新要国家基金,挖煤、盖房、理财、炒股都要看国家队。
  政治红利,如果真的会到来,恐怕人们先要做好经历“贴水”的准备。因为,红利的到来一定是非常不轻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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