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刚刚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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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刚刚发酵

约根·斯特罗姆《 人民日报 》( 2010年09月20日   23 版)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才刚刚开始发酵。如同人患病、治病的过程一样,危机爆发初期,是人们“找病根”的阶段,于是“次贷”等金融术语为世人所熟知。此后便是“开药方”,国家干预代替了自由放任,这是国际经济政治理念的一个重要转变,并且还产生出二十国集团这样一个新的全球问题应对机制。而从2008年11月二十国集团第一次领导人峰会至今,全球应对这场危机的努力进入到了“看疗效”的阶段。为此,讨论这场危机给国际政治格局带来的影响,既要从危机本身的影响入手,还要观察“疗效”如何,即“药方”是不是产生了“副作用”。

  危机冲击——量变还是质变

  国际政治格局即便有所变化,也必然是渐进式而非跃进式,并且这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从危机本身的影响看,首先就是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严重冲击。在经济上,美国的一些大型金融机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相继破产,并且随着信贷恶化,美国制造业严重萎缩,这也导致了美国维持霸权地位所需的经济基础被严重削弱。而比经济损失更严重的,是美国用以塑造软实力和全球影响力所依赖的所谓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换句话说,就是美国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其影响之巨不亚于损失了全部的航空母舰。其次,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本位制原本就已千疮百孔,危机爆发后,其缺陷更加显露无遗,由此提出的命题,是为应对这场危机以及防止危机的再度发生,只能重塑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但谁都知道,这一重塑过程必然与国际政治治理体系变革相关联,这才加大了二十国集团这一机制的作用。

  表面看来,一面是美国的所谓“老大”地位受到削弱,一面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亟待变革,似乎万事俱备,国际政治格局也到了该出现变化的时刻,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事实上,这场危机对于改变国际政治格局来说,其影响还只停留在量的层面,并没有从质上动摇现有格局的基础。

  按照美国学者奥尔特曼提出的“四权力结构”观点,在安全结构上,美国作为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生产结构上,美国仍处于产业链的高端并居于主导地位;在金融结构上,美元还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和结算货币之一;在知识结构上,美国的软实力依旧不可小视,并且创新能力继续领先世界其他国家。因此,尽管美国在这次危机中“很受伤”,但其维持霸权的能力和意愿并未丧失。

  欧盟在危机爆发之初一度非常活跃,很希望借美国“受伤”之机抢班夺权,但不久后就因主权债务危机而自顾不暇。在国际舞台中,欧盟距离“主角”的地位还很远。

  新兴经济体国家地位的上升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就其引领世界的能力及意愿而言,目前还非常有限。应该说国际社会对新兴经济体的重视,更多源于对其未来潜力的预期,而非现有实力。

  由此看来,既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各国依然各司其职、各安其位,那么国际政治格局即便有所变化,也必然是渐进式而非跃进式。特别是在全球依赖不断加深的大背景下,渐进式的国际政治格局变化也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囚徒困境”——合作还是背叛

  重分“蛋糕”时,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再度出现,更严重的是为危机开出的“药方”有了“副作用”

  对于这场金融危机,各国都很清楚,只有改变现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治理体系,并加强彼此的交流与合作才是应对危机、防止危机的最好解决办法。但博弈论中有一个名为“囚徒困境”的经典案例,讲的是两个被分开审讯的囚犯究竟该选择互相合作还是背叛对方,最终的结局是因为彼此无法信任,所以两个人都落得个坐牢的结局。这一案例很形象地折射出了在后危机时代,一些国家的心态及由此导致国际政治格局所出现的细微变化。

  危机之初,各国都意识到只有合作才能一荣俱荣,反之将一损俱损。于是,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对内都通过国家干预展开自救,对外则抱着合作的意愿坐在一起。这些做法的正面效果是有效遏制了危机的蔓延,特别是前几次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堪称二战后通过多边主义解决全球问题的“黄金时刻”。当时许多人甚至认为,不只是金融危机,随着这种多边机制的建立,包括粮食安全、能源与环境问题等都将得以解决。

  但后危机时代到来时,一切又都似乎回到了危机爆发前状态。如果说把危机的出现,形容为全球利益这块“蛋糕”碎了,那么为应对这场危机,国际社会联手“重做了蛋糕”。可当“蛋糕”做好了,又该重新分配时,“囚徒困境”式的思维主导了一些国家,他们不仅想自己拿大的,还想让别人拿小的。首先就是保护主义的大量出现;其次是美国的单边主义死灰复燃,美国总统奥巴马虽然打着“重塑美国形象”的口号入主白宫,但仅上任几个月后,他便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在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战争上面,近来又在东亚地区采取了新一轮行动。

  但是,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还不是后危机时代最严重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国际社会所开出的“药方”竟然有了“副作用”。随着国家干预替代自由放任,国家这一政治主体的作用被放大,今后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将变得简单而危险:原本由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等组成的合作链条被弱化,国家意志将更直接地影响到国际关系。而二十国集团这一机制被国际舆论所看好,更会触动到某些国家的敏感神经。比如美国,他们并不愿意其所奉行的单边主义被多边主义所替代;还有欧盟,也不想打破原本的美欧共治格局,让新兴经济体国家来分一杯羹。于是,尽量削弱二十国集团这一多边主义机制,便成为美欧间“不明说的默契”,他们防范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意愿更强,破坏多边主义的举动也更频繁了。像在一些国际热点问题上,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现在仍乐于继续维持美国唱主角、欧洲敲边鼓,并防范其他国家插手的态势。

  发酵作用——更好还是更坏

  乱世造英雄,刚刚开始的发酵期也是个机遇期,谁能把握这个机遇,谁就能在未来格局中取得领导地位

  从短期看,后危机时代初期国际政治格局将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但从长期来讲,既然是发酵,那么意味着旧的国际政治格局将被分解,新的格局终将得以确立。

  奥巴马在9月6日刚刚宣布了总额达5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之所以有这样一个举措,是因为美国迄今的复苏,主要靠第一轮的刺激方案,而当这一轮刺激效应退出、企业投资和消费却仍在低位徘徊时,就必须开始新一轮的刺激。如此这样刺激、再刺激,何时才是尽头?这既是国际社会的担心,也折射出美国无法逃脱大国兴衰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但就短期而言,美国的实力依然雄厚,并且必将会为维持其霸权地位做最后的挣扎。为此,美国对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打压将更甚;在一些敏感地区和热点问题上,不排除美国会表现出“最后的疯狂”。

  欧盟在经历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打击后,就解决国际事务的能力而言越发显得力不从心,但这反而增加了其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以防止被进一步边缘化。于是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欧盟会把自己装扮为更加积极的角色,特别是会插手一些美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相对忽视的领域,如气候变化问题等。

  新兴经济体国家目前面临的普遍困境是其可持续发展还面临着诸如环境代价、出口依赖等问题,特别是这场危机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与此同时,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新兴经济体国家迄今只是提高了参与度,但并未掌握话语权,而从发达国家手里争取权利,绝非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说在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

  再看一些敏感地区和热点问题:危机之后,非洲的粮食危机似乎更严重了;中东的老大难问题也未解决;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甚至变得更糟;尽管美俄达成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新条约,但高精尖的常规武器竞赛又开始了,世界愈发不安全;还有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各国各说各话,有些国家连在道义上都懒得参与了……

  不过,所谓发酵便是出现了变化,并且变化总是以旧的格局逐步被打破开始。尽管现有的变化还停留在量变阶段,有些还变得更糟,但从长远看,这是新的国际政治格局重塑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未来的格局不可预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乱世造英雄,刚刚开始的这个发酵期也是个机遇期,谁能把握这个机遇,谁就能在未来的格局中取得领导地位。

  (作者为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本报记者雷达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