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到中南海：毛泽东的探索与功过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毛泽东去世后不到一个月，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发起，江青这个祸国殃民的野心家被抓，中南海终于恢复了平静，不过却引起人们更多的反思。
毛泽东在中南海居住了27年，这是他晚年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他离开后，在菊香书屋和“游泳池”留下了差不多10万部图书，也留下了人们追思不尽的怀念和思考。
作为一代伟人的毛泽东，曾在革命斗争舞台上创造过叱咤风云的业绩，被无数人以无限敬仰的心情崇拜；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并已为实践证实是正确的指导原则的毛泽东思想，无疑应为我们今后长期遵循。
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是许多人百思难解的问题，如果从政治角度思考，却也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
在全国解放后的岁月里，由于出现了与革命战争年代完全不同的新形势，一向不甘守成并有强烈创新欲的毛泽东又进行了新开拓。辉煌与悲壮，自豪与遗憾，成功与失误，都交织在这条新的开拓途中。毛泽东晚年在政治方面出现的偏差，这些也在十年浩劫后的痛定思痛中被人们反思过，其影响至今犹在。
毛泽东曾认为自己是一个“虎气”和“猴气”并存的人物。在那举国陷入政治迷茫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林彪一伙为制造个人崇拜而炮制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颂扬一时风行中华大地。1970年12月毛泽东在“游泳池”会见自己的老朋友、著名美国作家斯诺时，对这种大颂扬却称之为“讨嫌”，认为除保留一个英语为“Teacher”的教师称号外，其余的应统统去掉。在举国狂热的环境中，毛泽东保持了清醒。
早在“大跃进”的问题严重暴露之后，毛泽东于1961年在庐山深有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表示自己的一大志愿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他还说过，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满足了。
历史证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前无古人探索性的开拓时，任何伟大的人物都难免会有偏差，而无论成功的经验或是失误的教训又都是可贵的。毛泽东曾非常深刻地说过，不要把错误行为单纯看作是一种耻辱，要同时看作是一种财产。从某种意义上，恰恰是由于毛泽东晚年的一些探索中的失误，能够使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岁月里大彻大悟，对后来进行的现代化的事业也起到了极其宝贵的借鉴作用。
在中南海见过毛泽东的人，首要的印象是为他的穿着外观所感染。领袖的穿着本身即有深刻的代表意义，毛泽东虽然不太注重个人仪表修饰，但是其穿着也与他的奋斗和追求紧密相连。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从不戴国民党军发给八路军的军装和青天白日帽徽，出席党的会议还常戴原来红军的八角帽，这正是提醒在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共产党人不要忘记过去的光荣传统和今后的国内革命任务。解放之初进入中南海，他仍穿着军装。不过那个时候全军没有制式的军服，人们认为黄色的制服便算是军装，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上天安门时，穿的仍是黄呢子制服，人们认为这也是军服。
1953年朝鲜停战的消息传来后，毛泽东曾同身边的警卫人员说，我们可以脱军衣了，我脱，你们也脱。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军衔时，毛泽东又拒绝了特地为他设置的大元帅军衔(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对军衔制的看法)。此后10几年，全国人民再不曾看见身着黄绿军服色服装的毛主席。脱去军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历史需要由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重要关头，毛泽东以其着装向全国人民做出了正确的表率。在需要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时，毛泽东一直衣着朴素，这是在中南海他住所工作过的人员都清楚的。
令人慨叹万千的是，1966年毛泽东突然又身着军装上了天安门，这一着装当时虽使人感到新颖、振奋和盲目的狂热追逐，以为这些没有经历过武装斗争的人也要踏上新的征战之途，可惜的是历史后来证明，以风行全国的“军装热”所伴随的以军事色彩进行的斗争，倒真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场合同错误的对象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斗争。
当时，在军内没有任何职务，根本连军籍都没有的江青，也穿上一套军装出现在天安门上。而且别出心裁的是，她故意穿一套男式军装！
受此影响，全国的人以军装为最佳服饰，尤其是年轻人都以身穿军装为荣。
在这种“军装热”为外面象征的运动，带来的狂热苦果，后来让全国人民都长期品尝。
“文化大革命”初期穿军装的现象，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思想复旧。在解放前夕，面对夺取全国政权后面临的新形势，毛泽东曾要求重新开始学习过去不懂的东西。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是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曾以其远见指出：“党和军队和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随后毛泽东又提出：“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进入中南海之后，毛泽东本人也以相当大的精力学习政治经济学，研究价值规律，并看过不少科技方面的书籍。50年代后期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毛泽东也没有像过去那样自己动手修改原稿，表现出瞩目于今后的态度。一位建立过举世敬仰的业绩的领袖和统帅，却勇于与自己熟悉的光荣的过去告别，并积极着眼于当前任务，这种求新精神真是可贵！
不过，人们改变生活习惯的惯性作用，却不会像脱掉一件军装那么容易。长达20多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给毛泽东及其身边的一代领导人留下的烙印，长久地体现在观察视野、思想方式、工作作风及斗争策略等方方面面形成的定势。公正地讲，沿用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在全国解放初期对待阶级斗争遗留问题，扫除反动统治残迹及旧社会的种种污泥浊水时，发挥过非常有益的作用。例如以战争年代那种出动兵力和动员群众的方式，能迅速基本捕尽社会上的娼妓和贩毒吸毒者，现代发达国家长期一直难以解决的这类社会丑恶现象，在新中国建国后短短几年内就迅速得到解决。在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时，采取战争年代那种大兵团作战以及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也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然而，当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结束，国家建设转入正常轨道后，不改变以往的许多工作和思维方式，就日益显得难于适合新的历史阶段的要求。自50年代起，毛泽东已经在这方面做过很大的努力，令人遗憾的是，在1957年至1958年这一重要的历史转变关头，毛泽东在新的探索途中却开始走上了误区。他看到了苏联体制的弊病，试图探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道路，这是具有开拓意义的极为可贵的尝试。可是进行这一探索的思想武器，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过去战争年代成功的具体经验和思维方式回归。
在以“破除迷信”为号召的“大跃进”开始后，毛泽东曾一再对工资制、军衔制等表示不满，认为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让步，而对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军事化的供给制生活则大力颂扬，并一度试图将其推广到全民生活之中。这种以战时军队的要求标准对待全民的做法，很快都以招致群众反感和失败而告终，种种违反经济规律的唯意志论的作为，成为随后出现三年严重困难、非正常人口死亡的重要原因。“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战争年代取得成功的模式硬性移植到土壤及条件完全不同的和平建设之中，反倒是以不堪回首的悲剧形式出现！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许多试验暴露出严重问题后，毛泽东本人曾认真地研究过政治经济学，并准备再生产认真探索经济规律。可是，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苏论战的开始，使毛泽东的主要精力又转到思考如何进行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以及“反修防修”的问题上。此时的毛泽东仍然怀着“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图伟志，对“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失误虽然有所认识，却不能从深层次正确地吸取教训，于是就难免在很大程度上继续执意于行不通的主权愿望之中，革命战争中那种“不二过”的出色表现就未能再现。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固然有其多方面的深刻用意，其中重要一点，也包含着以以往战争年代的方式重新改造中国社会的意图。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际，于1966年5月7日曾就林彪所送的一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有感而发写成一信，这封致林彪的信后来即被人称为《五七指示》。这一指示的寓义远远不限于部队农副业生产本身，是毛泽东对军队建设乃至国家建设所构想的一个蓝图，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甚至将其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发展”。在信中，毛泽东以“抗日根据地”时代的情景为理想境界，要求军队应成为一个大学校，“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同时还要求工人、农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和党政机关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将军队作为培养人的学校，有条件应开展些农副业生产，这些并不错。问题在于，将这些扩大为军队及各行各业的工作准则，并以此提出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逐步消灭社会分工，大体实行自给自足、小而全的、封闭式的社会的憧憬，则是用以往战争中那种军事共产主义的模式推广于全体军民。其实，在长达20多年的中国革命战争中，供给制和自给自足的办法，对于被敌人分割包围的各个根据地来说虽是必需的，却也只能实施于占人口极少数的军队和党政干部，同时只能在对敌斗争压倒一切的战争年代采用。
毛泽东在晚年的讲话中，曾一再以延安时期那种不要工资，大家都努力工作的情况为例，指责工资制的弊病并反对所谓“物质刺激”。其实当年在陕甘宁边区，对于那些黄河之滨集合起的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即投身革命的干部和军队指战员，确实可以不要工资，大家过一天三钱油、三钱盐(这一标准还高于解放后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国内大部分群众的供应标准)，上下大体平均的生活。对陕北老乡们，党和边区政府却并未实行、也不可能实行供给制，将他们的生活“包”下来，还是要奖励其“耕三余一”，多劳多得。陕甘宁边区当时还公开表扬过勤劳致富的模范典型——新富农吴满有。在全国解放后的和平环境中，再把只能在战争年代实施于少数先进分子的生活准则推广于全社会，如同“大跃进”中所试验过，以及“五七指示”中所设想过的方式，在现实之中必然会碰壁。
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社会分工的日益细致，专业化程度不断加强，军队也同样如此。重复中国革命战争特殊环境中农村根据地那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于解放后的广大群众和部队都是不适用的。在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基础上要求消灭专业分工，实行“小而全”的模式，也违反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五七道路”虽经一再提倡却从一开始就无法走通(以后大张旗鼓地加以推行，其实也完全改变了其初衷，变成了对当时被认为是政治不可靠者的惩罚形式)，这正是实践检验的结果。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还决定部队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从某些意义上讲，这一行动确是在全国除军队外都已大乱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不过从毛泽东自五十年代后期的思维发展轨迹探寻，也可以说是当时条件下的必然。中南海里的中央警卫团，就派出以迟群、谢静宜为首的“支左”队伍，带头推行了种种极左政策，并且总能迅速“通天”。1975年邓小平支持清华大学的刘冰写信揭露了迟、谢二人的种种恶劣作风，却不能为毛泽东所容忍，还成为当时赞同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端，如果追溯其深刻的思想根源，便不会感到奇怪。
长期极为残酷的革命战争，还会给许多参加者留下一种终生难以消除的烙印，即习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社会上的人际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曾大力批评“阶级斗争扩大化”，其“扩大”的内涵所指，正是把在战争年代对敌斗争的方式用于党内、军内和人民内部。作为革命家、军事家、策略家的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中以阶级斗争为纲，潜心于谋略的研究(其中包括吸取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遗产)，对敌斗争中种种策略手法的应用确实到了炉火纯青、得心应手的地步。全国解放以后，时过境迁，党的主要任务的变化决定了对敌斗争的方式应加以改变，更不能将其扩大到人民内部。解放之初毛泽东确实注意改变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那种激烈的斗争方式。例如解放后的土地改革，不仅没有采取十年内战时那种肉体消灭地主的办法，也改变了解放战争中那种严酷的斗争方式，在国内许多地方实行的是和平土改。毛泽东还强调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那些国民党战犯、日本战犯，毛泽东也没有沿用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后大规模杀人的办法，而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俄国的末代皇帝尼古拉全家倒在布尔什维克的行刑队枪下，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和末代总统李宗仁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座上宾。这些不称“仁政”之名却有其实的措施，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反倒起到了单纯的“镇压之权”所起不到的作用。
可惜的是，50年代后期，随着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的认识出现变化，刚刚宣布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未能实行，而以往一些对敌斗争的方式却被重新启用，并错误地加以扩大化。进入60年代后，随后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日益升级，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也都错误地应用于党内斗争和处理人民内部。在1965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第五条“工作方法”一节中，就明确写着：“总之，在整个运动中，必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种在和平建设时期的日常工作方法上滥用对敌斗争策略，一些野心家、阴谋家又乘此机会打击无辜，自然为祸甚烈。
仔细回顾“文化大革命”史，包括中南海和钓鱼台内的许多状态，人们确实不难看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中学校学生、部分机关干部组成的“红卫兵”和“战斗队”，以一批狂热的小知识分子为主力整了教授等大知识分子。为时不久，这些小知识分子的骨干成员们也成了“臭老九”。在党政机关中，在造反派内部，在某些军队干部中，甚至在领导运动的“中央文革小组”中，也一再出现今天自己整别人，明天很快又被别人整的可悲现象。“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大多数人在运动未结束时就沦为“政治贱民”；最早设立“牛棚”者，自己后来也多数成为“牛鬼蛇神”而尝到入“棚”滋味。就连1966年最早成立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开始成员有18人之多，结果一年半之后只剩下5人没有被打倒，再过了两年，组长陈伯达又进了秦城监狱。
“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在中南海里“造反”蹦得最欢、得势最早的是原中央办公厅信访科长戚本禹，这个科级干部成为“中央文革”最年轻的组员(当时35岁)，在国内不可一势，甚至凌驾于政治局之上发号施令，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仅一年多的1967年末也被以造成国内大乱、“毁我长城”的罪名抓进秦城监狱。这些被“各个击破”的一批批人，不论开始如何狂热，最后都从不同角度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毛泽东晚年身边的联络员、追随“四人帮”的毛远新在被捕之初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后来他经过仔细反思，在交待材料中也这样分析说：
“文化大革命错了，完全错了，彻底错了。”“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贯穿着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群众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与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路线的斗争。”
其实，毛泽东临终前也清楚地认识到，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他一生中所做的第一件大事——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几十年来始终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和赞颂。相比之下，发动“文化大革命”很快就受到全国多数人的怀疑、反感，这场运动刚刚结束就被“彻底否定”，这不能不说是一场令人长期遗憾和叹息的悲剧。
凡事过犹不及。公正地讲，我国社会上一直存在一些应该打击的丑恶现象，被毛泽东所深恶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虽不存在，却也有一批应该清除的腐败分子。毛泽东在发动错误的党内斗争时，也历来强调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矛头只对准“一小撮”。当“文化大革命”错误发展到顶点，“走资派”帽子满天飞时，毛泽东也认为“走资派”并不都是坏人。不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潘多拉盒子一经打开，“四人帮”之类魔鬼一经放出，事态就不会依照毛泽东的初衷那样发展。
狂热的政治运动的必然规律是，当错误地打击了一批人后，必然引起另外一批人的怀疑和反对；扩大化的惯性制导，又会使这批政治运动的反对者成为新的打击对象……如此辗转发展，必然使事情愈演愈烈。这样的“天下大乱”，始终也不可能达到“天下大治”，只会发展到毛泽东本人也无法控制的程度。而且如此扩大化的结果，不仅不能清除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反而会助长其发展。因为在和平建设时期以暴烈的行动和“天下大乱”来医治社会弊病，只能给多数人造成了这样一种感觉，即这种治疗方式比疾病本身还要可怕。“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只造成人们长期对社会弊病讳疾忌医，正常的批评和反对不良倾向的适当斗争反而不能进行，社会风气比“文化大革命”前要坏得多。事物发展到顶点，就会走向反面，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无情。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以辩证的态度极为深刻阐述过以往的成绩很可能会成为未来的“包袱”，指出：“有许多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毛泽东将战争时期的某些方式用于解决解放后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建设，恰恰是由于这种历史包袱过重。当年在战争中，对于抛家舍业、投身革命队伍并参加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人们，可以靠一次次政治运动来促进其思想革命化。可是到了和平建设环境之中，再试图单纯地靠政治运动来重塑人的灵魂，结果就越来越不如意。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凭着他的威望来动员群众，再依靠人民解放军，就可以达到改变社会面貌的理想。事实上，他个人的愿望一旦违反了客观现实 ，同样不能为多数人在长时间里接受。林彪事件发生后广大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动摇，以及随后的抵制反对“批邓”，就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伟大革命家的毛泽东晚年在征途上的探索失误，是美好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相脱离的憾事。不过毛泽东的博大胸怀和毕生不息的探索精神，还是令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们深为敬佩。青年毛泽东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起，就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当他领导全国人民打碎了腐朽的旧中国，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后，社会的发展又出现了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机构出现了直至今日仍为顽症的腐败现象。为此，毛泽东不满足现状，力求建立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并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态度，希望在他有生之年重新改造中国，为此不惜以战争年代对敌斗争的那种方式，再发动一次次的运动，将自己所费无数心血建立起的机构推倒重建，并最终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此诚此情，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感动了全国亿万军民。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令后人叹息的运动当时有那样多的人满腔热情地投身其中，主要原因也在于此。“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无疑应该否定，但是对于发动者和参加者的初衷，还是应该正确地加以理解。追溯中南海的历史，也不能忘记这一点。
毛泽东在他去世前几年，也痛感到美好的主观理想和不如意的客观事实的矛盾。“九一三事件”林彪折戟沉沙，毛泽东也同意在某些问题上纠正错误，不过一些正确的措施随后又被“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打断。晚年的毛泽东由于思想方法上的问题，陷入一个不能自解的矛盾和困惑之中。他一方面希望加强现代化建设，不希望把国家搞乱(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只是一时的说法)，一方面又担心搞现代化、引进国外技术而背离过去的革命传统。经过“九一三事件”的冲击，毛泽东的身心又已十分疲惫。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总是在与病魔和死神斗争，同时也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种种不如意之处，心境的凄凉和身体的衰弱相伴，使他也难以再去进行新的探索，并全面地反省50年代后期工作上的正误得失，期盼和遗憾，最终只有全部留给了后人。
人年老时容易怀旧。毛泽东去世前，虽然眼睛看东西困难，常常要借助于放大镜，仍总要翻看过去的照片。临终前他最留恋并久久不愿放手的一张，便是著名摄影师吴印咸在延安抗大为他拍摄的那一张照片。在画面上，毛泽东站在窑洞前的空地上，神情激昂地正在讲课。他双手比划着在论证什么观点，脸上充满了自信和深沉，裤子膝盖落着两个醒目的方形补丁，那正是当年艰苦和坚韧的象征。
此时的毛泽东，仍想用延安时代的那种斗争方式推动中国，然而却在已经完全变化了的社会，使他在去世前的几年间总是处于不如意甚至是痛苦之中。毛泽东晚年出现的这一困惑，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现象，其实也是我们整个民族向现代化社会迈进时出现的一种困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解放之时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的国度来说，达成现代化这一目标何其艰难。
毛泽东说过自己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但是对中国的基本问题即农民问题的着眼点却不尽一样。鲁迅著名的小说《阿Q正传》着重描写了中国农民的缺陷，想以此来剖析中国国民性中的病弱一面。毛泽东的著作中谈及农民，则主要着眼于其在革命中的积极性，并根据这一积极性来“唤起工农千百万”(其实主要是唤起贫苦农民)。正是出于这一着眼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是一个最伟大的成功者。不过革命战争的洪流会洗涤农民身上许多落后性，可是与古代没有多少区别的落后生产方式毕竟限制着他们的视野，束缚着他们的思想。加上把战争年代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在解放后的新形势下绝对化，长期出现了以“大老粗”为荣的反常风气。这种毛泽东也感慨过的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实际上也不免包围和影响着以“农民运动之王”著称的毛泽东本人。解放后国家的曲折发展，不难从这里找到其社会原因。
经历了改革开放10余年的风风雨雨，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后中国大地上重新兴起“毛泽东热”。久违多年的“红太阳颂”又在街头回响，毛泽东像高悬在汽车上，毛泽东的书和描写毛泽东的书又畅销起来……中南海的岁月以及其中的种种内情，又成为人们非常感兴趣的热点。
这种民间自发的风潮出现，不仅反映了许多干部群众对社会风气特别是种种腐败现象不满而出现的怀旧情绪，更多的还是对探寻未来发展道路的前瞻。许多人在盲目模仿西方碰壁之后，又深切地感到在我们这样一个有古老传统的东方泱泱大国里必须有合适特殊国情的政治经济方略，于是又回头查找认识中国国情的理论武器，并对真正出自于中国大地且有巨大精神魅力的领袖毛泽东重新产生了崇敬之情。
毛泽东是一个历史性的伟人，他的伟大之处，正在于踏踏实实地立足于中国大地，深入地研究本国的历史和现实，又如饥似渴地吸收了由国外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的饱学书生，一个从青年时代起就知行并重的实践家，毛泽东能够对外来的理论学说按照中国最广大人民的需要进行了消化和再创造，从而提出富有巨大的实践感召力的思想理论。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能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并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紧密地联系到一起。毛泽东晚年在政治上和经济建设上的失误，恰恰也是因为他在思想上陷入了误区。毛泽东作为一个凡人，又有其自身无法摆脱的一些弱点，这也是我们这块独特的土地上给任何人都会留下的与生俱来的胎记。
在我们古老神州的万里沃土上，千百年来哺育出多少“威加海内兮”的风流人物。他们各领风骚，却又冲不出各自时代的局限。恩格斯在谈论历史人物时说过：“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毛泽东是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的革命家，他所处的环境及所受到的文化熏陶主要是本国传统的影响，中青年毛泽东的探索之艰辛，成就之伟大，以及晚年毛泽东的某些失误及令人反思之处，无不是环境和时势所造就。不论辉煌与阴影，功业与惋惜，光荣与失误，也都可以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找到其影子。
近代的中国过于贫弱，与西方发达国家形成的巨大反差，使中国的领导人都容易出现企图一举改变国家面貌的急于求成心理。毛泽东自投身革命战争起，就以深邃的目光探索着胜利的方向，并向全党全军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在具体行动中，毛泽东谨慎行事。正如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早期的文章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有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能机械地规定时日。”在20多年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以“诸葛一生惟谨慎”式的精神，从不冒险以求侥幸。可是解放之后，当他成为一国的当家人，国家间的强烈反差和历史使命感，又使他犯了自己过去一再批评过的革命急性病，如确定若干年超英赶美的具体日程表等，恰恰是违反他过去正确论点的举动。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更是想尽快改造中国社会的不切实际之举。
明白了这些，人们也就不难悟出，作为毛泽东领导的“万里长征第一步”的革命战争是那样的势如破竹，而解放后进入中南海的种种探索却曲折反复良多。这些，都可以从中国悠久的历史影响中找到某些答案。毛泽东属于中国，他是中国历史的自豪和骄傲，他身上同时也有中国历史的重负。我们学习毛泽东，要学习他伟大的爱国主义胸怀和民族精神。至于因长久的历史积淀在伟人身上所造成的某些弱点，则要正确地加以认识，并在今后现代化的道路上注意引为鉴戒。
有探索就会有失误，勇于试验的失败者仍然值得敬佩，并远非株守坐待而平庸无过者可比。毛泽东曾以他超出常人的胸怀和魄力，以及诗人的浪漫，在中国舞台上导演出举世惊叹的雄壮剧目。可是当他的思维轨迹偏离正途后，也出现过失误。当然，毛泽东的失误与他一生的辉煌业绩，还是远不能相比的。
毛泽东当年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一项伟大的探索。他在中南海里留下的政治足迹，不论是正误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宝贵遗产。如今的人们以这样的认识，就能更好地看待菊香书屋、“游泳池”以及那个代号“202”的最后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