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逆转：二十世纪金融发展的政治学 -投资者参与奥尔多4

大逆转：二十世纪金融发展的政治学
作者：Raghuram G. Rajan　访问次数： 467　更新日期：2006-10-5 18:49:45　来源：
 
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成是一个打破平衡的事件，也许还是一种保守的看法。即使不说它对欧洲大陆版图的影响，一战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怎么说也不过分。首先，协调战时生产的严格要求造就了整个欧洲大陆经济中等级式组织的所有方式。例如，McNeill（1982，第339页）是这样描述1916年后德国的战时控制的
“．．．负责的将军们往往对金融索求和争端（不断发生并且有时妨碍了对将军需求的迅速和无条件的服从）很不耐烦。随着短缺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将军们越来越依赖于大量劳动力和大企业来根据军事需要对经济进行重新改造。各方或多或少得到了他们所期望的：军队得到更多的军需品，产业资本家得到更多利润，工会官员则巩固了他们在工人中的权威。”
换句话说，经济以一种中央集权化的等级制来运行，一切以军队为中心。中央集权化得到工业、银行业和工人的联盟的支持，因为这减少了中央权力机构需要谈判的党派数量。此外，经济中的“公司化”似乎发挥了作用，至少在提供必要的军需品方面，虽然在其它地方存在扭曲。正如我们稍后要提到的，很多人认为这种模式很适合应用在大萧条时期。
一旦战争结束，为了恢复民用生产必须进行重大的调整。但是此时劳动力已经被组织起来了。同时，人们对现状不再抱有幻想。经过战场上毫无意义的屠杀后，战争的主要支持者们的处境恶化了，这使得其中很多人开始怀疑他们政治领袖们的才干和动机，也使人们对战前的自由主义共识产生了怀疑。战壕成为工人阶级接受激进观点的课堂。随着劳动者重新找到信念并变得有组织，他们显然不会再毫无疑问地接受对宏观经济失衡进行调整的成本。但是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失衡。价格和工资需要调整，特别是当一国准备恢复金本位时，战时自给自足经济下繁荣起来的工业需要重新适应国际的竞争，金融机构不再享受政府的担保，他们需要重新学会信用评级。此外，一些战胜国承担着大量的战争借款，而战败国则需要承担赔款，支付这些款项需要产生大量的盈余。
结果是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发生了产业冲突。私人所有权的概念遭到了质疑，并且在一段时间里存在着发生革命的可能。然而出于许多我们在这里不想讨论的原因，战后立即发生的激进工人运动失败了（参见Maier（1987）的详细分析）。产业和较温和的工人组织达成了妥协（参见（1999））。
对于一些国家来说，恢复和平时期的生产很容易。特别是美国，得益于同盟国的大量采购以及参战国放弃的海外市场，它在战争时期并没有太多的远离市场。
其它国家，如英国，出现了赤字、债务和通货膨胀。英国进行了一次恢复战前平价的金本位制的尝试，（主要动力是伦敦商业金融中心区希望恢复人们对英镑的信心，并且希望重新恢复伦敦作为金融活动中心的地位），却对工资造成进一步下降的压力，并引发了1926年的大罢工（参见Green（1992））。德国的情况更糟，因为它承担着不现实的战争赔款（根本无法偿付）。
然而尽管调整的难度很大，人们战前的自由主义共识足够强大，加上对外贸易的诱人前景，事实上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到1927年又恢复了金本位制。但是任何利益集团都不再忍气吞声地承担经济失衡的调整成本。从劳动者到进口替代行业的强大的利益集团，不愿意承担市场强加的风险，他们要求政府如果不直接进行保护就必须给予补贴。补贴增加了，赤字也因此增大了。在金本位制下，只有当有国家愿意借款给他们时，这些赤字才能够持续而又不导致痛苦的国内通货紧缩。美国在1928年之前一直扮演着这一角色。
Eichengreen（1996）指出，也许是为了打击股票市场的投机，联邦储备银行在1928年上半年提高了美国的利率。于是1928年下半年，美国的对外借款迅速减少（Eichengreen（1996，第71页））。为了维持金本位制，这些国家不得不要么消除赤字，要么提高利率和缩减信贷，这些都是在政治上令人头疼的政策。1929年美国的股灾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使得美国这出名的救命稻草也难以维持了。随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缩减消费，世界各国的出口迅速下降，进一步恶化了欧洲、日本和拉美各国的国际收支。为了维持金本位制以及产生偿还债务所需的盈余，国内的价格水平必须下降，但是一个国家的通货紧缩就是对另一个国家出口市场的缩减。
此外，随着价格的下跌，大部分国内债务有名无实，债务违约大大增加。金融机构的损失增加了，而且爆发金融危机的威胁增加了中央银行对银行系统进行干预和保证偿还的压力。又是由于金本位制，中央银行不可能任意的贷款以支持银行系统而不对汇率产生影响。
随着国内要求对这些严酷经济现状提供保障的呼声日益强烈，政府在压力下必须做点什么，而不是仅仅等待市场自己最终恢复平衡。正如凯恩斯的那句名言所说，“最后我们都死了”。同时，实行金本位制的好处似乎越来越模糊。例如，它对于政府来说最诱人的特点，就是可以比较容易的从国外借款以弥补赤字。事实上，在1913年之前几十年间的那段重要时期，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阿根廷的经常项目逆差超过了GDP的10%，而在盈余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净资本流出达到了9%。随着国际间借款事实上降为零，政府们几乎看不到为坚持金本位制而付出政治代价的直接回报。
政治反应
显然，每个国家面临全球性经济衰退冲击时的反应取决于他们各自的历史经历、政治体制和主要决策者能力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但是，总体而言，二十世纪20年代无节制的竞争，被所有人拿来指责类似工业部门的过度投资、银行部门的过度信用创造以及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等问题，大萧条成为有力的证据。为了恢复民众的信任，政客们承诺约束市场释放的力量。
各派政客们的言论表达了这些观点。正如Charles Maier指出的，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许诺普通民众不会在冷酷无情的市场面前束手无策。希特勒认为经济问题可以用政治意愿来解决。他写到（被引用于Maier（1987），第65页）
“一个民族并非因其经济、经济领袖或经济和金融理论而存在，相反，金融和经济、经济领袖甚至经济理论的存在，只是为了服务于人们自我意志的实现。”
当然，金融和经济（或者说市场）肯定会屈从于他的领导。市场的残暴也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发生了同等的影响。1936年当他接受民主党的总统提名后，他声称在新政前
“一个小群体手中几乎集中控制了其他人的财产、资金、劳动力甚至生命。我们太多人的生活不再是自由的；自由不再是真实的；人们不再能追求自己的幸福。”
既然市场似乎把少数人的利润建立在多数人的痛苦上，罗斯福总结到
“．．．在对抗此类经济霸权时，美国人民只能求助于政府的组织力量。”（Kennedy（1999，第280页））
政府在应对经济衰退问题上虽然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一般都包含三个共同主题。第一是脱离金本位制。正如罗斯福在1933年7月的世界经济大会献词上宣讲的那样，
“相比一国货币与别国货币的比价来说，良好的内部经济系统对国家经济健康更重要。”（Kennedy，1999，第157页）
如果对于政府的干预程度没有一个外部的限定，政府现在就可以任意的对他们眼中市场的明显缺陷进行补救。所以第二个主题就是限制竞争，既包括来自外部的竞争也包括来自内部的竞争。最后，如果价格不再由竞争性市场决定，那就需要用别的方式来代替市场配置资源。除了用市场配置资源，战后刚刚被取消的指令和控制结构是一个很好的替代。所以第三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恢复经济中的社团式等级化管理，这种方式“在一战中首次得到应用，并且到二十世纪30年代中期时在许多国家得到确定。”我们现在来详细讨论一下第二个主题（即限制竞争），因为这将直接导出我们关于金融市场第一次逆转的解释。
自给自足经济及其对金融部门的影响
竞争必须得到限制。正如我们早先提到的，外国人过去得以进入国内市场，是因为国内的精英们看到了贸易中的机会。随着出口市场变得不再有吸引力，没有理由再让外国人进入国内市场。外国人是最容易下手的对象，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发言权。通过禁止性关税和限制性移民政策限制商品进口和人口的流入（参见O Rourke和Williamson（1997）中最近的一项出色调查）。
国内竞争也出现问题。美国国家复兴委员会（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 NRA）主席Huge Johnson指出，残忍无情的竞争、狗咬狗、以及越恶越赚钱等凶残规则使雇主们在萧条时期被迫处于停业状态。相反，新政的真正核心就是将工业和农业活动集中置于政府监督之下的原则。”NRA试图制定价格，通过分配生产定额以控制生产过剩，并因此来稳定工资。其模式就是1917-1918年的战争工业局（War Industries Board）。虽然NRA本身在1935年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但是这种工业中的等级控制却在其它国家，特别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站稳了脚。
政府限制竞争的愿望使新企业难以进入。这是国内现有企业最希望看到的，他们被免除了来自外部的竞争后，很乐意与现有的其它企业达成协议以阻止国内市场的新进入者，特别是在得到政府的同意后。既然控制进入的最简单办法就是控制融资，很自然，政治注意力就会转向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由于金融部门处于混乱中，政治干预可以有效地被伪装成是帮助系统恢复稳定的一种尝试。
显然，国内金融部门的各部分会反对那些将减少他们盈利能力的控制。如果外国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国内的金融部门看到企业可能会转向投靠外国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一定极不情愿接受这种对他们经营活动的限制。但是既然跨国的资本流动实际上已经停止了，这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此外，政府的控制使他们有可能建立起政府支持实施的卡特尔联盟，这将增强而不是减弱他们的盈利能力。由于金融部门的外国竞争几乎不复存在，金融市场又几近瘫痪，国内的金融机构很乐意接受政府对其的限制，尤其是对其市场活动的限制，如果其它活动能因此给他们带来更多利润的话。
对金融部门的干预
对金融部门的干预一般采取两种形式。首先，当然是通过扶持更少、更大的银行、并限制银行之间竞争来对银行部门进行重组。这引发了本世纪初许多国家银行业的合并浪潮。由于更好地分散了风险，有了更多的盈利，银行更安全稳定，很难说这些行动不是出于稳定性考虑的推动。但是要做一个小扶持者并不比做一个小干预者容易。例如，用公众的钱来拯救那些失败银行，就会向健康银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较差的经营决策不会受到严重的惩罚。唯一可以防止他们滥用政府资助的办法，就是严格监控他们的独立活动。在缺少政治上的检查和制衡时，政府和银行家都很容易达成一种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协定，一方面政府限制新进入者及银行间竞争，表面是维持系统的稳定，另一方面银行按政府的意思借贷以换取自己的特权。既然现有的企业可以很容易得到政府指导性贷款，他们乐意维持现状，结果是在许多国家中（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形成了这样一种银行系统，即对新进入者的融资较保守，且更愿意接受政府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