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宴见证中国外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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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宴见证中国外交史

国宴,即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为国家庆典等重要节日,或为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来访而举行的最高规格的正式宴会。

法国美食家布里耶·沙瓦朗说:“餐桌上,看得到政治的精髓。”以此反观各国国宴,正是一语中的。

国宴上,固然酬酢以为宾荣,然而,哪位政要首脑将成为座上宾、奉以何种菜式酒水、东道主国何种级别之领导人主持和列席,待之国宴后会否有便宴、家宴等,无一不是透露重要信息的特殊外交指令。

作为一国最高规格的宴会,国宴几菜几汤引发人们如此关注,是因为它在外交舞台上的特殊政治地位。因为国宴的品质,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外交的顺利。西方国家首脑甚至为了某些重大历史时刻的出场,精心安排、反复演练,以确保届时面对媒体,能回避错误或有失默契的表现。

历史就在这一个个故事里,蜿蜒展开,让人难以曲尽其妙。

拨开政治的风云变幻,国宴餐桌上,美食依然飘香。

国宴见证中国外交史

国宴的餐桌上,不只陈列着美食,更展示了一国国力、文化和领导人的个性风采。因此,国宴成为最生动又最让人紧张的外交舞台。

中南海、北京饭店、钓鱼台国宾馆、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宴会厅,由于在每个中外关系的重大转折时刻都躬逢其盛,遂成为新中国外交史的见证。

1950年代:国宴见证中苏关系演变

无论苏联还是之后的俄罗斯,中苏(俄)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领域的重点之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来访即是经典一例。以现有档案资料看,这位在中国外交史上并非有特别地位的来宾,受到的却是苏联来访者中最高规格的接待。

1957年4月17日,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在此等候他的贵宾伏罗希洛夫。在1959年钓鱼台国宾馆和人民大会堂建成前,国宴一般在北京饭店“解决”,而毛泽东在中南海内的设宴一般只用来款待他认定的贵客。当晚,中共最高领导人几乎全部出席了宴会。

当时的情势应是最重要的原因:苏共二十大召开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引发全球社会主义阵营激烈震荡,中苏有必要以高调的友谊来稳固阵脚。

据记载,当晚,“雄伟壮丽的怀仁堂门前,车水马龙,华灯高挑”。外交部解密档案提供了当晚的标准是“六(热)菜一汤”,不只突破周恩来定下的“四菜一汤”标准,而且同时以燕翅待客在60年间都是较高规格。

伏罗希洛夫对这样的款待“非常满意”,但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闻知此事大发脾气。赫鲁晓夫到华3次,都没有受到过这样高规格的礼遇。赫鲁晓夫的醋意并非没有道理。上世纪50年代苏联扩大援华,派专家、出人出钱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提议正是赫鲁晓夫提出的,而伏罗希洛夫却是这些提议的反对者。

1960年7月,苏联一个月之内撤走在华的全部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12个协定、300多个专家合同。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两国进入长近30年的冷淡期。

1960年代:国宴上的第三世界策略

19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破裂,中国结束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第三世界国家元首及政治、经济、军事领袖成为国宴上的主要座上宾。也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外交中开始展现“大国风采”,尤其中国从接受苏联外援的国家变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最大外援国之一。而这一时期国宴上重要的外交内容,常常是外援以及与之同步建立的第三世界“兄弟国”友情。

1960年11月,切·格瓦拉率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来华访问。11月18日19时,周恩来和陈毅、李富春、李先念3位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上海西厅,专设国宴30桌,宴请格瓦拉一行。对他的破格款待,是中共对古巴这个在美国后院点燃革命星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声援和鼓励。

最后,除了顺利卖出古巴糖、铜等物产外,格瓦拉还获得贷款6000万美元及工业项目的援建。

不过,随着国内经济陷入严重困难,周恩来渐渐对当时来访即要钱要物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持保留态度,之前接待苏联领导人的高规格国宴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一时期,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国宴不断精简,而大寨成了接待外宾的一个重要地点。

1970年代,中美破冰建交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专机在东郊机场准点着陆。

中美关系解冻及至建交,是整个中国外交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正因其意义重大,对于前来实现“中美破冰”之旅的尼克松,周恩来向当时的外交人员下达指令:不卑不亢,不冷不热,以礼相待。

2月21日19时,在周恩来于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国宴上,是周氏国宴标准“四菜一汤”。

早在1971年年底尼克松访华前,周恩来打听到美国人喜食海味,决定准备1000公斤新鲜鲍鱼,为了拿出中国品质最好的黄海野生鲍鱼,国务院将采捕鲍鱼的命令层层下达至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獐子岛人民公社的潜水队。

从不在这一季节捕鲍的潜水队员,冒着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和被鲨鱼袭击的危险,经历上百次深海捕捞,终于赶在1972年1月底前完成了这一政治任务。鲍鱼如期出现在尼克松一行在京期间的宴会上。

尼克松听闻这一经历,甚为感动。翌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中美关系由此取得突破

改革开放后:大国外交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大门同时向东西方打开。外国元首、政府首脑访华年均次数,从1979年37次升至80年代初每年近百次。

随着1972年美日两国同中国的双边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其他世界大国与中国发展正式双边关系,成为一种必然。自此,中国领导人不只在中国的国宴上,也开始在各国的国宴上收获来自外界的承认。

邓小平于1979年访美时,仅以副总理身份却获得超乎寻常的高规格待遇。美国白宫宴会厅调查得知邓小平爱吃小牛肉,几乎每顿饭都上这道菜,以至于被问到访美最深刻的印象时,邓小平操着四川口音开玩笑:“顿顿都是小牛肉!”

2002年10月,小布什邀请江泽民从芝加哥前往得克萨斯州,在自家农场享用得克萨斯州烧烤。整个会面仅短短几个小时,但是家庭烤肉的待遇,之前只有俄罗斯总统普京、英国首相布莱尔和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享用过。据《凤凰周刊》

链接:外国领导人爱吃啥国宴菜

国宴乌鱼蛋汤

宴请国宾制订菜单有规范化程序。据原外交部礼宾司参赞吴德广介绍,礼宾官必须事前了解外宾的饮食习惯。把外宾的饮食习惯及时告诉人民大会堂或钓鱼台国宾馆厨师。请他们根据中外宾客的不同口味,尤其注重他们的宗族信仰,安排不同的菜谱。

制订菜谱时,尽可能全面了解国宾的生活习惯与忌讳,口味嗜好以及年龄、身体状况;兼顾季节、气候、食品原料、营养等诸因素,夏天以清淡、冬季以荤为主。

日本几位前首相喜欢中餐

日本的几位前首相,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竹下登、中曾根康弘和海部俊树等都十分喜爱中餐,许多日本客人对小笼包子、手工水饺、手擀面、元宵、年糕、煎饼等中国食品很感兴趣。尤其是海部俊树,1991年访华,特意要求安排一次中药膳食。

海部俊树在任首相之前曾经吃过“龙华药膳”的菜,印象深刻。日本驻华大使即向礼宾司传达了首相的愿望:希望访问中国时再次品尝药膳美味。于是礼宾司找到了“龙华药膳”的前任总厨师长,当时正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的国家特级烹饪师王春明,把他请到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当天王师傅做了枸杞扒鱼翅、天麻鱼、罗布麻芹菜叶等,海部俊树首相吃到高兴时满意地说:“这正是我以前吃过的正宗味道啊!”吃完饭之后,海部俊树夫妇还特意要求与王春明合影。

国宴佛跳墙

佛跳墙招待英女王

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养源斋会见英国女王一行,并设午宴招待。菜单除冷菜拼盘外,热菜是茉莉鸡糕汤、佛跳墙、小笼两样、龙须四素、清蒸鳜鱼、桂圆杏仁茶。点心是:鲜豌豆糕、鸡丝春卷、炸麻团、四喜蒸饺、黄油、面包、米饭。

1997年7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有江泽民主席参加的庆祝香港回归的国宴上的菜单:冷盘、浓汁海鲜、清蒸大虾、罐焖牛肉、草菇绿菜花以及点心和水果。

最近几年,国宴的“堂菜”和“台菜”的名词,流传甚广。“堂菜”的“堂”字是取自人民大会堂的堂,本是人民大会堂厨师随口一说的名称。1984年出版的《人民大会堂国宴菜谱集锦》,首次为“堂菜”正名。“台菜”则指钓鱼台国宾馆厨师为宴请国宾烹调的菜,国宾下榻于钓鱼台国宾馆,日常用餐也在那里,许多道“台菜”很有名气,如里根总统开戒的“佛跳墙”,金日成喜欢的“香橙狗肉”,西哈努克爱吃的“砂锅狮子头”,还有邓小平赞赏的“酸辣乌鱼蛋汤”等。据《北京青年报》

延伸阅读:奥运国宴揭秘 每张桌子以鲜花命名

奥运国宴

2008年8月8日中午12点30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二楼的宴会厅举行了隆重的宴会,热烈欢迎来京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五大洲政要。80多个国家的元首齐聚国宴,无论是级别还是规模不仅在中国是空前绝后,同时在世界范围也甚为罕见。

国宴共设九大桌,每张桌子并没有采用原有编号的方式,而是别出心裁地以鲜花为名,分别为牡丹、茉莉、兰花、月季、杜鹃、荷花、茶花、桂花、芙蓉。国宴用鲜花命名餐桌,寓意着向世界人民体现出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更是体现出对外宾们的礼仪,让他们既不会有因为座次编号产生的尴尬,又有置身于芬芳花海中的感觉。国宴上,还特别选择了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由李谷一唱红的《迎宾曲》作为宴会音乐。

奥运国宴的餐单一度是社会各界热议的重点。在这场被誉为“中华第一宴”的国宴上,中国为各方贵宾准备的热菜为三菜一汤,三菜为荷香牛排、鸟巢鲜蔬、酱汁鳕鱼,汤为瓜盅松茸汤,北京烤鸭则作为附加的小吃提供给各方贵宾。社会各界对餐单的选择给予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