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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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自序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0年09月20日 00:48 共有1条点评 从李慎之先生和吴敬琏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的精神,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一个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我一生中真正能称得上是故友、至交的人几乎没有,这可能与我的人生信条“君子之交淡如水”有关吧!也许是因为自己年轻时被划成了“右派”,故友和至交逐渐离去,人情淡漠,我也不敢再奢求于故友和至交了!
近三十年来我在学术领域有所成就,可能与两个人的启迪有密切关系:
一位是李慎之先生。我与李慎之先生交往只有五年,那是七届全国人大(1988~1993年)法律委员会期间,他是法律委员会委员,我是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经常在一起开会。他那“右派”经历与燕京大学的学历和我相同,再加上我们对政治风 波的看法完全相同,所以我们之间的谈话,可以说 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我们去贵州视察工作 的途中,他对我说:你们搞法治的,最终会发现法 治的困惑在于政治,法治离不开政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你们是绕不开的。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也促使我更关心宪政,关心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改革。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之核心。
另一位是吴敬琏先生。我与吴敬琏先生交往和合作,从北戴河中央召开的社会科学专家座谈会算起,也快十年了。我和他是同龄人,在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和出路上,我们的见解是惊人的一致。他常常讲,中国的市场经济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国家的过度干预,市场过度依赖于国家的公权力,就会造成“权贵市场经济 ”,所以他大声呼喊市场经济需要法治。我从经济学家那里得到了启示并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即中国现今私权的保障,仍是市场面临主要问题。而对私权的侵犯,或者叫对人权的侵犯,主要来自公权力的滥用。人权保障仍然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核心。
从李慎之先生和吴敬琏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的精神,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一个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在人生已届80岁时,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切切实实地继受这两个品质,高举独立的旗帜,高举批判的旗帜。
往时,曾参加过王铁崖教授80寿辰的纪念活动,那时,我是以晚辈身份去参加的。今天,人们以我的80寿辰做纪念活动,我是以长辈身份来参加的。从1956年从教以来,我的学生中已经退休的就难以计算;从1979年复校以来,我的学生中在政法岗位上的数以千计;从1991年我开始招博士生以来,将近20届的博士生也有近百名。我的弟子们总是劝我写一本回忆录,将我的经历留给后代。我一再犹豫之后,还是答应下来。起始是自己动手写的,把我参与立法活动的经历 写了约十章近十万字左右,又彷徨起来了,这些破烂东西有谁去看呀?一停笔就是半年多。后来我的学生赵旭东和其他学生们结合我八十寿辰的纪念活动,给我配备一位助手,由我口述、他记录整理、我再修改的方式,形成了这本40多万字的自传。感谢陈夏红先生的辛勤努力,使我的自传在我80岁生日的2010年正式问世,也算是自己人生的回顾与总结吧!出版成书后,叫个什么名字呢?我自己诗词集中最喜爱的一首是《临江仙·悲歌》:
“千言万语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翻云覆雨人间事,过耳过目无穷。谁主沉浮与枯荣? 欲平心中愤,唯唱大江东。”
于是,从中选择了“沉浮与枯荣”作为书名,讲述了自己80年的“沉浮与枯荣”。
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也不那么重要了,希望这本书能够给法学界的后辈们有所启迪,那就不辜负写这本书的初衷了。
谨以此序献给亲爱的读者。
(本文系《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之序)
江平(1930年—)浙江宁波人。1948年-1949年,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年-1956年,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83年-1990年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还担任七届人大常委、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1992年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1985年至今任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1995年至今任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
江平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批准的有突出贡献、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曾当选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曾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等职;曾赴比利时根特大学、香港大学、意大利第二罗马大学、日本青山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中国民法、罗马法、公司法等课程,并获比利时根特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秘鲁天主教大学名誉法学教授等殊荣。现仍然担任着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国际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中国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会长等职务。
1948年,江平教授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年8月被政府选派为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赴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留学期间,担任中国学生会主席,与当时担任校学生会团委工作的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共同工作。1956年,他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并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回到祖国,执教于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然而仅仅一年之后,江平教授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第一批右派分子,历经了22年的磨难。但是,民主、法治的理想和信念在江平教授的心中从未动摇,并支撑他度过了漫长而艰难的岁月。
1978年,江平教授回到了阔别22年的讲台,并先后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民法教研室主任、副校长、校长职务。 江平教授不仅是著名的法学思想家,更是著名的法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披肝沥胆,为中国的法学教育呕心沥血。他参加了《民法通则》、《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的制订,并直接担任《信托法》、《合同法》起草小组组长,以及《物权法》和《民法典》草案专家小组的负责人之一。
在承担繁重的学校管理工作和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任务之余,他撰写了《罗马法》、《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公司法教程》、《法人制度论》等教材和著作;发表了《罗马法精神在中国的复兴》、《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思考》、《制定一部开放性的民法典》等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论文;而90年代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律卷”所推出的系列西方法学名著更是为中国法学学子带来了全新的视野。
除了上述成就,江平教授最具魅力的风采是他的演讲,他是一位富有激情和思想的演说家,20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及全国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面对教师、学生、法官、律师、官员以及工商界人士进行过无数次学术讲座,听他的演讲,人们誉为“灵魂的洗礼”。 江平教授从不迷信权威,他最喜欢的格言是:“只向真理低头”。但在晚辈面前,他只是一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长者。他始终将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尽管实现这些伟大的目标还有待时日,但正如他在1967年写的诗句:信是明年春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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