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神论到无神论：毛泽东与佛教文化

佛教自古印度产生，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传入我国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寺庙不仅是出家人安身立命、学佛拜佛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凡夫俗子拜佛、观赏佛教艺术的地方。作为一个以改造中国社会，改造中国文化传统为精神使命的思想巨擘，毛泽东毕生都以各种形式同佛教文化保持着接触，并把佛教寺庙视作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利用。

少年时代为母亲四处求神拜佛

毛泽东出生在一个佛教氛围相当浓厚的家庭，在母亲———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的引导下，毛泽东自幼深受具有典型的中国民间色彩的佛教文化的熏陶，但是他的父亲并不信佛。母亲患病后，毛泽东四处求神拜佛，而每逢初一、十五，向摆在堂屋中的神龛顶礼膜拜，更是他必做的功课。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故乡，在上屋场的故居，当他看到在堂屋供奉的神龛时，对神龛作了个揖，风趣地说：“这是我小时候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

少年时代的信佛经历，给毛泽东一生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直到几十年后，在延安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往事时，他还对此段经历作了生动的描述。

少年毛泽东信佛，固然有来自母亲的直接影响，但家乡韶山的社会习俗和毛氏家族对待佛教的态度，也与之有很大的关联。韶山地区历来有信佛的风俗，仅佛教寺庙至清末就多达33座，形成了浓厚的宗教氛围。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就是在环境幽雅、寺庙林立的韶山冲度过的。另一方面，毛氏家族对佛教有着特殊的情感，不仅修建庵寺，还在家谱中记下了许多宣扬佛教禅理的词句。这些都说明，未成年的毛泽东信佛是自然而然的事。

青年时代为学业“云游”四方

有意思的是，就在毛泽东的父亲因偶然事件开始信佛以后，毛泽东却“越来越不信佛”了。毛泽东在1959年6月那次回故乡时说：“小时候，我信过佛，后来慢慢不信了。”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也接触过一些佛学知识，并在文章中有所运用。青年毛泽东对佛教的兴趣，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一种精深的学业来进行探究的。

1917年暑假期间，毛泽东邀约好友萧子升从长沙出发，开始游学。他们沿途调查民情，了解风俗，拜访高僧，参观佛殿，读“无字之书”。毛泽东和萧子升的这次游学，的确有点云游僧的味道，他们都剃光了头发，穿着短装和布鞋，身上一个铜板都不带，走到哪里吃到哪里，颇似和尚化缘。

一天黄昏，他们来到了宁乡的沩山。萧子升说：沩山之所以著名，一方面由于它美丽的景色；另一方面由于山坡上矗立着一座自唐代起就很有名气的佛教寺庙。我们踏访这座名刹有两个目的：一是要看看寺庙的结构和组织，以了解僧侣的生活；二是渴望结识那位有名的方丈。

当他们来到方丈住处时，看到方丈50岁左右，面目慈祥。屋子的四壁摆满了书籍，除了佛教经典外，还摆有《老子》、《庄子》等著作。两人同方丈兴致勃勃地谈论了近一个小时，从沩山寺院的历史讲到全国佛教的现状，从古典经籍讲到寺院的经济。

最后，方丈问毛泽东：“佛教何以在中国千年不衰？”“自然有人信它了。”毛泽东答道。“简单了。”方丈摇了摇头说，“第一，它提供了一种完整的人生哲学，对世间的普遍真理有重要的阐扬。第二，历史上的帝王都有宗教的天性。”

毛泽东却持不同看法：“我以为不是天性，是维护其统治之需要。”

“帝王有宗教的天性，”方丈坚持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唐代的皇帝，封孔子以王的称号，封老子为道家始祖，又派玄奘取回佛经，寺院遍及全国各地。这样，儒教、道教和佛教便共存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中。”

早期革命年代寺庙成为开展斗争的场所

在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中，寺庙成了他开展活动的场所。在1919年底至1920年上半年湖南的“驱张运动”期间，毛泽东便是在北京福佑寺度过的，他是湖南赴京代表团的重要成员。在北京，他就住在北长街后20号的福佑寺。

黎锦熙曾回忆当时在这座庙里见到毛泽东的情况：“当我去看时，他正坐在大殿正中香案后，香案很长，左边摆着平民通信社的油印机和通信稿件，可见有些稿子可能是他自编自刻自印的。”毛泽东每天要印发一百多份稿件，分寄给全国各地报社，揭露张敬尧鱼肉湖南人民的罪行，宣传湖南人民的“驱张”斗争。毛泽东在福佑寺坚持斗争将近5个月。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曾亲自发动并领导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1927年1月5日，毛泽东到达此次农民运动考察的第一站银田寺，该寺当时是湘潭第一区农民协会所在地。晚上，毛泽东召开了调查会，当农民谈到土豪劣绅汤峻岩等人还在破坏农运时，毛泽东鼓励大家进行坚决斗争。后来，当地农会将汤峻岩抓获，并在银田寺的白果树下召开群众大会将其审判。

1927年1月6日清晨，毛泽东一行从银田寺出发，步行30里，来到湘潭特别区农协所在地———清溪寺。这是韶山地区最大的佛教寺庙，始建于唐代。当时，毛泽东在此召开了座谈会，并就宿于清溪寺。

1月15日，毛泽东一行从湘乡进入衡山县白果调查。毛泽东在衡山调查时住在康王庙。白天外出调查，晚上就住在康王庙，整理核对调查访问的材料，积累了一批有价值的资料。

20世纪30年代明确指出“佛教是一种文化”

20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农村调查时，曾经调查过佛教寺庙。

1932年1月下旬，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叶坪东的东华山古庙养病。古庙厅堂正面，供奉着众多佛像，警卫员陈昌奉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雕琢精细、栩栩如生的佛像，惊奇地指着一尊菩萨说：“你们看，这菩萨的肚子这么大！”说着，还伸出双手在自己的肚子前比划。毛泽东笑着告诉他：“这是弥勒佛，他的肚量大着呢，能容五湖四海。我们不是菩萨，可待人待事，也要有他那么大的肚量才好。”

“这是释迦佛，这是观世音菩萨。”毛泽东兴致很高，指着佛像一个一个地告诉警卫员：“你们看他们成天笑眯眯的，真有点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样子呢。”他对众人说：“佛教是一种文化现象，要改变人们对神佛的信仰，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他还交代警卫人员：“我们住在这里，不要妨碍山下的老表们前来烧香敬佛，也不要妨碍二位师傅的佛事。我们这些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可以在这里各不相扰。”

建国前夕指示必须保护好佛教历史文化遗产

1947年10月中旬，毛泽东带警卫李银桥等去陕北葭县（今佳县）南河底村搞调查。该村在白云山脚下，毛泽东问：“想不想去看庙？”李银桥说：“都是一些迷信。”毛泽东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那是名胜古迹，是历史遗产。”

李银桥牵来大青马，准备让毛泽东骑马上山看庙。毛泽东却抓起一根柳木棍，手腕一旋，半认真地说：“不骑马了，看庙嘛，走去才显得虔诚。”在白云山上的庙里，毛泽东看到泥塑神像时说：“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好好保护，不要把它毁坏了。”同时指示县里拨些经费，把庙修一修。次日，毛泽东和李银桥等一起看庙会时说：“看庙看文化，看戏看民情；不懂文化，不解民情，革命是搞不好的。”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告别陕北，进入山西。4月9日傍晚，因大雪阻路，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一行登上五台山峰巅鸿门岩，当夜就宿于台怀镇塔院寺方丈院。在上山的路上，毛泽东对任弼时说：“寺庙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引以自豪。我们去年转战陕北时，还到过葭县的白云寺，这次来五台山，大可一饱眼福！”

当晚，毛泽东同方丈交谈，并颇有兴趣地向方丈打听鲁智深和杨五郎在哪个寺庙里当和尚。次日，瑞雪初霁，旭日东升，五台山群峰银装素裹。毛泽东到处游览，参观了不少寺庙。

在参观中，毛泽东无意间看到四大天王背后被人掏了个大洞，再一细看，有几尊弥勒佛少了脑袋。他忙问方丈：“此为何由？”方丈痛心地说：“五台山数僧为掩护抗日军民，曾遭日寇屠戮，寺庙亦被破坏。”毛泽东越听越气愤，他说：“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寺庙和文物，绝不能让祖国的文化遗产受到破坏。”

建国以后高度重视佛教传统文化

建国以后，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以及对文化事业的特殊关注，使毛泽东开始以更多的精力来从事佛学研究。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毛泽东研读佛经最多的时期。他还同一些佛教界名流以及哲学工作者就佛教问题发表过一系列谈话，表现出对佛教问题的高度重视。同时，他还十分重视寺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曾说过：“中国庙宇古色古香，也是书法胜地，许多字真是妙笔生花、栩栩如生，堪称书法艺术之宝库，我们应该很好研究和学习。”

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和由家乡来北京的李漱清等谈话。在谈及乡间情况时，李漱清说：“清溪寺过去是一个名胜，去的人很多，如今毁得不成样子。”毛泽东听后说：“我过去到过那里。可惜毁了！应当保护起来。”李漱清接着说：“清溪寺前有一个大焚字炉，有人拣了字纸放到里面焚烧，也被当作迷信，炉子也毁了。”毛泽东听了有些气愤：“这是瞎搞！”

1953年10月中旬，毛泽东在北京和韶山冲老地下党员毛月秋谈话。在谈到韶山冲过去的一些事情时，毛泽东记得很清楚，他问道：“慈悦庵那个庵子还在吗？”毛月秋说：“拆了。”“庙里那面钟呢？”“砸烂了。”“为什么要拆、要砸烂呢？”毛月秋说：“那里的神医开假药方骗人。”毛泽东说：“不是神医，是迷信。不过，医师开丹方还是有科学根据的。”又说：“庙不可以拆，现在许多地方都在毁庙，这不对。庙是文物古迹，要加以保护。不然，以后的人连什么叫庙都不知道。”

在建国初期进行的农村土地改革过程中，部分地区曾出现破坏寺庙的现象。对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21条有明确规定：“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及其他公共建筑和地主的房屋，均不得破坏。”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某些地方却出现了偏差。对此，毛泽东予以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